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元代传统戏场建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山西论文,传统论文,建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TU-85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山西现存的古代建筑数量众多，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和审美价值，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的博物馆。（注：李玉明：《山西古建筑通览》，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页。）山西古代戏曲文化也非常兴盛。尤其是晋南地区，被誉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摇篮，以戏曲文物丰富，曲作家众多，地方戏种繁盛而著称。建筑文化和戏曲文化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了作为二者契合点的戏场建筑的发展。山西南部现存的三通北宋碑刻就记载有寺庙中建造戏台之事，这也是目前所知最早记载戏台的文字性实物。从元代到明清，寺庙中建戏场者更为多见。泽州县玉皇庙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修玉皇庙碑记》感叹到：“无戏楼则庙貌不称，无戏楼则观瞻不雅”。梁思成、林徽因在《晋汾古建筑预查记略》中也提到“山西中南部我们所见的庙宇多附属戏楼。”
元代(1279～1368)是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剧本创作繁盛，出现了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些大剧作家，舞台原则和表演手段也得到了丰富、完善和定型。王国维认为：“而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1～78页。）与之相应，元代戏场建筑比较普及。就笔者所知，山西元代戏场建筑至少20多处，现存者近10处。当然，实际的数目远不止此数。
二、分布地区集中
现知的山西元代戏台（包括现存的和已毁的），主要集中于山西南部，特别是古平阳地区（今临汾和运城一带），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图1）。当然，古代建筑的留存偶然性极大，尚不能肯定元代戏台的确切分布情况。
戏场建筑的兴盛是戏曲繁盛的体现，而平阳元代杂剧发达。王国维《宋元戏曲考》(1912)中言及元杂剧作家中，“北人之中，大都之外，以平阳为最多”，并认为平阳为元初除大都之外“文化最盛之地，宜杂剧家之多也”。（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1～78页。）剧作的繁荣促进了戏曲演出的兴盛。同时，平阳有深厚的娱神习俗，祭祀活动频繁，庙会香火旺盛。往往借娱神敬神之机，大搞戏曲演出。临汾市魏村牛王庙清光绪二十四年重刊元碑《牛王庙元时碑记》载“至于清和诞辰，敬诚设供演戏，车马骈集，香篆霭其氤氲，杯盘竞其交错，途歌俚咏，伛偻相携，往往来而不绝者，至日致祭于此也”，（注：延保全、王福才：《新发现的魏村元代戏台史料》，《中华戏曲》（第2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40页。）可谓场面热闹。洪洞县明应王庙元延佑六年(1319)《重修明应王殿之碑》所陈述的情景更是让人惊叹：“远而城镇，近而村落，贵者以轮踢，下者以杖履，挈妻子与老羸而至者，可胜慨哉。争以酒肴、香纸聊答神惠。而两渠资助乐艺牲币献礼，相与娱乐数日，极其厌饫，而后顾瞻恋恋犹忘归也。”（注：刘念兹：《元杂剧演出形式的几点看法——明应王殿壁画调查札记》，《戏曲研究》，1957年第2期。）从中可看出城乡赛社演剧的盛况和戏曲活动的繁荣。
