社会主义坎坷历程的哲学追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坎坷论文,历程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作为千百万人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既有过如日中天的辉煌，也曾历经一蹶不振的败落。虽然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它命途多舛，坎坷沉浮，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个中原委，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似难定夺。但仔细推琢也不难发现，以往的研究大多限于经济和政治等具体层面。很少有人再进一步深入追问：其经济和政治成功或失误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左右人们的头脑，导致社会主义的大起大落?思维一转向这里，就立即跃上哲学的层面。
一、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密切关联
人是智慧动物，哲学作为聪明和爱智之学，是文明的灵魂和智慧的源泉。哲学以其超越经验思维的形上性，而成为透过事物表层并追寻其内在本质的“普照光”。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哲学与社会主义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还从未有过哪一种社会运动能像社会主义这样，对哲学如此垂青和倚重。
马克思最早意识到了哲学与未来世界走向的互动关系，他在博士论文中就提出了“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的崇高理想。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120页。)，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离不开哲学的观照和指导。特别是在德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与哲学休戚相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恩格斯沿着马克思的思路，更进一步地揭示了哲学与社会主义的不解之缘。1843年10月，恩格斯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大陆上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文章认为，共产主义是当时欧洲社会改革运动的普遍走向：英国人通过实践走向共产主义，法国人通过政治走向共产主义，而德国人则通过哲学走向共产主义。哲学在德国之所以能够成为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径，是因为“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德国人要不抛弃使本民族感到骄傲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就得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1页。)。恩格斯把这种由哲学而导向的共产主义称为“哲学共产主义”，把当时的一些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赫斯、卢格、马克思等称为“共产主义者”，把他们的刊物及其组织称为“哲学的党”，把鲍威尔、费尔巴哈、卢格等青年黑格尔派的头面人物称为“党的领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1～592、591、588、590～591页。)。恩格斯的这些称谓虽然不甚科学和严谨，但它反映了一个确凿的事实：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包蕴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它确实是由当时德国的新哲学导引出来的。而马克思作为新一代的哲学家，在刚刚完成由唯心到唯物和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两大转变之后，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自然就深深地打上了哲学的烙印。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这本书中，马克思不仅提出了“人化自然”和“整个所谓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和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等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而且还运用这一划时代哲学革命变革的成果来具体阐发哲学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把共产主义定位在通过实践而扬弃异化，从而使人的本质向人自身的回归上。从此，马克思不再像从前那样抽象地谈论哲学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而是突出实践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把从哲学上消除异化、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占有的要求内化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宗旨，其最终目标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它表明马克思是如何用实实在在的哲学内容来统领共产主义学说的，此后马克思一直沿着这条人学致思之路，把哲学与共产主义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是把哲学与共产主义学说统一起来的又一范例。在这本书中，马克思从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内在关联入手，指出，近代完整形态的共产主义思想发端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伦理学说，是“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5页。)的体现。以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为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者，针对封建制度和教会统治对人的摧残和贬损，提出了人性本善、智力平等、教育万能、享乐合理等一系列高扬人的价值的进步思想。如果将这些要求顺势推导，必然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主义也不是理性的王国，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这些要求。所以，马克思说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潜藏着“社会主义倾向”，“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166、160、166页。)。但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脱离现实，轻视实践，只注重“解释世界”而不关心“改变世界”，他们把自己的崇高人学理念锁在象牙塔中，因此，导致在现实生活中与社会主义运动毫不相干。正是针对旧唯物主义的这个弊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并说其全部使命“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马克思的这个命题旨在揭示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互动关系，他指出，只要把唯物主义内蕴的共产主义“倾向”、“联系”、“财产”从书本里释放出来，付诸实践，化为千百万人的共产主义运动，那么，这种倾向和理想的践行者，自然也就从唯物主义者升华为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源方面对共产主义所做的解说，不仅开辟了从唯物主义理解共产主义的新视角，而且再一次昭示，这个新视角从未离开人学主题，马克思仍然是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大尺度来理解共产主义的。
