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高尚”的作品——余华《活着》导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尚论文,作品论文,余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活着》是余华创作转变的标志
在20世纪90年代的作家中，余华是极富天分而卓具特色的一位。和苏童、格非一样，余华是以“先锋文学”登上文坛的。这时候，他的小说显得残酷、冷漠、诡谲，如《鲜血梅花》，如《河边的错误》，如《在细雨中呼喊》。
后来，余华认为应该改变一下自己了，这种改变的标志就是他的《活着》。从《活着》开始，余华成为一个关心世道人心的作家。余华靠着这部作品获得了意大利格纳拉达文学奖。
和余华以前的作品相比，《活着》没有那些先锋文学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清清楚楚几个人物；清清楚楚几个故事。可以说，《活着》是一部纪实主义作品，一部杰作。
“活着”的故事
小说中最早出场的人物是“我”：“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我如同一只乱飞的麻雀，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田野”。“我”的收获很大，因为“我”收获了福贵的故事。福贵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他的自叙身世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
40多年前，“我”（福贵）是徐家的独生子，小时候就不好好读书，长大后爱往妓院钻，迷于赌博。福贵嫌弃妻子家珍，吃喝嫖赌，什么浪荡的事都干，曾几次气自己的岳父——米行陈老板。龙二和人做手脚，赢了福贵很多钱，致使福贵倾家荡产，成了败家子。福贵的父亲变卖家产，要福贵挑着铜钱走十多里路去城里还债。福贵这时候有所醒悟。龙二拥有了原来属于徐家的家产。福贵爹死去，米行陈老板接走女儿家珍。
福贵成了一贫如洗的农民，他到龙二手里租种五亩好田，开始尝到种田的艰辛。家珍回来了，福贵这个家全了。在劳动中，福贵不知不觉心疼自己的女人。家珍脱掉旗袍，穿上粗布衣服，虽然整天累得不行，但总是笑盈盈的。福贵家珍夫妇的小孩凤霞、有庆很听话。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以后，福贵的母亲病倒了。福贵去城里请郎中，却被抓了壮丁，身不由己地卷入到战争的洪流中去。福贵在战争中结识了老全和春生。战争的残酷面目暴露无遗，房屋被拆光，树被砍光，死亡和饥饿使士兵变成了野狼。别人抢飞机上丢下的大饼的时候，福贵春生他们却想出了用胶鞋煮饭的绝招。国军的阵地越来越小，伤号越来越多。天一黑，又下起了雪，老全死了，福贵被俘虏了，解放军让福贵回家。到家后福贵才知道母亲早已死去。此时村里开始搞土地改革，龙二被毙掉了。福贵认为龙二是自己的替死鬼，他觉得自己早年嫖赌逍遥反而因祸得福，该死却没死，又从战场上捡了一条命回来，应该好好地活着。
福贵回家后过着虽苦却还算安稳的日子。凤霞长大了，17岁了，但由于又聋又哑，没人上门提亲。12岁的有庆在城里念小学。姐弟情深，凤霞被一户人家领去做女儿，有庆对姐姐念念不忘。几个月后，凤霞跑了回来。在家呆了一天后，凤霞又要被父亲福贵送走。但到了城里以后，福贵改变了主意，决定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村里办起了食堂，炼起了钢铁。有庆精心饲养的两头羊被宰杀了，他伤心不已。村里的羊全吃光了，粮食也快吃光了，食堂散伙了，村里人下地干活开始记工分了，家珍却病倒了，有庆想退学，但父母不肯。福贵不理解有庆，他认为在学校跑步不能挣饭吃。日子越来越苦，粮食越来越少。家珍的身体稍有起色，有庆却出事了。医院里的人为了救县长女人的命，不停地抽有庆的血，把有庆抽死了。福贵找到医院，不料那县长就是春生。
家珍的病越来越重。祸不单行，福贵也病倒了。春生来找过福贵他们三次。但家珍不肯原谅他。队长给凤霞做媒，男方叫万二喜，是一个县城搬运工，偏头，脑袋靠着肩膀，但老实、善良、勤快。文化大革命越闹越凶，春生被打倒了，福贵夫妇开门接纳了春生，家珍劝春生不要轻生，要活着，但这位县长还是上吊自杀了。凤霞生下孩子后大出血，死了。凤霞的孩子叫苦根，家珍也死了。
福贵搬到城里和二喜、苦根住在一起。在一次干活中，二喜被水泥板压死，这年苦根才四岁。福贵把苦根带回乡下。苦根真是命苦，他是撑死的，“这孩子不是嘴馋，是我家太穷，村里谁家的孩子都过得比苦根好。就是豆子，苦根也是难得才能吃上。我是老昏了头，给苦根煮了这么多豆子，我老得又笨又蠢，害死了苦根。”苦根死后第二年，老福贵买了一头牛——两个老不死。
