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美之所在——哈代小说数面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代论文,晶体论文,小说论文,数面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英国小说史上，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范围的读者和研究者心目中，小说家哈代具有多种多样不同的风格和属性。英美读者和学者提起哈代，首先说他是表现地方色彩的作家；有一些英国研究者和欧洲大陆批评家称他为自然派作家；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一般将他归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列；女权主义批评家特别关注哈代对妇女的性格、心理、行为和命运的不同寻常的兴趣和同情；精神分析学派从哈代小说中发掘出大量心理构成和某些潜意识因素；还有一些哈代学者，坚持哈代完全属于维多利亚时代；日本的哈代学者和爱好者则在孜孜研讨哈代的后现代主义和不可知论……哈代本人生前，恕笔者孤陋，似乎并未明确表示过自己提倡何种主义，或者自己的小说应该归属何种流派。不过他在一九一二年为麦克米伦版威塞克斯小说与诗歌集作总序时，曾将自己的小说分为三类，即性格与环境的小说、罗曼斯和幻想作品以及精于结构的小说。小说家哈代，就像一块结构复杂、棱面众多的晶体，能从不同角度反射日月的光华；也正像晶体一样，它的各个棱面不管多么复杂，内部结构却总是有一定规律的排列组合，这样反映在表象上，才能既相互牴牾，又相互依托，形成一个完美坚实的整体，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哈代。
通俗与严肃
作为小说家，哈代起步于通俗小说。他于1871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计出无奈》，就是由爱情、阴谋、凶杀、暴力、侦破事件构成的情节小说。为了进一步刺激读者的好奇心，增进其引人入胜的效果，他还设计了一些类似哥特小说的神秘、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哈代创作和发表《计出无奈》这部通俗小说，确实是有意而为，而且是不得已而为。他的小说事业，始于青壮年之交，此时的哈代，不管是在生活体验还是在学识积累和艺术修养方面，都已日臻成熟，依照通常情理，哈代创作小说伊始，本可以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踞于较高的起点。事实上，在《计出无奈》之前，哈代确也曾写过另一部小说，题名《穷人与贵妇》，副题是《非情节性喜剧》。这部小说未获发表，但从至今残存的资料和旁证可知，它是继承了自斯威夫特、菲尔丁、简·奥斯丁、萨克雷至梅瑞狄斯的英国讽刺幽默小说传统的一部严肃作品。但在当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种等级森严、重名轻实的社会风习之下，以哈代这样出身低微，既无正规学历、又无政治文化背景的门外青年，这样的作品很难一举为出版界和文学界受纳。哈代几经投稿，幸遇担任出版社审稿人的梅瑞狄斯，特为哈代指点迷津，建议他从能够抓住读者的“情节”入手再试运气。哈代顿然领悟，遂放弃了《穷人与贵妇》，着眼于情节，创作了《计出无奈》，而且初获成功。哈代后来为他的小说分类时，将它划入精于结构的小说之类。它的各章各节标题，都是以年度、季度、月份、日期甚至小时表示的。这在哈代的小说中，可谓绝无仅有，我们从中已足可见哈代时间观念之强以及他运用时间之经济。这部小说开始有序章，结束有尾声，全书布局匀整。在叙述方法上，以直陈为主，也穿插分叙、悬念和倒叙，章法严紧考究。对细节的描写，哈代不吝笔墨，有时甚至失之繁琐。对于细节的前后呼应，哈代更是时时关注，从未疏忽，因此全书虽然结构庞杂，情节复杂多变，却始终张驰有度，合情合理。从这种处理情节的技巧，不难看出当时身为建筑设计员、绘图员的哈代，具有如何精密科学的头脑。而这种构思情节的技巧本身，至今对情节小说的创作，仍然可资借鉴。但是细读这部小说，我们也自然会感到哈代在写作中游刃有余，具有小说大家的潜在才智，使这部作品已经初具哈代日后诸多杰作的长处。首先，它展示了作者把握人物性格的才能，因此而高出一般通俗小说。在表现女主人公西塞丽亚秀外慧中、刚柔相兼形象的过程中，哈代紧紧抓住了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不失主见。这一点以及她那种顾念手足的牺牲精神，都会使人联想到哈代最著名的女主人公苔丝，甚至还有那个并不十分给人以好感的埃塞贝妲（《贝妲的婚事》）。
门斯屯也是具有一定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通过他，哈代再现了在非正常的成长环境中通常易于形成的独特个性：工于心计，城府深险，果断专横，但又情感炽热，怀有强烈的好胜心和占有欲，同时又不乏男性的魅力。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或模式化的杀人犯，是哈代后来作品中那些具有相当复杂内涵的反派人物的先导。
