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中的三国经济地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经注论文,地理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了许多极有价值的三国历史地理资料。研究三国历史，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当然很重要，而裴松之（372—451年）死后20余年，郦道元（472—527年）降生，所以裴松之所能见到的三国历史资料，郦道元基本都能看到。实际上郦注中的三国历史资料并不逊色于裴注，特别是郦注详于三国时期的农田水利、交通漕运、城市村落等经济地理，又是裴注所不能企及的，值得三国研究者珍视。
一、《水经注》中的三国水利与农业
汉末三国时期，群雄蜂起，逐鹿中原，秦汉以来发达的黄河流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曹操由于重视水利，实行屯田，发展农业，首先崛起，统一中原。吴国和蜀汉也都注意在辖区内兴修水利，发展经济，遂成三分鼎足之势。《水经注》记载了不少三国时期的水利工程与农田。
1.魏国的水利工程
曹魏对农田水利极为重视，兴修的水利工程有以下诸陂、堰、渠。
(1)枋口（石门） 魏文帝时，野王典农中郎将司马孚在河内沁水县（今河南沁阳县）沁水上垒石为堰的水利工程。《水经注·沁水》记载说，沁水发源于铜鞮山，流经太行、王屋两山之间，每当雨季来临，“众谷走水，小石漂迸，木门朽败，稻田泛滥，岁功不成。”司马孚主张“累方石为门，若天阳旱，增堰进水，若天霖雨，陂泽充溢，则闭枋断水，空渠衍涝，足以成沟。”“于是夹岸累石，结以为门，用代木门枋，故石门旧有枋口之称矣。溉田顷亩之数，间二岁月之功。”可见这是一项抗旱排涝两用的水利工程。
(2)成国渠 魏青龙元年（233年）卫臻开成国渠。《水经注》卷十九《渭水》：“渭水又东会成国故渠。渠，魏尚书左仆射卫臻征蜀所开也，号成国渠，引以浇田。其渎上承汧水于陈仓东，东经郿及武功、槐里县北”，流经今咸阳市北，“又东南注于渭（在今西安市东北入渭），今无水。”说明成国渠连接汧水与渭水，流经关中盆地的西部与中部，是一项大型水利灌溉工程，促进了关中中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曹魏抵御蜀汉提供了经济方面的可靠保证。
(3)戾陵堨及车箱渠 魏齐王曹芳嘉平二年（250年），镇北将军刘靖在幽州州城蓟县西北的灅水（今永定河）上造戾陵堨，开车箱渠。《水经注》卷十四《鲍丘水》：“（刘靖命）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造戾陵遏，开车箱渠。”景元三年（262年），朝廷又遣谒者樊晨更制水门，进一步完善这项水利工程。实际上戾陵堨是在灅上修筑的一个分水坝，分出来的“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经昌平，东尽渔阳潞县（今北京市通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
这三项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是曹魏兴修水利的代表。在兴修时间上，从曹魏的初期到末年，在地域分布上从南到北，表现出曹魏重视兴修水利的持久性与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曹魏国力日益强盛的重要标志。
2.蜀汉的水利与农业
蜀汉境域狭小，成都平原是其粮仓，都江堰是其命脉。蜀人非常爱护都江堰，《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作三石人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是以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正因为如此，诸葛亮才把都江堰看作是蜀国农业的根本，设堰官派专人维护。“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诸葛亮为了北伐成功，在北伐基地汉中大兴屯田，劝农积谷。《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云：汉中盆地“地沃川险”，“平川夹势，水丰壤沃，利方三蜀矣。”诸葛亮在盆地西部的勉县境内“休士劝农于黄沙”。《水经注·沔水》：“汉水又东，黄沙水左注之，水北出远山，山谷邃险，人迹罕交，溪曰五丈溪，水侧有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汉水支流的褒水河谷是古褒斜道必经之地，诸葛亮曾在此进行军屯。诸葛亮与兄瑾书云：“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这里的军屯显然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因此，诸葛亮在汉中境内屯田积谷，发展经济，对北伐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汉中盆地东部的安康盆地在历史上也是农业发达之区，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之前，这里也是蜀汉的疆土，其中的月河盆地开发较早。《水经注·沔水》：“汉水又对月谷口，山有坂月川，于中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故孟达‘与诸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
