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的认知障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大国论文,认知论文,障碍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6)04-0076-08 我国正在积极推进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其进程遇到了美国方面的诸多阻碍，其中美国的“老大”心态与不接受中国拥有对等的大国地位是这一进程受阻的深层次原因。按照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的判断，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如何应对这一危险是中美两国政府、战略界所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难题。导致中美关系走向紧张与对抗的原因有很多，美国往往把问题归结到中国的非常态化的崛起打破了地区的均势。但是，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与奉行例外主义的国家，极少从自身进行反省。本文主旨将从美国的角度来探寻其自身的因素。 一、无视其他国家的安全必要性及其民族感受 美国自身的地位、认知以及历史经验决定其奉行对外怀疑态度，钳制强大的其他国家是其使然的战略。这其中既包含了美国的特殊身份——霸权国家的基因，也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下力量对比的结果，同时又是其所谓“天命感”形成的国家优越感的发散。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民主、最高大上的国家，它对其他国家是善意与仁慈的，它是世界上维护公道的国家，应该享有与其他大国殊异的特权利益。美国认为这几年随着中国的崛起，在东亚、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已经悄然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美国预感到其中潜伏着对其领导地位与其构建的秩序的挑战。危机感、敌对性成为萦绕在美国领导人、舆论界脑海中的思维常态。这种心态不是因为其是小国、力量不足而担心周边大国对其安全构成威胁，而是在一种神权式的光环笼罩下的错位反应，感到世界上异质性的大国总是会觊觎美国的财富与地位，会设法与其竞争、进行挑战与威胁。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原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埃文斯(Paul Evans)正在领导一个中、美、加研究人员的合作课题，试图让美国与东亚各个国家相互能够从对方的视角去正确理解各自外交政策、各种行动的意图，化解敌对性，探寻构建能够共生的新国际秩序规则。但是他在与美国学者沟通时，发觉美国不可能接受这种设身处地的“情感沟通”(Empathy)观。在美国需要对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合理感受的天平进行衡量时，其国家利益一定处于毋庸置疑的绝对地位。即使这种国家利益在国际法、国际舆论或一般的道理上是荒谬的，但只要美国国内政治与舆论在传统上将其视为不可改变的国家利益或延续性的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就会无视对其不利的因素，不惜践踏他国的民族感情与正常的利益。在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就是典型一例。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13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两岸关系保持和平发展势头是两岸同胞的人心所向。对此，美国采取了熟视无睹的态度。 在各个国家追求其安全与合理的军事目标方面，美国认为它自己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维护者，保持超群的力量优势是必要的，其他大国没有必要去追求一种与美国匹配的力量。除非是出于美国同一个阵营，美国要其分担地区安全责任。如果不是其阵营的国家，发展超越其最低防御需要的军事力量，就有打破美国绝对优势之嫌疑，就是对现状的威胁。美国国防部前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香格里拉论坛上曾经大致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可以发展军事力量，但这种发展应该是防御性的，不应发展超越亚太地区的力量投射。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承担着全球的安全义务，而中国只需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就行，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包括航母、远程导弹等都是对美国的挑战。 美国的军事实力超群。美国2017财年的国防预算达到5827亿美元，其中714亿美元用于研发，75亿美元用于打击IS，81亿美元用于采购新型潜艇，18亿美元用于采购弹药。其庞大的国防预算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比世界上列于其后的8个最大军费开支国的总和还要多。但它总是指责中国的国防预算增长太快，用途不透明，是潜在的威胁。它从来不承认其先进的武器装备与庞大的国防预算对中国构成的威胁与压力。 对美国在亚洲无限期保持主宰地位的执著，主要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美国实力与生俱来就是良性有益的，如果其他国家不这样认为，那么这是它们的错误。