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理论与建筑的符号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论文,理论论文,建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建筑舞台鱼龙混杂、流派纷呈。现代建筑和后现代建筑形成两股强大的势力。一方面强调理性主义、功能主义的现代建筑仍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继续维持其主导地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建筑运动正在与代表人类最新思维和控制手段的电子技术相结合、和极其复杂的数学模型相联系，从而使现代建筑运动继续朝着更新、更精确、更理性、更适用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以第三代建筑师为中坚力量的、以强调文脉、隐喻和装饰为集中代表的后现代建筑学派正在以新的建筑语言和形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向现代建筑提出强有力的挑战。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后现代建筑运动在新的物质文化基础上正在继续努力寻找建筑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聚合点，力图把形式的生成引向一种文化含义的自然表露，让建筑与文化和科学文明紧密地衔接起来，使形式语言能为自己表白、解释自身的性质和含义。
现代建筑和后现代建筑的矛盾冲突一方面表现为各自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同时又表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否定与排斥。这种矛盾既对立又统一的复杂现状自然给社会和建筑界带来一种“混乱”和“意识危机”。过去曾被誉为“功能合理、形式新颖、反映时代特征”的现代建筑，被贬为只是一种“工具”，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实用需要，是强行割断建筑历史的延续等等。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更是直言不讳地在《后现代建筑语言》中宣称现代建筑已经死亡，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一半现代、一半传统”雅俗共赏的后现代建筑。然而，就在詹克斯竭力为后现代建筑运动鸣锣开道、大唱赞歌的同时，一些后现代建筑的典型作品也在与世人的接触中无可奈何地接受着社会和公众的评头论足。评语中歌功颂德的有之，彻底否定的有之，讽刺挖苦的更是大有人在。
针对建筑形式流派纷呈，建筑评论众说纷纭，大众意识纷繁复杂的“混乱”局面，建筑界迫切需要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寻求一种新的方法和手段，从一个新的、更高、更全面的角度来探寻建筑的本质和含义。
“符号学”作为一种新型研究工具，自本世纪初问世以来逐渐被世人认识和接受，并开始在文学艺术和产品设计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实际运用。进入五十年代，符号学研究开始渗透建筑领域。对建筑符号的研究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六十年代后由意大利传入法国、西德和英国，以后又传到南美。七十年代符号理论在美国流行。进入八十年代，我国重又开始重视符号理论的研究工作。 曼弗雷多·塔非里（ ManfredoTafuri）说：“当前建筑界之所以热衷于符号学的讨论，一方面是需要澄清包围着建筑师的形象世界，恢复一种稳定的参照结构关系和一些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不断地探索把符号学研究的成果整理成形式系统，有效地开拓转译成设计规划术语”。（注：引自汪坦“现代西方建筑理论动向（续二）”，《建筑师》23，第3页。）
一、符号理论及其不同分析途径
符号学（Semiotics ）是一门研究符号系统及其内在规律的新兴学科，最早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Saussure ）和美国哲学家皮尔斯（Peirce）于本世纪初创立。
早期的符号学研究主要以字母、电码、语言、交通标志为对象。二次世界大战后符号学研究从范围到深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拓展与深化。到本世纪六十年代，符号学已成为理论界的尖端课题。现代符号学融合逻辑学、语言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以及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等方面的方法和成果，研究领域涉及文学、艺术及人的心理反应与活动领域。美国学者裴特（J.Peters）把符号学比作“检验我们宇宙的理解方式的一种构架”。（注：转引自迪利（J.Deely ）《符号学引论》（Introducing Semiotic），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马克斯·费司克（M.Sisch）认为：“符号学……将为我们提供一幅非常复杂而又非常详尽的概图，使我们能够从中确定任何一个涉及其他领域的高度专门化领域的位置，迅速地告诉我们如何从这一领域转向另一领域，并且区别开那些尚待开垦的领域和耕耘已久的领域……”。（注：转引自迪利（J.Deely ）《符号学引论》（Introducing Semiotic），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序言。）