其次，在表现地方色彩上，这部小说是一个有水平的开端。它的地理背景是哈代故乡附近一带的城镇乡村，属于哈代特为其命名的“威塞克斯”。哈代从这第一部发表的小说开始即以语言为颜料，绘制这一地区山川景物特有的风貌，并直接以“图画”来形容这里的风物：“……铅灰色的树荫，就像现代法国画家的图画那样，给远方那种阴暗的景色增添了一抹神秘色调。”此外，小说中榨苹果酒的热闹场面，佃农家圣诞之夜的欢乐气氛以及乡民们带有浓重口音的闲谈等，也都体现了哈代作品特有的地方色彩。
再次，哈代对偶然突发事件的艺术处理，或者说对巧合的独特安排，在这部小说中，也初见锋芒。这里仅以婚事的耽延为例：门斯屯前妻“死而复生”的消息，不早不晚恰在他与西塞丽亚举行过婚礼之后传来，不能说不巧；而恰是这样一个巧而又巧的偶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类似的婚事耽延和阻搁，在哈代的大部分小说中都可以随手翻到：朵荪·姚伯与韦狄（《还乡》）、斯维森与康斯坦丁夫人（《塔中恋人》）、皮尔斯屯与第一代阿维斯（《意中人》）等等。耽延或阻搁的具体细节和原因虽各不相同，对小说中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至关重要的影响却无一例外。偶然事件或巧合本属构思技巧，但它一旦与人物关系以及人物命运相互关联，则被赋予了一层哲理意味。这正是哈代作为严肃小说家在处理情节时总比一般通俗小说家技高一筹之所在。
最后，哈代小说惯有的对于宇宙、人生、历史、命运、爱情、事业的严肃思考和评说，在这部小说中也已开始显现其功能。西塞丽亚与爱德华的恋爱和婚姻开始之所以会好事多磨，最终之所以会吉人天相，既非作家凭空安排，也不全在于其间有“小人拨弄”，而是深受发展过程中外在经济因素和内在感情的制约。在小说中间偏后的部分中哈代对爱德华日益深陷爱河的一段评说，表明这部注重情节的小说的青年作者具有相当深刻的人生理解和体验，同时也具有哲理的、思辨的头脑。他能以这类小说为他的小说画龙点睛，提高它们的严肃性。
总之，这位英国19世纪后期最大的小说家哈代也曾“通俗”过，而且是以通俗起家，但是他以通俗的面目在文坛亮相，也是“计出无奈”：为了步入文坛，不得不设计制造轰动效应。不过，他并未满足于通俗小说家的声誉，几乎就在这部小说刚刚脱稿之时，他已着手创作另一部风格迥异的小说《绿林荫下》，并逐渐展露了严肃小说家的本质面目。此后哈代虽然放弃了单纯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的创作，但却从未放弃过小说创作中对情节的精心处理。他在每部小说中都运用他那处理情节的精湛技巧，使它们更加引人入胜，堪为俗雅共赏。他的《贝妲的婚事》、《冷淡女子》以及《牧童所见》等中短篇，都属于“精于结构的小说”；他的代表作《还乡》、《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也都是具有紧凑的戏剧性结构的杰作。哈代创作时，无论他多么精心地绘制优美的牧歌式田园图画，塑造生动逼真的各种类型人物，阐发对宇宙、人生的严肃思考，他都始终不忘收紧情节这条绳索，因此他的作品，几乎每部都具有一种令人不忍释卷的力量。
乡土与世界
哈代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带有乡土特色；随后两部严肃小说《绿林荫下》和《一双湛蓝的秋波》，以及再后的成名作《远离尘嚣》，都有浓郁的乡土特色；而他的全部小说，包括中短篇作品，几乎无一不或多或少地带有乡土成分。在他漫长的生活历程和30余年的小说创作生涯中，除去早年在伦敦建筑行度过的五年时光以及偶尔的外出旅游、访问之外，他没有离开过他所土生土长的本乡故里，即多塞特郡的多切斯特及其邻近的城乡一带。也是哈代有幸，恰逢他所生长的这一带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条件：气候温和，山川秀丽，环境幽僻，民风纯朴，为哈代的乡土作品提供了天然的理想模型；而哈代本人又恰是生就了平和恬谈、亲近自然的气质，对于家乡的乡土特色向来具有一种审美性的鉴赏能力，而且在小说创作中具有自觉的乡土意识。从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远离尘嚣》开始，“威塞克斯”这一古老的历史地理名称即出现在小说本文当中。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他的作品辑结成全集的时候，他统称他的作品为威塞克斯小说与诗歌，并明确界定了这一地区所属的范围。哈代的十四部长篇小说以及四十余篇中短篇小说，主要场景都在这一地区的范围之内，其中只有少数作品牵涉到伦敦（《一双湛蓝的秋波》）、《贝妲的婚事》）、牛津（《无名的裘德》）以至海外（《冷淡女子》、《塔中恋人》等），但那些地点都只是陪衬背景，而非作者着意描述的对象，只有“威塞克斯”地区起伏连绵的牧场农田、崎岖险峻的海岸港湾、古老深幽的园囿大厦、淳厚拙朴的乡音土语，才被哈代视作他的小说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他的第二部小说《绿林荫下》副题为《荷兰画派的乡村画》，在这部小说中，自然风光、习俗民情的描绘，和人物事件相比，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真像是在故事情节之间穿插了以散文语言绘制的风景画插图。
英国小说史上向来不乏表现地方色彩的作品，而在这些表现地方特色的作家群中，哈代更接近司特和乔治·艾略特一类，重点在于表现乡村的自然和风情。
