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候式分析：毛泽东的鲁迅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症候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1)02-0072-07
一、一个奇怪的问题
在90年代的学术界，鲁迅是一个几次被提出来的重要话题。21世纪的现代文学研究不可以回避这些问题。
鲁迅是杰出的、优秀的，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上有很重要的影响。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他的影响又是与毛泽东的评价有很大关系。很难设想，假如没有毛泽东的评价，鲁迅会是个什么样，所以，对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进一步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毛泽东心中的鲁迅是什么样，这还不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吗？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评价，再清楚不过了，连中学生和初次来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也能说个大概，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问题是这样被提出来的：笔者应约写一篇鲁迅与21世纪的论文。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对于90年代后期不断出现的青年作家对于鲁迅的妄评发表看法，认为他们对于鲁迅还不到一知半解的程度，轻率开口，不过为吸引学术界注意罢了。可是我又想，自己对于鲁迅不也是知之不多吗？比较起我的学兄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等，我能说自己不是比较浅薄的吗？更不用说与前辈唐韬、王瑶、李何林、陈涌等先生去比较了。可是，自己不也在随时发表对于鲁迅的看法吗？
把眼光再放开一点，我想起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对于鲁迅最重要的评论是由他老人家作出的，而且是“定论”。此时我特别想知道毛泽东到底读过多少鲁迅作品。查阅了一些文献之后，了解到毛泽东对于鲁迅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专论”《毛泽东论鲁迅》（发表在胡风在武汉主编的《七月》1938年第10期），是在延安陕北公学1937年10月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讲演，是一篇非常重要的鲁迅论，是中共领导人继1933年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之后的又一篇重要文献。毛泽东从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三个方面概括了鲁迅的特点，说他不只是文学家，而且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说，这三个特点构成了“鲁迅精神”，毛泽东由此进一步指出了鲁迅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但是，在这篇专论里，毛泽东只引用了鲁迅三篇文章：一篇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篇是写给萧军的信（写于1934年11月17日，发表于1936年11月在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一篇是《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写于1936年6月，发表于1937年7月《文学丛报》第4期）。
1938年8月，最早的《鲁迅全集》（共20卷）在上海出版之后，毛泽东得到一套编号为58的“纪念本”，从此，这套书便摆在了毛泽东案头。因此，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毛泽东读过更多、可以说更系统地读过鲁迅。从《新民主主义论》看，毛泽东更多地注意的当然是鲁迅后期杂文。毛泽东说鲁迅正是在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继1937年鲁迅为急先锋、布尔什维克之后，又在这里称他为旗手、主将、方向、思想家、革命家、民族英雄。
所有这些评价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若要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回答必定说就是这些意思，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可是，当继续阅读毛泽东论鲁迅的文献资料，当读到毛泽东后来在文化革命中说鲁迅要是不死，大约会做个文联主席，之前他还在1957年春天动员人民起来鸣放提意见时，说“每个省都要培养个把鲁迅”时，我真的被震惊了：一个现代中国的圣人，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一位旗手、主将、方向、思想家、革命家，原来只是个文联主席，而且每个省都可以培养个把个？这与我头脑中的想法太差远了。因此，我很合乎逻辑地提出了一个不合逻辑的问题：在毛泽东这些论述鲁迅文字的下面，毛泽东对鲁迅到底是怎样想的，毛泽东心中的鲁迅是什么样？
要声明一下，我不是说毛泽东口是心非，说违心话；我只是想说，对于毛泽东的经典论述，是不可以用“直接阅读”的方法去阅读的，直接阅读难以读懂。
二、症候分析之用于理论著作
我在过去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已经使用过症候分析。在这里，将把症候分析用于理论著作。