西方现代符号理论按研究方法和侧重面不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注：参见杜克洛（O.Ducrot）和托比罗夫（T.Todorov ）编的《符号学》（Semiotics），第99页。）
第一方面来自美国哲学家皮尔斯。他从洛克（注：详见洛克《人类理解论》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2页。）那里得到灵感，从逻辑意义上定义符号概念，对符号的种类作了系统的划分和描述。按符号的性质、 存在形式和通用规约不同， 把符号分为性质符号（qualisigns）、实事符号（sinsigns）和通用符号（legisigns）； 按符号同其对象的关系不同分为图象符号（icons）、指示符号（indox）和象征符号（symbols）； 按符号在注释活动中的状态不同分为词类符号（rhemes）、命题符号（dicisigns）和论辩符号（arguments）。以上各种组合关系分别包含三种元素、分属三个组合层面。这九个元素根据性质不同分属三个不同阶层。性质符号、图象符号和词类符号仅表明某种性质，具有不受限制的特性，属于第一阶层。实事符号、指示符号和命题符号表现一种因果关系的物体或事实，属于第二阶层。通用符号、象征符号和论辩符号表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会表现出通则性习惯和规律，具有通用性、恒长性和知识性等特点，属于第三阶层（表1）。
表1
组合关系 单一关系双重关系三重关系
阶层关系 (第一层面) (第二层面) (第三层面)
第一阶层性质符号图象符号词类符号低
第二阶层实事符号指示符号命题符号中
第三阶层通用符号象征符号论辩符号高
层次关系
符号的元素 符号的本体 符号的注释 内在关系
美国行为学家莫里斯（ Morris ）把符号学分为：语构学 （Syntactics）（注：详见孙全文、陈其彭《建筑与记号》【台】明文书局，1985年，第30─32页。）——研究符号本身的关系和规律，对应于皮尔斯的 “第一层面”；语意学（Semantics）——研究符号与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即能指如何表达所指的关系，对应于皮尔斯的“第二层面”；语用学（Pragmatics）——研究符号的来源、用途和符号与人的关系，对应于皮尔斯的“第三层面”。
第二方面来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索氏早期从事印欧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他对符号理论的贡献在于：1.把符号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类，并首先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两个重要概念。2.认为语言是一种表示意念的符号体系。语言符号原本是任意性的，但一经约定俗成在共时体系中是不变的。语言体系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各要素间相互处于组合关系（由两个以上相互连续的语言单位组合成的线性关系）和聚合关系（语言单位按某些共同点相互联系的潜在关系）。3.把语言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前者研究语言的结构和体系；后者讨论语言同社会、文化的关系。4.把语言学分为“共时”和“历时”两个部分。共时就是静态的、历时就是演化的。共时语言学研究同时存在并构成体系的语言要素的关系；历时语言学研究历史上相连续的语言要素的关系。前者注重时空关系中横剖面的分析，后者侧重时空关系中纵断面的研究。
索绪尔视语言为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的整体，认为每个语言符号都具有双重性， 即所谓“能指”（ 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以语言文字为例，能指指说话的声音， 或是文字的符号（形象），所指指符号代表的内容和意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恣意关系，这种关系道出了能指与所指的分离性。“wall”这个符号表示“墙”的概念，完全是出于社会契约的认同，任何人突破这层约束都无法正确传达意义。