福贵劳作着，顽强地活着。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活着”
余华在《〈活着〉前言》里这样写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价值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我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活着》确实不失为一部“高尚”的作品，而根据余华的说法，“高尚”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在小说中，主人公福贵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亲人一个个先后离他而去，他最后孤身一人……但如此多的苦难并没有将福贵压垮，他依然顽强地活着，淳朴地活着。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高尚”呢？这种“超然”（超脱）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超脱有什么不同呢？古代诗人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有诗人说：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在遭受打击之后，悲观厌世，从而遁隐山林，自诩看破红尘，从而逃避、远离红尘。显然《活着》中的“超然”不是这一种。这种“超然”不回避苦难，它不形而上学地、笼统地否定尘世，它是生命的直觉和本能。作者余华也说自己写《活着》是受到美国民歌《老黑奴》的影响。福贵和老黑奴一样，都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们而去，而他们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福贵的这种超脱不像中国古代士大夫，它不是源于老庄哲学，而是源于生活经验。龙二被毙掉后，福贵“想想自己该死却没死，我从战场上捡了一条命回来，到了家龙二又成了我的替死鬼，我家的祖坟埋对了地方，我对自己说：‘这下可要好好活了。’”福贵认为“龙二和春生，他们只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平平淡淡才是真。
说到底，福贵对生命的“超然”与其说是“超脱”，还不如说是执著，执著于生命的欢乐，更执著于生命的苦难。无论如何，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是美好的。活着，执著而淳朴。
感动我们的不是故事之外的语言，而是朴素的故事本身，是“活着”
《活着》的语言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福贵自叙身世时的语言，朴实无华，就像泥土一样。另一种是“我”（那个民谣收集者）的语言，流畅优美，富有诗意，这突出地表现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开头的一些句子本文前面已经引用，这里不再重复。结尾两个自然段，我们不妨抄录如下：
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男人挑着粪桶从我跟前走过，扁担一路吱呀吱呀响了过去。慢慢地，田野趋向了宁静，四周出现了模糊，霞光逐渐退去。
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来临。
此等文字，融化了人生的悲剧，在广阔的土地上，黑夜来临，以“活着”的精神早已深深扎根，它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思索，让我们回味……让我们在这一切之后好好地活着。
历尽沧桑的福贵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我们选有代表性的来听一听。
凤霞被领走那一天，我扛着锄头准备下地时，她马上就提上篮子和镰刀跟上了我。几年来我在地里干活，凤霞就在旁边割草，已经习惯了。那天我看到她跟着，就推推她，让她回去。她睁圆了眼睛看我，我放下锄头，把她拉回到屋里，从她手里拿过镰刀和篮子，扔到了角落里。她还是睁圆眼睛看着我，她不知道我们把她送给别人了。当家珍给她换上一件水红颜色的衣服时，她不再看我，低着头让家珍给她穿上衣服，那是家珍用过去的旗袍改做的。家珍给她扣纽扣时，她眼泪一颗一颗滴在自己腿上。凤霞知道自己要走了。我拿起锄头走出去，走到门口我对家珍说：
“我下地了，领凤霞的人来了，让他带走就是，别来见我。”
后来，凤霞自己跑了回来。她在家里呆了很短的时间就要被福贵送回去：