哈代不仅常将自然和地理环境作为小说中相当独立的成分加以处理，而且往往将它们推至前台，赋予灵性。他的花草树木也会叹息低语，本来无声之物，听之也会有声（《绿林荫下》、《林居人》、《苔丝》）；他的荒原，有一副带有人的表情的容颜（《还乡》）；他的古塔废墟，能演义史迹和传说（短篇《古堡夜会》、《塔中恋人》）；连他的野蜂，也会醉酒（《林居人》第25章）；奶牛也善解人意和音律（《苔丝》第3期第17节）……只有像哈代这样天生具有破译大自然奥秘的高超悟性的作家，才能将景物处理得如此绘声绘色、出神入化。
代表哈代小说景物处理最高艺术的，自然首推《还乡》。在这里，景物本身不仅像在《绿林荫下》中那样与人物占有几乎等值的地位，成为小说中独立的构成，而是与人物交融，互为补充，或互为对比。这部小说第一卷第二节题名《人物和愁恨携手登场》，女主人公游苔莎从天边映入读者眼帘的场面就是一段天人合一的精彩描写：“那个人形在那里站定，跟下面的丘阜一样，一动也不动。”“这片郁苍重叠的丘阜，让这个人形一装点，就显得又完整又美妙，它们所以应该有那样一幅规模，显然就是因为有这个人形。……那一大片景物，说起来很特别，处处都协调，那片山谷、那个山峦、那个古冢，还有古冢中那个人形，都是全部里面缺一不可的东西。”在随后许多章节中，荒原和各种人物之间展现出各式各样神奇微妙的关系。雨冢上参加祝火庆典的土著乡民，与荒原浑然天成，鱼水相得；游苔莎这个具有“现代”思想和追求的妙龄美女，与荒原的古朴苍凉格格不入；红土贩子和他的蓬车昼夜神出鬼没，更增添了荒原的神秘；荒原的沉静不变也能改变人物躁动不安的心情。英国小说家中，将景物人格化甚至神化到如此程度的，除哈代之外也不易多寻。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称哈代为“自然派”作家才见分寸。这显然与左拉等人的自然主义不尽相同。
但是称哈代为乡土作家，这丝毫也未减损哈代小说的品位。因为乡土或地方色彩，并非一个狭隘的地理概念或封闭性的艺术概念。艺术（包括文学）总是以其特有的色彩（包括地方色彩）加入世界文化的整体的。哈代对此问题也有他自己的见解：“在威塞克斯的穷乡僻壤，一如在欧洲的皇宫王室，普通家庭感情的兴奋搏动，也可以达到同样紧张的程度，而且无论如何，在威塞克斯也有十分丰富的人性，足够一个人用于文学。”“虽然表面看来，这些人的思想感情都带有地方色彩，而实际上却四海皆然。”（《小说与诗歌总序——为1912年威塞克斯版作》）哈代在一些小说中也提到，就在他所限定的这一范围有限的地区之内，有“默默无声的密尔顿”、“锋芒未露的克伦威尔”（《苔丝》）；而且，“在热情地做着美梦的时候，培梅街①和威塞克斯的面貌大致相同”（《贝妲的婚事》）。
哈代在这里还只是强调带有地方色彩的人物的思想、感情能够具有世界性的普遍价值，其实风光、景物的地方色彩，它们那种与众不同的独特情调，正像风格独特的绘画、雕塑、音乐作品一样，最易于被世界上各民族、各国度所认同。哈代笔下的山川草木、民风语言以及历史遗迹的乡土气息，对于厌倦了纷扰繁杂的都市生活的人，尤其具有强大魅力。早期的哈代研究者查理斯·G·哈泼曾说：“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感情麻木，精神迟滞，受城市喧嚣的压抑’②，……他可以跑到爱敦的农田上过一个时期的隐士生活，把已经饱尝的城市喧嚣滋味完全隔绝，然后再回到城市，那时他的精神重新振作，步履更加健康。”③当今世界，随着环境保护呼声日益高涨，随着旅游这一通俗文化的迅速普及和发展，哈代的威塞克斯已经与世界各个角落顺畅沟通，成为在一代代新人中普及哈代作品、推动哈代学术研究、赋予哈代作品新生命的重要场所，这正是哈代的地方色彩所产生的不容忽视的效果。当前大量进行的对于哈代与别国作家如法国的普鲁斯特、阿兰－傅尼埃，美国的德莱塞、福克纳、托尼·莫里森等的对比研究，也是哈代的世界影响日益深入的一个标志。
写实与其它
哈代最初介绍到我国来的时候，也有人称他为自然派诗人，④而在50年代以后的三四十年中，我国读书界和批评界通常视哈代为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诚然，即使哈代的那种浓郁地方色彩，也是他的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哈代在他那篇《小说与诗歌总序——为1912年威塞克斯版作》当中列举了长长的一系列地名，交待了他在创作中如何将这一地区的真实地点景物一一移植入他的小说。当然这种移植不是机械性的位移，而是艺术创造。早在哈代生前，对他的威塞克斯小说与诗歌的地理背景的研究就已成为学者专门研究的课题，并逐步发展为一门集考据、地理、文学以及绘画与摄影为一体的综合性、边缘性学科，赫曼·李和戴斯·凯－鲁宾森等人的著作代表了这方面的成就。