索氏符号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社会心理主义。他把语言看作是关系的体系，否定实体的作用是不正确的。如果语言中没有词汇，语法等实体，就无所谓关系，更谈不上体系。对此，英国学者奥格登（Ogden ）和李查兹（Richards ）结索绪尔的观念作了修正， 提出一个包括指涉物（referent ）（指实际的人、物或事件）在内的“语意三角” （Semantical Triangle）（表2），从而突破了索氏的“二分法”界定，阐明了符号与其代表的物体和思想之间的关系。
第三方面来自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Cassirer）。卡西尔从符号的形式哲学入手，建立起一个与传统的形而上学不同的符号学体系。他认为人类精神文化的所有具体形式都是符号活动的产物。卡氏的符号理论阐明了语言功能，提出了语言不同于符号的概念，指出语言是符号系统中的一个分枝，只有从包括神话、宗教、艺术、历史在内的符号系统出发，才能真正洞悉语言的由来和奥秘。
第四方面来自现代逻辑学。德国弗雷格（G.Frege ）的贡献在于明确区分了意义和指称的相互关系。卡尔纳普（P.Carnp ）的贡献在于构拟了一种理想的语言，这种语言学很快成了符号学的研究模式。莫里斯对符号现象所做的精细分析和对符号语构、语意、语用三个层面的区分，就是引用卡尔纳普研究模式取得的成果。
二、符号意溯源
“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为时不长。然而，符号意识在中西传统文化中却早已存在。
符号与思维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中的一个基本命题。《易经》中对此作过详尽论述。《易经》有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府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透过这个传说的神话外衣，可以发现先民“观物取象”自然创制符号的最初过程。实际上《周易》、《洪范》中阴阳五行八卦之说，均以符号象征来解释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推移与发展。阴阳（二气）五行（金、木、水、火、土）哲学观念和礼制性因素的结合，使得对礼制的解释有了哲学理论基础。八卦是以“──”和“－－－”两种元素，三个一组，配成八种不同符号，分别象征乾、坤、震、巽、坎、艮、兑和离。“八卦”始用于记录天象、财产，以后才为占卜所用。尽管阴阳五行八卦之说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却包含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台湾学者张肇祺曾把《周易》符号观中的“象”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为周易的象征符号系统层次，即卦爻符号系统；其二为周易的辞的符号系统层次，即卦爻辞、缘辞象辞符号系统；其三为周易的义理符号系统层次，即乾坤文言传、缘上下传、象上下传、系辞上下传、说卦传、序卦传等十大传。王弼在《周易略例》的“明象”中，对这三个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做了十九点规定，（注：详见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16～18页引文。 ）详尽阐述了语言、符号与象征的内在关系，表达了中国古代有关语言、符号与思维的思想，道出了中国传统象征哲学的真谛。
我国对语言、文学的符号性探讨早已有之。《庄子·外物篇》中有“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之说。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的说法。文中提到《周礼》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诗经》的六义——风、雅、颂和兴、比、赋。从“六书”、“六义”的释意，可以发现我国对语言、文字的符号性研究早已熔内容与情感于一炉，且自成体系。
从我国历代所遗之物中，可以发现我们的祖先在装饰艺术方面，不仅注重表达事物的形式，更注重形式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和象征意义。佛教建筑中多以四天王、金刚棒、梵文、卷草等为装饰题材。道教建筑常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勾陈等图饰用于室内装饰和壁画雕饰。凡民则喜用极赋象征意义的图案花饰装点居室。如鱼饰暗含年年有余。门上的仿古币铜搭扣喻伸手有钱。下槛的蝙蝠形插销，取其足踩福地之意。用“鸳鸯戏水”、“龙凤呈祥”图案象征婚姻美满、幸福。以“兽吻”装饰屋脊让其驱灾灭祸。这些形象的比喻和朴素的意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先民的符号意识，表达了他们的希望、恐惧、理想和信仰。