蜀汉在控制荆州地区的时候，也开辟了许多良田沃壤。《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沅水又东与序溪合，水出武陵郡义陵县鄜梁山，西北流经义陵县，王莽之建平县也，治序溪。其城，刘备之秭归，马良出五溪，绥抚蛮夷，良率诸蛮所筑也。所治序溪，最为沃壤，良田数百顷，特宜稻，修作无废。”
3.吴国的水利与农业
吴国所辖的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河流密布，水资源充沛，所以吴国的水利工程比曹魏、蜀汉少一些。《水经注》卷二十九《沔水》：“昔诸葛恪帅师作东兴堤以遏巢湖，傍山筑城，使将军全端、留略等各以千人守之。”这是一项围湖筑城的水利工程。《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孙皓天玺元年，吴郡上言，临平湖自汉末秽塞，今更开通”。渐江水的下游今天叫富春江，临平湖是今杭州市辖区内的湖泊。战国时期兴修的水利工程芍陂也仍然发挥着效益。《水经注》卷三十二《肥水》：“（芍）陂周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魏太尉王凌，与吴将张休战于芍陂，即此处也。”吴国虽然兴修的水利工程不多，但新开发的经济区面积广大。
珠江流域气候湿热，物产丰富，吴国很重视开发富饶的珠江三角洲。《水经注》卷三十七《泿水》：“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敝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
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骘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城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迁州番禺，筑立城郭，绥和百越，遂用宁集。”泿水即珠江，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和番禺城的修建为广州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吴国对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功不可没。
二、《水经注》中的三国交通道路
汉末三国时期，从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战争对原来的交通道路有毁灭性的破坏，同时各种政治力量为了在战争中取胜，又在不断的修筑道路，开辟新的经济区，打破了秦汉以来非经济核心区的闭塞状态，加强了南北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1.魏国的交通道路
曹魏占有秦汉以来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交通道路远比南方吴、蜀两国发达，但因军阀混战，北方地区的交通道路破坏也最严重。曹魏除了注意兴修道路外，还大力发展漕运，形成新的水陆交通体系。
关中与关东是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的两大经济区，崤山、函谷关是勾通东西的咽喉，经过函谷关的东西大道就在崤山脚下。曹操在西征汉中张鲁时开凿整治了这一东西通道。《水经注》卷四《河水》：“河水又东，千崤之水注焉。水南导于千崤之山，其水北流，缠络二道。汉建安中，曹公西讨巴、汉，恶南路之险，故更开北道，自后行旅，率多从之。”曹操开凿北道之后，险狭难行的崤山脚下就有了南北两条大道，极大地便利了东西部的交通。另外，关中与关东地区的水上交通，主要受阻于黄河砥柱之险，对此曹魏当然不能坐视。《水经注·河水》：“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监运谏议大夫寇慈，帅工五千人，岁常修治，以平河阻。”这有助于提高黄河的航运价值，加强了关中与关东的联系。
关中地区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之间的渭河桥以勾通京畿地区渭河南北而驰名。《水经注》卷十九《渭水》：“此水又东注渭水，水上有梁，谓之渭桥，秦制也，亦曰便门桥。”“后董卓入关，遂焚此桥，魏武更修之，桥广三丈六尺。”曹操修复后的渭河桥，尽管桥的宽度比原来缩小了近一半，但对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华北与辽东地区的联系要经河沿长城一线行进的卢龙塞塞道，曹魏为了征服辽东曾开凿修筑过这段道路。《水经注》卷十四《濡水》：“濡水（今滦河）又东南经卢龙塞塞道，自无终县东出渡濡水，向林兰陉，东至清陉。卢龙之险，峻坂萦折，故有九