哈代那些带有地方色彩的人物和事件，也大多取源于现实生活和历史事实，带有明显的传记性质。他的许多主人公或其他重要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特别是感情和两性关系方面的纠葛，不少与哈代本人、他的父母、祖父母、亲戚、朋友、乡邻以及他恋爱、婚姻的对象有关。诸如《绿林荫下》男主人公狄克·杜威和他的父亲、祖父三代均为乡村业余琴师，他们的生活就是哈代和他的父亲、祖父三代人业余音乐生活的写照；《一双湛蓝的秋波》中的埃弗雷德是哈代第一位妻子爱玛和哈代表亲特莱芬娜的综合体，斯蒂芬·史密斯的家庭和职业背景有点像哈代本人，奈特则颇像哈代早年的好友兼导师荷拉斯·莫鲁，当时一位早夭的古典学者和文学批评家；裘德的奋斗和失败既含有哈代早年经历、又包含莫鲁命运的影子；《冷淡女子》中男主人公、青年建筑师萨默塞特的职业活动，哈代也说其中融入他本人的经历最多；苔丝早年的灾难，似哈代祖母少女时代的经历；《贝妲的婚事》中埃塞贝妲的伦敦冒险，部分地以哈代母亲婚前在伦敦大户人家作厨娘的经历为本；而《卡斯特桥市长》中亨察德的命运，据说与哈代前辈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父亲的遭遇类似。如今，就哈代的出身、家庭背景以及个人经历进行考证、分析，也是哈代研究的又一重要分支，而且对于研究哈代作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总而言之，以现实生活和历史上确有的地点、人物和事件为创作底本，仍然是现实主义作家不可避免的基本手法。哈代不仅在创作实践方面证明了他确实运用这一手法，而且理论上也有明确的倡导。他在1890年写的《英国小说中的真实坦率》一文中提到，严肃认真的小说应该“在富有思想的成年读者头脑中激起发人深省、经久不衰的兴趣”。他提倡“精准确切的描写”，反对“幼稚琐碎的编造”，认为“在再现世界时，各种情感都应像它们在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形一样恰如其分”，要像“雅典人那些不朽的悲剧”那样，“反映人生，暴露人生，批判人生，人生既然是一种生理现实，要对它作坦率真实的塑造描绘，且不谈其他，必然要大量牵涉到两性关系，还要大量牵涉到以真实的两性关系为基础的结局，取代那种崇高虚假粉饰的结局。……英国文学在朝向这一方向发展时，遇到了英国社会给它设置的难以逾越的鸿沟”。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哈代一方面坚持对前人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继承，坚持再现世界、人生的本质；一方面也对文学界现实存在的不良倾向——凭空捏造和歪曲现实的本质——提出了挑战。而回顾哈代的创作道路，他确实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的主张。即使是他的第一部着力于情节、追求轰动效应、采用取悦公众的大团圆结局的《计出无奈》，也还是从现实主义起步，在人物塑造、情节构思等方面都力求真切可信，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对社会和人生也有一定的揭示和批判。在他的每一部严肃小说中，他更是将人物置于宇宙和世界大舞台的正中，让他们去经历奋斗、挣扎以及种种感情的纠葛，最后揭开人生的真谛。
关于艺术之再现人生，哈代在1890年8月5日的日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论述：“艺术是将事物实际之大小分寸、秩序条理加以改变，这种改变要达到使艺术家的特性对这一事物之中感觉最为强烈的某一点变得更有说服力，如不改变，则不能作到这点。这种改变，或谓之扭捩，可有两种：一是高级艺术；一是低级艺术。简而言之，想象的艺术并非逃避人生，而是以一种独有的方式使之强化。”这就进一步指出了现实主义的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哈代所指的这种对于现实事物的改变和强化，恐怕也就是对现实生活本质的提纯和概括。这也正是哈代与自然主义的分袂点。哈代笔下最著名的女主人公苔丝，可以说就是经过这种改变、扭捩、强化而成的一种艺术精品。哈代在1886年1月3日的日记中对这种“强化事物”又进一步强调要作到“因其强化而使其心灵及内在意义明显可见”。苔丝这一形象的深度，也来源于此。她从一个漂亮、单纯、幼稚的少女成长为美丽、坚忍、成熟的女人，经历过复杂深刻的心理过程，而能够将这一内在心理过程通过一系列人物外在行为举止真切自然表达出来，哈代在这方面的造诣是第一流的。向来有人为苔丝重归亚雷·德伯的怀抱而惋惜，认为这是哈代的败笔，其实正因如此，苔丝才更像真实的凡人，而非圣者、天使。
既然艺术是对现实事物的扭捩和强化，艺术家在这一艺术创造中必然有自己的准则和立场。下层社会出身的哈代，在创作中从未离开过这一立场。他在1883年所写的社会调查报告《多塞特郡的劳工》就反映了他作为成名作家对当时生活在他家乡一带的农业劳动者的深切关注。他的小说也反映了经济生活领域里劳动者、小人物和有产者、上层人物之间的差异和对立。阶级对立的双方，占上风的一方总是为富不仁、偏狭、自私、虚伪、荒淫者居多；而处于劣势的一方则以纯朴、真诚、善良、慷慨、仁爱者居多。斯普林格洛夫和温特伯恩（《林居人》）的破产和苔丝的灾难，根源就在于贵族和有产者的为所欲为。不过就小说总体来看，哈代在这方面用笔并不算多。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类人物，包括苔丝、温特伯恩、裘德、亨察德、游苔莎及克林·姚伯等的奋斗、挣扎，反映了社会发展到哈代的时代，普通小人物要求摆脱旧有等级制度以及维护这些制度的种种陈规陋习、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日益迫切。他们与环境的冲突，也就是与旧有制度和陈规陋习的冲突。他们的悲剧命运，则反映了环境的险恶和旧有势力的强大，这是哈代所反映的时代历史条件制约的结果。