[1]为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史文批评道，“有观点认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无可争议的主宰地位是确保整个亚太长期稳定繁荣的唯一基础，这一观点是一种危险的日趋过时的观念”，但它“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例外论及国际秩序中霸权力量具有好处的信念中”。 基于这种心态，美国往往倾向于视中国的一系列行动为测试美国的反应，美国当年对苏联也是这种判断，其结果总是从坏处考虑，应对的姿态也就必然强硬。现在美国经常指责中国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海的维权行动，以及在主权范围内的填海造岛行动(陆域吹填)是一种“切香肠式”的进攻，认为中国的每一步行动都有改变现状的意图。美国一般不会考虑中国在南海加固岛礁的必要性：驻岛守军有改善其生活环境的需要，有必要的军事防卫的需求，有为南海地区提供海上搜救、防灾减灾、海洋科研、气象观察、生态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服务等各类民事服务的需求。只要涉及中国在海外，特别是在海洋与争议海域的行动，美国就会从军事与地缘政治角度进行考虑，从最坏场景假定中国意在削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优势，逐步扩大控制海上的战略空间，获取力量对比的优势。 在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问题上，美国不分皂白地指责中国，并派遣两架B-52轰炸机进入东海防空识别区，以示挑战。但是美国显然有意回避了一个事实，即正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发明了防空识别区，它在北美最早建立了防空识别区。在冷战占领日本期间，美军在东海也划设了防空识别区。 二、选择性地炒作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成果 美国一部分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在阅读中国国际问题、国家战略研究的文献时，往往会重点挑选一些讨论如何抗衡美国进攻性的战略、战术，或强硬应对美对华进行施压、干预政策的文章，或者一些意在重塑国际体系、重振中华文明威望与盛世的著述。如臆造中国军方存在一个“区域拒止”与“反介入”战略。实际上，美国把中国发展限制敌方进入中国外围陆地、海洋和空域的军力发展都视为这个战略的一部分。 此外，美国的研究文献中也特别关心中国学术圈讨论天下体系这个概念，根据他们的联想性判断，认为中国有试图在东亚地区恢复朝贡体系的战略，最终目的是要分化美国的东亚盟国，把美国边缘化，在太平洋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 近年来，北京《环球时报》与国内其他门户网站上对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与南海问题等热点有广泛的评论文章，其中部分是观点比较激进、态度比较强硬或维权立场比较坚定的言论，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主流观点，更不是国家的政策。 由于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界与媒体不断地把中国报章杂志上有关这些针对美国军事行动、建立非美国化秩序的文章内容进行夸大性宣传或引用，客观上就使美国普通民众、其他国家的受众倾向于相信中国正在准备挑战美国，是一个损害美国海外领导利益的国家。在这样的舆论引导下，美国国会右翼的或对中国缺乏了解的议员，就会以各种听证会与决议案的方式对中国施加压力。 三、美国只认可由其创设或尊崇其为“老大”地位的多边机制 美国狭隘的“老大”心态在多边机制建设中反映得最为淋漓尽致。虽然美国总统在口头上经常挂着支持中国崛起的漂亮语言，表示乐意接受多边主义，但除了美国感到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或与其势力范围没有特别关系的地区外，它实际上坚决反对与抵制由中国创构或发挥主导影响的新多边机制，六方会谈是一个例外，因为美国既无法迫使朝鲜让步，也不可能对朝鲜作出战略性的让步，所以它接受了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但是，一旦这种会谈不符合美国的目标，它又会坚决拒绝参加。对于其他多边或地区新机制，即使中国不排斥美国参加，美国也不愿看到其战后建立的各种机制遭到中国参与建立的新机制的弱化与分化。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实际上就是在规制上削弱中国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毫不掩饰地表示：“TPP协议将让美国而不是中国主导制定21世纪亚太地区的路线和规则。”[2] 2015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东亚顾问麦艾文(Evan Medeiros)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英国在对华政策上误入歧途”；“如果说与一个日渐崛起的中国打交道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话，那就是如果你屈从于中国人的压力，那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人施加更多的压力。伦敦希望用战术性迁就换来经济上的好处，这是在玩火，可能导致未来产生更多问题”。[3]从这段言辞可以看出，麦艾文非常情绪化地反对英国积极与中国发展关系，同时也反对美国对中国崛起进行“包容”，因为这会发出一个信号——美国衰弱了，美国将不得不与中国进行交易，中国会有更多进攻性的行为。基于这个思维，他建议美国政府抵制可能会削弱美国领导地位或利益，由中国制定的地区规则与创设的合作机制，其中亚投行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当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金立群会见麦艾文，劝其建言美国参加亚投行时，麦艾文表示，由于亚投行是中国创立的，所以无论有多少好处，美国都不可能参加。 