西方符号意识的溯源可上推至古埃及时期。当时人们的逻辑思维并不发达，多以形象思维来解决认识问题。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就是从图画演变而来的高度专门化的符号。几何学的发展并与数学和图学相结合，使思考和其他抽象的视觉表现成为可能，出现了根据设计建造的纪念性宏大建筑物和构筑物。在埃及，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拟人手法是埃及思想和创造的中心和根基。崇尚自然、崇拜太阳的神奇魔力、统治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们用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金字塔”和“方尖碑”以形象符号来象征永恒神圣的太阳神和神奇伟大的创造之神。
西方关于语言、符号性质的研究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论述过符号问题。在庞贝的废墟里人们发现了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菲洛泽穆斯（Philodemus）的《符号论》（Designis）文本。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语言是观念的符号”的观点。在他的《解释篇》中有“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学则是口语的符号”（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中译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5页。）的说法，尽管论点同现代所谈语言、符号的性质差距甚远，但开了西方符号研究的先河，对以后西方哲学及符号理论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古罗马时期，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也曾给符号下过定义，曰：“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这个东西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注：转引自迪利（J.Deely ）《符号学引论》（Introducing Semiotic），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序言。）由于受时代局限（符号与征兆的界限不清），最终还是留下很大的缺陷。
那么究竟什么是符号，它的确切定义是什么？现代符号学认为：一个事物若能“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则该事物便成为一种符号。这时，该事物除了有其自身的实用功能外，还具有传达意义的功能。由符号的定义可以推出，诸如语言、文字、数学符号、意象、乐音、物件、姿势、面部表情乃至人的嗅觉、触觉以及仪式、习俗等都可以纳入符号范畴。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建筑中的符号意识表现得尤为突出、强烈。这一时间建筑中优美的柱式、精致的雕塑和宏大的凯旋门都是以某种极赋象征意义的形象符号来表达某种复杂多元的内在含意。以古典柱式为例，不难发现各柱式间包含着相互对立的综合信码，简与繁、质朴与精致、男性与女性等。即使当各种柱式在一幢建筑里具有相同的信码时，以一种柱式替换另一种柱式也会引起含义的变化，导致认识者感觉上的不适，可见其符号特征之强烈、内涵隐喻之深刻！正因为古典柱式和典型的古典建筑符号有如此强烈的符号特性，故而几千年来一直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
至于早期基督教建筑、罗马风建筑、哥特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巴洛克、洛可可建筑、古典复兴建筑、浪漫主义建筑以及折衷主义建筑等的符号意识及其在符号意识影响下产生的众多典型建筑形式符号实例，都是有目可睹、显而易见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例举。
三、建筑的符号性与建筑信码的含义
建筑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包含许多因素，建筑的本质是多元的，无论从哪个角度阐述都只是一个部分。当然，我们不能祈求用符号理论解决全部建筑问题。
建筑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部分，反映时代特征的社会存在，它的构成形式与作用可以通过所用材料、造型特征和使用功能反映出来，这和皮尔斯“三分法”观念中的质料层面、语意层面和机能层面一一对应。按照逻辑推断，既然建筑实体具有客观的物质形象和实用功能、表意条件，故而可以把建筑视为一种符号或由符号组成的系统。
既然建筑具有符号特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能指”和“所指”双重性格。能指由物质表象构成（如形式、空间、表面、体量等）；所指则是一种思想或概念，这种思想或概念必须经过信码化才能转译成能指。
J.M 布洛克曼给信码下的定义是：信码是保证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发挥作用的规则的总和，是信息交往得以实现的客观因素。（注：详见【比】J.M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文，李幼蒸译。）