但是哈代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在他的世界观中，进化论、先验论、不可知论具有占统治地位的作用。他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则运用于塑造人物和构思情节，常把人物在人生奋斗中产生的悲剧归咎于人物本身性格的弱点，或者借助于性格与环境之外的第三者——命运，以及掌握命运的那位冥中之神——上帝。不过出于哈代的切身体验，他对于精神世界中文化心理上的阶级对立，对于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偏见以及与这些偏见相适应的习俗制度，却有本能的特殊敏感。阶级的和习俗的偏见与对抗给人们带来的悲剧命运以及所造成的婚姻不幸，常是哈代不断重复的主题。他从开始写《穷人与贵妇》时就确定了这一主题。十分有趣的是，从残存文稿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哈代曾为这部小说确定过这样一个标题《穷人写的穷人与贵妇》。这恰好说明了作者的立场。这部小说的很多残篇已经融入哈代以后的几部小说，这也象征了阶级对立的主题贯串于哈代的很多作品中。
从《计出无奈》开始，爱德华·斯普林格洛夫和西塞丽亚这样一对穷苦无助的男女主人公，已经敢于面对有钱有势、骄横跋扈的奥德克利夫小姐进行抗争。爱德华父亲的房屋被一场大火烧成灰烬后，奥德克利夫小姐乘人之危进行兼并，爱德华找到奥德克利夫小姐门下，据理力争，使后者深深感到：“这个受过教育的自己家佃户和下人的儿子，已经学着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且以波希米亚人的观点看待社会……这样他就有了新一代人打破陈规的阶级界限的见解。”西塞丽亚本是个单纯柔顺的姑娘，老小姐劝诱她与自己的私生子结婚时说：“抓紧机会快赢牌！……你拒绝一个男人的时候，就有永远再也得不到另一个的危险。”西塞丽亚听罢立即反唇相讥：“你作年轻姑娘的时候怎么没赢牌呢？”在后来的连续几部作品中，范西·戴动摇于狄克·杜威和梅鲍德之间（《绿林荫下》），埃弗瑞德动摇于斯蒂芬与奈特之间（《一双湛蓝的秋波》），巴斯示巴动摇于欧克与特洛伊之间（《远离尘嚣》），葛瑞斯动摇于温特伯恩与费兹皮尔斯之间，都受相关人物所处阶级地位的制约；斯维森和康斯坦丁夫人那种超凡脱俗、不计利害的塔中恋情，终归也经受不住塔外世俗成见的冲击（《塔中恋人》）；埃塞贝妲招摇撞骗，不择手段地向上爬，首先应责怪的不是她本人，而是上流社会对她的贫贱出身抱有苛酷的偏见，使她无法施展才能和抱负。
哈代生活和从事创作的年代，正是西欧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并付诸实践的重要时期。他出生后的第一个十年正值英国宪章运动达到高潮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他开始小说创作生涯时又值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达到高潮。哈代的出身和早年经历又是那样地接近社会的底层，但他似乎始终未能与社会主义结缘。埃塞贝妲的长兄索罗门大约要算是绝无仅有的被哈代寄予深情厚望的劳工形象了。他具有一定的觉醒意识，他在劝阻埃塞贝妲不要玩火冒险时曾说：“在我们国家没用的废物堆中往上爬，如果来一场大火，这些废物就得烧着。”在这部小说以及哈代其他任何一部小说中，索罗门的这一预言似乎从未实现——哪怕是略显苗头。索罗门本人的结局最终还是与有钱的贵族结亲，在伦敦开了承包建筑的工厂。倒是哈代第一部发表的小说《计出无奈》始终贯串着穷苦平民与大户权贵的明争暗斗。《苔丝》中也有一条明显的阶级对抗线索，而且是以暴力反抗——苔丝杀死不断纠缠她的亚雷·德伯——而告终。但在这里，女主人公还是“计出无奈”，与她的压迫者同归于尽。到此为止，大约也是哈代的批判现实主义所迈出的最远一步。而在他最后的《无名的裘德》中，他则又退回到视“阶级感情、爱国心、自救灵魂主义，以及别的道德，……都只是卑鄙的排外利己思想”的地步。
哈代创作的重点是性格与环境的小说，主要集中于后期完成，它们代表了哈代小说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但这也并不排斥其它两类小说（尤其是精于结构的小说）中丰富的现实主义成分。但是，哈代确实也有一些作品，尤其是属于罗曼斯与幻想作品一类中的长短篇以及归属于杂类的中短篇，从其主要倾向和风格来看，是很难划归现实主义小说的。
顾名思义，属于罗曼斯与幻想作品的几部小说主要是写爱情故事和虚构成分更多的故事。它们不同于其它两类小说中爱情故事的特点，首先在于它们那种超凡出尘、少市井气的某些素质和激情。《一双湛蓝的秋波》的地理背景是英格兰西端面临大西洋的康沃尔海岸，《司号长》和《意中人》的背景是英格兰西南海岸著名海港韦默斯以及毗连的波特兰岛，这些造化独钟、鬼斧神工的奇妙海岸本身就富有迷人的浪漫情调。这些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牧师之女埃弗瑞德（《一双湛蓝的秋波》）也罢，磨坊主之女安·加兰（《司号长》）也罢，贫苦村姑阿维斯（《意中人》）也罢，都有一种天真未凿、空灵脱俗之美。《塔中恋人》的主要背景是空旷原野上凌空兀立的高塔，它那远离人寰、比肩星空的态势，造成了一种使人物超越时空、直接进入宇宙的境界。塔中那一对情侣——青年天文学家斯维森与康斯坦丁夫人的忘年之恋，更具超然物外的情致。这一对恋人的秘密恋情、婚配和产子，还有《意中人》中雕塑家皮尔斯屯对阿维斯祖孙三代一往情深的情感，看来虽显离奇，但却别具深切感人的魅力，这应是浪漫主义作品所独有的审美效果。