此后，马克思很少有机会对哲学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进行集中的论述，但只要一涉猎这个问题，马克思一直坚持共产主义的人本宗旨，总是从人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来切入共产主义的释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人类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马克思设想，未来共产主义将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的人学理解，认为未来理想社会的“自由领域，只是在由必要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按事物的性质来说，也就是只是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只有在这个领域的彼岸，以本身作为目的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领域，方才开始”(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62～963页。)。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依然是从强制性分工的消失和人的全面发展入手来理解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哲学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一以贯之的特殊关系，马克思哲学的宗旨是为了“改变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离不开哲学的滋润和指导，二者互相包容，相得益彰，成为马克思学说的一大亮点。
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哲学致用
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不是纯粹的理论范畴，它更突出地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社会主义内蕴的哲学内涵本身就要求从哲学的视角去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所以，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哲学格外受到重视，也就十分自然了。一个显目的事实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领导者哲学家居多。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其本身就是开创了划时代哲学革命的哲学巨匠。马克思恩格斯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也秉承先师的传统，深有哲学造诣，都是各领时代风骚的哲学旗手。就是一代伟人邓小平也是以高扬务实求是等一系列崭新的哲学理念为起点，才掀起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
领导者自身深邃的哲学素质使他们对哲学特别偏爱，他们不仅自己率先垂范，写出了大量的哲学著作，而且大力倡导学习哲学。列宁写出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做了深刻的阐发，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斯大林专门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四章二节，一时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门径。毛泽东早年并无太深的哲学根基，但出于理论和实践的需要，他努力研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参阅苏联二三十年的哲学教科书，以创新的睿智，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和《辩证法唯物论提纲》等风靡一时的哲学著作。在他的倡导下，建国后多次掀起全党全民学哲学的热潮，同时又发动了几次全国性的哲学批判运动，斗争矛头直指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经过多次地学习和批判运动，中国广大民众哲学意识空前增强，哲学素质大有提高，一些深奥的哲学原理不断被通俗化为人民群众能够理解的简单话语，什么“一分为二”、“实事求是”、“斗争哲学”、“精神变物质”等经常见诸书报，哲学正在走出书本和课堂，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能够理解和掌握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前，中国虽不能凭借经济和政治的优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日益营造起来的哲学声势使中国俨然成为一个哲学民族和哲学大国。
19世纪恩格斯一直称“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1页。)，并赞扬“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8页。)。马克思也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这对工人运动是如此，对社会主义运动又何尝不是如此。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的原创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求献身于社会主义的人们要有创新的头脑、求实的精神和善于应对各种事变的灵活的态度，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实践一刻也不能离开哲学和理论思维。只有哲学才能透过事物的表层，窥见其内在的本质；只有哲学才能在纷繁复杂的联系和关系中，找出决定事物性质的主导性关系；只有哲学才能深刻地认知现在，同时高瞻远瞩，预见事物的发展和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社会主义见微知著的显微镜，是引领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盘，是为社会主义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的发动机。
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就其广泛深入人心和指导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当属以下几个重要的哲学理念：