那一路走得真是让我心里难受，我不让自己去看凤霞，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天黑了，风飕飕地吹在我脸上，又灌到我脖子里去。凤霞双手捏住我的袖管，一点声音也没有。天黑后，路上的石子绊着凤霞，走上一段凤霞的身子就摇一下，我蹲下去把她的两只脚揉一揉，凤霞两只小手搁在我脖子上，她的手很冷，一动不动。后面的路是我背着凤霞走去，到了城里，看看离那户人家近了，我就在路灯下把凤霞放下来，把她看了又看，凤霞是个好孩子，到了那时候也没哭，只是睁大眼睛看我，我伸手去摸她的脸，她也伸过手来摸我的脸。她的手在我脸上一摸，我再也不愿意送她回那户人家去了，背起凤霞就往回走，凤霞的小胳膊勾住我的脖子，走了一段她突然紧紧抱住了我，她知道我是带她回家了。
回到家里，家珍看到我们怔住了，我说：
“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
余华力争使自己的叙述做到冷静，他认为作家不应该站出来在作品里指手划脚或是煽情。这里也是这样，极本色的文字叙述着极平常的故事，然而却能震撼人心。感动我们的不是故事之外的语言，而是朴素的故事本身，是“活着”。是的，血浓于水，人最难割舍的就是那一份浓得化不开也分不开的亲情。亲人哪，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让我们共同面对！
《活着》像这样的文字和故事还有很多。
余华是先锋色彩很浓厚的小说家，但这部小说一点也不难读，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又没有一般现实主义小说的琐屑和繁冗，它不会造成你阅读的任何障碍，你也许能一口气把它读完。
读一读《活着》吧。你也许不能读懂它全部的含义，但你至少能读懂它的人物和故事，你也许不能读出多少哲学意蕴，但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读过之后，你会对人生有一个新的甚至全新的认识。
读者决定作家
——余华访谈录
谈论当下的文学离不开余华这个名字，他的小说不仅在文学圈内备受推崇，并受到影视界大腕儿们的特殊关注。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销售量相当可观。数年前张艺谋曾把《活着》搬上银幕。
记者：您的小说基本都是10万到15万字的小长篇，从来不见您写砖头厚的书，这是一种有意的追求？
余华：应该说直到1995年我写《许三观卖血记》，还觉得长篇小说是写得越长越好，那时我个人的阅读还没有出现那么大的变化。我是作家，但我也是一个读者，除了经典作品，我自己都不愿去读大部头的书了，如果自己写得太长就过分了。今天能够轻松地掏钱买书的读者，绝大多数是很忙的，像我这样一个作家很容易让人怀疑写那么长的书读了会不会上当。今天的文学需要的是高度集中的故事、更加凝练的叙述。
记者：您的小说写得很精粹，不动声色的陈述中充满着内在的张力。有人说您在用普通的故事和人物触摸“终极真理”，您是否通过小说来实现某种价值取向？
余华：我想起海明威写了《老人与海》以后，批评家们热衷于分析老人和海的象征意义。海明威很愤怒，他说老人与海都没有象征，只有鲨鱼象征批评家。还是海明威的一位友人显示了对文学的洞见：“老人就是老人，海就是海，但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又无处不洋溢着象征。”我年轻时文坛上也一度充满这种游离于叙述之外的象征，比如井、百年老树之类。今天我想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作品和人物本身更有魅力，任何添加都是多余的、可笑的。
记者：您是否也追求小说的故事性、情节性？
余华：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每一时期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最初我不会写人物心理，到了《现实一种》我明白了，无须直接写心理，只要去写人物在环境中的状态，这是福克纳给我的遗产。然后我一度害怕写对话，让对话符合人物是个难题，写到《许三观卖血记》，我知道写对话已经没问题了。现在我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把小说写得更吸引人。我们有些作家觉得非写成《尤利西斯》才叫纯文学，我认为吸引人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增强作品原有的力量，好读不等于轻浮。我们的纯文学作家自己让路给通俗文学作家，使他们的地盘越来越大。我觉得，纯文学与俗文学之间并不矛盾，再过50年，我们会拥有既有力量又吸引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