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发展（专题讨论）——尊重历史：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强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以新的哲学观重新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史研究论文,专题讨论论文,历史论文,基本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庄福龄
［主持人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尊重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尊重历史：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
庄福龄
庄福龄，北京 100872
庄福龄，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课程设置、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有计划地开展，是从社会主义新时期全面起步的。回首历史，这一学科借历史转折的东风，起势好，方向正，同当时国内正在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相结合，使我们在评价历史、评价历史人物、评价原著、评价历史事件上能比较一致地把握历史经验，取得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内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教材（提纲）。随后，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通过理论研讨和各项学术活动，还编写出版了有关的工具书、资料书、参考书和各种类型的教材、讲义等，全国性的学术社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也借势成立。而且大型多卷本学术专著适应时代呼唤和学界需要，于1983年被列为国家社科“六五规划”的重点项目，这就是集国内五十七位专家于一体、历时十二年出齐、获得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一等奖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繁荣景象使我们深深感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离不开时代的发展、国家的命运和群众的需要。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通过这一学科来学习原著、学习历史人物、学习历史经验、学习思想路线、学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讲习班、报告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并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走向了社会各界。而与这一学科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学和研究也应运而生，并提上了理论研究与理论教育的日程。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学科的发展也同其他学科发展的一样，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个消化提高、蓄势再发的过程。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学科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尊重历史，尊重马克思主义哲学近一百六十年来形成、发展和创新的历史。在这一历程中，19世纪后半叶的五十年间，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从扩张发展到不断调整的时期；而20世纪的一百年间，是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时期，也是两种社会制度相对立、相比较、相竞争的时期；21世纪以来，跨入了资本主义力图一统天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显优越性的共存时期。总之，这段历史从科技革命到社会变革，从阶级斗争到世界战争，从跨越地区到遍及全球，其变化之深刻、观念之更新、视野之开阔、人类祸福之所系，都是无与伦比的。所以，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与突出；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条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阔与丰富。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为我们承担上述任务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智慧与科学的思路。
尊重历史，就是要尊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始终贯串着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从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矛盾中树立起人类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旗帜。这一科学的传统，不论是俄国的列宁和斯大林，还是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等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一脉相承地坚持和继承下来的，但他们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词句，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而是在有所继承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试问，如果没有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的新理论，哪里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如果没有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开辟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中国革命很有可能还在黑暗中长期苦斗；如果没有邓小平理论从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难以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成就，如此等等；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无不贯穿着指导思想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凸显着中共中央每一项重大决策的胜利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与创新的结果。
尊重历史，就是要坚持历史的连续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是伴随着客观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是一部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与风貌、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历史人物的智慧与特点、历史进步的方向与趋势的历史。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留下了许多空白和薄弱的地方，如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哲学思想、他们对社会革命特别是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哲学分析、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哲学思想、恩格斯研究军事科学和战争中的哲学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中的哲学思想、恩格斯晚年的哲学思想、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哲学思想、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成果，等等。
尊重历史，就是要尊重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割裂历史，也不要只顾及历史的支流和曲折。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传统和理念是共产主义的目标，这也是科学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必然结果。只有从这样的历史发展高度来观察复杂的社会演进历史进程，观察随时可能出现的曲折、支流和偶然事件，才能有清醒的估计、必胜的信念和乐观的情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在困难中看到希望，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迷离中看到前途。列宁就是在苏维埃面临武装包围和武装叛乱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希望。毛泽东也是在红色政权极端艰难困苦的处境下看到了胜利的前途。近年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它们不顾思想理论发展史的规律性，不分时代发展的主流和支流，把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的思想言论拿来相互比较，从中找出彼此不一致和相互矛盾的地方，作出种种有悖于历史、有碍于唯物史观的论断。例如，把马克思早期人道主义言论视为他的思想顶峰；把恩格斯在晚年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提出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和斗争手段，说成是恩格斯对社会革命理论的“修正”，是反对马克思的表现，等等。