之名矣。故陈寿《魏志》，田畴引军出卢龙险，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登白狼，望柳城。”
这样，曹魏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西通关中，东连辽东，形成了在北方地区的陆路交通网。
值得注意的是，曹魏在其辖区内，从北到南，开挖了许多地区性的运河，对黄河、淮河之间运河的经营，更是不遗余力。其中最著名的有：
(1)白沟 白沟是曹操在建安九年（204年）春，利用黄河故道宿胥渎而兴修的一条运河。《水经注·淇水》：“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也。”
(2)利漕渠 建安十八年，曹操为了加强邺都与四方的联系，将白沟与漳河连接起来，又开凿了利漕渠。《水经注》卷十《浊漳水》：“魏太祖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
(3)千金渠 为了保证国都洛阳漕运的畅通和城市用水的供应，魏明帝太和五年，派都水使陈协在东汉阳渠的基础上，重修千金渠。《水经注·谷水》引《洛阳记》曰：“千金堨，旧堰谷水，魏时更修此堰。”“积石为堰，而开沟渠五所，谓之五龙渠。”“水历堨东注，谓之千金渠。”
(4)新河 新河是勾通泉州渠（起自今天津武清县西南的运河）与濡水（今滦河）的一条人工运河。《水经注·濡水》：“魏太祖征蹋顿，与泃口俱导也。世谓之新河矣。”
(5)贾侯渠和广漕渠 曹魏中后期，邓艾等人在颍淮二水之间开凿了许多运渠，勾通了中原与江淮地区的联系，其中最著名的是贾侯渠和广漕渠。黄初元年，贾逵为豫州刺史时开贾侯渠。《水经注·沙水》：“昔贾逵为魏豫州刺史，通运渠二百里余，亦所谓贾侯渠也。”邓艾在淮河南北大兴水利，进行屯田，魏正始三年三月开广漕渠。《水经注·渠水》：“沙水又南与广漕渠合，上承庞官陂，云邓艾所开也。虽水流废兴，沟渎尚夥。”贾侯渠与广漕渠的开凿，勾通了淮河以北各支流，形成了一个新的运河网，既有利于灌溉屯田，又便于运兵运粮，为统一南方奠定了基础。
2.蜀国的交通道路
蜀汉占据的益州，大山环抱，交通险塞，所以兴修道路发展交通始终是蜀国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诸葛亮辅政后，格外注意修筑道路，转运粮草，进行北伐。
诸葛亮为了攻取陈仓城，沿绥阳溪开凿了一条自斜谷至陈仓的绥阳谷道。《水经注》卷十七《渭水》：“渭水又东与绥阳溪水合，其水上承斜水，水自斜谷分注绥阳溪，北届陈仓入渭。故诸葛亮‘与兄瑾书’曰：有绥阳小谷，虽山崖绝险，溪水纵横，难用行军，昔逻候往来，要道通入，今使前军斫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诸葛亮与司马懿在渭水南岸对峙时，曾在渭水支流斜水上修建了竹桥。《水经注·渭水》：“是以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水长攻琰营，臣作竹桥，越水射之，桥成驰去。”
穿越秦岭、巴山的栈道将蜀地与中原连在一起，有所谓“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之说。诸葛亮屯兵汉中期间，穿越秦岭的栈道成为重要的军事通道和经济通道。《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汉水又东合褒水，水西北出衙岭山，东南经大石门，历故栈道下谷，俗谓之千梁无柱也。诸葛亮与兄瑾书云：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又云：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后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谓是道也。自后按旧修路者，悉无复水中柱，经涉者浮梁振动，无不摇心眩目也。”这段文字是我国历史上记载栈道较早的宝贵资料。
在汉中盆地也有多条东西通道。《水经注·沔水》：“汉水又左会文水，水即门水也，出胡城北山石穴中。”“门水右注汉水，谓之高桥溪口。汉水又东，黑水注之，水出北山，南流入汉。庾仲雍曰：“黑水去高桥三十里。‘诸葛亮笺’云：“朝发南郑，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指谓是水也，道则百里也。”汉中通往四川也有多条山间道路，其中的容裘谷（今城固县境内）就是一条山间谷道。《水经注·沔水》：“沔水又东经西乐城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险固，城侧有谷，谓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撩。”
汉中西部和甘肃陇南地区是蜀汉北出陇右和关中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三国时期位于这一线的孔函谷道（今白龙江上游舟曲县附近）和阴平道（今白水江中游文县附近），是最著名的交通要道。《水经注·羌水》记载了姜维利用孔函谷道进兵陇右和退回剑阁的经过。《水经注·涪水》则云：“涪水又东南经江油戍北，邓艾自阴平景谷步道，悬兵束马入蜀，经江油、广汉者也。”阴平道的北端主要是利用白水江下游的景谷道。邓艾的这次成功进军，使阴平道声名远扬。
