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研究50年：多元化的议程和不对称的支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程论文,支点论文,不对称论文,中印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印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高峰跌落到60年代的谷底，这种僵冷的双边关系直到80年代末才有所改善。无论是从全球视野还是从双边层面考量，跌宕起伏的中印关系既是双方政治家思考的现实问题，同时又是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点。中印关系研究既有操作层面上的政策分析，又有纯学理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本文全面梳理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印关系的研究成果，以期对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一、国外学术界关于中印关系研究的四种取向
国外学术界对中印关系产生浓厚兴趣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和印度之间分歧加深，并最终从边界纠纷走向边境战争。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中印关系在印度和西方学界成了热点，并且长期为学界所关注。国外学界的关注点主要是中印边界纠纷和历史渊源、边境战争、印度对华政策决策分析、中印关系（重点是政治关系、部分涉及经贸关系）等领域，其中前两项占所有研究成果的绝大部分，而且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议程是把边界纠纷和边境战争综合起来的。上世纪60年代以来，依据研究内容、价值取向、研究方法以及三者的结合渗透等，中印关系研究大致可归为四类：以边界问题为主题、以传统的史学方法为手段、价值取向“一边倒”的研究，我们姑且称之为“传统研究”；以边界为主题、以史学方法为手段、但价值取向发生转向，或客观中立或更倾向于中方，我们把这类学者称之为“价值修正派”（包括印度“左派”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政治学方法被用于分析中印之间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关于印度对华政策的决策分析，这类学者可称为“后修正派”；关于中印关系史研究，在价值取向上也属“修正派”，观点相对客观。从时间上看，第三、四类研究都是80年代以来的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以阿拉斯泰尔·蓝姆(Alastair Lamb)、内维尔·马克斯维尔(Neville Maxwell)、卡鲁纳加尔·古普塔(Karunakar Gupta)为代表的“价值修正派”学者的开拓性研究。
1.关于第一类研究：价值“一边倒”的传统史学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印度和西方学界关于中印关系研究的重点在于边界纠纷和边境战争。主流观点是：印度是中印边界纠纷和边境战争的受害者，事态的恶性演变完全是由中国的侵略和扩张政策引起的；中国非但没有感激印度在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努力、朝鲜战争中的作为、力主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等，反而出卖了印度的“友谊”。学术研究出现这种“一边倒”现象的原因在印度国内和西方学界又不尽相同。就印度学界而言，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大于理性分析。就西方学界而言，价值取向取代了客观、公正的学理研究；不仅如此，同情弱者的“常规逻辑”也使西方学者习惯地认为中国是战争的始作俑者。认为军事上孱弱的印度首先挑起事端无异于引火烧身，这有悖于常理。
代表这一主流观点的学者和著作主要有：玛格丽特W·费舍尔、里奥E·罗斯和罗伯特A·哈坦贝克合著的《喜马拉雅战场：中印在拉达克的争夺》(Margaret W.Fisher,Leo E.Rose,and Robert A.Huttenback,Himalayan Battleground:Sino-Indian Rivalry in Ladakh,London:Pall Mall Press,1963)、P·C·查克拉瓦尔蒂的《印度的对华政策》(P.C.Chakravarti,India' s China Polic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2)和《印中关系》(India-China Relations,Calcutta:Firma K.L.Mukhopadayay,1961)、W·F·冯·伊克伦的《印度的外交政策及其同中国的边界争端》(W.F.Van Eckelen,India'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Hague:Mautimus Nijhoff,1964)、罗兰多的《印中关系史》(J.A.Rowland,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Press,1967)、多萝茜·伍德曼(Dorothy Woodman)在60年代前期的观点、乔治N·帕特森的《北京对抗德里》(George N.Patterson,Peking versus Dolhi,New York:Praeger,1964)、S·R·乔里的《中国入侵拉达克》(S.R.Johri,Chinese Invasion of Ladakh,Lucknow:Himalayas Publisher,1969)和《中国入侵东北边疆区》(Chinese Invasion of NEFA,Lucknow:Himalayas Publisher,1968)、杰弗里·哈德森的《中国与阿萨姆的边疆》(Geoffery Hudson,“The Frontier of China and Assam”,China Quarterly.12,1962)和《阿克赛钦》(“The Aksai Chin”,St.Anthony' S Papers 14,1963)、萨尔威帕里·戈帕尔的《中印关系：内维尔·马克斯维尔的误解》(Sarvepalli Gopal,“Sino-Indian Relations:Neville Maxwell' s Apprehensions”)、M·辛格的《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印度的视角》(M.Singh,“The Legality of McMahon Line:A Indian Perspective”,Orbis,11,1967)、帕尔夏泰姆·米拉的《麦克马洪线及其以后》(Parshotam Mehra,The McMahon Line and After,Delhi:The McMillan Company of India Ltd.,1974)等。
2.关于第二类研究：“价值修正派”的传统史学研究