尊重历史，就是要认真研究不同时期的文献和文本。当前，在中国学者中出现了重视版本研究的情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外少数学者脱离文本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联系，孤立地对文本进行考据、解读和分析，从中作出否定某些原著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甚至提出否定或改写某段历史的论断。这是需要认真梳理、辨别和谨慎对待的。要看到我国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和研究由来已久，积累的经验和认识、留下的成果和资料，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意义。
尊重历史，就是要尊重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历史的成果总是经过历史冲刷而逐步积淀下来的，所以，不论是中国和外国的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都要以科学、审慎和细致的态度对待它们，而不应采取一概排斥的宗派主义态度。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五四运动酝酿讨论开始，迄今已有近九十年的历史。这段历史的主线当然是形成和发展了适合中国情况、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了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最新理论成果。对于上述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都应有突出的研究和阐述。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要经过研究分析，凡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作出过理论贡献、提出过科学见解的论述，都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给予一定地位，借以反映人类各阶层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贡献。当然，这一领域有许多工作要做，历史需要梳理，人物需要鉴别，论述需要评析。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集中了人类的智慧，也开辟了创新的前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把人类先行者的智慧与启迪代代相承地传递下来，形成了智慧不断增长的宝库与载体。正如恩格斯说过的那样：“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1](P520)。我们要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历史中吸取智慧与启迪，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侯惠勤
侯惠勤，北京 100732
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何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历史的研究，多年来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先求局部突破，再行总体创新；一是先行整体定位，再求各个突破。从今天的实际情况看，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即必须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提到首位，才谈得上其各个分支（哲学史、哲学原理、哲学原著等）如何深入开展研究的问题。
就马克思主义而言，虽然我们通过其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自我更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但同时也遭遇到以“尖锐化”方式出现的新挑战。与以前不同，现在的形势是“底线碰撞”，即问题已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具体观点能否改变，甚至也不是某些重要观点和方法能否修正的问题，而是老祖宗还有什么不能丢、创新马克思主义还有没有底线、底线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过去说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它支撑了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大厦，现在则出现了一些关于唯物史观只是“生产史观”、是对生活和人的生存的剥夺的指责，出现了一些关于剩余价值学说是辩证法虚构的规律、是人为制造的劳资对立的指责；过去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现在则有人把辩证唯物主义视为旧理性主义本体论哲学的产物，是垄断真理的独断论和阻碍精神自由的一元论的祸根，认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必须摈弃辩证唯物主义。可见，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一般学科所遇到的共性问题，比如说主题转换、视域拓展、范畴更新，等等，而是这一学科的根本定向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追问：一是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追问又可分为有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有，它是什么？二是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它与哲学、历史及马克思主义等学科的关系如何？毫无疑问，上述追问是一切提问的前提。如果哲学只有一种、是单数，那么就不能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此类推，哲学史也就只能是一种、是单数，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不能成立，一切关于马哲史研究的其他问题就都成为多余；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种与改造世界无关、与政治无涉的人文关切，甚至只是一种“个人独白”，那么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历史，讨论作为科学来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便成为多余。必须看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底线碰撞”问题，就因为原有理论还不能完全有效地包容新情况、解释新问题。因此，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深化问题，就要从“构筑底线”这一角度切入，才能奠定一个讨论的平台，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争论触及到“底线碰撞”问题，这就必然要“回到马克思”，要进行“源头清理”，因此，这些年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和意义的讨论成为一个理论热点。当人们以为把物质本体论归入传统的形而上，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因而纷纷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问题上进行价值重估时，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无论是实践唯物主义、人学辩证法还是单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概括，其缺陷绝不比它所否定的原先概括少，而且所有的替代方案几乎都笼罩着当代西方某些哲学思潮的阴影。因此，虽然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舆论很多，却鲜有能真正将其否定的论点。我们必须承认，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进行拓展和更新，可能比目前为止的任何新框架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更能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前进。