在拙著《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里，对于15部经典性的现代文学作品作了症候式分析。著名学者尹鸿教授在论及这些分析时指出：症候分析以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他还指出，症候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越过表层、外层空间，通往作家心里、文本结构的深层空间，以重新解释作品中某些悖逆、含混的类似症候表现的疑团，重新阐释作品的意义。
对于文学作品所用症候分析直接来自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他说精神分析以症候为起点，他仔细研究与某些经典艺术形象有关的疑团，并且提醒说，这些疑团就掩盖着对理解这些艺术品来说是最根本、最有价值的东西。他的主要做法是，从艺术家的意图入手，来考察作品，往往是将各种细枝末节的表象联系起来，从中分析出艺术家创作的深层动机。
在进行文学文本的症候分析时，也考虑到法国学者拉康的理论，拉康从语言学的心理分析理论提出，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与看得见的原文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些。
现在，当我们把症候分析用于理论著作，要回顾一下，法国西马学者阿尔图塞研读马克思理论著作时所使用的“依据症候的阅读”。阿尔图塞的方法也受启发于弗洛伊德和拉康。阿尔图塞据此认为，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不仅要阅读原著中“看得见的原文”，即明白记载的字字句句；而且要读“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即埋藏于字里行间的空白之中，不直接显露，且又通过一系列“症候”体现出来的东西。阿尔图塞认为这些“症候”主要表现为原著中的“沉默”、“空白”、“沟壑”等等。阿尔图塞在《保卫马克思》里，论证症候阅读之必要性时，提出了又一个十分富于启示性的论断：一种理论的同一性不存在于该理论所拥有的任何特定命题中，也不寓于一种理论的作者的意向中；而在它的结构中，在它提出问题的方式中，就是说，在它的“理论框架”中。正是理论框架的概念在思想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的体系，也就是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答复的问题体系。而“理论框架”很少以直接的形式存在于它所支配的理论中，它“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它隐藏在思想的深处，在思想的深处起作用，往往需要不顾思想的否认和反抗，才能把理论框架从思想深处挖掘出来。”于是，读原著时，必须另辟蹊径，涉足于作为原文的必要补充的“沉默”的谈论，着眼于字里行间的“空白”的暗示，在“沟壑”之中发现基本概念的内在联系，在“严格性的疏忽”之中找到理论观点的严谨缜密。就这样，把埋藏于原文中的无意识的理论框架的许多症候连接起来阅读，就能把某种学说所内含的“理论框架”从思想深处挖掘出来。
三、空白、沉默与沟壑
用症候分析的方法，可以从毛泽东论鲁迅的言论之中，看到一些空白、沉默和沟壑，它表现为：
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是毛泽东在文艺问题上最集中、最重要、最带纲领性的一次讲话。我们本期望毛泽东在这里把他关于鲁迅的方向的论述具体化并落到实处，可是，在这篇讲话里，不仅没有把鲁迅提出来作为当时和今后的文艺的方向，恰正相反，毛泽东说杂文时代在革命根据地已经成为过去，“杂文形式就不应简单地和鲁迅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在讲到小说创作的正确方向时，也没有举出任何一篇鲁迅创作当作示范，在这里毛泽东对鲁迅《呐喊》、《彷徨》保持沉默。在讲到这一问题时，毛泽东说读者不要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而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在这里，毛泽东举出的经典之作是俄苏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总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于鲁迅的高度评价，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鲁迅方向的沉默形成鲜明对照，其中的含义值得探讨。
2.鲁迅身边的人，如胡风、冯雪峰、巴金、萧军、丁玲，甚至瞿秋白，都受过毛泽东而受到批判，这是否有某些必然性？而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成长起来，相对来说，算是受到毛泽东重视的作家，如胡乔木、周扬、陈荒煤、何其芳、刘白羽、张光年、贺敬之等，是否有某种同一性？此两种人的不同命运是否与他们对于“毛泽东论鲁迅”的不同理解有关？在这“沟壑”之中能否有着内部联系？
3.在不同情况下，毛泽东对于鲁迅有多种称谓，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圣人，急先锋，党外布尔什维克，民族英雄，方向，旗手，主将等等；但是，不能不注意到一个“沉默”，即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鲁迅是政治家。对比来说，高尔基、柳亚子都曾被毛泽东称赞为政治家。就在毛泽东发表《论鲁迅》讲演之前几个月的1937年6月，正好是俄苏作家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协纪念会上有一个简短的讲演。称赞高尔基的实际斗争精神和远大的政治眼光，认为他不但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毛泽东在评价鲁迅和高尔基时的区别和分寸，过去我们没有人注意过。1949年5月1日，还暂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去看望暂住在颐和园的柳亚子，一起乘船游昆明湖时，对他说：“先生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大诗人。你写的诗我爱读，有趣味，有意义。千百万的读者喜欢你的大作，我就是千百万读者中的一个。”试比较毛泽东对鲁迅与柳亚子的看法，其间的区别也是清楚的。