关于中印两国对喜马拉雅山边界主张的合法性，国外学界的天平近乎是完全偏向印度方面，但在20世纪60、70年代也有个别持客观、中立立场的学者。主要有阿拉斯泰尔·蓝姆、内维尔·马克斯维尔、卡鲁纳加尔·古普塔和多萝茜·伍德曼等。
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研究东方问题的学者阿拉斯泰尔·蓝姆首先向主流观点提出质疑。他先后发表、出版了其研究成果《印藏边境》(“The Indo-Tibetan Border”,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6,May 1960)、《中印边境：边界争端的根源》(Alastair Lamb,The China-India Border: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麦克马洪线》（二卷本）(The McMahon Line,2 vol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6)、《英印帝国边界研究》(“Studying the Frontiers of the British Indian Empire”,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 53,Oct.1966)、《喜马拉雅山战争》(“War in the Himalayas,”Modern Asian Studies,5(1971),McMillan)、《中印在拉达克的边界》(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5)等。通过对历史档案、公开和未公开资料的分析，蓝姆认为：中国“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一些小片领土、可能还包括已经修了公路的阿克赛钦北部提出主权要求具有合法性，这些部分约相当于中国主张的总面积4.5万平方英里中的7000平方英里。作为一个大国，基于历史、传统、条约以及实际管辖等，中国则无需对其余的3.8万平方英里给予过多的关注。除了上述几片土地外，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山地区，中国的其他领土要求是不合理的，中国政府提出领土要求无非是想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注：Alastair Lamb,The China-India Border: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175.）我们姑且不论蓝姆的观点同中国政府的主张有多大的出入，但它至少印证了“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的历史事实。他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国外的“中印关系和中印边境冲突”研究吹来一缕清风，并对其他学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后（特别是进入1970年代后），在印度国内和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以内维尔·马克斯维尔、卡·古普塔等为代表的所谓“修正派”学者。他们集中对新近公开的官方文献、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僵化立场以及因其错误的政策最终导致中印边境战争等做了细致认真的考察和分析，认为战争的责任在于印度，而非中国方面。马克斯维尔的《印度对华战争》(Neville Maxwell,India' s China War,London:Jonathan Cape Ltd.,1970)一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有许多材料被认为是官方的秘密，也是多数学者难以获得的。经过对东、中、西三段长达2000多公里有争议的边界的考察，“揭示了中印关系中具有希腊悲剧性质的一系列事件。该书在印度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但是没有人对他引用的官方文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注：卡·古普塔：《评内维尔·马克斯维尔的〈印度对华战争〉》，见卡·古普塔：《中印关系秘史》（王宏纬译）附录[M]，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马克斯维尔认为，中印边界争端的核心在西段；在东段，中国虽然从未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但从维护两国友好关系的大局出发、考虑到边界的实际控制线等因素，愿意在其基础上解决争端，同时也希望把东、西两段边界联系起来一揽子解决，印度方面在西段也做出相应的让步，承认中国对阿克赛钦地区控制的合法性。但是，印度方面则坚持毫不妥协的僵化立场——中印边界已经划定，不容任何谈判。即使考虑国际舆论压力和国际援助问题，印度同意进行的惟一一次边界会谈（1960年）也因其顽固立场而破裂。其后，印度在边界谈判问题上设置各种障碍，实际上为谈判附加先决条件，这堵死了边界谈判的大门。在印度推行“前进政策”背景下，中印边界纠纷导致冲突、战争就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马克斯维尔在出版了《印度对华战争》之后，对中印关系进行跟踪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他新近的力作《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刊发在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1999年第15期上，（注：《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论文摘要最早刊发在1999年10月12日和13日的《参考资料》上。郑经言翻译的中文全文分两期刊发在2000年出版的《南亚研究》上。）文章再次确认了以前的结论。所谓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必然结果。作者反思的结论是：中印边境战争完全可以避免；在边境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边界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的责任在于印度；印度的对华政策把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边界争端推向了战场，如果印度继续推行这一政策，战争可能还会重演。客观地讲，马克斯维尔的这篇长文无论是在对新近材料的考证上，还是逻辑分析上都更具合理性，理性成分更浓。