1.对矛盾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勇气。由于《矛盾论》的引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以及“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统一的学说”(注：《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240页。)等语句广为流传，人们从中汲取的是关于矛盾、对立、斗争的观念，并由此转向对辩证法的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牺牲之后，十分自然地升腾起矛盾和斗争的意识，认为新中国是同三座大山毫不低头、毫不妥协地斗争的结果。从这个视角来领会辩证法，自然会把对立统一规律提到辩证法的首要地位，强调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在理论宣传中高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这对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和嗣后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十分必要，也特别重要。任何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制度都应保持一股子牛气和锐气，而不应陶醉于以往的胜利，丧失斗志，萎靡不前。对立统一规律正好适应了新中国建立后的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学习《矛盾论》为契机，全国上下到处都讲矛盾、斗争，确立通过斗争解决矛盾进而夺取胜利的信念和信心。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刚刚建国、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敢于同强大的美国相继在朝鲜和越南交手。这是震惊世界的壮举，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强意志的体现。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这两场战争中，也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1960年前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唐山大地震、中苏边境冲突都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严峻的考验。但最后都克敌制胜，化险为夷，这里凝聚着辩证法致用的效应。
2.主要矛盾及其转化的思想制约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矛盾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思想是对辩证法的矛盾观的重大发展，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得到印证。毛泽东用主要矛盾及其转化思想来构思新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条不紊，从一个阶段转到下一个阶段，呈现出平稳的自然流程。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党就确立了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正确方针，号召全党学会经济工作，熟悉城市管理，这是党所面对的主要矛盾的一次重大转换。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所有制的改造提到日程上来，从1954年起，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上，并很快就完成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此后，工业化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又成为紧迫的课题。1956年，党的“八大”把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确定为党的中心任务，号召向自然开战，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也相应地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又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凸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党所面临的新课题。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社会风气纯正，人人积极上进，这与党正确地驾驭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转换密切相关。从此主要矛盾及其转化的思想日益普及，不仅被用来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而且成为基本的哲学理念和工作方法，被运用于日常工作中。
3.毛泽东关于内外因关系的论述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果关系是辩证法的重要范畴，毛泽东创造性地理解并阐发了因果关系的原理，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条件是重要的，没有适当的外部条件，就不可能形成事物的因果转化。但条件只是外因，是第二位的，只有内因才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据，所以不能搞条件论，不能等靠要，只要内因具备，就可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矛盾的转化。一个国家和民族有了这种哲学理念就能增长志气，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靠天，不靠地，一切全靠自己的努力。这一切都凝聚着内外因哲学理念的教化之功，它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并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心理的一个重要支点。
4.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宣传和普及，推动了正确学风的形成和确立。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大力倡导唯物主义认识论，反对一切形式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他的“实践出真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话语开一代新风，成为一切认识和实践的基本遵循，有了这种正确的学风做保证，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无往而不胜。
5.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动力的思想一扫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迷雾，把党的全部工作奠定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围绕这个主题，长期以来形成了一整套的思想观点，如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等。这些思想不仅为人民群众所熟知，而且升华为哲学理念，嵌入到人们的头脑中。
正是上述这些哲学理念与其他一些哲学意识、观念、范畴一起，构成了现当代中国文化的灵魂和精髓，它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撑新中国越过一道道障碍，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社会主义实践的哲学扭曲
哲学对社会主义的巨大功用不仅体现在上述正确的哲学理念的致用上，也体现在被扭曲了的哲学理念给社会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其本真自成，凝结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本中。但是，如何正确地理解文本，阐释文本，这不仅因人而异，而且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文本被主观片面的理解，从而形成被扭曲了的哲学理念，这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我国改革开放前通行的教科书哲学，源于苏联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哲学读物，特别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缺陷颇多的小册子，在我国流传深广，影响巨大，遮蔽了马克思本真哲学思想的光辉，对众多哲学理念的扭曲和走形起了主导作用。哲学理念被扭曲必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反映出来，并造成重大的决策失误，阻滞了社会主义的繁荣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本理念的缺失。马克思的哲学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人的哲学，与旧唯物主义把抽象的物质看做是世界的始基不同，马克思的划时代的贡献，就是对世界进行了向人的还原，把对世界的终极追问返回到人的生活世界和人本身。马克思说：“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马克思哲学的宗旨和理想就是人的彻底解放和对人的终极关怀，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也不外是扬弃异化，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占有，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所以，人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对人的重视和关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