那么，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政治家是什么样呢？据胡乔木回忆，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在一次会议上，贺龙、王震批评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批评得很尖锐。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话说得很重。当时胡乔木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了，便跟毛泽东说：“关于文艺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泽东批评胡乔木：“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
4.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论述、言论，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或文艺方面负责人，例如，与瞿秋白、成仿吾、郭沫若、周扬等有关鲁迅的论述，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高度评价鲁迅为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无产阶级的友人，最后勉强带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还在被国民党军队逮捕之后，在被问到鲁迅是什么人时，回答说是党的“同路人”。毛泽东不可能没有读过瞿秋白这篇重要论文，毛泽东的鲁迅论在何种意义上对于瞿秋白的论述有所继承，在此是一片空白。
四、毛泽东鲁迅论的理论框架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鲁迅来说，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杂文，毛泽东说杂文时代在革命根据地已经成为过去，鲁迅所用的冷嘲热讽，隐晦曲折不再必要了；二是创作，主要指小说创作，毛泽东说要求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毛泽东举出的样板是法捷耶夫的《毁灭》，而不是鲁迅的《阿Q正传》或《狂人日记》。至于鲁迅的小说是否属于“那些早已听厌了老故事”之列，毛泽东没有说。但是，我们看到毛泽东历来对鲁迅小说的引用，仅限于《阿Q正传》一篇，而这一篇也往往是用来做政治斗争的比喻，从未从文学或艺术创作的方向上去评价过。1937年3月，毛泽东会见去延安访问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时说起《阿Q正传》，这是有记载的毛泽东第一次谈起鲁迅作品的记载。毛泽东说：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与悔过”，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1939年9月，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谈起《阿Q正传》，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毛泽东说在阿Q主义者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1955年10月，在七届六中全会报告里谈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准许别人革命，不要当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十大关系，谈到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说，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两次谈到《阿Q正传》。在会议前期，毛泽东说要印发《阿Q正传》启发大家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说不得，像阿Q一样，一触即跳。后期批判了彭德怀之后，毛泽东说人总是要给一个出路，阿Q不满意，就是赵太爷不让人家革命。不要抹杀犯错误的人好的一面，要有两点论，要加以分析。天无绝人之路，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之意。
毛泽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谈鲁迅的小说，从现有文献资料看，仅有一次，所讲恰恰是它的不足之处。那就是周扬到延安后，毛泽东给周扬写信谈自己对鲁迅创作的看法，说到鲁迅作品在表现农民方面也有不足云云。
可是，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评价，又都是很高的。那么，毛泽东在什么地方对于鲁迅作了很高的评价呢？这主要是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讲了那段众所周知的经典性结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正是在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毛泽东是在什么语境里谈这番话的呢？是在谈到“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时谈及的。他说，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我们还必须再问：鲁迅任旗手的这个文化新军从政治性质是什么样呢？毛泽东说，是以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思想指导的共产党人与一切可能的同盟军的联合战线，因此，这个新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个文化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毛泽东这篇《新民主主义论》的核心问题乃是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所以，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字面上难以看出的结论呢？