卡·古普塔是一位关注中印友好事业的印度学者，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他深感边界问题对恢复两国友好关系之负面影响的严重性，澄清事实真相、还历史以真实、让印度人民了解边界的来龙去脉是学者的历史责任。因此，他投入大量的精力到伦敦印度事务图书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和资料，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著，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1974年出版的《中印边界秘史》(Karunakar Gupta,The Hidden History of SinoIndian Frontier,Calcutta:Minerva Associate Pvt.Ltd.,1974)。在查阅历史档案的过程中，古普塔同样发现了1929年由英属印度外交部副秘书艾奇逊主编的印度官方文件——《印度和邻国的条约、契约、证书集》（简称《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存在着真伪两个版本，真本在谈到西姆拉会议时只字未提英藏秘密协定，也没有提及“麦克马洪线”，只是对西姆拉会议作了简短的说明。这不仅核实了中国学者李铁铮教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发现——《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存在真伪两个版本，（注：在国际学术界，最早发现《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存在真伪版本的是华人学者李铁铮。1950年代初，李铁铮供职于美国哈德福特大学，在撰写《西藏今昔》(Tibet,today and Yesterday)一书时，为了搞清西姆拉会议的有关情况，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发现了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真版本。详见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M]，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8页，第347页。）而且也有力地驳斥了印度方面关于“麦克马洪线”合法性的主张。古普塔认为，正是由于英印当局1938年的赝本《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肆意篡改地图和回收1929年的真本条约集等行为误导了印度。关于西段边界，古普塔认为，印度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条约和传统习惯线，即使分水岭原则也不能支持印度的领土要求。
多萝茜·伍德曼(Dorothy Woodman)是英国著名的亚洲事务评论家、学者，关于中印边界争端，其立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明显的变化。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前后，她既反对印度某些人歇斯底里的反华立场，又认为印度在东、西两段的领土要求是合法的，中国应该接受尼赫鲁的建议——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中国可以为民用交通而租用阿克赛钦公路。伍德曼耗时5年查阅伦敦印度事务图书馆保存到1938年的官方文献档案和一些曾经参与制定英属印度喜马拉雅山边界政策的重要官员（如查理·贝尔爵士和R·N·里德爵士）的私人文件，并在1969年出版了她的力作——《喜马拉雅山边疆：关于英国、中国、印度及俄国竞争的政治评论》(Dorothy Woodman,Himalayas Frontier: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Chinese,Indian,and Russian Rivalries,New York:Praeger,1969)。在书中，她改变了早期的观点，认为中印两国从边界争端到边境战争责任在于双方，两国的政策都存在问题，进而得出结论：“显然中印边界的任何解决办法都离不开妥协”。（注：卡·古普塔：《评多萝茜·伍德曼的〈喜马拉雅山边疆〉》，见卡·古普塔：《中印关系秘史》（王宏纬译）附录[M]，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6页。）中印相互妥协解决的边界线是：中国同缅甸解决边界实际上接受了1914年的“麦克马洪线”，这暗示印度可以此为起点讨论解决东段边界；在西段，印度应把自己的领土要求限制在1899年的“马继业—窦讷乐线”(Macartney-McDonald line)以内。（注：“马继业—窦讷乐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印政府关于拉达克与中国新疆、西藏地区边界划线三种方案中的“折中线”，也是伦敦和英印政府有史以来向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英印西北部和中国边界划法的惟一方案。根据这条线，阿克塞钦的主体部分均划归中国新疆，整个喀拉客什河谷、一条重要的商路、玉石产地和田地区也划归中国，而拉达克与阿克塞钦交界处的羌臣摩河谷(Chang Chenmo Valley)、更北面的奇普卡普河谷(Chip Chap Valley)、林津塘盐湖洼地(Lingzitang Salt Plain)则划归英印。）
此外，印度外交史学家查尔斯H·海姆萨斯和萨尔吉特·曼辛格关于中印关系的演变、边界争端和战争、尼赫鲁在对华政策上的自主性和限制因素等问题的分析，总体上看是比较客观的，尽管他们在《现代印度外交史》(Charles H.Heimsath and Surjit Mansingh,A Diplomatic History of Modern India,Bombay:Allied Publishers Private Ltd.,1971)一书中关于中印关系的论述也同样误解了中方的立场。他们认为，“中印双方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问题：在边境地区（阿克赛钦和东北边疆区）确立受到对方尊重的主权地位，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双方又都没有对这些地区行使连续的行政管辖。双方也都没有为各自主张的边界提出无可置疑的证据。”（注：Charles H.Heimsath and Surjit Mansingh eds.,A Diplomatic History of Modern India,(Bombay:Allied Publishers Private Ltd.,1971),pp.464-465.）