但是，过去的教科书哲学固守旧唯物主义重物轻人的传统，轻慢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价值，认为研究人及人性就是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由此导致哲学以至文学领域长期不敢谈人，谈人色变，更不敢触及人的尊严和价值问题，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本地位。哲学上人本理念的缺失导致现实生活中对人的冷漠和残忍。人是有生命的个体存在，人的需求首先是生存和存活，而这就要有满足生命需求的生活资料，要解决好人的衣食住行问题。可是过去长时期忽视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倒不断用“政治”、“革命”、“批判”来冲击生产，造成物质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根本显示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要讲经济和政治失误的哲学教训，恐怕对人的轻蔑应当是第一条。而这恰恰来自于思想观念，哲学上人本理念的缺失是其活水源头，一切决策失误都不过是这一理念的流淌和表现而已。
2.实践与主体性的空场。马克思哲学是人的哲学，这个论断源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性。马克思把世界还原为人这只是他对世界本质追寻的第一层次，还必须进一步追问，人何以为人，人的本质是什么?在这个追问面前，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分道扬镳了，费尔巴哈“对对象、现象、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所以，他的唯物主义只能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60、77页。)，只有“通过工业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第126页。)。因此，不是旧唯物主义强调的抽象物质，而是人的实践构成现实世界的根基，只有用实践的观点才能正确地理解人和人所生存的世界。
实践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实践的主体是人，而人都带有自己的主体性，即将利益、意志、情感、价值追求和判断等带到实践中来，实践概念呼唤主体性的登场。这样，实践活动所积淀起来的历史和现实就不仅只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主体的创造和选择的过程。把历史聚焦拉近，历史不过是逝去了的现实，在现实中的人作为主体的创造和选择是毫无疑义的。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人的主体性，正确理解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规律与现实、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还主体性以应有的地位。
可是传统的哲学理念轻视实践，淡化主体，用一系列僵硬的决定论把人的主体性紧紧地框起来，到处都是客观决定主观、规律决定现实、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环境决定人等等，根本没有给主体性发挥的余地。哲学上的这种僵硬的决定论理念导致社会政治生活的扭曲，人不是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生命主体，而是被看做拧在机器上的螺丝钉；不是呼唤人发挥主体创造作用，而是要求人作为“驯服的工具”。与这种理念相适应，在社会生活中，强调集体，忽视个体；强调纪律，忽视自由；强调集中，忽视民主；强调义务，忽视权利。由这种理念所支撑的社会机体不可能给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希望和机遇，也不会给予他们发挥自己创造才能的余地。所以那个年代，社会机体缺少生机活力和自我调节功能，社会发展滞缓也就在所难免了。
3.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马克思以前主宰一切哲学的基本模式是本体论思维方式。无论是唯物或唯心的本体论其共同特点都是抛开人及人的生活世界，追求世界终极的本原、不变的始基，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体系。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对本体论哲学的彻底颠覆和瓦解，同时，马克思又承袭了哲学的形上性，指出现实世界的终极本质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而已。自马克思以后，近现代哲学家大都放弃了本体论的模式，转而以人本主义或科学主义来重新阐释哲学的现实意义。在他们看来，对世界的本体论追求不过是无法证明、永无答案的形上设定。这样，关注生活世界，注重现实人生，就成为现代哲学的基本导向。这样的哲学绝不是一些教条和律令的汇集，也不应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和原则，它只是给人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一些积极的富有时代气息的理念和参照，真正是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
可是，传统的哲学理念恰恰与之相反，它把哲学看成是原理和范畴的堆积，只重视先验不变的原则，而不关心现实的实践和发展。既不唯物，不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也不辩证，在发展变化中来认识事物，对待现实。这种本体论的思维定势尤其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中。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马克思来说，不只是由固定的标准和条件搭建起来的实体性平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还多次用“扬弃异化”、“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自由人联合体”、“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等虚拟的、超实体性的设想来解读共产主义。因此，一切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规范或规定都不具有终极不变的性质，谁如果从本体论意义来理解共产主义，特别是在头脑发胀的情况下，把它当做现实的急切追求，那就必将适得其反，大错而特错。消灭私有制是共产主义的重要原则，但共产主义还要“重建个人所有制”，比较起来，消灭私有制要服从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彻底解放。因此，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践中就容许灵活地对待私有制，可以为了最终地消灭私有制而暂时保留甚至有限度地发展私有制。对社会主义的本体论理解方式反映在实践中，就是不注重思考和研究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水平和所处的发展阶段。过去由于对共产主义的绝对化理解，不分时间、地点和条件地盲目追求，在社会主义实践史上多次刮“共产风”，搞穷过渡，向私有财产开刀，而不得不饱尝苦果。
