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野中的国际政治结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结构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现代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发展史是一部多变故、多动荡的历史。民族国家内的革命和内战，文明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国际政治结构性的调整和震荡，以前所未见的速率展现在我们眼前。对于国际政治结构变更的这种加速化，人们曾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提出过许多很有说服力的假说。不过，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作为一种多因之果，释意的空间似尚未完全封闭。本着一种探索的精神，本文想从现代化发展这个较为独特的观察角度，来阐释近现代国际政治结构变迁的动因。我们认为，各国在探索自身现代化实践中所存在的时间差异、模式差异以及成功与失败上的差异构成一条红线，贯穿于近现代国家间政治关系互动之始终，并造成近现代各国在经济实力和政治体制方面重大分野，导致国际政治中实力对比关系快速急剧变动，推动国际社会围绕利益结构的维护和调整展开激烈竞争。
一、近现代国际政治结构性震荡
国际政治结构性震荡，通常是指国际政治中主要的大国在相互关系方面的一种根本性变动，是整个国际社会在利益分配整体结构上所作出的重大调整。回顾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政治中的这种结构性震荡既频繁又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从大英帝国崛起问鼎欧洲到拿破仑帝国摧毁欧洲的力量均势；从德国早年追逐“阳光下的地盘”到希特勒纳粹第三帝国挑起的世界性大决战；从战后的冷战体制到今天两极格局的解体，可以说都是这种结构性震荡的一些典型体现。
一般认为，自近现代以来的国际政治体系基本上是一种缺乏中央调控机制和手段、各民族国家各自为政的政治系统。在这种系统中，利益分配的结构和机制基本上是建立在所谓的“实力原则”基础之上。因此，这种系统中特定的国际政治利益结构大体上所反映的，乃是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家间在实力方面的对比关系。而这种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在某种意义上主要依赖于特定国际政治利益结构与各国之间实力对比关系的相对接近或相对平衡；一旦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平衡关系被严重破坏，国际政治结构就难以避免地面临动荡性调整的要求。
我们知道，在各国间实力对比关系和国际政治利益结构这对矛盾中，既定的国际政治利益结构具有着维持自身结构稳定的功能，从而构成一种“保守”的力量；而各国间实力对比关系实际上经常处在变动过程之中，因此，它既是打破两者之间相对平衡关系的一个主动因素，也是提出变更既定国际政治利益结构的主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革命”性力量。不难发现，国际政治结构性震荡的频度是和这两者之间平衡关系被打破的速率有关系。各国间实力对比关系变动得越激烈，国际政治利益结构作出适应性微调就越困难，而冲突的烈度也就会越大。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国际政治结构性调整都采取了激烈的震荡方式。
由于国际政治结构性震荡所涉及的范围宽广、造成的破坏严重、产生的影响深远，因而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很多人们曾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探讨，希望能揭示出形成这种震荡的原因和机制，希望能对这种结构性的大震荡进行某种预测和防范。列宁从垄断资本运行和工业技术发展特点的分析角度，提出了著名的“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为我们理解“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思路。在某种程度上，当代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也没有超越列宁的这一分析视野。他在自己那本颇有知名度的《大国的兴衰》中，也只是强调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质和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上去，在他看来，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长期趋势方面的差别是导致国际间结构性失衡和利益重组的根本原因。（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起》，求是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则相对注重“文明的创造”。他在对“文明生长”过程的分析中，提出了国家的“退隐和复出”假说。在他看来，像意大利、英国这类曾引起世界历史结构性变化的国家，都在一定的国际地缘政治结构中占有着某种有利的“边缘”位置。正是这种有利的地缘位置，使它们具备了能从外部世界的纷扰中抽身“隐退”出来，致全力于自身文明内部问题解决，完成自己“创造者使命”而复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这些复出后的国家就会“把它们的烙印打在社会全体身上”。（注：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末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95页。）因此在汤因比看来， 国家间利益结构的根本性调整正是这些国家在完成了新文明创造后“复出”的直接结果。和汤因比的认识方法较接近的学者还有19世纪法国的托克维尔、本世纪日本的梅棹忠夫。托克维尔在他那个时代就对美国和俄国在世界政治中百多年后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预言，梅棹忠夫则在60年代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与地理、气候分布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大胆而且被今天证明不无道理的假说。（注：参见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王子今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对于近现代国际政治结构性震荡原因和机制的解释和探讨，都从一定的侧面，一定的层次上深化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他们所提出的各种假说构成了我们今天对这一问题继续深入研究的基础。在这样一个既有基础上，我们结合对于世界现代化曲折发展历程的观察、分析和思考，结果发现，无论是各国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还是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那些“长时段”历史现象的作用，实际上在近现代都因现代化问题而得到放大，都围绕着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开创、成败这个中心而展开。因此，近现代国际政治结构性震荡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还有从现代化发展的模式和进程这个层面开掘的必要。