8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相当一部分学者在价值上仍然倾向于印度方面，但在分析视角、对史料的选择和辨析等方面大都克服了先前的“一边倒”现象，即使仍以中印边界为主题的印度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不例外。如约翰·拉尔(John Lall)（注：约翰·拉尔1958年进入印度国防部，是印度在1958年后对华决策的见证人之一。）的《阿克赛钦和中印冲突》(Aksai Chin and Sino-Indian Conflict,New Delhi:Allied Publishers Private Ltd.,1989)对阿克赛钦归属问题的历史考察和中印冲突的反思就比较客观；T·S·穆尔迪(T.S.Murty)的《印中边界：印度的选择》(IndiaChina Boundary:India' s Options,New Delhi:ABC Publishing House,1996)对印度国内存在的关于解决边界争端的五种主张进行了综合、双向的考察，不仅分析了每一种方案对于印度的利弊，而且也对中国接受各种方案的可能性作了评估。（注：T·S·穆尔迪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50年代在达旺任地方官。1959年3月达赖喇嘛出逃时，他曾引领达赖一行从西藏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他提出的五种选择分别是：用阿克赛钦交换亚东谷地；把边界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仲裁；对中印边界进行综合调整，并涉及到所谓的“西藏的非军事化”、中巴关系、中缅关系等若干问题；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而印度接受中国在阿克赛钦问题上的主张；冻结边界问题，双方接受1962年战争后的实际控制线。）
3.关于第三类研究：“后修正派”的外交决策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对中印关系的研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拓展，不再局限于中印边界争端和边境战争主题，开始涉及其他领域。如总体的政治关系、国际环境对中印关系演变的影响、从国内政治角度研究印度的对华决策等。在研究方法上，变化更大，出现了传统的历史学方法、社会历史学方法、政治学方法等多重分析视角并存或综合使用的局面，特别是外交决策分析中的历史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的结合，可以说是继“价值修正派”之后的“后修正学派”。在价值上，包括更多印度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对中印关系起伏原因的分析多了些理性，少了些情感，尽管不可能有绝对的价值中立。
在考察“后修正学派”（从政治学、决策分析视角研究）的研究成果之前，印度学者莫汉·拉姆在1973年出版的研究成果值得特别一提。
莫汉·拉姆的《中印对抗的政治学》(Mohan Ram,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Delhi: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1973)与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同。他从意识形态视角入手，主要分析了冷战时期美苏意识形态对抗、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万隆会议前后的中印关系、1962中印边境战争的演进和代价等。拉姆认为：印度处在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的交汇点，被无情地卷入了大国政治的漩涡之中，并成为美苏实施“亚洲人对抗亚洲人”战略的工具，进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作为边境战争的代价，印度失去了在大国政治游戏中的杠杆作用（影响力），而中国在第三世界坐大的现实也被印度公众认同；不仅如此，印度还因同中国的长期对抗而更加依附于美苏大国。我们从作者的结论可以推知：中印双方都是受害者。在此，姑且不论拉姆的结论是否仓促，仅就其独特的分析视角而论，其研究成果也值得我们给予一定的关注。更何况作者的研究成果是在“中国侵略印度、印度是中国扩张的受害者”的观点占统治地位的70年初出版的。
“后修正派”的主要研究成果首推希伯来大学外交决策分析学者雅科夫Y·I·弗尔兹伯格尔的《外交政策制定中的错误知觉：中印冲突，1959-1962》。弗尔兹伯格尔从认知心理角度着手、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分析印度在1959-1962年对华政策决策过程和决策中的错误认知。他认为，“印度内阁及其主要成员不能为尼赫鲁在感知和评估挑战方面提供一个可信的框架。即使强人G·B·潘特尔（注：G·B·潘特尔是印度国大党强力人物，独立前后在党内的影响力仅次于贾·尼赫鲁，曾任独立后印度共和国的内政部长。在要否承认新中国、西藏问题上持强硬立场，认为新中国构成印度共和国的安全威胁，反对印度承认新中国或在联合国框架内同情或支持恢复合法席位的提案，主张干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行为。1950年去世。）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惟一的情报来源是通过穆立克（注：N·B·穆立克时任印度内政部情报局局长，他负责的情报部门对印度评估边境形势和中国的行为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有《同尼赫鲁一起的岁月：中国的出卖》(N.B.Mullik,My Years with Nehru:The Chinese Betrayal.Bombay:Allied Publishers Pvt.Ltd.,1971)一书。）（正常情况下应隶属潘特尔）或者梅农（注：K·P·S·梅农是尼赫鲁时代印度决策圈的核心成员，赢得尼赫鲁高度信任。在对华政策上，梅农持温和立场，主张积极发展中印关系；中印边境战争时，梅农任印度国防部长。）和考尔，（注：T·N·考尔因同尼赫鲁同一姓氏深得尼赫鲁的信任，中印边境战争前官运亨通并扶摇直上，曾任参谋局局长和印度陆军第四军军长（1962年10月3日正式任命）等职。边境战争后，考尔的政治命运一落千丈。）而这些人都是单向思维——认为即使诉诸武力印度也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中国无意也无力应对印度的挑战。这就导致印度的对华政策更趋强硬。也确实有些人试图让尼赫鲁接受更现实的观点，（然而）这种压力反倒使尼赫鲁本就不现实的观念更偏离实际，并最终跌入自己设计的陷阱。”（注：Yaacov Y.I.Vertzberger,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The Sino-Indian Conflict,1959-1962,(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Inc.,1984),p.278.）“尼赫鲁自身的过错连同其他因素构成一个（对华政策）错误链，从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注：Ibid.,p.297.）印度的错误认知在1959-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和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美国学者史蒂芬A·霍夫曼同样从印度方面分析了中印之间的危机，他的《印度与中国的危机》很好地把史学和政治学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对中印危机做了经验性的归纳陈述，另一方面又对在压力下印度的行为进行感知层面的分析。