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考察——以棉纺织业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棉纺织业论文,资本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1)05-0058-005
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历程及其意义和影响，学术界已有较多论述。综览以往的研 究，大多利用已刊未刊工业史、行业史、企业史等中外文资料，对卷帙浩繁的中国地方志中 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挖掘和利用较少。近代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明显 ，在学术研究中，忽略对各地乡土资料的爬梳，不利于对国情的全面认识和中国资本主义发 展道路的深入研究（注：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98)》载：“二元经济论是发展经济学的一项创见。 近代中国亦属二元经济，传统农业与近代工业并存，研究其互动作用极为重要。但这些在我 们的近代经济史研究中还一无所见”（是书第170页，三联书店2000年版）。美国学者王国斌 著《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称：近代中国“城市工业变化以何种方式连 接或者脱离农村经济活动?对此问题，我们现在还未有清楚和系统的认识”（是书第68页，江 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主要依据地方志资料，围绕中国近代工业的主要门类——棉纺织 业 ，作一历史的考察（注：我和黄苇共同主编的《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采择辑录旧方志数千种，全书275万 字，已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于1999年12月出版，可资参考。
一
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前提，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分解。长久以来，以“耕织结 合”为主要特征的小农家庭棉纺织业，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石。鸦片战争后，大量 外国商品源源输入中国，给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特别是大批廉价的机制 棉纺织品的输入，给小农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造成沉重的打击。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进口 棉纺织品的剧增，这种农村手工棉纺织业开始明显解体。其主要表现为，大批廉价洋纱 洋布的进口，促使家庭手工棉纺织业解体，而与市场扩大了联系，他们将原先用于自纺自织 的棉花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或换回洋纱自织成布，或购买洋布穿用。如广东恩平县农户，他 们“夏天用白麻、青麻先绩为纱，冬天又用棉先纺为纱，各再织为布，用土靛染为男女常服 。同（治）、光（绪）以前，邑人服用多取之，家中妇女机声轧轧，到处皆闻。自洋纱洋布输入 ，其价较廉。邑人非购洋布，亦购洋纱，所织之士布，所谓家机布，已少见矣”（民国《恩 平县志》，舆地）。这种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是自然经济分解的主要标志。
这种分解的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洋纱代替了土纱，促使手纺业与手织业分离 开来；其次是洋布代替了土布，又促使手织业与农业分离开来。应该指出，自然经济的这种 分解，不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各地差异很大。在通商口岸附近和交通沿线地区， 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的过程出现得较早较快；在交通闭塞地区和边远乡村，这个过程则进行 得较晚较慢。如20世纪初年，河北元氏县依然是“以农为本”，“所食者率皆本地所树之粟 ，所衣者率皆本地所出之棉，男耕女织，终岁勤劳，常见农民自顶至踵所用衣、袜、鞋、带 皆由自力织成者”（民国《元氏县志》，风土，民生）。即使在东南沿海，这种手工棉纺织业 解体的深度也是不平衡的。光绪初年，悬处长江入海口的江苏崇明岛，“种棉者十之六七” ，收获后，由农妇就车纺之，织之为布，“以济农丁之困”（光绪《崇明县志》，风俗）。