即使是在性格与环境的小说中，哈代也未全然放弃在写景状物、塑造形象时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还乡》的很多场景以及它的女主人公是浪漫的、诗意的；苔丝和安玑·克莱的恋爱和结局也是浪漫的、诗意的。在这类小说中，哈代将浪漫主义的板块嵌入现实的整体，而且接合得不留痕迹。
哈代那部少有的中篇《挤奶姑娘的浪漫奇遇》，在他的浪漫主义作品中，更是不可忽视的一部。挤奶姑娘玛格瑞在感情选择中动摇于贵人（无名男爵）和穷汉（烧炭工吉姆）之间，这本是哈代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一个惯常的主题，但是对这一主题的处理手法不同，无形中就带来迥然不同的审美效应。挤奶姑娘的奇遇发生在夜深人静、漆黑一片的树林之中，陌生的无名男爵穿皂衣，跨黑马，面无血色，表情怪异，但他拥有灰姑娘故事中的仙姑的奇妙法术，对玛格瑞具有无穷魔力。他以满足玛格瑞参加舞会的愿望为条件，换取他可以随时召见她的权利，这又恰似浮士德与靡菲斯特订立契约。全篇小说充满超现实的、哥特小说式的神秘怪异，把人带入奇妙的幻想世界。如果从神话原型理论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将这部作品看成是以《灰姑娘》为模式的现代童话。
哈代不仅是天生的诗人，而且是诗人中一种特定类型的奇才。诗歌属于青年，哈代却是先以小说家、后以诗人而成名，他的诗作仅有一小部分写于早年，但在文学创作生涯的前期，他又极富诗情，这说明他既善于长期贮存自己诗的激情，施诸后期的诗歌创作，又善于借诸前期的小说随时抒发这种诗的激情。哈代的浪漫主义小说无疑是他那诗的激情的自然涌流。即使已知天命，他还满怀青少年人的诗的激情，创作了那部独特的《意中人》(1891-1892)；甚至已至耄耋，他还创作了《康沃尔皇后的著名悲剧》(1916-1923)那样的浪漫诗剧。
传统与现代
哈代生于维多利亚女王继位的第四个年头，自六七十年代之交开始小说创作，至90年代末基本结束小说创作生涯。仅就时序而论，他居维多利亚后半期作家群贤之首；而以时间间隔而论，他则更接近前半期的作家。哈代的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是对英国近代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继承。从哈代小说艺术的主流来看，在对人物和情节的处理上，在叙述方法的运用上，他遵循的似乎是现实主义的传统方法，但若将他的小说全部纳入传统，却又总是难以统括。
哈代的浪漫主义小说，既有哥特小说的影响，更有对欧洲浪漫主义小说的借鉴，但是如作横向比较，则与英国19世纪最后30年兴起的新浪漫主义小说更有亲缘。这一派小说，以斯蒂文森和吉卜林为代表，力求奇险和异国情调。他们不同于前辈浪漫派作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探求和表达人物内心深层的奥秘和人生深层的哲理。哈代的《意中人》就是在这这一点上颇为引人注意的作品。这部小说选择了异于常人的艺术家作为主人公，情节奇特，风格也与他通常的长篇小说有异。它的副题是《一种气质的素描》，也就是对艺术家心理的探索，反映了他对永恒的美与爱的追求，很接近20世纪现代人的心理与追求。它也与几乎和它同时发表的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有诸多契合之处。哈代不过是将永恒之美的化身从道林·格雷的自画像上转移到了波特兰的青山秀水哺育出的少女身上。有的学者曾作过考据，认为皮尔斯屯与祖孙三代阿维斯的关系是以哈代早年先后爱恋表亲斯巴克斯家年龄相差悬殊的三姐妹（包括前文提到的特莱芬娜·斯巴克斯）为底本的，小说所刻画的实为作家本人的爱情心理。
哈代即使处理普通人物的心理，也远远超过了传统心理描写的手法。他十分注重心理分析，分析的重点是那些代表时代先进思想潮流的人物，《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在哈代的精细分析下从纸面上渐渐凸现出来的。苔丝、裘德、淑·布莱德赫，都属于哈代的小人物群。这些小人物参与生存竞争的方式各有不同。一类人，如玛蒂、温特伯恩、欧克，处在较低层次的生命线上，主要为起码的温饱而挣扎；另一类如裘德、淑、游苔莎、克林·姚伯、安玑·克莱、斯维森·圣克利夫、埃塞贝妲，他们主要的奋斗目的在于精神上的追求，在于实现和发展自我。游苔莎就说得十分明确：“我想享受到所谓的人生——音乐、诗歌、千回万转的情肠、千军万马的战局，世界大动脉里的一切跳荡和搏动。”这种语言显然也极近似20世纪现代人的语言。苔丝的奋斗目的则二者兼有：她既要为自己和一贫如洗的父母弟妹寻求衣食生路；又要争取自己更好的出路和幸福的爱情、婚姻。她和裘德与淑一样，代表了开始接受时代的先进思想、自我意识渐渐觉醒的年轻一代，当然，在这方面，裘德和淑比苔丝带有更高层次的自觉性。哈代对他们的心理内涵的揭示是伴随着精当的心理分析、特别是在他们面临重要人生转折关头时的心理分析完成的。裘德这个形象更是作者对他从童年起就不断进行的心理分析中形成的。与苔丝不同的是，哈代不再是以作家这个第三者的身份出现进行分析，而是更多地通过让裘德（有时也包括淑）本人进行自我剖析、或是裘德与淑在交谈中互作剖析。对于他们这两个比苔丝具有更强的自觉意识的人物来说，这样处理也很有分寸。正因如此，他们（尤其是裘德）对自己的事业蹭蹬、婚姻龃龉、颠沛流徙以及生离死别具有较明确的认识——皆因他们所主张并身体力行的心灵的自由选择，个人的自由发展，不受陈旧法规约束的两性关系，以及关于妇女权益的主张等过于超前，与世俗成见水火不能相容；也正因如此，淑才会面对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说出：“咱们不过比他们稍微先进点儿就是了……再过五十年，再过一百年”，情形就会大不相同。