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鲁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旗手，主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因此，毛泽东的意思说，鲁迅的价值在于反帝反封建，最值得赞美的性格是没有媚骨和奴颜，鲁迅作品的方向乃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呢？它既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但同时区别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此的误解和误读在于：毛泽东讲鲁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而我们却误以为毛泽东认为鲁迅是任何广泛意义上的新文化的代表，以为毛泽东称他为任何意义上的新文学的方向。我想我们大大地把毛泽东的论述扩大化了。毛泽东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讲过鲁迅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方向、主将和旗手，毛泽东的意思是赞扬鲁迅是国统区的旗手、主将，在那里不要奴颜媚骨。而在当时的革命抗日根据地延安，已经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是“解放区”了，人民当家作主了，此时再说奴颜媚骨，就会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在这里恰恰需要“俯首”为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所提出的乃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工农兵方向”。所以，在这里，对鲁迅创作保持沉默，甚至还说杂文时代、杂文笔法已经成为过去。
是否可以斗胆说一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无意识地所针对的，就是鲁迅身边的人？80年代，萧军几次去北京大学作报告，他给听众留下的印象就好像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针对他的。仿佛对此加以确认一样，胡乔木在他的毛泽东回忆录里说，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整风主要是围绕两个人，头一个是萧军，然后是丁玲，还有其他一些人多少牵进去了，斗得相当历害。对萧军，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萧军这个人很倔强，他就住到延安东军的一个孤孤单单的房子里，自己搞生产，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彭真同志找他谈话，表示过去两方面都有错误。萧军是鲁迅的学生，举行鲁迅葬礼时，他是抬棺者之一。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周年发表的鲁迅论只引了鲁迅三篇文章，其中之一是鲁迅致萧军的信。萧军秉性耿直，担诚，但容易冲动，常为一些事情和人争执，闹得很不愉快。毛泽东曾经写信劝萧军在批评延安种种坏现象之同时，注意自己的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注意调整人际关系，要强制省察自己的弱点。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时曾经合影留念。照相的时候，毛泽东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隔他三个人挨在朱德旁边，才放心坐了下来，开了一句玩笑：“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丁玲当时检讨《三八节有感》时说，的确缺少考虑，思想太解放，信笔所致，没有想到这将触犯到什么地方去，没有想到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和不为被批评的同志所体谅。丁玲还说这篇文章是连夜挥就，把当时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出来了。丁玲说她不反对跳舞，但看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丁玲的丈夫胡也频为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曾撰长文纪念。丁玲也曾被捕，而且传说已被处决，为此，鲁迅曾做诗《悼丁君》：“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冯雪峰是丁玲的挚友，是鲁迅很信任的人，在江西瑞金苏区时，最早向正被排挤的毛泽东介绍鲁迅，后又以延安中央特派员身份去上海指导文艺工作。冯雪峰的个性，可以从几件事看出来：他在与鲁迅交谈时，常有争论，甚至还说先生你不妨写写这个题目，那个题目，他的鲁迅回忆录也因居高临下的态度而受到批评。四十年代初在上海，因与党中央领导人博士争吵而擅自跑回故乡，结果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并关在上饶。1945年，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后，冯雪峰写了杂文《火狱》，其中说：苏联红军攻古柏林，柏林立即全城大火。我于是想，这火狱的用场，便在于用敌人的消灭，来产生我们的欢快；而以我们的欢快，去照耀敌人的消灭。我想，所谓人类的历史的洗练，就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是历史的胜利”。毛泽东在1954年年底，在关于《文艺报》事件中批冯雪峰时，还把这十年前的作品找出来，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陈毅、陆定一等中央领导人阅读。