无论如何，马克思所实现的人类思想史上的最伟大变革，终究是产生了一种崭新的唯物主义，即列宁所称的“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世界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这一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不仅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而且克服了以往哲学无视人的真实生活和历史的弊端，使哲学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历史性飞跃。它从人、人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确定的前提出发，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为视角，透彻地阐发了贯穿始终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关系及其历史趋势，合理地解决了自由与必然、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类、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似乎无法统一的矛盾（这些问题仍然处于当代视野中）。与自然科学和人类知识走向相一致，与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趋势相一致，与人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相一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属性。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辩证法这一“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同唯物论的结合，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今天，无论人们怎样不断重新评价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始终是这一变革的实质。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巨大飞跃。作为世界知识体系和人类思维方式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全人类。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底蕴是工人阶级世界观，因而其历史必定与工人阶级解放（其特征是“人类解放”）的历程同在，必定与具体的、历史的实践需要共进，必定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集体话语。这就注定了无论对它怎样“除弊”，也不可能将其经验基础完全蒸发；无论怎样要求它回归“生活世界”，也不可能使之成为“个人的独白”。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就意味向一切哲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任务，即实现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统一、改造世界和彰显生存的统一。如何解决好这两个统一，马克思走的既不是价值中立的客观知识之路，也不是偏好人的抽象价值的人文复归之路，而是以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为基础，在阶级意识中达到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在争取“人类解放”中达到个性自由和社会进步的统一。
在今天，关于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已具有特殊的意义。从理论上看，它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想特征（可将其归结为彻底的批判精神、彻底的实践精神和彻底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等三大主题。从实践上看，其一，它关系到我们观察中国和世界的根本立场与方法。例如，当代世界历史是否已经“终结”？历史有没有方向、有没有坐标、有没有规律？如何确定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等等。其二，它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指导。例如，如何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什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还是精神自由和文化繁荣的障碍？等等。其三，它还关系到当代中国精神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定向。例如，文化有无先进与落后之分，价值观念有无对错与是非之辨？人性、个性、人权和人的自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还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如何确立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信念以及共产主义信仰？等等。一句话，没有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整座理论大厦将失去根基，我们也将陷入全面的思想混乱。因此，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否定，实质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否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定位，把传统形而上的本体论扣在唯物辩证法的物质统一性上是非常不妥的，因为这种“物质”不是先在的构成理性观念。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世界的根本存在方式，即对立统一。在它看来，存在是生成，生成是过程，过程是自我运动，自我运动是矛盾的对立转化和普遍联系，矛盾的对立转化和普遍联系是客观实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1](P327—328) 存在与不存在还不是真正的本体论，客观实在和非客观实在才是更根本的存在，因此，世界的统一性不在于其存在，而在于其物质性，即客观实在性。这是一切科学认识的基础，也是一切观念感知的源泉。
正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其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及其规律）、主题（从工人阶级世界观出发回应不同的时代主题和国情挑战的理论成果）、范畴体系等才是确定的，其作为学科建设才是可能的。通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矛盾及其转化运动趋势的把握，揭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根本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最大特点在于其交叉、综合和整体性。它要研究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及其基本原理，但以历史再现的动态方式研究，寓逻辑于历史中；它要研究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经典著作，却把其置于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思想体系中加以把握，寓文本于逻辑中；它要面对感性的历史，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史料，而其本质上是哲学，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概念生成，寓理性于感性之中。相对于逻辑，它是历史的，而相对于历史，它又是逻辑的；相对于史学，它是理性的，而相对于哲学，它又是感性的；相对于文本，它是实践的，而相对于实践，它又是文本的，如此等等。只有充分体现这一整体性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才有自己的学术立脚点。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异军突起，一度成为高校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不仅在于它向师生们展示了一个活生生的、形象丰满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它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置于一个更加开阔的视域进行整体性透视，极大地深化了这一研究。近年来这一学科所遭遇到的困境，当然有大背景等诸多原因，但根本在于其史学与哲学交叉、历史与逻辑统一、理论与实践结合、感性与理性交融的整体性特点未能保持和发扬，在于其作为学科方法论支撑的唯物辩证法的被消解。
在今天，从世界观上消解唯物辩证法的思潮主要有三种：一是以形式平等和抽象人权为特征的人性论思潮，恩格斯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经典世界观”的“法学世界观”。在恩格斯看来，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用以取代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经典世界观，在对于市场契约平等、法律形式上平等的崇拜背后隐含着对国家的崇拜。二是以身体需求和生存本能为基础的后现代思潮，表现为颠覆传统理性和一切“形而上”的解构主义，希冀在颠覆一切理性构建中彰显肉身的存在。它并不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但无疑包含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辩证法的解构。三是以“和合”、“中庸”、“多元共生”为理念的和合文化思潮，矛头直指对立统一和一元世界观，将其视为当代各种冲突和危机的思想源头。这里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的根本思维方式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还是“多元共生”的和合学？我们之所以要把对立统一视为宇宙的根本规律，因为“对立统一”是异质性事物的统一，有对立统一，才有质变、飞跃，新事物的诞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因为“对立统一”不仅揭示了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而且从纷繁复杂的世界理出了头绪和方向，因而历史才有规律和价值坐标；因为“对立统一”揭示了事物的客观状态，历史、世界和人才能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因此，不能让和合学取代辩证法作为根本的思维方式。