剑门关是成都平原的门户，《水经注·漾水》：“（清水）又东南经小剑戍北，西去大剑三十里，连山绝险，飞阁通衢，故谓之剑阁也。张载铭曰：一夫守险，万夫趑趄。信然，故李特至剑阁而叹曰：刘氏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与人，岂不奴才也。”
蜀汉统治中心成都与川南、川东地区的联系，是沿长江而行的道路，犍为郡治所武阳县（今四川彭山县）是成都南面的门户。《水经注·江水》：“又东南过犍为武阳县。县下江上，旧有大桥，广一里半，谓之安汉桥。水盛岁坏，民苦治功，后太守李严凿天社山，寻江通道，此桥遂废。”
长江三峡一线，是蜀汉东出与孙吴争雄的必经之路。《水经注·江水》：“江水又东经石门滩，滩北岸有山，山上合下开，洞达东西，缘江步路所由。刘备为陆逊所破，走经此门，追者甚急，备乃烧铠断道，孙桓为逊前驱，奋不顾命，斩上夔道，截其要径，备逾山越险，仅乃得免。”可见刘备当年在这条险道上夺路而逃的惨象。
以上各条道路相互衔接，就构成了蜀汉境内由北到南的交通主干道路，对蜀国疆域的巩固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3.吴国的交通道路
吴国地理环境的特点是水乡泽国，发达的水上交通是吴国交通道路的特色。
吴国与北方中原地区的交通在东部主要取道于淮河中下游，安风津是淮河上游勾通南北的重要通道。《水经注·淮水》有记载。淮阴附近是淮河下游联系南北的重要通道。《水经注·淮水》：“淮水右岸即淮阴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术向九江，将东奔袁谭，路出斯浦，因以为名焉。”
汉水中游的南阳、襄樊一线，是著名的连接南北的南——襄隘道。地处这条大道南端邓县附近的“邓塞”是一个重要关隘。当年孙权的父亲孙坚曾在此大破黄祖，不幸丧命于岘山之下。《水经注·淯水》：“淯水右合浊水。浊水又东经邓塞北，即邓城东南小山也，方俗名之为邓塞，昔孙文台破黄祖于其下。”襄阳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客商云集，经济繁荣，正如《水经注·沔水》所云：“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邑居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
荆州的章乡、当阳一线是江陵北上襄阳的必经之地，刘备当年就是经这条道投奔江东的。《水经注·沔水》：“曹太祖之追刘备于当阳也，张飞按矛于长坂，备得与数骑斜趋汉津，遂济夏口是也。”大将关羽也丧命于这条通道上。《水经注·漳水》：“经编县南，县旧城之东北百四十里也。西南高阳城，移治许茂故城。城南临漳水，又南历临沮县之章乡南，昔关羽保麦城，诈降而遁，潘璋斩之于此。”
长江是吴国境内的黄金水道，吴国的江防重镇和武昌、建业等政治、经济中心都在长江沿岸。距武昌不远的黄军浦是著名的商舟会聚之地。《水经注·江水》：“江之右岸有船官浦，历黄鹄矶而南矣，直鹦鹉洲之下尾，江水溠曰洑浦，是曰黄军浦。昔吴将黄盖军师所屯，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会矣。”吴国的造船基地在樊口，“樊口之北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过了樊口就是武昌，“孙吴以魏黄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县，鄂县徙治于袁山东，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分建业之民千家以益之，至黄龙元年，权迁都建业，以陆逊辅太子镇武昌。”
吴国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交通道路是在消灭了岭南割据势力后才畅通的。《水经注·泿水》：“建安十六年，吴遣临淮步骘为交州刺史，将武吏四百人之交州，道路不通。”步骘杀了割据者苍梧（今广西梧州市）太守吴巨等人后，占领了交州，打开了岭南交通，加强了对珠江流域的经济开发。
小结
《水经注》记载了极为丰富的三国经济地理，反映了经过汉末的战乱之后，秦汉以来旧的经济地理格局解体，新的经济地理格局已经形成。曹魏统治的广大北方依然是全国经济地理重心所在，集中体现在曹魏始终重视兴修水利，大力发展水陆交通道路上，奠定了北方统一南方的经济基础。蜀汉和孙吴兴修水利，开凿道路，发展经济，改变了秦汉时期长江流域地广人稀的经济地理面貌，特别是孙吴在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为此后南方经济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
郦道元对三国历史采取了科学慎重的态度，但他是北方人，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南北分裂时期因而他对曹魏的经济地理叙述详尽。他在《水经注·沔水注》中说：“魏事已久，难用取悉，推旧访新，略究如此。”对蜀国和吴国的经济地理虽用功甚勤，但很难做到“推旧访新”，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水经注》中蜀、吴两国的经济地理内容相对简略。这是时代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于郦道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