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融合——梅志力社会福利发展论的当代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社会福利论文,启示论文,当代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抑或社会福利”的两难困境：一方面，需要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确保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因经济增长而惠及不同的群体；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构建一个更为积极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回应民众的福利需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战略决策中，应特别思考如何重构社会福利体系以回应变动不居的风险社会。
以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会福利
尽管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是民族国家内在的困境，但以往的理论并没有很好地从概念层面澄清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联。这需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社会福利，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在这一点上梅志力的发展视角是具有启示意义的。梅志力基于发展视角重新审视了社会福利的概念，提出社会福利应该包含三个层面：社会问题被控制的程度、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和上升机会的提供程度。
基于梅志力对社会福利的看法，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对社会福利进行理解：
第一，脱离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目标是不现实的，不相容于社会发展目标的经济发展也是难以为继的。这两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福利应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非仅仅是依赖于经济增长。当经济发展不能与社会福利并驾齐驱之时，发展就是扭曲的，社会问题就会滋生，民众的上升机会就得不到保障，经济也无法持续发展。
第二，社会福利需要一定程度的干预。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是理论上的，有组织的努力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福利改善。人类可以经由实行特定的计划和策略而促进社会福利目标，这就体现为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或构建的社会福利框架。但要小心谨慎地推动社会政策，简单化的、过于自信的、整齐划一的政策可能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因此，干预应该是有限度的，干预应该是以激发民间的力量为目标的，决策的过程尽可能倾听民众和基层的声音。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整合“国家的视角”和“人民的视角”对于推进社会福利的发展极为重要。
第三，社会政策要关注到作为整体人群的利益和诉求。因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关联的，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到利益相关人的关注和诉求。
最后，社会政策要基于多学科知识和科学研究的证据。社会政策应该从不同社会科学的知识与理论中获得洞察力。它不仅涉及考察社会问题的政治经济分析，而且需要社会学的视角和全球的视角。中国的社会福利议题要置于社会转型这一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也要放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思考。特别是要关注全球范围内的政策转移以及脉络化，要多从国际经验中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此同时，社会政策要逐步走向证据为本，要避免陷入专家意见和民粹诉求的陷阱。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应该是基于增进社会福利的，社会福利也应该融合于经济发展进程之中，这实际上彰显了发展型福利和福利型发展的要义。这意味着，单纯的救济或民粹主义式的福利诉求可能并不适应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如果不能有效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则不利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以社会投资的理念重构社会福利框架
发展型福利从理论到现实需要特定的策略和路径，其核心就是解决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融合。梅志力系统阐述了社会投资这一概念，以希望为社会福利开支提供新的合法性并融入发展性动力以实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融合。因为一直以来，社会福利制度的核心理念是“再分配”，即将经济增长所得的资源再分配以支持各类社会服务和保障项目。这一理念目前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为资源是稀缺的，投入到社会福利项目似乎是非生产性的。社会福利使部分人群依附于这个体制，阻碍了经济增长。基于此，社会福利体制经常处于一个相对被动或弱势的地位。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以维持经济增长的口号，听上去似乎合乎逻辑或顺理成章。这样，立足于利他主义和社会公民权的社会福利核心理念就受到了严重挑战。为了扭转这一局势，理应寻求一种全新的诠释框架：即社会投资。
社会投资这个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再分配给社会福利项目的资源是具有生产性的，是投资取向的，是有利可图的，能够促进经济参与并且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意义。践行社会投资理念的项目，可以包括在社会服务项目中推广节约成本的技术、投资于人力资本、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发展个人和社区的资产、促进经济参与（就业和自雇）、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氛围、消除经济参与的障碍、发展小型企业等。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实践可以促进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双赢，实现福利体制的发展性和生产性。毫无疑问，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增加社会投资还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
建构一个多层面的社会福利实践框架以融合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社会投资理念所要求的，也是福利型发展和发展型福利的内在要求。梅志力认为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式有三种：寻求一种可以将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更好协调的正式组织和制度安排；有计划地确保经济发展对社会福利有直接的益处，包括允许新的产业发展惠及社会设施或互助活动；社会政策和福利项目的设计规划应使经济发展受益。
基于上述观点，建构一个融合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发展框架应该是多层面的，且其核心议题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这就要求政府推动的建设项目要考虑是否实质性地惠及弱势的人群、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团结与和谐。另一方面，社会政策的推进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非因为福利的压力而导致经济的停滞或倒退。
从个人层面而言，聚焦于帮助人们自给自足和独立是必要的，这一点其实也是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毫无疑问，促进个人能力的提升、发展中小企业是重要的。具体的策略包括：（1）发展中小型企业以服务于有需要的群体。中小型企业直接面对有需要的人群，可以提供就业和投资的机会。政府要改变偏好大型企业的政策，尤其要促进有利于就业和满足弱势群体需要的社会企业的发展。（2）提升个人功能以促进社会福利。很多人在现有体制下是无法发挥功能的或者是功能失调，因此应该经由教育、培训、借贷、自雇、志愿服务提升能力、促进社会参与从而实现个人增能，这是一个成长和改变的过程，是一个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过程。就企业层面而言，政策要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尽管国有企业包办“社会福利”的模式被视为企业低效率的一个重要根源，但企业放弃社会责任则是矫枉过正。任何企业都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即以不同的形式增进社会福利。政府应该鼓励企业致力于推出有益于家庭、就业和员工福利的政策。虽然市场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政府应该推动这样的政策发展，即兼顾工作与福利、重视性别平等和家庭责任的分担、尽可能维持劳动者的稳定合同和基本福利。
就社区层面而言，要聚焦于社区的组织和变革。只有将社区居民实质性地组织起来，才能真正经由居民的参与、获得对资源生问题的发言权、才能实现有利于增进居民福利的社区发展。当前，社区建设一个明显的缺点是对居民的动员不足，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建设实际上没有唤起居民的社区认同感。这就要求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掌控感，减少政府的直接控制和干预。可以考虑在社区建立由专业社会工作者主导的社会工作站，社会工作者与居民一起推动社区的发展，回应居民的需要和诉求，增加社区归属感。社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基础，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社会面临的问题，防止了问题的积累和放大效应。
就政府层面而言，应该更为积极地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体现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期望，且可以透过大范围的社会计划和动员可观的资源而实现发展，从而惠及更多的人群。这包括：（1）制定一个能够融合各方利益诉求的社会发展计划；（2）实质性地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促进社会公平，确保不同群体参与社会的机会；（3）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社会福利框架，这一框架要致力于满足民众的基本需要，提升民众的安全感；（4）在制度层面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措施；（5）形成一个开放的社会福利提供框架，从法律和政策上保证更多的企业、民间组织乃至个人可以参与社会福利体系，提供社会服务、促进社会资本的建设。
总之，一个以社会投资为理念的发展型福利框架应该使政府、社区、企业、劳动力市场中的个人都可成为负责任的风险承担者。这是一种积极的福利制度安排，是吉登斯意义上的“福利社会”与“社会投资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