近年来，美国与澳大利亚一些学者在不同的场合与著述中向美国政府建言，在亚太地区放下“老大”身段，真心诚意地包容中国崛起，与中国分享该地区的权势、利益及分担责任，特别是对应该归属于中国的利益，需要作出让步。这些学者包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史文和澳大利亚国防部前副部长、现国立大学教授休·怀特(Hugh White)。迈克尔·史文以其敏锐的眼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判断，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应该同中国商讨未来这一地区的秩序重构问题，达成一个双方可以良性互动、相互包容与制约的机制。①他还建议美国政府应重估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怀特则为美国开出了应对中国的三个选项：竭力抗衡中国的挑战并在亚洲维持现状；放弃在亚洲的主导性作用，放任中国尝试建立一种霸权的行动；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维持其在亚洲强大的存在，同时让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怀特断言，绝大多数美国人会接受第一个选项，为数较少的人会严肃考虑第二个选项。绝大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接受第三种选项。怀特坚信，第三选项，即认可中国是一个权力可以平等分享权力的大国应是美国唯一理性的反应。[4](p.5) 另一个例子是“10+3”机制。2001年秋，韩国“东亚合作展望小组”在为东亚地区设计的今后的发展目标和实现方式的报告中向“10+3”首脑建议：“希望建立一个能使地区内所有国家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和平、繁荣、进步的东亚共同体”，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50多项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动议包括建立东亚自贸区，逐渐改组“10+3”首脑会议，使之发展成为“东亚峰会”。2002年，“东亚合作展望小组”的报告提及东亚共同体，并强调建立东亚共同体符合东亚各国的利益和愿望。该报告在当年“10+3”领导人会议上通过。2003年，在“10+3”的旗帜下，设立了东亚各国各地区研究网，目的是探索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在2004年万象东盟峰会上，东盟提议于2005年12月在吉隆坡由东盟主导召开首届东亚峰会。[5] 美国对这个排除其参与的机制发展感到非常担心。在其怂恿新加坡、日本出头进行多方活动下，最终使东亚峰会的成员扩大到16个，让所谓民主国家——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进入了峰会。这种安排就是为了制衡中国主导性影响的扩大。 四、现行的众多国际规则主要反映美国的理念与利益 (一)网络方面的规则 网络是全球公地，过去没有规则。由于互联网诞生在美国，美国始终对互联网域名及根服务器系统实施控制。目前除I、K、M根服务器系统由英国、瑞典与日本管理外，其余都处于美国控制下，特别是母服务器。虽然中国有根镜像服务器，但绝大部分解析都需要经过美国完成，美国可以全面监控中国互联网的访问数据。网络的规则是按照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上、知识产权保护与私人企业财产不可侵犯等原则设立的。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在一次会议外的场合对笔者说，中美在网络问题上的对抗实际上是一种哲学观念的冲突。中国人认为，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道德立场是虚伪与双重标准的，斯诺登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与9家著名的互联网公司合作(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脸谱等)对本国与外国公民进行监控，在一个月内可从全世界互联网上收集970亿条数据，其覆盖范围包括欧盟办公室，各国的中央和地方金融体系、交通、通信、制造业和能源行业等。“棱镜”项目可确保美国能够获取海外通信传输路径中的各种服务器数据。 既然美国有如此全覆盖的监听项目，其他有能力的国家当然认为，他们完全有权反其道而行之。但此时美国又按照其理念来制定双重标准的规矩：一国公共机构对另一国的政府、军事部门的网络监控与情报窃取是合法的，但是通过网络进入其他国家的商业公司，获取具有知识产权的资料、技术数据、设计图是违法行为，必须加以法律追究。如果是政府机构的行为，属于侵害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的行为，违法了国际法。 这种强制推行的理念，貌似区分了政府与私人的不同性质，分割了属于国与国关系中的安全利益需要及对市场中公司的正当竞争与公司的创新精神保护，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不公平的交易理念：美国需要的外国政治与军事情报，搜集外国政治与军事情报活动就是合理的；美国在商业科技情报无需依赖其他国家，对美国商业科技情报的搜集活动就是不合法的。它事实上单方面维护了美国具有先天技术优势的情报搜集特权，确保了美国政府利用私人公司为其政治利益服务的不公平权力。 (二)双边投资协定(BIT) 现在与美国谈判双边投资协定的只有中国，过去12年里，和美国谈过双边投资协定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卢旺达，还有一个是拉美小国，这一点确实令人惊讶。中国没有获得美国与欧盟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也被排斥于TPP这个新的贸易与投资俱乐部之外，但作为全球第二对外投资大国，中国需要进入美国市场进行投资，以提升中国企业的经济竞争力以及在世界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中国制造业2015年1-11月对外直接投资额比上一年同期增长95％，达到118亿美元。