可 见，这种差异主要是受外国商品输入对当地影响程度不同而产生的。而两个阶段的划分，即 洋纱代替土纱先于洋布代替土布，亦是受进口商品的构成所决定的。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增辟，洋纱进口激增，1894年洋纱的进口总量是1867年 的3467%，其增长幅度远远超过棉布的进口。与此相联系，洋纱代替土纱的过程也就较快和 较明显地表现出来。洋纱所以能够代替土纱的原因，主要是这些棉纱都经机器制成，生产效 率与质量远胜中国手工纺纱业，生产成本则大大低于手工生产，因而价格亦较土纱便宜。18 87年有人报告洋、土纱在牛庄的售价，每包300斤的洋纱售价银57两，而同量土纱却要售银8 7两左右，土纱价格比洋纱贵52.6%；其他地区，情况亦多相似[1-p77]。价格相差如此明显 ，土纱自然也就无力与洋纱相抗衡了，许多人放弃了原先的手工纺纱生产环节，改为采用洋 纱织成土布。这就导致纺与织开始分离，成为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分 解的最初表现。这种分离不仅见于通商口岸周围农村，在偏远的内地也有反映。1896年，一 些英国商人实地考察了贵州的手工棉纺织业，他们在访华报告书中写道：“当我们访问黄草 坝（今贵州兴义），正逢每周一次的市集，给了我们观察当地所织布匹的最好的机会。这些布 匹 ，大部分是用进口棉纱织成的普通形式的窄面平织布。一直到最近几年以前，织造这种布匹 的原料，全部是使用汉口的手纺纱和华山的棉花。但是由于印度棉纱的输入，这种纱既便宜 又方便，粗度合宜，这样便促成了织布业中变革，印度棉纱很快地代替了土纱”。伴随洋纱 取代土纱而来的，是当地手工纺纱业的萧条。在新城（今贵州兴仁）地区，“价廉而又适用的 孟买棉纱完全排挤了用本地棉花的手纺纱”；在黄草坝，“随便走进哪一农户，都可以看到 ，曾经是不可缺少的纺车，现在都蒙上了尘土，被人遗忘了”[2-p506]。
洋纱凭借着低廉的价格排挤土纱进入中国社会，导致自然经济的初步分解，即纺与织的分 离而土布也有着与土纱相似的遭遇，但洋布排挤土布的过程，远不象洋纱排挤土纱那样迅速 。这是因为，机制棉布的劳动生产率与土布相比较，不如机制棉纱与土纱那样悬殊。1894年 ，中国国内机器棉纺织厂，人均每天出纱13.4磅；农村手摇纺车，人均每天出纱0.303磅， 相差44倍。机器织布，人均每天出布31.1方码；农村手工织机一般为2.33方码，相差13倍。 此外，土纱在遭到洋纱的竞销无力抗衡时，除陷于绝境外，并无回旋余地；而土布织户则可 通过改用廉价洋纱织布，降低成本，增加对洋布的竞争力。因此，时至1894年，当洋纱进口 比之60年代增长20倍时，洋布进口比60年代只增长约1倍[3-p275]。
虽然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显得比较缓慢，但土布遭受洋布排挤的现象仍普遍存在。洋布排 挤和代替土布的关键，仍然是基于机器生产的低廉价格。1889年有人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称 ：“棉布为中国自有之利，本无须取给于外洋，乃洋人以机器织成，幅宽质细，价廉而适于 用，人皆便之，反弃土布而不用”[4-p22]。据估计，1894年中国农村的手工棉纺织户比18 60年减少了约140余万户。那些手织业与农业尚未完全分离的农户，他们的织布生产也有近 四分之一不是从原料到消费品都自我完成，即全部由自己播种、纺纱和织成布，而是从市场 上买回棉纱织成布匹，也就是说，他们的土布生产环节已有近四分之一的部分脱离了自然经 济的束缚[3-p279]。
二
近代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实际包含两大部分，一是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小农家 庭棉纺织业，另一部分则是主要为市场生产的城乡手工棉纺织业。由于两者在生产性质和内 容等方面的差异，外国商品倾销对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如前所述，非商品性小农家庭棉纺织业，在大批廉价洋纱洋布进口的挤压下，逐渐放弃自 给自足性质的生产方式，而与市场发生了联系。近代中国还有一种属于商品生产的城乡手工 棉纺织业。其主要特点是，产品的原料和销售，都与市场联系在一起，通常是由生产者从市 场购买棉花作原料，自纺自织成布，然后将织成的布出售，换回棉花，进行下一轮的手工生 产 。如鸦片战争前，浙江嘉兴“土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 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 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道光《嘉兴府志》卷11，物产）。江苏吴 江分湖镇，“妇女多治木棉花，俗谓之摇纱，或以贸布为业，或以纺纱资生”（道光《分湖 小识》卷6，风俗）。