哈代小说中反映的这类人物的内心世界，就哈代的时代来说，是崭新的、预言性的，那个难为当时读者理解的小时光老人，其实正是20世纪渐渐为人熟知的破碎家庭早熟儿童的雏形。而在当今世界上，像裘德和淑曾经试行过的那种生活方式早已不足为奇，小时光老人那种悲观厌世态度以及自杀并同时杀死两个兄弟的行动在今天也许已不算太大的新闻。像这类思想行为都走在时代前面的人物，在哈代设计的人生舞台上大多扮演着悲剧角色，因为当时他们是那样地势单力薄，根本无望突破旧事物的种种束缚和禁锢。他们中一部分人拼搏无效，最后以一死去殉自己的理想；一部分人经过冲杀，精疲力竭，败下阵来，在平庸中安度余年，像姚伯和皮尔斯屯那样。
波拉·帕尔和埃塞贝妲是哈代小说中少有的成功者。帕尔(Power)这个姓氏本来的字义就是动力、能源。这位波拉·帕尔，对宗教和爱情都欠热衷的冷淡主义者，是曾承包英国著名铁路的总工程师和企业家的独生女儿和唯一的继承人，她懂得治理巨额遗产，发展事业，处理公私事务头脑冷静，亲身参与各种具体管理事务，还建造了当时少有的私人健身房，身着运动服在杠子上上下翻飞，十分类似现代社会的女强人。波拉在事业上和爱情上都取得了成功，因为她有雄厚的资财为后盾，因为她所从事的事业顺应了工业社会的潮流。哈代作为多愁善感的诗人和浪漫主义者，面对受工业资本主义巨大浪潮侵袭的古老而又美好的事物，常常唏嘘慨叹；但是作为具有哲学和科学头脑的观察者，他清醒地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作为一个具有艺术敏感性的预言家，他则隐约听到了由远及近渐渐传来的新时代的脚步声。因此他在这部他自己称为“当今故事”（这部小说的副题）的小说中，自觉地传达出了这种声息。埃塞贝妲没有波拉的家世和财势，出身微贱，身无分文，一心向上爬，而又带有招摇撞骗的性质，按照传统的观念习俗衡量，应是萨克雷笔下一个蓓基·夏普式的女野心家、冒险家，甚至埃塞贝妲本身也站在她所力求栖身的社会圈子的角度这样分析自己和看待自己。哈代在描述她从最初带着灵性、颖悟和诗意寻求发展，一步步堕落为卖身投靠的纯功利者的历程时，紧紧抓住了她的心理活动过程，她的所作所为既是为她个人前途的选择，也是为了她那拥有十个兄弟姐妹的家庭。在尾声中，她仍孤军奋战，腹背受敌，但终于杀出一条道路，登上恩克渥斯大院权力的宝座，她自己的家庭成员也各得其所。对这部“按章节写的喜剧”（此小说副题）主角，哈代采取了冷静、宽容的态度，而把喜剧式的讽刺大多留给了埃塞贝妲周围那些怀有深切阶级偏见、促狭庸俗的小人。故事接近结尾，贝妲已与蒙特克莱行罢婚礼，刚刚步入恩克渥斯大院，就发现这个老勋爵还在府中豢养着情妇，贝妲当即再设计谋，准备离开此府再与老丈夫较量，不想落入了老谋深算的蒙特克莱的圈套。面对这一出乎意料的挫折，贝妲一方却不见吃惊、焦虑、眼泪以至晕厥，而是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而更为出人意料的是在蒙特克莱一方竟然也不见愤怒、指责、得意，而是人人常常听到的那一阵“嘻—嘻—嘻”的笑声。像这样的一种荒诞不经、玩世不恭，又是多么地“现代”！无论怎样，我们从中也可看到时代的变迁和价值观念的改变在哈代的意识中的反映。连蒙特克莱也认识到这种改变：“现代的种种发展，已经把阶级搅混，就像磨粉机搅豆子一样”。安玑·克莱经历了不幸的婚姻后，认为前人评定的道德应该重新改正。
现代(modern)一词，哈代在小说中很早就有运用。奈特的许多思考是“现代”的，葛瑞斯的不幸在于“现代的神经和原始的感情同时并存”，苔丝的不幸是一种“现代痛苦”，而“现代的年龄，却得用他阅历的深浅来计算”（《还乡》），如此等等。这个词的本义，不过是表示当今和最近的时代，哈代用此词，是指他所处的当时。这种意义上的现代人，也就是不同于过去时代的、处于当时时代前沿的人，自然已很接近20世纪。但哈代只是在他的传统形式中注入了现代意识。正是由于这些现代的内容在当时具有超前性质，因此难为时人理解，我们以“现代”的角度再看《富于幻想的女子》、《萎缩的胳臂》、《对舞琴师》这些有趣的故事，表面看来离奇荒唐，似乎仅仅是一些以娱乐为目的的幻想故事，其实，每一篇都蕴含着人物心理机制与生理机制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如果沿着心理科学的途径，运用如今流行的心电感应、特异功能等假说去解释，也许会得到新的领会。在《无名的裘德》中，少年裘德向往基督寺而生的幻觉；裘德初到基督寺，心怀激动，像游魂似地独自在一座座古老学院的建筑物中间踽踽而行，浮想联翩；他咽气之前在半昏半醒中吐出的最后呓语；淑重回她原来的丈夫费劳孙怀抱时对艾德林寡妇诉说的心里话以及对费劳孙的忏悔，都是人物内心深刻复杂的思想活动的外化。这些虽然并非意识流，但从中确可看出哈代是在向着表现心理的深度这个方面努力。