现代化是人类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突变和跃迁的一个过程，正是通过这个过程，社会对于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能力才能有一个质的“飞跃”。这就不难理解，现代化的实现是近现代所有民族国家在世界上实力地位获取的主要源泉，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国家和仍处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实际上便无法处在同一“重量级”的竞争地位上。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现代化的过程从英国开始，一波一波地向外辐射时，整个世界实力对比的形势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沧海桑田式的变化；为什么国际政治结构必然经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改造。毫无疑问，现代化与近现代国际政治结构性震荡之间有着一种非常直接和紧密的关联。
二、现代化发展模式创新与国际政治结构失衡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模式创新”一词，具有比较宽泛的含意。大凡一个社会能利用自己特定文化资源，趟出一条能适应商品经济内在发展要求之路的，都包括在内。总的来说，这一类新的发展“道路”往往能结合自己的“本土”资源，较稳定地突现出特定民族国家在发展自身商品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独特优势，从而为自己在激烈的世界性竞争中脱颖而出创造了基本条件。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模式创新”都带有“文明创造”的特征。
从现代化发展模式创立这个文化维度对于各国间实力在近现代分殊，对世界经济政治重心转移进行分析的话，我们便能发现存在着一种新的解释图景：每一个世界政治经济中“重量级选手”在国际舞台上的登场，背后都有着一段现代化独特道路开创的旅程和经历。正是一条条新的发展道路的探索成功，相应地使一个个国家获得了占压倒优势的竞争能力，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社会的实力对比关系，并由此而危及特定时期的国际政治的结构性稳定。
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发轫于英国。英国在中世纪后期，“利用”自己较独特的地缘位置和社会结构，在宗教改革的推动下，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变革，逐步地将商品市场经济这一对传统社会具有巨大破坏能量的“异化因素”成功地容纳进了自己的新体制之中，实现人类社会在文化模式上的突破性进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机器工业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终于得以问世。英国现代化探索的成功，标志了人类一种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诞生，从而将整个世界在文明创造的层面上带入一个新纪元。它同时也宣告了，国与国之间的那种相对隔绝的现象，自此以后不再可能维持；跨国间的交往和联系，作为一种新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已成为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的历史潮流。英国正是通过自己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突破性创造，不仅获取了天下无匹的生产能力，而且也彻底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工业革命携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将世界从“地中海时代”带进了“大西洋时代”。
美国是整个世界从“大西洋时代”转向“太平洋时代”的一个中间环节。它在现代化模式创新的意义上同样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不过，在很多人眼里，美国和英国走的是一条道路，一个模式。把美国和英国在现代化发展模式上区别开来，作为现代化的两种范式，似乎是难以接受的。的确，美国迈向现代化的历程相对简单，它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承继自欧洲，尤其是英国。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了美国在自身发展道路上的独创精神。简单的模仿和照搬，似乎不是美国民族固有的性格。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古德诺那本著名的《政治与行政》一书中，看到美国在创建自己政治制度时，对当时英国的政治体制进行了相当重要的“本土化”改造，保留了很多在英国早就被废弃的传统，也作了很多重要的创新工作，从而形成了自己不同于当时英国的诸多独特性。（注：参见古德诺：《政治与行政》，王元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但更重要的地方还不在这里。对于美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来说，最重要的也许莫过于它通过“管理革命”这一极大提高生产效率的文化创造，既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人们发现，可能因为是美国独特的地理与宗教文化背景的关系，它在经过初期的领土扩张后，便开始在发展模式上和欧洲分道扬镖。美国逐渐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从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超经济剥夺转向内部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转向市场深度的开掘。它在这方面通过不断的努力，尤其是通过著名的“管理革命”的成功，终于取得了在生产效率方面重大的突破性进展。美国产品也由此而获得了全面的优势竞争能力，从而确保自己能在平等竞争前提下击败一切对手。正是在这样一种效率优势的基础上，美国的政治家才开始力争将“门户开放”、“公平竞争”、“民族自决”、“自由贸易”这一系列原则列为国际竞争新规范。今天我们完全能看清楚，正是美国当年所开辟的这一条新发展道路，人类才超越了欧洲那种严重依赖对殖民地、势力范围进行超经济剥夺的发展模式；才超越了与欧洲发展模式始终相伴随的“帝国主义战争”；才超越了旧式殖民主义时代的罪恶。也正是美国发展道路所具有的特点，美国才不仅仅占据了世界经济、政治中心地位，而且也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交往的基本行为模式。二次大战后整个世界经济政治结构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是和美国获取世界领导权分不开的。