霍夫曼从影响决策的四个关键因素——信息处理、协商模式、决策平台(decisional forums)、备选方案的制定和权衡(the search for and consideration of alternatives)——来分析印度的对华政策。他把印度拒绝采纳“即将到来的中国的进攻”情报信息归结于：印度领导人存在着“某种心理固化”(mental rigidity)，不能“从以往决策的消极后果中吸取教训”，尼赫鲁只考虑无限目标的全面战争而忽视了中国可能进行的惩罚性打击。由于“尼赫鲁帮”的思维定势(mind-set)，协商机制没法正常运行。由于曲解现实，“尼赫鲁帮”不仅强化了尼赫鲁原有的观念，而且在认同尼赫鲁的世界观和权威的同时使局势更加复杂。在这方面，霍夫曼和弗尔兹伯格尔的结论是一致的。正如著名的决策问题研究专家迈克尔·布鲁克评价说：“霍夫曼最有价值的发现可能就在于：印度在中印危机中的行为同其他国家在外交政策危机中所作所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尼赫鲁及其同伙过于依赖先前相关解读中国行为的信息，而对新信息则抱有越来越强的偏见，并且对消极反馈更加迟钝。”（注：Steven A.Hoffman,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xii.）在边界问题上，中印两国的利益认知存在着差异，“基于国家认同方面的考量，印度需要建立起历史性边界的观念（即印度的边界主张是历史的），而中国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寻求的则是战略边界。”印度学者南茜·杰特里对中印关系的研究同样值得关注。她从印度国内的政治发展，特别是印度议会在对华政策决策上的作用入手来考察1947年以来中印关系的演变。其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印中关系，1947-1977：议会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角色研究》。在价值倾向上，杰特里是倾向于印度的，这是绝大多数印度学者的共性，但也绝不同于60、70年代的“一边倒”现象。该书聚焦印度议会内不同政党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主张，特别是反对派与政府的关系，并把中印关系进程分为起步阶段(1947-1954)、“潘查希拉”岁月(1954-1959)、边境紧张(1959-1960)、裂痕扩大和边境战争(1960-1962)、科隆坡建议及其以后(1963)、敌视共处(1964-1968)、僵持阶段(1969-1977)。在不同的阶段，印度议会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总体上讲，印度政府（行政部门）和议会之间的互动明显加强，随着中印关系的恶化，对华政策越来越成为议会辩论的焦点，并在1959-1962年间达到顶峰，“政府和议会之间密切而持续的关系达到如此的程度：毫不夸张地讲，议会在此期间已不再是教育引导公众舆论的论坛，而是成为反对派要求对华决策权的有效平台。”（注：Nancy Jetly,India-China Relations,1947-1977:A Study of Parliament' s Role in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Atlantic Highlands,New Jessey:Humanities Press,1979),p.viii.）杰特里认为，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哪一任总理的对华政策是议会的辩论的结果，但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位总理都不能完全忽视议会的辩论。“不管议会讨论对某一具体事务的影响是多么有限，但它的确已经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注：Ibid.p.9.）
4.关于第四类研究：中印关系史研究
相对于中印边界争端及相关研究，这类研究在内容和方法上均不同于以往，而且多属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围在纵向上涉及中印关系全时段，在横向上内容也有很大的拓展，如经济领域，甚至还出现些许中印比较研究方面的成果。在价值取向上，包括印度学者在内的多数研究者更倾向于客观；同研究议程一样，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格局。
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G·查图尔维迪的《印中关系：从1947到现在》、C·V·兰加纳桑和维诺德C·罕纳合著的《印度和中国：“毛对印度战争”之后的路径》、S·R·夏尔玛的两部曲之作《1947-1971年的印中关系：友谊因权力而去》(Shri Ram Sharma,India-China Relations 1947-1971:Friedship goes with Power,New Delhi:Discovery Publishing House.1999)和《1972-1991年的印中关系》(India-China Relations 1972-1991 New Delhi:Discovery Publishing House.2003)、约翰·加尔夫的《持久的竞争：20世纪中印之间的竞争》、(J.W.Garver,Protracted Contest: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1)等。这几部著作是用传统史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方法来考察中印关系。
W·P·辛格·赛杜和袁经栋合著的《中国与印度：合作还是冲突？》(Waheguru Pal Singh Sidhu and Jingdong Yuan,China and India:Cooperation or Conflict? Boulder,Colorad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2003)是采用战略的、政治学的方法，内容涉及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段的中印关系。F·R·弗兰克尔和哈里·哈丁主编的论文集《印中关系：美国该知道什么？》(Francine R.Frankel and Harry Harding,eds.,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是美国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视角和理论都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而K·巴吉帕依等主编的《孔雀和龙：21世纪的印中关系》(Kanti Bajpai and Amithtabh Mattoo,eds.,The Peacock and the Dragon:Ind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New Delhi:HarAnand Publications PVT Ltd.,2000)则是从印度视角研究成果的集合。