这类直接与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手工棉纺织业，显然有别于那种自给自足 性质的农村棉纺织业，属于商品生产的范畴。它们在鸦片战争后，一部分由于抵挡不住洋纱 洋布竞销而沦于衰败，另有相当多的则通过变更原料来源，继续维持生产。如19世纪60年代 后，“洋纱输入内地，纱细而匀，价廉物美，于是臃肿且贵之土纱相形见绌”，广东西宁县 那些原先用土纱作原料的手工织布业者，“咸相率购买洋纱为趋时”，以操持旧业（民国《 旧西宁县志》卷14，物产）。江苏通州、海门一带，“土产棉花，乡人以纺织为生计”，19 世纪70年代后，“外洋纺织机器盛行，洋纱洋布销售日广，本纺土布去路滞减。乡人穷极思 变，购用洋纱，参织大小布匹线带，以致洋纱倒灌内地，日甚一日”[4-p211]。19世纪末2 0世纪初，河北献县农村，“妇女无不娴绩织者，初用国产棉纱”，“其后外国线纱流入， 乃参用外货，雅轧机声遍于四村”（民国《献县志》卷16，故实）。而同一类型的城镇手工 棉纺织业，也有相当一部分通过类似途径继续存在。19世纪70、80年代，安徽芜湖“织布机 坊多至七百余家，各种土布花样翻新，邻近市镇多购用之”（民国《芜湖悬志》卷8，风俗） 。19世纪末，江苏江阴“纺织为利，迁世不易”，“土产有大、小等布，夙著名称”。后经 改用洋纱和改进技术，“江阴布之名乃大著，数年后合邑风行”（民国《江阴县续志》卷11 ，实业）。在一些地方，甚至还有新的手工棉纺织业兴起。19世纪90年代初，福建永泰县有 人“倡设织局于县垣，不数年，机声轧轧遍于邑里，福布遂驰名省郡间”（民国《永泰县志 》卷7，实业）。古田县，“旧无织布人家，需用布匹均由省城或宁德贩运。迄清光绪中叶， 北区十七、十八两都商民提倡织布，特聘技师，招徒教授，自是人家妇女逐渐学织，不数年 间，几于家置一机”（民国《古田县志》卷17，实业）。
在四川重庆，自印度棉纱流入后，由于价格比土纱便宜，许多手工织布机房为求生存和发 展，都把土纱和洋纱混合使用，有的甚至全部使用洋纱，并不断引进新技术，因此重庆手工 织布业的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拉梭木机已从省外传入，可织宽2.4尺，长10余丈的宽 幅布。一架拉梭机的产量比一架丢梭机增加1倍以上，且机具构造简单，造价低廉，每架不 过10元，其生产效率高，所织的布，粗细、宽窄、轻重、厚薄等规格都合标准，并能仿制外 省宽布，因而提高了产量，各地采用的很多，重庆就出现了拥有30至40台拉梭机的织布机房 ，成都、乐山、南充、三台、射洪、绵阳、万县、宜宾等地都有这种织布工场[5-p185]。1 899年，一位在云南东川府实地考察的英国人记述：“东川的地方官很有企业精神，他建了 一个棉布厂，棉纱是孟买的，是由上海沿扬子江进口的。没有购欧洲的机器，使用的是中国 普通的纺纱机”[6-p190]。随着洋纱进口增多，云南河西、新兴等地手工织布业产销两旺 ，每年输往其他州县约数十万匹。《新纂云南通志》载：“棉花纺织，妇工之一，全省各县 妇女咸习此业。其棉花原料，地宜种植者在昔多购用之。土布著名者以河西、新兴为最，农 家妇女织布者占十分之五六，各家有织机一二架，手摇纺线机二三架，每当农作之暇，机声 轧轧，往往至夜分而止。工作时间以一、二月、七、八月、十月、十一、十二等月为多，每 年河西产六十余万匹，新兴三十五万匹，每匹长度三丈，阔二尺二三寸，光滑细致为各县冠 。新兴产者除白布外，能染各项颜色。河西产者白色为多，省会各布铺销售者多属之。蒙自 土布亦为名产，有布机三万数千架，年产土布四十余万匹，每匹长度三丈、五丈、六丈等， 阔度二尺二、四、六寸。开远亦以产布称，年产三十余万匹，每匹长度五丈，阔二尺五寸左 右。马关亦年产十余万匹。大理从前所产土布甚劣，光绪间川人来榆设机授徒，各乡改进， 北乡尤盛，每年约出十万匹，销行迤西各县”（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142，棉织）。据191 4年的记载：“滇省素产棉花，从事纺织者亦颇不少。澄江、临安、曲靖三部所属各州县， 向以纺织为业，俗美民富，甲于全省。自洋纱入口以来，民间贪其价廉工省，遂尽废纺功而 专事织业，所织布疋悉仰给于洋纱”[7-p249]。 出现上述不同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进口棉制品的品种构成。鸦片战争后的数十年 间，外国棉制品的输入以棉纱居多[8-p1368]。大量廉价洋纱的倾销，对中国自给自足性质 的小农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打击是致命的。它迫使农户不再继续那种与商品交换隔绝的家庭 棉纺织业，而与市场发生了联系。相比之下，洋纱倾销对原先就为市场生产并以织布为主的 那部分城乡手工棉纺织业的影响就有所不同。由于它们本来就是通过市场购买棉花或棉纱从 事生产的，所以洋纱涌入和近代棉纺织厂设立对它们的冲击，主要是导致其生产原料来源发 生变化，即由依靠土产原料转而采用廉价的外国商品或机制棉纱，以继续维持生产。