辩证唯物主义一元世界观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思想体系的基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体系的基础。今天，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倾向就是制造马克思主义传统同当代的对立。最为根本的一条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与“老祖宗”所创立的理论根本一致，还是完全不相干。如果是后者，那么讲坚持马列主义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今天的确有人认为马列主义只是一种“革命”理论，从其开始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民主法治国家，甚至不可能有和谐社会和建设理论。这当然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法治，但也确认西方的所谓“法治”只能保证形式平等和微观交易的公平，即具体交换领域的公平，但却无法保证整个社会的公平，无法防止私有财产权转化为对于他人的奴役权，无法防止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因此，我们所要建立的法治社会，必须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保障。同样，马克思主义从未否定市场经济的历史作用，但决不陷入“市场崇拜”；从未否定社会和谐的价值，但决不回避矛盾、粉饰太平；从未否定历史前进必要的“阵痛”和“代价”，但在根本道路的选择上，决不让步。正是在这一根本精神上，“老祖宗”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强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梁树发
梁树发，北京 100872
梁树发，河北省滦南县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明确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体系的意义
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体系，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作为特定的结构与内容进入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和教材。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国内学者看来没有什么争议。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何种意义上被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范畴和体系这一点上，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通常说来，在两种意义上决定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体系：一是直接意义，即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尽管存在着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有的学者的一些理论观点甚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冲突，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的理解具有相当的距离，但就其总体而言，它仍属于马克思主义，因而不能把它一般地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简单化地把它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外；二是相关意义，即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在相关意义上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体系。其认识基础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性质而言，一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作为一种特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流派，或者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与发展的一种环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不能不涉及到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变化与发展过程，特别是这一过程所表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观点上的变化发展总是通过哲学家们的活动（包括作为其结果的著作）来实现或表现的，哲学家们又往往因对一定哲学问题的不同见解而形成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流派，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形式上又往往表现为哲学家们的活动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通过哲学家们的活动而生动地表现出来。
我赞成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体系的后一种解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复杂体系，包含各种流派，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的认识，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甚至对立。所以，我们不能一般地、简单地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我们也不能一般地、绝对地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甚至把它看作为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承认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承认其中可能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分，并对所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进行具体分析与研究。其实，“国外马克思主义”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法，并不直接地表明其整体的或其中具体的理论、观点的性质，因而在引申意义上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有国外和国内两种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只是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在认识和实践上，可能有国内、国外这两种不同的传统。甚至可以说，国内、国外只是个地理概念，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内容或研究对象来说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就研究主体和可能的理论传统来说又分属不同的国度和地区。
总之，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只是表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及实践有着不同的传统、风格和流派，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突破了单一的模式，呈现出解释和应用的多样化格局。
二、仍需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起步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有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逻辑已经终结。作为本真马克思的诉求和在工业现代性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哲学逻辑经历了早期建构、人本主义转移和科学主义扭转，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已经终结[1](P16—20)。也有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即占据主导地位的已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也应有一个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向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应的转变[2]。鉴于中国学者以往对英美学者的研究关注不够的情况，我赞同研究重心适当转移的见解。但同时也有一个担心，即是否会忽略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终结了，对它的研究是否就不重要了或没有意义了呢？当然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研究对象。