G·查图尔维迪的《印中关系：从1947到现在》考察了中国对印度和中印关系的理解；而《印度和中国：“毛对印度战争”之后的路径》则分析了中国国内的政治进程对中印关系的影响。这也是二者有别于其他研究成果的重要标志，当然，前者的研究过程和结果都没有超越“价值有赦”的基本定律，认为中国发动了对印度的一场侵略战争，并且至今仍占据着印度的领土。（注：Gyaneshwar Chaturvedi,India-China Relations:1947to Present Day,(Agra,India:MG Publishers,1991),p.157.）这类研究的特点还在于：虽然研究主题涉及较低时段的中印关系，但在研究方面上却超越了传统的史学方法；可以说它集史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于一体，既有客观的描述，又有严谨的逻辑分析和论证。这也是其不同于“后修正学派”的决策研究之处。
G·查图尔维迪的《印中关系：从1947到现在》除了对2000多年的中印关系进行简要的回顾和中国视角的分析外，把中印关系放入大的国际冲突背景（美、苏、中）和地区关系（印、中、巴基斯坦）中考察，内容主要涉及印度承认新中国的原因、50年代的友好关系、印度的前进政策及后果、中印边境战争的影响以及其后的中印关系(1964-1991)。同众多学者的认知不同，查图尔维迪认为：中印边境战争的确对印度国内政治进程和外交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是独立以来印度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它并非一个十字路口，印度在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上表现出很大的继承性。”“战争的许多政治影响都被苏联的政策、巴基斯坦的态度及其亲华立场抵消了。”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国际形象也“远不像许多学者评估的那样——再不可能恢复到中印边境战争前的水平”。（注：Ibid.,p.138.）
C·V·兰加纳桑和维诺德C·罕纳认为：在中印两国从友好走向冲突和战争的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双方之间错误知觉和误解的连锁反应；中印双方对战争和双边关系的恶化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很难说谁是边界争端和边境战争的受害者；中国对印度的战争同中苏分歧和关系恶化、中国国内的权力斗争密不可分，在很大程度上讲，对印战争是上述两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对美苏的战略和策略首先在对印关系中得以实践——边境战争。关于中印关系的前景，两位作者在《印度和中国：“毛对印度战争”之后的路径》的结论部分指出：印度需要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因为“作为文明实体，中国和印度享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都致力于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注：C.V.Ranganathan and Vinod C.Khanna,India and China:the Way ahead after "Mao' s India War",(New Delhi:Har-Anand Publications PVT Ltd.,2000),p.10.）
纵观国外学界关于中印关系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确日趋多元化，也有些许认知研究成果，如雅科夫Y·I·弗尔兹伯格尔、史蒂芬A·霍夫曼和苏珊L·史尔克(Susan L.Shirk)（注：Susan L.Shirk,"One-sided Rivalry:China' s Perceptions and Polities toward India",Francine R.Frankel and Harry Harding eds.,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pp.75-96.）等。但是，他们的研究或是决策研究的副产品或是从印度或中国单方面的认知来考察决策过程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并没有涉及中印双方的认知互动和关系演进过程。
二、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印关系的研究
同国外学术界关于中印关系的研究状况相比，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只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注：从严格意义上讲，1958年陈克穆（音译）编著并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短暂的中印友好关系史》不能算作学术研究，而只是汇编了当时中印关系报道的小册子。）研究队伍规模小、专题研究成果自然也屈指可数。除了中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外交官回忆录、领导人传记或外交思想研究等部分涉及中印关系的内容外，（注：这类研究成果主要有：裴坚章和王泰平分别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2、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94、1998、1999年版），韩念龙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田增佩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1949-1979,1979-199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1995年版）和《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曲星著的《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章汉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杨公素著的《沧桑90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王绳祖主编的《国际关系史》（十卷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张忠祥著的《尼赫鲁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力著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孙士海主编的《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中印关系的专题研究成果只有王宏纬的《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赵蔚文的《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刘学成的《中印边界纠纷和中印关系》(Xuecheng