在上海郊区，自外国廉价工业品输入和机器棉纺织厂设立，周围农村一部分手工棉纺织业 逐渐由原先依赖土纺棉纱转而采用廉价的机制棉纱。上海县农村，“机器纱盛行，手纺纱出 数渐减，机器纱俗称洋纱，用机器纺成，较土法所纺洁白而细”。该县西南乡用它织成的土 布，每年约有百万匹，民国初年仍有四五十万匹，销往东北、华北和山东等地（民国《上海 县续志》卷8，物产）。经由上海输入的洋纱大幅度增长，“推销于上海附近及江南一带，最 初每年仅数千件，不久就达到了二十余万件”，更推进了周边地区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生产结 构的衍变。地处长江口北岸的通、海地区，“沿江各口岸已有太古、怡和、招商等轮船往来 停泊”，运抵的洋纱“因其条干均匀，不易断头，渐为机户所乐用，作为经纱，从此就出现 了洋经土纬的土布”，一度曾使当地土纱滞销，后以土布经上海北运的销路打开，纬纱仍须 土纱，产量才趋上升。经上海集散的土布成分相应发生明显变化。起初，“上海有些土布庄 还拒收洋经土纬的土布，门口贴着一张牌纸，上书‘掺和洋纱，概不收买’。但洋纱条干均 匀，织成的布比土经土纬的平整，外地客帮欢迎，农民买洋纱织布比自己纺纱织布方便，于 是洋经土纬的土布越来越多，土布庄也只好收买”。1895年，“门市收进的土布约有百分之 六十已是洋经洋纬，百分之四十是洋经土纬”。以后，洋经洋纬的土布所占比重更大。浦东 三林塘所产土布，1910年前后已全是洋经洋纬[9-p133]。在苏南地区，“民间半植木棉， 太仓属地为尤多，妇女终岁纺织，以资生活。洋纱初来之时，民间并不喜用。间有掺用者， 布庄收买后，致销路濡滞。于是庄家必格外挑剔，不收洋纱之布，民间亦遂不敢以洋纱掺用 。上海自设纱厂后，民间自轧自弹，反不如买机器纱之便宜，于是遂不顾布庄之挑剔，而群 焉买之，群焉织之，庄家亦剔无可剔，一概收买。现在（时为光绪后期——引者）非但不剔， 而且以机器纱为细洁，而乡间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矣”[2-p509]。
三
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演变及其对机制棉纱的大量需求，为民族资本棉纺织厂的兴起创造了 条件。1899年通州大生纱厂应运而生，继而又在崇明和海门增开两厂，其市场基础便是当地 众多农户扩大土布生产而对机纱的大量需求，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十分紧密，如大生企业系统 档案所揭示的，“纱市关系于布，布销畅则纱销旺，反是则否”；“本厂纱与关庄布消息相 因，由来已久。今（时为1920年——引者）春夏间，霪雨连旬，值营布畅销，价日增涨。沪商 求购而待运，关庄贪买以居奇，纱市为之大振，零售涨至每箱三百元之多，实为从来所未有 。适本厂先机开一大盘，故上季得盈七十万两。其时棉苗极茂，以为下季营业可操胜算。孰 知雨中所卷之关庄布，饱受潮湿，到营多现霉斑，价遂跌落，影响至于通、沪。布既屡跌， 纱遂被累，棉花又多被虫伤，收成骤薄，厂工虑必困难矣”[10-p359-368]。1916年，由陈 绍吾等人创办的裕中纱厂在芜湖设立，这是当时安徽规模最大的机器纺织厂，共有纱锭1840 0枚。如同绝大部分民族资本棉纺织厂，该厂以纺纱为主，织布为副，所产机纱主要投放省 内供手工织布业所需[11-p208]。有资料表明，在近代苏南地区形成的年产数千万匹土布所 需的庞大机纱市场，对上海、无锡、苏州、常州一带民族资本棉纺织厂的兴起和发展，起了 直接的推动作用[9]。据统计，1913年全国棉纱总消费量5.580亿镑，其中手工织布业消费量 占97.31%，时至1930年仍占78.46%[12-p803]。正是这庞大的市场需求，中国民族资本棉纺 织业，面对外国商品和在华外资企业的挤压，仍有发生和有所发展的空间。这也从一个侧面 说明，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 并 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 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种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这种双向关系是近代中 国具体国情的产物，其社会环境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的普遍贫困、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大 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就业途径的狭隘和市场购买力的低下。在考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 发展的历史进程时，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
［收稿日期］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