胡风的文艺思想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体现的文艺思想甚相抵触，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胡风后来在书信里攻击最多的何其芳、刘白羽，最早就是延安中央派去国统区传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二位。从1942年底至1943年底所发表的几篇文章看，胡风所指责的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公式主义，含义虽隐晦一些，但所提出的问题是很明确的，还有他一再说起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中央档案馆里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
以上我尽可能罗列了一些留在印象里的记忆，想说明他们受到批判或打倒，其深处的原因，并不是很难探讨的。与此相对照，相对说来算是受到毛泽东重视的作家，他们除了对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上讲话都有较正确理解外，就是他们比较更能把握毛泽东的鲁迅论的确切含义，这大概是他们对鲁迅知之不多或知之不深的原因。或者可以换一种不太确切，但却比较醒目的说法：胡风、萧军他们比较教条地理解鲁迅，却不把毛泽东文艺思想认真看待：周扬、何其芳比较教条地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却不把鲁迅的文艺思想看作教条。我想在此问一句：这是否是他们两批人之所以有不同命运的深刻原因？
我为什么注意到了毛泽东从未说过鲁迅是政治家，是因为这个问题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来看，都很重要，而且没有得到比较彻底的论证。30年代的自由人胡秋源和第三种人苏汶，他们的有关论述很难忘记。40年代在延安，王实味惹祸的第一篇文章乃是《政治家，艺术家》，而王实味在此前一直是个马列主义翻译家。这个问题，放开来说，叫做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关系吧。如果是这个问题，那就不仅是我们，而且在当代西方，仍然是一个跨越不过去，无法回避而且尚未解决的问题。在西方，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对他们所处的社会中各种规范问题进行创造性和批评性思考的人，他倾向于超于眼前利益和经验来看问题。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他只是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讨论那些被认为需要智力的问题，而他的地位则是由那些非正式地被认为是知识界的领袖人物所确认的。在今天，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至于这种角色会怎样影响他们的历史作用，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记得在1978年秋天，那时我刚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周扬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的监狱放出来，还未安排别的工作，暂时任我们研究生院院长（胡乔木那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有一次他作报告后，我们问他“干预生活”这个口号怎么样，他回答说干预是可以的，不过不要他反过来干预你的时候，你却说那不行。不能说只许你干预他，不许他干预你。这些谈话给我印象很深。我想，这社会，这现实，是由政治家领导人民来创造、来实现的，作家的干预现实，却又要由现实来认可，来作裁判，所以，难免矛盾重重。鲁迅的学生们如胡风、冯雪峰面对的，难道不是这个问题吗？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毛泽东闭口不说鲁迅是政治家，这是事出有因的吧。这里的原因，根据我的观察，就是鲁迅在抗战开始时，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表现。1935年12月，周立波受到周扬委托发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1936年5月初，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后，和鲁迅、矛盾、胡风等一起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但最早是由胡风在1936年6月1日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什么？》一文中披露，也没有说明是同鲁迅等人商量过的。两个口号谁对谁错呢？于是，一场很大的论争起来了。现在我们要问：毛泽东本人是怎样看待两个口号的？经过了近一年的争论，1937年5月，根据中央的意思，在延安的中国文艺协会出面召开两次会员座谈会，讨论“两个口号”的问题。西北中央局宣传部长吴亮平与会做结论时说：我们同毛主席与洛甫、博古等也做过一番讨论，认为在当前，“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作为一种前进的文艺集团的标志是可以的，但用它来作为组织全国文艺界的联合战线的口号，在性质上是太狭窄了。1937年7月，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里，提出：“新闻、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1937年8月，周扬、周立波等当事人来到了延安。鲁迅曾经为“国防文学”口号公开点名批评周扬，但来延安后毛泽东却没有批评过他，很信任他。（《与赵浩生谈历史攻过》，《新文学史料》1998年2月）相反，毛泽东还给周扬写信谈对于鲁迅创作的看法，说鲁迅作品在表现农民方面也有不足云云。徐懋庸曾经为两个口号之争给鲁迅写信，而引起鲁迅严厉批评。1938年4月，他来到延安，并向毛泽东请教有关看法时，毛泽东当面谈了六点意见。