在整体上，2015年首次超过吸引外资额，中国整体有可能成为直接投资的输出方。同样，中国为了吸引高技术与服务业的国外投资，也需要放宽条件让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以国民待遇进入各个行业投资。上海自由贸易区推行的负面清单，与美国谈判签订BIT就是为中国深化改革并最终与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接轨做准备的。 但是，这种谈判是艰难的，因为它是根据美国制定的规矩而推进的。美国在贸易网站上公布了一个双边投资协定的模版，任何谈判都要按照这个模版进行，中国的负面清单在美国的压力下一再缩减，但是，美国仍然以各种要求来拖延达成协议。2015年9月习近平访美，我们按照此前“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达成的超长清单为基础，主动将负面清单削减到36项，但是美国仍然以各种理由拒绝达成协议。从各方面迹象看，目前美国根本无意与中国达成协议，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核心就是美国在政治上对中国和平崛起的速度与国内深化改革态势有严重的疑虑。在中美经济发展势头与竞争力呈现不利于美国的背景下，美国试图以BIT与TPP作为一种新规则来削弱中国集中调控、以央企为核心的经济管理体制，所谓要求中国加强市场调控与经济政策透明度、开放政府采购、减少大型国企的龙头地位等，实际上就是要中国向美国自由化的市场体制靠拢。 (三)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中的规则 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因为它不希望其作为海洋大国的利益受到该公约的约束。但是，它却要用这个公约来约束中国在南海正常的维权行动。 在2015年10月的南京论坛上，哈佛大学的一个学者说台湾有关方面已经承认“陆地控制海洋”的原则，换言之，台湾不再坚持“十一段线”或大陆所称的“九段线”。显然他是误读了台湾有关方面的立场了，其实其正式表述是：无论就历史、地理及国际法而言，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及其周遭海域属中国固有领土及海域。②中国认同“陆地控制海洋”的原则，但这个原则的实施不能否定中国在南海岛礁及其周边海域在历史上已经行使的管辖权。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周边海域的声索既来自中国自汉代以来中国人民在那里的生活与生产活动的事实，也基于中华民国政府1946年派员收复南沙群岛，立碑与派兵驻守，1947年划出11段线，对南海四群岛及其礁、沙、滩进行命名的历史。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1982年签署，1994年生效的，比中国重新控制这些岛礁晚了47年。事实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不适用于解决领土主权问题。美国与菲律宾等国纠缠于九段线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冲突，试图以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仲裁来否定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周边海域的声索权，这既是对历史上存在的“谁先发现，谁先拥有与管辖”规则的颠覆，也是对九段线本身的曲解，因为中国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历史权利，拥有在九段线之内的岛屿及相关海域的主权权益，“历史性权益”或“历史性水域”从历史延续地管辖看，就是一种习惯国际法，但它不是一条禁止国际航运的内湖线。 2015年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军舰进入南沙渚碧礁周围12海里，2016年1月底“柯蒂斯号”驱逐舰又以“无害通过”名义进入我西沙群岛中建岛12海里，试图挑战中国对南海岛礁的控制权。美国的“航行自由计划”虽然是美国卡特政府在1979年制定的旨在维护其主张的海洋自由原则，防止沿海国家“过度海洋主张”对美国海洋大国地位的挑战，保证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机动畅通；但它在南海的实施却是第一次，其目的并不是捍卫美国海军的自由航行权，而是针对中国在南沙7个岛礁陆域吹填工程的挑战，因为美国无法从国际法上对中国在自己控制的岛礁上的工程进行挑衅，但它可以以低潮高地没有12海里领海和领海12海里可以“无害通过”的规则来显示其实力，威慑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力量，挑战所谓中国改变南海现状的行动。 美国的行动虽然在理论上没有违法国际法，但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维护海洋自由原则的“和平通行”行动，而是在敏感主权海域具有敌意性或恶意性的武力展示，实际上是滥用规则来达到介入南海争议的目的，通过常态化及逼近性的军事巡逻，体现这个海域常态化的美国军事存在，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限制中国在南海主权范围内正常的军事和民事活动。 五、美国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光谱来辐照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高度竞争与对抗的阶段，其中有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构性因素，也有美国认知中的历史类比性现实主义与强烈抵触异质性大国崛起的因素。这两年美国在形容处于竞争性的中美关系时，有两个概念出现频率颇高，这就是“改变现状”与“修昔底德陷阱”。 