“太平洋世纪”能不能到来，直接和东亚的现代化模式创新问题联系在一起。不过，谈论东亚道路或东亚模式在今天也许是有点风险的。亚洲从金融危机到政治危机的不断爆发，的确使不少人对亚洲道路的争论从“是不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转向了“能不能”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模式。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展开这一争论，而只是想把它作为世界现代化发展中一种较注意发挥原有社会“群体文化优势”发展模式的代表提出来，希望能够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注意。这一类模式实际上在历史中数度沉浮，而范围上也不只限于东亚，从德国对组织纪律的重视到日本的“团队精神”，从李光耀宣讲的“家庭砖块论”到韩国强调的“企业集体意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大体上都能归入这一类。这一发展模式在整个“西方”充分展现出“个体文化”对商品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的情况下，以一种保持、利用原有文化中的群体精神来进行抗争，进行平衡，来组织对商品市场经济的全新适应形式。这一发展模式尽管在历史上曾留下劣迹，而未来的竞争优势在今天看来也没有十二分的把握，但这一模式所具有的发展潜力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竟是这种模式引导一个又一个国家避免了“法国病”，限制了商品市场经济对这类社会通常具有的致命杀伤力，做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后来居上”；也突破了阿明、弗兰克他们认为后起现代化国家无法突破的“依附困境”，并在几十年中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强大发动机。当八十年代末，日本经济实力在它顶峰阶段时，人们，尤其是美国人从来没有把“二十世纪是日本世纪”的说法当成是一种“玩笑”。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东亚目前所遇到的危机虽然反映了它发展模式中的内在缺陷，但还不能据此而断言，东亚模式已不再会有自己的明天。面对朦胧的“太平洋时代”，亚洲文化模式的创新还在做自己新的努力。如果这种新的努力有朝一日获得成功，那么我们可以大胆推断，世界经济政治重心会进一步向亚洲倾斜，国际政治结构也完全可能进行大幅调整。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能看到，在近现代导致大国间实力对比关系失衡的诸因素中，现代化的多元发展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它不仅仅加快各国内部的发展速度，增强国家间的相互交往和联系，提高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手段、能力和意识，而且还以种种方式拉大国家间的差距。特别是各种不同现代化模式的相继崛起，在最大程度上加速了文明间和国家间的分野，使世界性大国的兴起和衰落呈现出较高频率的历史性转移，形成一种交替错落、参差不齐的发展景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又一个的文明、一个又一个的国家相继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迈向舞台的“中央”，使世界各文明间的相对平衡，使国际政治体系中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关系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动，从而动摇了既定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结构稳定。
三、现代化挫折与“文明冲突”
认真回顾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发现，现代化的成功模式固然极大地改变了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直接间接地引发出了国际政治的结构性“震荡”，但那些在现代化模式探索中遭受重大挫折或蒙受内部巨大张力折磨的国家，同样能以自己的超常行为来汇聚能量，打破各国之间的实力相对平衡，强化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敌视和生死对抗，引发国际政治结构性动荡。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中，曾一度使当时国际社会多少产生惊恐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当今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便是社会在遭受现代化挫折后，出现“异动”的典型例子；而给人类带来世界性战争的军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内部转型张力推动下的产物。所有这些社会“异动”现象虽然在性质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特征：在转型过程中遭遇到严重的困顿和挫折。
一个在转型过程中遭受严重挫折的社会，是一个全面无序的社会，一个饥寒交迫的社会，一个充满着仇恨和怨忿而又无告的社会，因而也是一个热衷于寻找“敌人”的社会。而作为这一社会中扮演“救民于水火”角色的新政治领袖，更具有一种义务来向人们指出这种敌人之所在。这既是为了说明先前一切社会苦难的原因，指明当前斗争的方向和要求；也是向人们承诺美好世界，给人们以希翼的前提；更是动员人们投身运动、焕发激情和加强认同的手段。我们能在近现代世界历史的画卷中不止一次地观察到，正是通过对于“敌人”的发现、打击乃至消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会在特定时期内获得一种在现代化挫折时期所根本不可能具有的激情、希翼和认同，激发出巨大，有时甚至是可怕的能量来。当这种敌人在这种社会内部时，我们会看到，一种制度，一种意识形态会成为人们激烈批判的对象，而代表或象征这种制度或意识形态的那部分社会成员就会成为“人民公敌”，成为“祭品牺牲”被送上“神圣事业”的祭坛。如果这种敌人在社会外部时，我们又会看到，国际政治关系会迎来一个风高浪急的时代。“文明间冲突”的战斗号角会惊天动地地吹响。