悲喜剧小说《塔中恋人》又可以说是以象征手法表现“现代”内容的作品。男主人公、青年天文学家斯维森代表了科学和“现代”；女主人公康斯坦丁夫人则属于旧世界。他们的爱情和婚姻经历了种种磨难和考验，最后虽各怀坚贞，却仍是生死苍茫，幽明各异，说明新事物在成长、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必须抛弃旧有的赘物，这是无可更改的客观规律。康斯坦丁夫人的死亡是悲剧性的；但斯维森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他与夫人的爱情和婚配结出了果实（漂亮、健康的男孩），而且十分可能会与已成长为音乐家的年轻姑娘苔毕萨结合，这又似喜剧。如果哈代给这部小说以副题，我想那应该是“过渡的故事”。
近年来，又有学者已将现代主义的目光射向了哈代早期的作品《一双湛蓝的秋波》，注意的焦点又在该书的二十一至二十二章。⑤其中说到埃弗瑞德与奈特在康沃尔海岸的峭壁悬崖间不期而遇，奈特一时疏忽，失足滑下悬崖，吊在距海面六百英尺高的半空。此时，急雨瓢泼般地冲来，足下惊涛拍岸，像倒流的瀑布。他面对黑色岩石，鼻尖正对一只嵌入石中的三叶虫古化石的眼睛。在此古今相对、时空混沌、生死攸关的当口，奈特浮想联翩，意识涌动不止。哈代在小说中曾不止一次地描写人类超越时空的体验和感受：如果在下午到黑夜这段时间里，跑到爱敦荒原的中心山谷举目四望，只能看到荒丘芜阜四周环列，感到周围一切都像天上的星辰一样，亘古未变，心中那种随着人间世事的变幻而漂泊无着、骚动不安的心境就会平静，有所寄托（《还乡》）；晚上躺在草地上，眼睛一直盯着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一会儿就会觉得灵魂不由自主地出了窍，飞到上千上百里的高空（《苔丝》）；夏季黄昏纯净无瑕的琴声，使人生莹然裸露之感，意识不到时间和空间（《苔丝》）；小时光老人就像老年的本质而硬装扮成童年的模样，好像洪荒以来人类所有的愁苦都压在年龄还像朝日初升似的孩子的心头（《裘德》）。像这样将往古和现今平摊在一个平面上，甚至凝缩为一点，看来真有些类似时序倒错的先兆；而对奈特在生死攸关的瞬间所作的集中描述，确也近似印象主义甚至意识流的手法了。
在哈代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三个不速怪客》中，我们似乎也可以捕捉到一点类似印象主义的印象。荒野中孤零零的草顶农舍，漆黑一团的风雨之夜，宴会上的主人和来客都不过是一幅图画的背景。画面上真正的主体是陆续出现的三个来历不明的不速之客。前二人偶尔的一言半语，一唱一和亦真亦假的歌词，第三人出现后的眼神对第一人产生的影响，都在短促的刹那引得举座不安，直到小说结束再来追味，才使人悟出当时其中包含了多么复杂的背景和人物的内心活动。
回顾哈代的创作历程，可以说他是以因袭和继承开始，但又在继承中不断寻求创新之路。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和文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又总是站在时代前沿、放眼未来的预言家，哈代也是如此，他不时地在小说中呼唤着未来。在为爱敦荒原细细写真的时候，他就说过：“将来总有一天，整个的自然界里，只有山海原野那种幽淡无华的卓绝之处，才能和那些更有思想的人，在心情方面，绝对地和谐；这种时候即使还没真正到来，却也好像不很远了。”（《还乡》）在哈代笔下，20世纪的脚步声似已隐隐可闻，但是哈代尚未来得及给他这些“现代”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制作好合适的艺术外衣，他还只是在旧服饰上别作缝改，添置标记，不过后人只要稍加留意，定会从中汲取创作新样式的灵感。
哈代于上个世纪90年AI写作的三部小说发表后，曾遭到严重的曲解和攻击，哈代本人确也明确表示：“因为这番经验，把我继续写小说的兴致完全治得断根绝迹了。”“我何必站出来，让人当枪靶子射击呢？”一般也将此视为哈代辍止小说创作的唯一理由。后来又渐兴起一种见解，认为哈代创作了14部长篇、40余部短篇，素材已经写尽，因此罢笔。但是如果将哈代置于从传统到现代主义的这一过渡时期来回顾他的创作历程，就会体察面临过渡的哈代是多么地尴尬：他站在千帆竞渡的渡口，切身体验到传统的“器皿”已难负载“现代”的种种内容。“现代”鼓噪着小说形式的突破和创新，而此时的哈代，年届花，已经在文坛上以他久已形成的风格功成名就，是急流勇退，还是重整旗鼓，再作突破自我的拼搏？笔者相信，哈代的最后选择，颇有自知之明。
终于，他放弃小说，转而为诗。当然，诗是他的故技，是他的宿愿。
注释：
①伦敦市中心一繁华街区，为俱乐部聚集中心。
②引自哈代的诗《林中》，见《哈代诗歌全集》，詹姆斯·吉布森编，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伦敦，1985年，第64页。
③见哈泼《哈代乡土志》，A.＆C.布莱克出版公司，伦敦，1904年，第15章，第154-155页。
④据《东方》杂志第18卷第14册《自然派诗人》一文。
⑤参见［英］罗斯玛丽·萨默《从哈代到吴尔夫：通向现代主义之路》和［美］苏珊妮·约翰逊《托马斯·哈代和弗吉尼亚·吴尔夫：印象主义的真谛》二文，见《不过插曲而已——莱昂尼兹的一些文学访客》，M.哈迪编，帕顿出版社，纽米尔，1992年，第87-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