4.对矛盾斗争的过度张扬。对立统一规律虽然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但对这个规律的阐释也打上了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特有的烙印。这突出表现在过分强调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和对事物发展的决定意义，而对对立面的联结、一致、统一和合作则估计不足，这与东方的“和合思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文革”期间，斗争就是一切，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最后上升到“斗争哲学”，辩证法已经完全走了样。
否定是对立面斗争的结果，如何看待否定，特别是如何看待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前始终未能解决好的问题。按照辩证法的本意，任何否定都不是绝对否定，即全盘消灭，而是辩证的否定，即扬弃，否定中有肯定和继承。对待资本主义尤其如此。资本主义的最大历史功绩是其在经济上发展了社会化的大生产，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建立了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民主与法制；在精神文明上发展了科学技术，确立了新的学术思想和道德规范。这些文明成果不是资产阶级的私利品，因此，不应用意识形态的狭隘眼光来看待，要在批判的同时，有分析地予以肯定、借鉴和汲取。可是，过去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是一股脑儿的否定，推行的是“对着干”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对资本主义绝对否定的结果是前面打狼，后面进虎，反倒为封建主义的滋生开了绿灯。
本来在人类历史演进中就存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机制，即在后一个否定中肯定和重复前一否定所否定的对象的某些特征的问题。社会主义要否定资本主义，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不持辩证的否定观，很容易滑向资本主义当初否定的对立面即封建主义方面。邓小平多次讲过，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独裁以及毛泽东的晚年失误都带有封建性质，这正是绝对斗争和绝对否定的哲学理念所必然带来的后果。
5.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遮蔽。“世界历史”思想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首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犹如江河汇海，经历了一个由民族史、地域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历程。突破狭窄的地域范围，促进“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普遍交往”。资本主义大工业打破了各民族的封闭状态，第一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把全世界都拉进普遍交往、互相依存的共同体中。马克思的划时代贡献在于他把共产主义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认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而“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9、86、87页。)。因此，社会主义不能作为封闭性的存在，不应闭关锁国，它必须融入世界，进入世界历史，在全世界的相互交往和共同发展中才能取得胜利。可是几十年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完全被遮蔽了，出于冷战时期的需要，只讲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扩张本性做了不切实际地宣传和夸张，结果是层层设防，杜绝往来，丧失了国际间交往合作给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一当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远远地落伍了。这无论如何是一个由哲学无知而导致的遗憾。
上述这些被扭曲了的哲学理念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十分自然而顺畅地发挥着它的教化和指导的功能，左右或影响着高层的决策和具体的贯彻执行。如果说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曾经发生了许多挫折和失误，那么，这些挫折和失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被扭曲了的哲学理念触发的，这是掩卷沉思后对那个时期我们的哲学良心自我拷问得出的公允结论。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中国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大国，过去需要哲学的教化和滋润，哲学也曾经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舞台上大显神威，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需要健全的哲学思维和理念来打造一片全新的天地。不要忘记，当年邓小平面对十年“文革”后的百废待兴的中国，他虽然不是一个哲学家，但他以超人的睿智，首先从匡正哲学理念入手，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推向全党、全国，由此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实步伐。在中国，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密切关联决定了今后哲学仍然大有用武之地。一切曾经发挥了积极效应的正确的哲学理念要继续高扬，一切曾经导致负面后果的被扭曲了的哲学理念必须予以纠正。《邓小平文选》二、三卷的诸多文章和讲话，实际上是在进行哲学理念的疏导。他反复申明，要树立人本理念，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没有终极的固定模式，要通过实践去探索，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抛弃矛盾绝对对立的观念，吸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邓小平深知，改革开放不会一帆风顺，不会没有阻力，阻力之源相当一部分就来自旧的哲学理念。他不懈地倡导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其实就是要消除旧的哲学理念的阻力。邓小平的哲学疏导之路是成功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如此波澜壮阔，触及每个人的利益和心灵，完全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但没有经历大的动荡起伏，而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不能不说是哲学先导、舆论先行立下了大功。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以党的“十六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在这个全新的时代，哲学要重新审视自己，明确面临的问题，为新时代提供新的哲学理念。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多次讲话为进一步拓展哲学的未来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在哲学中永生，哲学在社会主义中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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