由于古平阳地区戏曲演出的兴盛，山西元代戏台集中于此也就不难理解。当然，元杂剧在山西的情况，绝非仅仅存在和流行于南部地区。而是从南到北，弥漫山西全境。大同至正二十一年(1361)碑刻记载：“七日丁卯，陈视币，具三牲，行三献之礼，张伎乐百戏，谢拜祠下。”这儿的“伎乐百戏”实际包括有多种演出形式，其中自然有杂剧戏曲演出。元代著名剧作家吴昌龄也是大同人，想必大同元代戏曲演出也不会沉寂。对于山西元代杂剧以及戏场建筑而言，大概由于“平阳”这颗巨星已经照亮了山西，其它“小星”只能淹没于其中了。同时，从现知的戏台还可看出（图1右），元代寺庙戏台的建造时间贯穿元代始终，未有间断。这自然也是元杂剧盛行的体现和证明。
三、平面形式的特点
山西元代戏台多为单开间和单进深，四边基本相等，近似方形。四角柱间距一般为7米左右，面积约50平方米，少有例外（图2）。而山西明清时期的戏台多用三开间，且平面形式多样。黄维若解释此是由于“表演的严格程式化，必然导致戏台尺寸的规范化”。
元代戏台采用相对统一的尺寸，固然与元杂剧表演的程式化有关，可绝非仅此而已。事实上，中国戏曲从其产生起，基本上就一直非常重视表演的程式化。可是从明到清的戏台形式和平面尺寸还是极其多样的，并没有套用某一模式。一个戏台的大小，应该与诸多因素有关，譬如当地习俗、庙宇规模、经济状况等，戏曲表演的程式化对戏台大小的影响想必不会太大。山西现存元代戏台集中于古平阳地区，其建筑模式的共性也就不难理解了。特别是临汾市魏村牛王庙戏台、东羊村东岳庙戏台、王曲村东岳庙戏台和洪洞县景村戏台，相距仅为五、六里路，传说前三者还为师徒所设计。当然现存的元代戏台也有例外，石楼县殿山寺戏台台基东西宽约为5.4米，南北长约5.2米，面积仅28平方米，只有普遍元代戏台的二分之一，为中国现存最小的元代戏台。翼城县武池乡乔泽庙戏台，角柱中心距离东西向为9.4米，南北向为9.3米，面积达87.4平方米，是普通元代戏台的二倍，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元代戏台。
黄维若先生认为这两座戏台超出常规是由于“利用了金代或更早的舞台台基翻改而来”，言及石楼县殿山寺戏台“后墙下墙裙有旧砖，接近宋砖尺寸”。（注：黄维若：《宋元明三代中国北方农村舞台的沿革》（续一），《戏剧》，1986年第2期，第79～87页。）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有待商榷。砖的尺寸，从宋到元，尺寸规格都极多。宋《营造法式》规定砖的类型达十三种，就是常用的也有四、五种。实际上石楼县殿山寺戏台采用小的规模，一则缘于特定的地形，再者缘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中国寺庙建筑一般南北走向，而殿山顶峰是一条狭长的东西走向山梁，只能建造小的庙区，地形使其然。石楼县为黄土丘陵沟壑区，地瘠民贫，庙宇的建筑材料均需利用大量的人力从山下搬运，建造规模宏大的庙宇，似乎不怎么现实。
A 万荣县太赵村稷益庙戏台(1271)
B 万荣县薛李村岱宗祠戏台(1276)
C 临汾市魏村牛王庙戏台[E](1283)
D 芮城县永乐宫龙虎殿[E](1294)
E 长治市五龙庙山五龙庙(1296)
F 阳城县崦山白龙庙戏台(1297)
G 芮城县芮王庙戏台(1297)
H 万荣县孤山风伯雨师庙戏台(1301)
J 沁水县下格碑圣王行宫戏台(1302)
K 洪洞县安乐王庙戏台(1304)
L 襄汾县崇山卧龙祠戏台(1316)
M 芮城县岱岳庙戏台(1318)
N 永济县董村兰郎庙戏台[E](1322)
O 翼城县武池乡乔泽庙戏台[E](1324)
P 洪洞县景村牛王庙戏台(1342)
Q 长治市应王庙戏台(1343)
S 沁水县海龙池天齐庙戏台(1344)
T 临汾市东羊村东岳庙戏台[E](1345)
W 万荣县西景村岱岳庙戏台(1354)