Liu,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and Sino-Indian Relation,Lanham(Marylan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1994)和张敏秋主编的《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四部专作和近年来陆续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注：代表性论文除了下文提到的以外还有：叶正佳的《50年来的中国中印关系：经验和教训》[J]，《国际问题研究》1999年第4期，蔡佳禾的《肯尼迪政府与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J]，《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房建昌的《近代中印西段边界史略》[J]，《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张植荣根据对杨公素的采访而撰写的《中印关系的回顾与反思》[J]，《当代亚太》2000年第8期，张家栋的《中印关系的战略审视》[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1.专著类研究
四部学术著作都涉及长时段的中印关系，即50年来两国关系的曲折起伏，但又各具特色。顾名思义，赵蔚文的《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是一部以描述为主的中印关系编年史。即使是分析判断部分，作者的立场、观点也是比较中立客观的。关于印度带头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作者从两国因宗教文化联系而产生的亲近感、在共同反对殖民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友谊、尼赫鲁欲把中国“纳入正确轨道”的考量、印度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展示、对付敌手巴基斯坦的战略考虑、尼赫鲁的个人因素六个方面来考察，其分析逻辑具有合理性，结论也是中肯的。赵蔚文认为，从50年代中后期起，印度在接受美苏大量援助的同时，其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谋求美苏的支持来对付中国。印度的主观愿望和美苏的主动支持致使中印关系恶化和边界争端升级。（注：赵蔚文：《印度对外关系的若干演变》[J]，《现代国际关系论丛》1981年第2期。）
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以下称《中印关系研究》）是在查阅并辨析大量史料基础上的一部力作。对于50年来的双边关系，作者并没有平均着墨，而是聚焦于50年代中印友好关系的形成和演进、边界争端的历史渊源、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和决策失误、从纠纷到边境冲突和战争的过程、边境战争的影响等方面。（注：这可能同资料的搜集、占有量有关，因为中印边境战争以来的官方文献很少公开。）在研究方法上，《中印关系研究》属于典型的史学研究，着力于史料的考证与辨析。在价值取向上，《中印关系研究》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个别分析包含着很浓的情感因素。此外，作者多次提到印度对中国的误解和决策中的失误，意识到了非物质层面因素的影响，但由于课题规划、立论、研究视角等方面的原因，《中印关系研究》没有也不可能在这方面进一步展开。
《中印边界纠纷和中印关系》（英文版）是刘学成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因此有完整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对中印关系的考察也不拘泥于严格的时间顺序，这是《中印边界纠纷和中印关系》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在研究方法上，地缘政治视角是《中印边界纠纷和中印关系》的基点，法理依据、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则是整个研究议程的三个维度，这实际上是政治学方法和史学方法的结合。作者把中印边界争端置于二战后大的国际背景中，着重从中美苏“大三角”和中印巴“小三角”的权力结构入手，对中印苏、中印美、中印巴、美巴中等相互作用的三角关系进行分析。作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国家，打破美国的经济禁运和军事包围，中国政府尽力避免同印度的边界纠纷以便集中量力应对‘东线’的朝鲜战争和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印友好关系构成了中国反美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尼赫鲁政府则视美巴联盟为印度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发展并强化印苏、中印关系就是为了应对这一威胁。”（注：Xuecheng Liu,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and SinoIndian Relation,(Lanham,Marylan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1994),p.6.）中印边界争端在1946年、1947年、1949年国民政府时就已经开始了，新中国正是基于上述战略考虑才没有在建国之初同印度发生边界纠纷。从1959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中印关系是美苏全球冷战中的小冷战，而中巴合作和印苏友好则是中印冷战的动力机制。（注：Ibid.,pp.6-7.）