那么，什么是建筑信码？艾柯（Umberto Eco）认为， 建筑是一种表达含义的信号媒介（Sign Vehicle），建筑信号通常是在约定俗成基础上作为一种被加工物围成的传递功能的空间系统。这种系统在对建筑的功能和形式的阐述中，既包含了形式与功能间的信码联系，又体现了形式反映功能的约定概念，而且作为社会客观实在的建筑，只有在信码的基础上形式才能表达功能。
建筑信码可以分为：技术信码、语言信码和语义信码。技术信码只与建筑工程科学有关，在交往传递中只充当表意的形式条件；语言信码可按空间形式不同分类，如圆形平面和方形平面、规则平面和不规则平面、高层和低层等；也可按功能关系分节，如卧室和浴室毗连、厨房和餐厅相依等。语义信码涉及建筑的表意单元，单独的或是组合的建筑符号，以及它们的内涵和外延的含义关系。它们可以是门、窗、楼梯等单个元素，也可以是由这些单个元素组成的建筑实体，如医院、学校、教堂、宫殿等的含义。（注：引自汪坦“现代西方建筑理论动向（续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7页。）
四、建筑符号的传达功能和表意功能
建筑符号的传达功能包含“信息转化为符号”和“符号转换为信息”两个转换过程，用“信息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两个转换过程，可以这样认为：建筑设计乃是信息转化为符号的过程。建筑师是信息的传送者，设计过程表现为思想、观念逐渐转化为图象符号的过程。建筑实体建成后，公众对建筑的认识过程是符号还原为信息的过程。在这两个转换过程中，建筑师和使用者、欣赏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交流性”。前者把“意图”经过“符号”传达给后者，后者对符号的理解（社会的约定俗成）限制并影响着前者对符号的应用。
在信息转化为符号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语义干扰有：（1 ）建筑师未能将其思想、观念完全转化为公众能够译读的建筑符号；（2 ）建筑符号无法或未能完全表达设计者的意图。
在符号还原为信息的过程中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干扰是：（1 ）使用者、欣赏者本身生理上的缺陷和认识上的偏颇以及感觉上的差异；（2）习惯、经验和参照系（知识背景）的不同引起认识上的差异。
在完成以上两上转换的过程中，作为信息传播中介的建筑符号还将受到认识主体以外的客观条件的限定和制约，诸如建筑位置和所处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以确定：（1 ）建筑符号的信码功能是客观存在的；（2 ）协调建筑符号传达功能的关键是寻求信号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双向交流范围。一方面设计师不能成为时尚的追随者，设计的产品应该不落俗套、开拓创新；另一方面设计师的思维也不能脱离时尚的极限，超越公众的理解和欣赏水平。
意义（meaning ）本质上是符号和它所代表的物体和思想之间的联系，是人对符号的感觉引起的一种情感和知识的反应。建筑的形式是建筑师的内在意识构想与外在物化条件相结合的产物。这就必然使建筑的形象（符号）能够具有表达意义的能力。
建筑符号的产生和意义的表达主要取决于物理因素和文化因素两个方面。物理因素包括营造科学、环境科学、行为科学等内容，其主要任务是解决构成建筑实体的物化元素；文化因素包括建筑的历史文脉、意识形态和象征意义等内容，其主要任务是解决建筑的立意、构思、表达和传递等问题。
物理因素是构成建筑形式的基本因素，文化因素是沟通建筑与文化艺术诸方面相互联系的桥梁。建筑的意义通过以上两方面的综合才能得以表达。意义的层次有外延和内涵之分。外延为概念的适用范围，内涵为概念的涵义。在建筑上外延表达功能；内涵表达概念和象征，传递精神和意志。换言之，外延反应建筑的物理性事实（being ）内涵反应建筑的文化性事实（meaning）。 外延和内涵的区别在于：外延是对事实的记录（功能），内涵注重对事实的注解（意义）；外延注重对事实的预测，内涵注重对事实的理解；外延反应主体与客体间的实在关系，内涵表述为客体的客观性取决于主体的历史涵构和意识形态。外延和内涵的关系是相对的，可变的。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会经历各种变化，诸如：外延功能失去，内涵意义尚存（如北京的故宫，现在不再是皇上起居、理政的宫殿，而是民众参观、游览的场所）；外延功能保留，内涵意义失去（如南京原总统府现改为省群众团体的办公用地，其外延不变，但作为内涵的办公团体的性质变了）；外延功能和内涵意义均被新的外延和内涵取代（如上海原火车站候车厅现改为集贸市场，显然其外延和内涵都改变了）；外延逐渐转向内涵（如中国古建筑中的斗拱，由唐宋到明清其实用意义逐渐转向装饰意义）；原外延功能中一部分失去，另一部分取代了它的位置，由此使其内涵意义发生变化（如拜占庭时期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原为东正教教堂，后来土耳其人把它改为清真寺，建筑的内涵意义有所改变）；外延功能和内涵意义都显得含糊不清（泛指那些矫揉造作、故弄玄虚之作）等。（注：参考艾柯的论点，详见“Furction and Sign:The Semiotics of Architecture” Umberto Eco.P:29。）