主要是说这场论争是在路线政策转变的关头发生的，难免有认识上的分歧。但这场争论是有益的。你们的错误是不尊重鲁讯，鲁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有些误会，那是因为他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错了不要紧，努力改正，前途是光明的。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许是很不偶然的，那就是刘少奇用莫文华这个笔名，在1936年9月《作家》杂志上发表的《我观这次文艺论争的意义》，是一篇带总结性的文章，说两个口号论争的意义是在克服文坛上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还说鲁迅的《答徐懋庸开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站在正确立场上，明确指责和解剖了宗派主义理论和气质。刘少奇的观点，接近于鲁迅与冯雪峰，与毛泽东的观点有相当距离，毛泽东当时不一定看过，但我想到这篇文章是否也是一个预兆，预兆了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日后极其深刻的很难沟通的分歧。我想，假如当初毛泽东看到了刘少奇的这篇文章，也许就不会视他为政治家了。然而，毛泽东在“两个口号”论争和解散“左联”这个看似二而一的问题上，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呢？如所周知，在1935年12月发表周立波《关于国防文学》一文正式提出“国际文学”的同时，周扬负责的中共上海临时文委还决定解散“左联”。由于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他们的政策依据是中央在征途中发表的《八一宣言》和中共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萧三关于解散“左联”的来信。据萧三后来回忆，萧三回国后在延安枣园同毛泽东聊天时无意中谈起1935年他在莫斯科给左联写了封长信，谈解散左联的问题，并说主张解散“左联”的信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逼他，另一个代表康生和他长谈，给了他理论基础后写回上海的。毛泽东听了之后说：这封信还是你写的呀，那就是要和解散共产党差不多，……就是中联、右联一起搞了！又说反帝而没有无产阶级领导，那就反帝也不会有了。这样说来，毛泽东的考虑是比较清楚了，他的政治家的清醒的智慧表现在，他把别人看似二而一的问题严格加以区别，他赞成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以“广泛联系群众”，但不赞成解散左联的做法，鲁迅不同意解散“左联”是正确的，“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也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受到尊重。或许可以说，在毛泽东看来，王明只要统一战线，而且要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甚至不惜解散“左联”，那是左倾机会主义。而鲁迅看到了“左联”领导权不可放弃，但看不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脱离现实，大概可谓多少有些列宁讲的左派幼稚病吧。再往下推论，我们会看到，毛泽东认为，在政治方面的智慧和判断力，鲁迅，还有他身边的冯雪峰、胡风、萧军等，甚至还包括毛泽东当时所不了解的刘少奇，是不如高尔基、柳亚子，甚至也不如胡乔木、周扬他们的。周扬他们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看到《八一宣言》，凭直觉就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而冯雪峰，他还是中央特派员，却和鲁迅一起商量了另一个虽然正确却幼稚的口号，来与国防文学对抗，徒然引起外界的疑虑，所以，在心底里，毛泽东从没有想到鲁迅是一个政治家，因此，终身只能做个“文联主席”。
在对于鲁迅的评价上，毛泽东对于瞿秋白是否有某种继承性呢？两位领导人皆高度评价鲁迅杂文，瞿秋白选编鲁迅杂文并做长序，好像是说鲁迅的意义就在于他的杂文。瞿秋白对于“五四”文学，批评得很尖锐，毛泽东肯定“五四”新文学运动，但对鲁迅小说创作，仅只引证过《阿Q正传》一篇。而对于鲁迅杂文，又都着重于鲁迅对于旧世界的斗争。瞿秋白所认为的鲁迅革命传统有四个方面：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和反虚伪的精神。而毛泽东最注重的是“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在敌人的文化“围剿”中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伟人。从瞿秋白在《鲁迅杂文选集》序言里的话“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从这个话来看，他认为鲁迅是同路人，是合乎这里的逻辑的，瞿秋白这话里也有空白和沉默。毛泽东对于鲁迅最重要也是最高的评价是新“民主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的。可以认为毛泽东与瞿秋白对于鲁迅评价的思路与精神是一致的。胡风、冯雪峰、萧军、丁玲他们没有看到，或者视而不见的是，毛泽东的意思是说，鲁迅的没有奴颜媚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们最宝贵的性格，而在民主革命完成的革命根据地，所需要的则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或者在某个意义上，也可以径直说成是奴颜与媚骨。
我对于毛泽东的鲁迅论所做的症候分析，到此为止了；最后，由于这种方法对于大家的陌生性，我再在这里提示一句：我所说毛泽东论述中的空白、沉默与沟壑，并非他故意掩盖或什么别的，而是他并不自知的，因而无法通过“直接阅读”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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