张敏秋主编的《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最大特点是时间跨度大、分专题研究，而且也增加了中印经贸关系的内容。但是，本书的主体部分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并没有超出现有的研究成果，一个重要原因是曾经出版过力作《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的王宏纬是本书的撰稿人之一。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篇具有开拓性的博士论文，即随新民用政治学方法对中印关系进程和结构的解读——《中印关系的社会认知研究》。论文提出“社会认知决定中印关系”的基本假设，并选取边界问题、安全问题、西藏问题三个案例来论证；在研究方法上，论文以社会认知为起点，建立了“从社会认知的子变量（信仰体系、国际环境、学习过程）——认知——中印关系（结构与进程）”的分析模型，具体的论证过程则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这是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的一种突破；论文也不同于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即把认知研究集中于印度对华决策过程的分析，而是在认知与中印关系之间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把传统的外交决策“黑箱”被设定为常量；此外，这里的认知研究是双向互动的，强调中印两国的认知和相应行为互动对中印关系进程和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当然，论文也存在一些缺失：由于采用内容分析法，文本选择受到限制，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官方文献很少，论文不得不选择间接的材料作分析文本；相对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显得较弱。
2.论文类研究
从研究议题来看，中印关系的学术论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中印边界纠纷的起源、边界冲突和边境战争、中印冲突的外部因素等问题型研究，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戴超武的《印度外交政策、大国关系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王琛的《试论1949-1951年中国的印度政策与西藏的和平解放》、房建昌的《近代中印中段边界史初探》和《近代中印西段边界史略》、蔡佳禾的《肯尼迪政府与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李华的《1959年中印边界起因及苏联反应探析》、程瑞声的《中印边界谈判及其前景》、王中兴的《60年代的中印边境与中国边防部队的自卫反击战》。
另一类属于中印关系的全景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叶正佳的《50年来的中印关系：经验和教训》、张忠祥的《略论毛泽东与中印关系》、张家栋的《中印关系的战略审视》、唐世平的《中国一印度关系的博弈和中国的南亚战略》、蓝建学的《印度大国梦中的中国情结》。从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来看，一类是传统史学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相结合的学术论文，另一类是纯粹政治学的分析，其中前者居绝对的主流地位，后者只是极个别学者的尝试，如唐世平从博弈论角度考察近半个世纪来中印关系的演变，认为中印关系的不同阶段分别满足围猎博弈(stag hunt,CC＞DC＞DD＞CD)、囚徒困境(prisoner dilemma,CC＞DC or CD＞DD)、死结(deadlock,DD＞DC or CD＞CC)三种游戏模式。王中兴先生的《60年代的中印边境与中国边防部队的自卫反击战》一文虽然部分地涉及到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军事决策问题，但在方法上仍然是传统的史学方法。
三、中外学界研究存在的问题——非对称性
同西方和印度学界对中印关系的研究相比，中国学界关于中印关系的研究还很薄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总量上看，研究成果数量少，特别是有力度的学术论著更是屈指可数；就从业人数看，同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俄关系、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等研究领域相比，从事中印关系专门研究的人员还很少；从研究方法看，中国学界远不像外国学界那样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目前传统的史学研究仍然是主流，政治学方法只有极个别学者有所涉及。
中国学界关于中印关系的研究状况是同中印关系长期僵冷的现实相对称的，就像中印关系在中国对战略中的边缘地位一样，中印关系研究也处于非主流地位。随着中印双边关系的改善，学界关于中印关系的研究也会得到发展，这种走向在近几年的中国外交研究领域已经初现端倪。
印度是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环节，中印关系是一对重要的双边关系，它对地区稳定和发展、乃至全球的权力结构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学界对中印关系的研究却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或者说非对称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外学界的研究状况不平衡，国外学界关于中印关系的研究明显强于中国的研究。在国外，研究中印关系的重心在美国和印度，也有个别来自英国和瑞士的学者。（注：英国学者如阿尔斯泰尔·蓝姆、出生于澳大利亚而长期工作于英国的内维尔·马克斯维尔；瑞士学者吉尔伯特·艾蒂安(Gilbert Etienne)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印关系，著有《世纪竞争：中国和印度》（许铁兵等译）[M]，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中外学界的主流方法还是强调物质层面的因素，多从战略利益、权力结构、地缘政治角度来分析中印关系，而很少有学者去关注非物质层面因素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即使有诸如雅科夫Y·I·弗尔兹伯格尔、史蒂芬A·霍夫曼和苏珊L，史尔克(Susan L.Shirk)等学者从政治学或认知心理学角度考察中印关系也多是单向的，而且是聚焦于印度的对华决策过程，并非双边关系。倒是中国学人首先在这方面取得了些突破，当然，这仅仅是一个起点，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尚有很多工作要做。即使在国外，从社会认知视角考察中印之间的双向互动、以及中印关系的进程和结构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同中印关系研究内容有待拓展和深化一样，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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