从一个受挫的转型社会中崛起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也是一种充满着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的运动。它会对造成先前社会苦难的特定现代化模式持一种彻底批判和彻底否定的态度。伊斯兰复兴运动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它作为对于伊斯兰社会转型期大苦难的一种“清算”形式，在对“现代化”、西方化和商品化这一类所谓的“苦难根源”问题上，表现出了自己极为强烈的批判、否定和排斥情绪。这种抵制情绪难免会带有一定的非理性色彩，会有一种否定先前一切的倾向，会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一系列“矫枉过正”的做法，会在理论上有自己一整套东西从根本上否定“现代化”，否定“商品化”，否定“西方化”。把“西方”社会作为自己敌人，是这种运动的普遍倾向。
从一个受挫的转型社会中崛起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还是一个充满了道德理想主义和希翼的运动。它们在批判那个全面失范的“旧世界”的同时，会憧憬、勾勒出一个理想的新世界，会倡导和追求一种严格的社会道德生活，会致力于一种新发展模式的开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理想必然地会和处在世界发展主流地位的那些社会发展模式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自己截然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会形成一种使其他人们甚为敏感的“人类使命意识”。
因此我们也就不奇怪，当一个崛起于现代化挫折中的社会，集中起它全部的激情、希翼、认同和能量向外部世界挑战，表现出这个社会与外部世界为敌的姿态时，整个国际政治体系便不能不充满了杀机。在历史上，来自这一类社会的挑战者总是最具危险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对双方为之战斗的不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而是整个儿的生活方式，这类战争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总以决出胜负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这就不奇怪，为什么这类战争往往总是带来原有国际政治结构性的调整、“震荡”，甚至重组；为什么这一类基于不同世界观、不同方式间的“文明间冲突”，总是构成近现代国际政治中最为巨大也最为棘手的问题。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每一次的这类冲突，都使人类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构成对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存在本身的威胁。
说起“文明间的冲突”，人们也许会想到美国的著名学者亨廷顿。正是亨廷顿指出，后冷战时代所出现的“文明间冲突”将取代先前的“国家间冲突”，成为新时期人们理解国际政治关系的“主轴”。（注：参见拙译：《文明的冲突》，载《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杂志1994年第8、第9期。）尽管亨廷顿的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但细究起来，却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有着可商榷之处：文明间的冲突是不是仅存在于后冷战时期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
只要对文明间互动交往作一个历史性的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冷战本身同样是一场“文明间的冲突”，它所反映的也完全是不同文明之间就哪种生活方式优劣问题而展开的全面竞争，它实际上和西方与伊斯兰文明间的冲突一样，是一场反映了“多元文化时代”和“一元普遍主义文化观”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显然，要在先前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和今天西方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当中，画出一条界限分明的鸿沟，那在逻辑上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而如果我们再追溯得远一点，自近现代以来围绕着现代化发展模式而展开的殊死斗争，哪一场又不是“文明间冲突”呢？当一个社会在现代化严重受挫时，突然恍然觉悟、改天换地似的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狂热批判昨天，向往和追求某种“全新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时，外部世界其实也都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一种“模式之争”、“文明之争”，是遭受严重挫折的社会向给它们带来深重灾难的特定文明模式的宣战。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文明间的冲突”并不像亨廷顿所言，是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一种全新历史现象。相反，它实际上是贯穿在整个世界近现代历史过程之中的主旋律，是理解近现代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所应把握的脉络。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上描绘出了一个理解近现代国际政治结构性变迁的框架，从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揭示了这一变迁过程内在的发展动力和机制。这样的一个框架虽然不能把整个近现代世界历史都解释清楚，但我们希翼它能带来一种新的角度和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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