一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仍需要继续深入，除了对它的某些重要思想观点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外，一些已经有所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某些研究较少甚至被忽略的人物更需要开展相关深入研究，如对恩斯特·布洛赫、本雅明、普兰查斯等的研究；另一方面，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于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它提出的一些范畴、观点与理论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特别是中国理论界在如何认识和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发生的争论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现象。第二，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过曲折的经历，他们在一些理论和观点上无论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都为我们提供了足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如何通过在理论上离开马克思主义而最终导致在政治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其教训又是应该被记起的。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是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一切社会消极现象。由于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出现了一些类似西方国家出现的现象，因此，他们对现代化社会实践问题的认识、批判与经验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和实践会有一定的启示性。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比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研究更为突出的现实意义，不应受到忽略。
三、个案研究是基础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的关系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一些学者认为，在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人物、流派和著作已有一定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应特别强调总体的、综合的研究，不要再拘泥于对具体人物、流派的分散研究，而要把这些不同人物、流派放到一个互动的、相互交织的、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研究，在他们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中把握他们各自的理论价值和地位[3]。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应该加强个案研究，即加强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物、流派、著作、活动的深入研究。一些学者在这两个方面同时作出了努力，他们一方面致力于从总体逻辑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作出划分的基础上，展现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与主题转换的逻辑生长点；另一方面，他们还特别重视对其代表人物的思想或著作作精细的、深入的个案研究。卢卡奇、葛兰西、阿多诺、列斐伏尔、哈贝马斯是研究者们通常比较关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人物，而最新的研究则指向詹姆孙、鲍德里亚、齐泽克、拉克劳、墨菲等新的人物。
在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的、综合的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强调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微观研究。这种微观的、个体的研究是总体的、综合的研究的基础。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总体的、综合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具体的、微观的研究更为重要。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对微观的、个案的研究相对落后，不能扎扎实实地取得经得住历史检验的成果，我们的总体性、综合性的研究何以能够进行？其研究得出的结论何以靠得住？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之所以总体不够高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对研究对象的微观的、个案的研究不够深入，研究成果较少，知识积累不够。我认为，当前特别值得倡导的应该是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微观的、个案的研究，在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性的人物、流派、著作及活动方面做深入的、扎实的研究，这才是全面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道，当然还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
四、强化问题意识，弱化流派意识
有学者提出，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关注现实，这个现实既是国外的现实，又是国内的现实。在理论认识上，主要有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二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三是如何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我们要关注国外研究者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其实，所谓关注现实，就是在研究中要有问题意识。这种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不仅要具有根本性，而且要具有实践性、动态性和鲜明性，也就是理论研究的现实性。而要使我们的研究始终具有问题意识，必须确立研究的现实性原则：即一方面要对我们的现实或实践要求具有切实的了解；另一方面，要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动态具有准确的把握。这种把握既来源于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问题的敏感，更来源于对其最新材料的深入而精细的研究。根据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有必要提出强化问题意识的要求，实质上，问题意识是一种自觉意识。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的表现程度也就是研究的自觉程度，即不仅能够驾驭研究对象，并且能够使研究本身成为自觉自为的行动。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需要加以特别强调。
按其逻辑，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流派的认识和把握，来源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活动的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即所谓个案研究。所以，对流派的划分不能先入为主，必须首先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具体的人物和他们的著作的研究中，在对其理论、行为的深刻认识和反复比较中，逐渐地把握其流派的分属。但是，对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划分则是先入为主的。也就是说，多数研究者是通过国外学者的流派划分来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我们的研究采纳了国外学者的流派划分，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国外学者的认识和评价，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作为其认识和评价依据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这样一来，国外学者的流派划分便成为我们着手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框框和模式。根据这种情况，提出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意识的要求，将有益于强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升研究水平，使我们的研究更接近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也更为科学。所谓弱化流派意识，也包括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西方学者所作出的流派划分进行必要解构与重构。
［参考文献］
[1]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段忠桥．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3] 孙玉霞．“国外马克思主义重大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J].教学与研究，2007(6).