五、建筑符号的特殊性
任何符号都有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能指由抽象物质表象构成；所指是该表象表示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社会的约定把它们联系起来。对建筑符号而言，建筑的形式（Form）表现为能指；内容（Content）表现为所指，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是以社会约定为媒介。 建筑符号的形式层面分为：表现形式、表现特质和感觉媒介三部分。表现形式反映建筑的外在表现、空间安排、体量组合和表面处理；表现特质指建筑的表现手法和由此产生的视觉效果；感觉媒介指认识主体对建筑的感知和直觉等。表现形式受表现特质的影响，表现特质的感受又受感觉媒介的影响。
建筑符号的内容层面除了体现自身成分外，还受社会文化中各种潜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内容包括符号的精神功能（如美学意义、空间观念、社会意识和宗教信仰等）、机能表达（如活动情形、生活方式、商业目的等）和技术设施（如材料特性、结构技术和施工条件等）。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人类文化中隐性的象征、潜在的机能、人类学的资料和领域空间理论等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建筑符号的内容层面才显得尤为复杂难辨。
建筑符号形式层面的多样性和内容层面的复杂性，必然导致建筑符号的多意性和认识上的不定性。因为，同样的建筑形式往往可以同时代表多样的建筑内容，而同样的建筑内容又可以用不同的建筑形式来表达。
任何简单的建筑符号，一旦和社会文化涵构结合，其所表达的意义就会丰富得多。象征关系的存在，更使建筑符号同时可以表达多种含义。诺伯格·舒尔茨（C.Norberg Schulz）把这些含义概括为四个方面：（注：详见孙全文、陈其彭《建筑与记号》【台】明文书局，1985年，第64页。）（1）代表社会各阶层的价值；（2）代表文化的意义，特别是宇宙观与宗教信仰的意义；（3）意识形态的意义；（4）经济的价值。事实上建筑符号的象征意义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由符号和其所表达的内容的结构相似性经过长期的演变逐渐形成的，当这种象征意义一经约定俗成，以后人们只要一看到与这种符号形象相似的实体，便会自然联想到其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此时该符号的涵义已从实用层面拓展到象征层面，符号本身的价值也由一般的符号转变成象征符号，如同凯旋门象征胜利，“十字架”象征基督教那样。
建筑符号内容层面的复杂性和内涵层次的多意性以及形式和意义的恣意关系（分离性），从客观上给认识主体带来符号认识上的不定性；而认识主体本身的遗传习性，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又从主观上给认识主体带来认识上的不定性。
建筑符号千差万别，用皮尔斯界定符号的“三分法则”可以把建筑符号分为“图象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三大类。
建筑的图象符号反映形式和内容间的“形象相似”关系，以某种自身和对象酷似的特征作为符号发生的基础。如北京的天坛为了附会“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想，总平面采用近似方形，隐喻地方之说，圜丘采用圆形平面象征天体，石台及栏板的构件数均用阳性数字（奇数）来隐喻天的阳性，祈年殿三重檐层层向上收缩，檐瓦至上而下采用青、黄、绿三色，隐喻天、地、谷物（清乾隆十七年即1852年三重檐瓦片被改为青一色琉璃瓦），殿内四根龙井柱形象地比喻四季，十二根金柱暗指十二个月，十二根檐柱象征十二个时辰，金柱加檐柱计二十四根，隐喻二十四个节气。
建筑的指示符号反映形式与内容间存在的实质因果联系，热狗店门面上的热狗形象与店里经营的内容有因果联系；舞厅里不时向外射出的各色灯光和充满激情的音乐与舞厅的内容有因果联系。同样，在一些建筑细部上也时常可以见到指示性符号的实例，如表示方向的标志、箭头与方向有因果联系；表示工作状态的灯光与工作状态有因果联系。
建筑的象征符号反映形式与内容间存在的某种约定关系，即索绪尔所指的那种“恣意关系”。如基督教堂象征神圣的耶路撒冷，十字形平面象征宇宙的意志由基督统治，或象征基督受难。教堂中轴线上通向圣坛的甬道隐喻一条拯救之路。巨大的穹顶象征宇宙和上天。玫瑰形窗饰隐喻开在上帝身边的玫瑰。垂直向上的尖券、尖顶和色彩斑烂的玻璃窗暗示向往天国和迷蒙的圣光。同样，用玻璃幕墙装饰的现代摩天楼，在人们的心目中也自然把它和办公楼、高级宾馆相联系。其实，教堂也好、幕墙也好，本与宗教、办公楼、宾馆的实用机能并无必然联系，今天至所以会引起如此联想，完全是出于社会的约定俗成。
从以上分析可知，建筑的图象符号和指示符号的形式和内容间具有结构相似性。而建筑的象征符号的形式和内容间则存有一种恣意的约定关系，因而两者之间具有分离性。本世纪六十年代掘起的后现代建筑就是运用建筑符号形式与内容间的约定与象征关系创造出各种多样/ 多元的建筑形象来。
六、建筑符号与认识主体的关系