X 石楼县张家河殿山寺戏台[E]
Y 临汾市王曲村东岳庙戏台[E]
Z 翼城县曹公村四圣宫戏台[E]
图1 山西现知的元代戏台分布示意图（后加E者表示现存）
A 石楼县殿山寺戏台
B 洪洞县景村牛王庙戏台
C 临汾市王曲村东岳庙戏台
D 临汾市魏村牛王庙戏台
E 翼城县曹公村四圣宫戏台
F 临汾市东羊村东岳庙戏台
G 永济县董村三郎庙戏台
H 翼城县武池乡乔泽庙戏台
图2 山西部分元代戏台面阔和进深
山西元代戏台四角立柱，是承担屋顶荷载的主要构件。无金柱（内柱），前檐无平柱，后檐或山墙面另加辅柱（图3）。柱子有木质的，也有石质的，石柱多为方形或小八角柱，往往用作前檐角柱。石柱上一般还有铭文，如洪洞县景村牛王庙戏台现不存在，台前檐二小八角柱尚在，上题有铭文。其中东柱上部刻有：“施石柱人曹村张子敬冯子通同施石柱，”下部曰：“至正二年(1342)岁次在壬午”。西柱上部所刻已看不清。两柱的下部抹角处还分别刻有工匠的名字。临汾市魏村牛王庙戏台，东羊村东岳庙戏台，均在前檐石柱上刻有铭文，涉及内容大致和景村牛王庙戏台的铭文相同。
图3 元代戏台平面图
戏台前檐不设平柱，有利于观众观看演出。顶部荷载由大额枋传递给前檐角柱，需要注意的是，现存的永济县董村三郎庙戏台和石楼县殿山寺戏台的前檐平柱，是后人修葺时所加。为了增加戏台的稳固性，分散屋顶荷载，山墙和后檐则还设有辅柱。辅柱一般较角柱小，和宋代戏台仅有四根角柱不同。当然，也和明清戏台柱子基本平均受力不同。根据山墙面辅柱所设立的位置，山西元代戏台大致可分为三分之一辅柱式和中间辅柱式。所谓三分之一辅柱式，就是辅柱位于靠后墙大致三分之一处。此时，辅柱的位置往往也成为区分前后台之处，前部三分之二为表演空间，后部三分之一为后台空间。临汾魏村牛王庙戏台（图3-a，图4），台基高出地面1.15米，四角各立柱子一根，前檐为四角抹楞石柱，后檐为圆形木柱，出于建筑的稳固和合理分担负荷，于山墙面后端三分之一处设辅柱。辅柱头搭接的额枋内侧留有圆环铁钉，演出时为悬挂帷幔的部位，是表演空间和临时后台的分界。临汾王曲村东岳庙戏台（图3-b）、东羊村后土庙戏台（图3-c，图6）、翼城曹公村四圣宫戏台、武池村乔泽庙戏台，均和魏村戏台一样，四角各立柱子一根，山墙面距后柱三分之一处设辅柱。不同的地方是曹公村四圣宫戏台（图3-d）和武池村乔泽庙戏台（图3-e）还在后檐两角柱之间增设两辅柱。而且武池乡乔泽庙戏台的角柱和后檐平柱的直径一样，并非以角柱的规格制之。元代戏台中所谓二分之一辅柱式就是山墙面前柱和后柱当中设辅柱，这种形式也是明清戏台分心柱的先河。石楼县殿山寺圣母庙戏台的四角各立柱子一根，两侧山墙中间各施辅柱。永济县董村三朗庙戏台也是四角立根，山墙当中设辅柱，后檐设平柱两根，将后檐面宽分为三开间。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看到的前檐平柱是后人加的。就戏台建筑的支撑结构衍变而言，元代戏台和宋金“舞亭”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增加了辅柱的设置；和明清戏台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无内柱和前檐平柱。在元代末期则出现了三开间戏台，沁水县姚家河村天齐庙至正四年(1344)所建戏台，“前后两排八根石柱”为三开间。到了明清，三开间则成为山西戏台主要的建筑形式。
图4 临汾市魏村牛王庙戏台（1283年）
四、梁架结构的特点
元代戏台的结构形式，主要采用了我国古代建筑中方形亭榭和钟鼓楼的模式和构思。梁架结构的明显特征就是采用大额枋结构和藻井结构。
所谓“大额枋结构”，就是四角柱上架四根大额枋，形成巨大的井字形框架，支撑整个屋顶的荷载。大额枋用材粗大，同时在角柱处连接，类似现代的“圈梁”，起稳固整个建筑的作用。这种结构四向均用大额枋，对于跨度大的元代戏台来说，尤其适用。大额枋下的辅柱可随意设置和移动。