201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西方和日本的一些媒体把现在的中国与威廉一世的德意志帝国相类比，把当前中日与中美竞争关系比作当年的德英关系，认为中国正在走一条类似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地区现状的老路。这当然是西方和日本等媒体对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与建设新型中美大国关系努力的诋毁，也是时空背景完全颠倒的类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西方列强大肆进行殖民扩张，竞相掠夺与瓜分势力范围，构建殖民帝国的必然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几年，两大集团就已经形成，所以它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霸战。当前的东亚地区，美、日、澳等多个双边同盟关系在加强，它们拥有广泛的势力范围，而中国没有海外基地，也没有盟国与势力范围，更没有任何扩张行动。 至于所谓的现状就是战后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轴辐结构，它包括美国的盟国体系，美国对其盟国的安全与领土保护，小国在政治上对美国领导的顺从，美国在韩、日等国保有军事基地与驻扎军队，美国确保其绝对的军事优势，美国对地区内海陆空广泛的区域进行巡弋与监控，用美国主导的多边经济机制向顺从的各国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并确保这些国家开放市场，维持台湾与大陆的分离及战后所有领土现状等。试图改变其中任何一点，或者侵蚀其基础，美国都认为是在改变现状。 所谓的现状实际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地区现状一直在逐渐地发生改变，有些是冲突、战争或政局变动引起的，有些是冷战中美国与苏联竞争的结果；二是现状不是公平与合理的，美国主导下的和平是以保证一部分国家的利益，但损害另一部分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条件的。 东亚地区现状的最早改变始于美国违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即日本军队完全解除武装，不得保有可供重新武装作战的工业等内容。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指令日本重新发展军事力量。日本于1952年成立“海上警备队”；1954年新建航空自卫队，7月颁布《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将保安队、海上警备队分别改称为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将陆、海、空三军正式定名为自卫队，并成立了防卫厅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健全了统帅指挥机构。 1971年6月17日，经过近两年的谈判，日、美签署归还冲绳协议(《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议》)。根据这个协议，美国擅自把不属于琉球群岛的钓鱼岛的“施政权”与琉球群岛一并交还日本。中国政府一直主张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不属于琉球(冲绳)，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侵占钓鱼岛是非法的。按照《开罗宣言》，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东北各省、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国。美国起初称：施政权不等于主权，美国政府把钓鱼岛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并不等于日本拥有对钓鱼岛的主权，所以，1996年美国驻日大使表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不适用于钓鱼岛。但到2010年11月10日，美国政府又出尔反尔宣布，该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对于《波茨坦公告》中有关在日本“成立和平责任政府后，盟国占领军立即撤退”的规定，美国也作了背弃。1951年9月8日，美国与日本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使一个战败国进入了一个战胜国的军事集团对抗另一个战胜国，同时开始了美国长期在日本驻军的时代。1951年，美国等48个国家绕过《波茨坦公告》签字国的中国与加入国的苏联，单方面与日本签订《对日本和平条约》(《旧金山和约》)。 近年来，美国把中国在南海的维权与正常作业作为改变现状的证据，但实际上1946年11月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条约和宣言精神，由海军上校林遵率领“太平号”、“中业号”、“永兴号”和“中建号”四舰编队收复了南沙群岛，其中这支舰队的旗舰“太平号”是刚刚从美国得到的援助。③战后南沙群岛的42处岛礁先后被周边三国不法占据，中国实际控制仅9个，29个被越南占领，涉及117万平方公里海域，7个被菲律宾占领。有些岛礁也曾经易手过，如中业岛，曾经是中国台湾控制的，后来让菲律宾非法占领了。在岛礁扩建与建设飞机跑道问题上，也都是越南与菲律宾最先开始的，所以，哪个国家首先改变地区现状应该是客观明了的。 总体而言，从二战后到冷战后，美国在东亚建立的安全轴辐体系表面上看维护了地区的和平，但它是以一些国家放弃发展海外军事力量，出让土地与环境保护的权益作美军基地，接受美军的治外法权，乃至在国家主权上克制、忍让、忍辱负重为代价的。美、日在中国周边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基地，通过部署先进武器与进行军事演习威慑中国。