建筑符号与认识主体的关系表现为人对符号的反应。不同时代、不同对象、不同国度的人对同一建筑符号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并作出不同的判断和评价。建筑符号在符号体系中属于最复杂、含义最丰富的符号之一。语言给人的感觉作用是单一的，或听，作用于听觉；或看，作用于视觉。而建筑则不同，其影响同时对人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平衡感、运动和方位感等方面起作用。正因为建筑符号能从多方面同时向人的感觉发出信息，所以研究这些信息的作用怎样被人接受和译码，自然成为建筑符号实用学所要解决的主要课题。
公众对建筑符号的认识和理解是以社会约定为中介，并同认识者的年龄、经历、文化习性、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人们在判断建筑的属性时往往是以自己头脑中已有代码提供的信息与认识对象提供的具体信码进行比较，然后作出分析与判断。换言之，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经历中已逐渐把各种不同信号的刺激转化为相应的符号概念储存在大脑里，尽管这种概念的形象特征含糊不清，但其表达的意义却是明确清晰的。人们就是凭借这种既“含混”又清晰的内存代码来判断形形色色的建筑实体。按照这种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既有归纳又有演绎的推理思维特点，无疑要求建筑形式符号在内涵和外延层次上除了考虑意境功能外，还应该具有明确的识别功能，以便使认识者能够容易地辨别建筑的性质（建筑的主要目的）和本质属性（自然本质属性、社会本质属性和人类本质属性）。值得强调的是，即使形式满足了使用功能仍然应该强调形式的识别功能。试想，如果把住宅做成像监狱、别墅像碉堡、医院像商场，那么，无论这种设计的功能多么合理，人们也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在人们的认识体系中还从未建立过这种约定关系。当然，这里并非否定建筑符号的发展更新。建筑符号的发展，从外延到内涵必须始终与使用功能相吻合、与大众意识相协调、与历史文脉、时代特征、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相联系。在可能条件下，建筑形式符号应该体现出民族特点、地方特点、时代特征和设计者的个性特点。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早在建国初期指出：一个民族的建筑同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同样地也有一套全民族共同引用、共同遵守的形式与规则……。（注：见梁思成一九五三年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的发言词。）语言文字没有清晰含义人们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同样，建筑形式符号的混用也会引起人们认识上的危机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七、建筑符号的情感转移
一切符号都是以“形象”来表达非物质的“概念”。这种形象和概念的对应关系不是必然的，社会约定使两者建立起某种联系。这种联系的存在促成了信息的延续和传递。
长期以来，建筑的形象和功能间建立起一种“约定”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使绝大多数建筑的形象带有明确的识别功能。人们很容易通过这种“约定”来辨别建筑的属性。这就提醒建筑师在进行符号创作时，必须遵重和考虑这些约定关系的作用和效应。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新构的符号就可能不能被社会和公众所接受。如所周知，现代建筑运动的代表作常以柯布西埃的“萨沃伊别墅”为例。该建筑一直被认为是合乎实用功能、表达时代特征（新建筑的五个特点）的典型作品，但是若把萨沃伊别墅和同一时期富勒的“精悍高效”式住宅相比，可以发现不管功能需要、科技水准，还是经济条件、外形特点，精悍高效式住宅都比萨沃伊别墅做得更为精致和超前。就符号的价值和意义而论，富勒的价值无疑胜过同期的现代建筑运动者，但是时代文明却接受了柯布西埃和密斯等人，冷落了富勒。可见，建筑符号的创造不能脱离社会时尚和大众的认识水平，若超越了时尚的可接受范围，脱离了公众的冗余度，再好的作品（符号）同样不能被公众接受、为社会所承认。
从“信息论”角度讲，建筑符号的创作过程是建筑师把信息转移到建筑实体的过程。建筑实体一经建立起来，这种融汇在建筑实体上的信息将无时无刻地向外辐射，随时冲击着人们的心灵。这种凝聚在建筑实体上的活的“灵魂”将随着建筑的存在而存在。这种信息传递也将伴随着建筑的存在而无休止地进行着。反之，人们对建筑符号的认识过程，其实是建筑符号把信息再转移给认识主体的过程。当人们在天长日久与建筑的接触中，只要认识体系中的内存信码与建筑实体传递的信息一旦相撞击，便会产生共鸣。此时，建筑实体和认识主体便在潜移默化的信息交往中建立起一种约定关系。这时建筑师赋予建筑实体的信息将毫无保留地转移到认识主体。从整个信息转移过程来看，建筑师无疑是信息的发出者，建筑师的职责就是把建立在社会约定基础上的情感因素倾注到建筑实体上。建筑实体在信息转移过程中，只是起了信息转移的中介作用。它的任务是随时随地、毫无保留地把建筑师赋予它的所有信息传递给接受者。当然在完成以上两个转移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多种语义干扰现象（诸如基地条件、周围环境等），这种干扰无疑会影响建筑信码的正常传递、造成语义的分离现象。