以新的哲学观重新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
许全兴
许全兴，北京 100080
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未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实践上的胜利，反倒在东方经济、政治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国取得了实践上的成功和理论上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出版了一批通史、专题史和人物史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和经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思想导向。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史的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界诸多同行们在思考的问题。在此，笔者提出几点意见，供参考。
第一，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出的背景及其内涵。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从传入中国之时起便开始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命题直到1938年才得以提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针对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而发的，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笔者以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外，还有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大大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其历史功绩不容低估。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国民意识中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不断高涨，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文化人开始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存有否定一切的形式主义缺陷。从延安《解放》周刊上刊载的有关文化运动和文化工作的文章看，当时的理论工作者和文化人已明确认识到，“过去的文化运动，外国的气味太重了”，要使新的文化运动真正成为中国广大民众的文化运动，就“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中国化”。有的文章明确把“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列为文化工作的任务之一。有的理论工作者则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革命精华的继承者，是中国古代一切优秀文化的继承者”。了解了这一文化背景，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是在讲学习历史部分，而不是在讲学习理论和研究现状部分讲中国化，讲不要割断历史，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遗产。了解了这一文化背景，我们就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化的内涵，即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现实的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应是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总之，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基于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思和总结。
毛泽东不仅是革命家、军事家，而且是精通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家。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和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中国传统哲学三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的继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能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抵制外来错误的干扰，战胜外来的侵略和干涉，使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同它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密切相连的。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中，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灵魂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而不是其他哲学思想。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上，理论界和学术界都只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不讲或很少讲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笔者认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文化背景，不仅对于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有重要帮助，而且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深入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的研究，如同对其他哲学史的研究一样，不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对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贡献的哲学家的思想作出实事求是的阐述与评价，而且要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找出其中的规律，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繁荣当代中国哲学。应当肯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者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国传统哲学三者相结合的根本经验，但总的看，还不够深入、细致和具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也有曲折和教训。在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反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不同观点、专门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与作为政治家的哲学思想等关系方面均需深入研究和总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及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放与应用等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和发扬。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有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尊重群众、勇于创新等优良传统，也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不良传统。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贯串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是顽症，它直接来源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同时也与中国的注经解经的经学传统和国民性中的奴化意识密切相连，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关。因而，如何发扬优良传统，克服不良传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时，首先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坚决反对某些人极力贬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错误态度，充分肯定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论是毛泽东、李达、艾思奇，还是其他人，都不能超越中国的历史条件，都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们的错误和不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精神所要求的，其目的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加强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成果的研究。
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两次历史性飞跃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史研究起步阶段，研究者的研究重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当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近三十年之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史的研究重点不应再停留在原处，而应转移到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成果的研究上来。
重视哲学的研究和应用是毛泽东倡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1](P118)。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的辉煌成就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取得的，近三十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又反过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社会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到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深刻的大变革必然会在哲学上得到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值得我们去发掘、概括和阐释，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理论、创新理论、生产力理论、改革理论、机遇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与和谐社会理论、精神文明理论、群众观和以人为本理论、人生观和价值观、科学发展观等。我们要十分珍惜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在哲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蕴涵的哲学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新体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充分吸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蕴涵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哲学体系的改革、实践理论、系统哲学、社会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科技哲学、生态哲学等。
第四，按照新的哲学观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
对哲学史研究而言，以往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作为一种客观的思想存在是历史地确定了的，但后人通过对他们的研究和读解写出的哲学史，则是见智见仁，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而且，每位哲学史家都会按照自己的哲学观念去写哲学史。长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从苏联传入的。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系统化的产物，有其历史价值，对它全盘否定是不妥的。但这一体系严重的内在缺点又是十分明显的。在它的影响下撰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不可避免地会有局限性，会遮蔽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某些内容。
如前所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当代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灵魂的体现，但我们撰写的哲学史，对此却反映得很不够，有的论著甚至没有反映。这种状况急需改变，应加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含的中华民族智慧、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灵魂的研究及阐释。要让读者从我们撰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真切地感受到现代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灵魂，并激发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国传统哲学注重人生论和价值论，教人如何做人，知行合一，化理论为德性，提高人生境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艰苦环境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将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没有人生哲学和价值论。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注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还十分注重人生哲学和价值论。因为人生哲学和价值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由于受传统哲学体系的束缚，我国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对张岱年的“天人五论”的新唯物论哲学、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冯契的“智慧说”、钱学森的“大成智慧说”等富有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缺乏应有的关注和重视。笔者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是多样的，异彩纷呈的，而非单一的，因此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时，上述四位哲学家的论著是不能不读的。他们依据各自的经历和学养，从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独特贡献。
总之，我们需要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按照新哲学观来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重新审视以往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要把被以往旧的哲学观所遮蔽了的或反映不充分的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发掘出来，为建立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材料，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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