按照中美发表的《上海公报》精神，美方应该完全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停止对台湾方面的军售，但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根据其国内法《对台关系法》继续给台湾提供武器。另外，美国对中国近海持续进行高密度的抵近侦察。对于这些现状，中国不能接受，希望通过和平维权、军事力量的发展、建立新的地区多边机制、地区经济合作、构建新的安全观与各种对话来逐步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合理、霸权式的安全秩序。 基辛格与史文都建议中美应该尽早就未来的世界与地区秩序进行讨论，基辛格表示，所有国家必须参与到世界秩序的创造过程中来，其中中国和美国必须要达成一致，相互理解。如果双方都同意这一点，遵照这样一种做法，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就有希望。[6]史文希望美国能够更包容中国的崛起，包括其合理的维权行动与军事发展。但是美国国内许多保守力量并不接受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绝对不能对崛起大国作出让步。 现在研究“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显学，但不能被这种2600年前的所谓铁律所迷惑，理论上陷入自设的困境不能自拔，因为当前的中美关系要远比希腊与斯巴达的关系复杂的多。根据创造这个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研究，当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即将与既有大国势均力敌时，极有可能爆发冲突。如果其结论可以在政治上而不是在一般的历史事实上成立，冲突的原因与责任将永远是新兴大国的。因为“过去500年中，在崛起中的国家挑战占统治地位的大国的16个例子中，有12个的结果是战争”。[7]另一位建构主义理论家理查德·内德·勒博就激烈批评艾利森这一观点，因为他发现根本就没有权力转移引发冲突这种现象。也有学者认为“由相对权力转移而造成的冲突可以用多种方式加以解释”。此外，权力转移理论家的大多数例子往往是在欧洲现代史的冲突中找到的，这个时代充斥着对军国主义的赞颂和明确制度化的强权政治。[7] 显然希腊的力量壮大是改变当时国际秩序的主要客观因素，但是斯巴达不包容、不愿以现实的态度去调整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斯巴达在处理希腊问题过程中非常强势，不愿意作出让步。斯巴达人在公元前6世纪组建了以它自己为核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他国碰触自己的势力范围。 美国认为现在所定的规则不能轻易改变，不能因为中国崛起而采取顺从的态度，这与斯巴达的做法非常相像。另两位专门研究权力转移的美国学者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历史上崛起中的大国对现状不满，且不能享受以既有大国为中心建立的体系中的果实。[7]当然，讨论到对新兴大国的顺从，会必然涉及一个词——“绥靖”。在希特勒和张伯伦达成《慕尼黑协定》之前，“绥靖”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是一个中性词，它是指两个不同等级的国家在竞争过程中需要交易和相互让步。二战以后没有人敢触碰这个词，美国现在认为如果妥协，那么就会回到“绥靖”，其潜台词就是中国是一个体系挑战者。按照这样一种思路，美国在中国相关问题上就陷入了只能从坏的角度进行判断、不能以善意去理解，只能硬、不能软，只能对冲、不能妥协，只能单赢、不能双赢的困境。 美国不会自动改变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这是其霸权地位决定的强势心态与历史惯性使然。除非它国内陷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危机，逐步走向衰落，而且其他国家也开始背离它。或者它遇到更多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无暇再保持其狂妄、傲慢、顽冥的态度，此时它可能不得不调整其对异质性新兴大国的偏见与敌意。但从中国方面看，只要在经济、军事上保持进一步发展，能够在构建地区与全球机制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能够在为世界提供公共物品方面更积极主动，能够在战略运用上把谋略、胆略与审慎更好地结合起来，美国最终将不得不正视中国崛起的现实，与中国共商、共建未来的世界秩序。 *本文系作者2015年10月24日在第七届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新世纪地区安全危机及其治理”上所作的主旨演讲，文字稿由张琪记录并整理。 注释： ①引自迈克尔·史文2015年11月22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举行的《淮海论坛》上的演讲。 ②参见台湾外事部门网站http://www.mofa.gov.tw/News_Cont。 ③中国外长王毅在2015年清华大学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上专门有这样一说：“中国军队是坐着美国的军舰收复南沙群岛的”，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28/c_127959300.htm。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军事论文; 新型大国关系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南海美国论文; 南海九段线论文; 认知障碍论文; 南海军事论文; 美国史论文; 南海战争论文; 日本南海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南海事件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南海防空识别区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