八、建筑符号的认识途径
1.深层结构 在现实环境中存在着一种形式关系，这种关系在特定环境中有特定的体系。在建筑中，这个体系起着对形式的参考限定作用。倘若仔细分析任何一个特定环境所包含的寓意性质都能觉察到两个方面：其一是来自环境的外在方面，即图象学和象征性方面的含义；其二是环境中固有的意义与信息源，它们派生并支配着图象学的注释。这两方面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以抽象的形式存在，这种第二深度就是所谓的“深层结构”。
事实上任何现实环境都存在深层结构。当这种深层结构和环境、文脉相关联，会产生一种特殊含义。对于这种形式、文脉和含义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邦塔（J.P.Bonta）提出一个组合模式。 模式中文脉被分为位置的文脉（横的组合关系）和体系的文脉（纵的聚合关系），并由此把符号的能指方面扩大到形式的文脉、位置的文脉和体系的文脉三个领域；把所指方面拓展到单词的含义、位置的含义和体系的含义。（注：引自汪坦“现代西方建筑理论动向（续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18─20页。）
布罗德本特（G.Btoadbent）引用Fletcher 对人类本能分析的成果，（注：详见孙全文、陈其彭《建筑与记号》【台】明文书局，1985年，第48─50页。）将人类本能对建筑的要求归纳为三类：（1 ）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在其中温度、湿度、光线等情况都可以随实际需要加以控制；（2）对特殊活动提供保证，避免有害的外在环境的干扰；（3）提供足以刺激有关情感、想象、神奇、宗教层面的种种象征。在此基础上，布罗德本特从建筑的文化性事实和物理性事实出发挖掘建筑的深层结构，并把其归纳为四个方面： （1）建筑是容纳人类各种活动的容器；（2）建筑是对气候的调节者；（3）建筑是一种文化的符号； （4）建筑是各种资源的消耗者。
在把深层结构理论用于建筑实践方面艾森曼（Peter D.Eisenman）作了可贵的探索，并给我们深刻的启示。艾氏的实践告诉我们：深层结构是建筑体形环境在形式方面的固有本性，不能单纯用功能和技术的观点加以概括。深层结构实际上是一系列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形式规律，它存在于任何实际空间的概念中。这种形式规律以最单纯的状态存在，因而它不能被进一步简化，它在空间概念中象一切符号一样，以两相对立的形式存在（如实体与虚体、内与外、高与低）。它既是描写形式规律的模型、又是展现这些规律转化生成特定环境的原型。
2.形式结构 建筑的深层结构固然抽象、隐晦，形式结构则显得客观实在、直接明了。人们对建筑的认识往往是从阅读建筑的形式结构起步，通过对建筑形式结构外延和内涵的感知、品味，引发出对深层结构的注释和理解。
当形式结构的外延和内涵发出的信息和认识主体内存信码提供的认知参数相碰撞，产生共鸣引起联想后，再通过认识主体自身感觉器官和大脑神经中枢的综合处理，从中发掘出某种充满神奇色彩的内在联系，获得一种能够觉察到的概念，引起思想上某种不可遏止的冲动和活力。从这层意义上不难发现建筑形式结构在整个符号认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效应。因为建筑的使用者和欣赏者对建筑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透过各种建筑细部（符号）的认识得来的。换言之，如果在设计中建筑师能使建筑的形式结构更为丰富、含蓄，并使这些不同的细部处理都能容易地被公众认识和译码，这样的建筑必将乐于被大众接受，为大众所喜爱。这方面后现代建筑比现代建筑做得更为出色，这不仅是因为后现代建筑中运用了许多传统建筑的语法、句法和精华、片断，更重要的是后现代派把这些内涵丰富的语汇加以重新排列组合并融进了新的含义，使这些“新古董”在建筑实体中能发挥出更多、更好的作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建筑的形式语汇，扩大了符号的信息输送量。
符号理论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然而符号意识在中西建筑中却早已有之。建筑作为人类典型创造活动的产物，集技术性（物理因素）和艺术性（文化因素）为一体，熔实用性（使用功能）和审美性（精神功能）于一炉，其符号特征强烈而深刻。任何现实存在的建筑物其实都是可以引起一定行为的媒介体系。建筑以某种物质手段（技术、经济、结构等）形成某种形式（能指）去表达某种观念和思想（所指）。从对符号理论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符号是传递信息的媒介，建筑的视觉信息正是以符号为载体传达给人的。建筑的符号如同人类的语言。没有语言，人们无法表达思想、进行交流；没有符号，建筑也难以显现其隐喻与象征，无法与人产生“对话”，表达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