元代戏台还利用梁架和斗拱的巧妙组合，构成“藻井”。戏台四角柱上的大额枋在柱头相连，形成第一层框架，枋上每面施四到七攒斗拱，四角用大角梁和抹角梁上承井口枋，形成第二层框架。上层井口枋或为八角形，或为方形抹角，枋上再施斗拱，汇合于中心，形成藻井，往往中心还悬雷公柱。元代戏台的藻井结构严谨规整，构思奇特，精致玲珑，是难得的艺术品。
翼城县武池村乔泽庙戏台(1324)为现存元代最大的戏台，四根木柱上设丁字形雀替，额枋上施斗拱，上承抹角梁，抹角梁中间施十字形雀替，上承第二层框架，环绕第二框架施斗拱八攒，上承八边形框架，上设斗拱，斗拱之上八根叉手斜向汇合于中心，中心悬雷公柱，形成八字形藻井（图5）。临汾市魏村牛王庙戏台(1283)的四根角柱分别置大斗，斗口内施十字形雀替，上架四根大额枋，形成井字形的框架，额枋上每面各施斗拱四攒，四面共十二攒，分补间和转角两种，为双下昂五铺作。斗拱上承檐出和梁架，转角处施抹角枋，梁上施斗，斗口内设十字相交的雀替，上承井口枋，形成第二层井字形的框架。井口枋又辅梁架，上施第二层斗拱，每面四攒，共十二攒，每面中间的两攒斜拱之上，承抹角梁，形成一个扭转九十度的方框，抹角枋中心处设垂柱，上架小枋，四角抹去，形成八角形的框架，每面施简易斗拱各一，共八攒，汇合于中心，形成“八角形藻井”。这些梁架造型美观，结构合理，构造严谨。
图5 翼城县武池村乔泽庙戏台藻井（1324年）
元代戏台的屋顶形式大多采用单檐歇山顶，如魏村牛王庙戏台、王曲村东岳庙戏台、殿山寺圣母庙戏台等。也有采用十字歇山顶的，如东羊村东岳庙戏台（图6）。屋顶举折也是古代建筑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主要的造型语言之一。中国古代建筑屋顶举折的发展轨迹是从早期的平缓稳定到后期的陡坡高耸。山西元代寺庙戏台因袭宋代风格，大多举折平缓，显得稳定。
图6 临汾市东羊村东岳庙戏台背面（1345年）
五、采用帷幕和分隔前后台
北宋戏台是否有前后台之分，还不得而知。今人多引用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词林须知》释“鬼门道”中提到的苏东坡（1037～1101）的诗句“搬演古今事，出入鬼门道”来证明北宋已有前后台之分。笔者翻及苏东坡的作品，未发现含有此句的诗。当然，苏东坡的作品历代均有失佚，不能断定此诗之有无。北宋的其它文献中，还没有发现有记载“鬼门”或“戏房”之事的。南宋的《张协状元》载有“丑在内应”、“净在戏房作犬吠”、“生在戏房唱”、“净在戏房内唱”等，这儿的“内”、“戏房”指的就是后台。可见南宋已经有了前后台之分。
到了元代，戏台用悬挂帷幕的方式区分前后台则非常普遍。现存的元代戏台，在其两侧山墙面辅柱上或辅柱所承额枋上，大多有铁环等勾挂之物，推断用来悬挂帷幕，以区分前后台。著名的洪洞县明应王殿元代戏曲壁画“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图7），则更为形象和确凿地证明元代戏曲演出时帷幕的设置。画中共绘十一人，其中演员五人在前排，乐队五人在后排，另有一人于后台左侧正拨开帷幕窥视，说明有前后台之分。
图7 洪洞县元代明应王殿戏曲大型壁画
前台和后台在空间上独立，有利于净化表演空间，把砌未、衣服等物可存放于后台，同时也为演员化妆和休息创造了专门空间。尽管这种区分是临时的，随演随挂，可毕竟使戏台平面的利用趋于合理，使两种具有不同功能的空间既相互区分而又紧密联系，既进行一定分隔，同时通过上下场门作流动分场。应该提到的是，流动分场的演出模式是中国戏曲演出情节结构的基本特征。戏台通过悬挂帷幕、设置屏风的方法分隔前后台，也成为中国戏台的固定型制。因此，前后台的区分，在中国戏场建筑史上是里程碑式的进展。
总之，山西元代戏台已经具备了中国传统戏台的必要要素，标志着中国戏台建筑的初步成熟。元代戏台到了明清，由于演出规模的扩大，显出其面积狭小的缺点。但其浑重的造型和别致的藻井仍吸引着后人，其影响颇深，仿效者甚多。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所建的翼城县西阎村戏台就是仿照曹公村四圣宫元代戏台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