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制高考改革的难点思考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轨制论文,难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考作为一种人才选拔机制，是衔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对我国教育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虽然对高考的批评声一直不断，但至今没有任何其他机制能够替代，所以高考制度自身的变革与完善就显得更加重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高考改革进入深化期，从考查知识到考查能力，从一元评价到多元评价，各种改革探索层出不穷，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是改革整体思路不清晰，“经常是改了一方面的问题，又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甚至改来改去又基本上回到了原点”。[1]其次是改革之后新模式稳定期不够，改革引起的系列变动还未消化，新的震动又来了，人们禁不住反问“高考模式变幻莫测，是探索还是折腾”？[2]另外就是尚未触及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成功的评价标准仍然较为单一，“以前诸多的高考改革尝试，基本都是围绕学生的学业能力打转……‘择优录取’的背景下，学校往往只关注学业能力的培养，而很少关注能力的多元性，没有为学生的多方面能力发展建立通道”。[3]高考改革牵动着教育改革全局，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长远与当前、宏观与局部、根本与细节、稳定与调试，使之成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推动力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考改革方向。以高校自主招生制度完善为代表的系列改革正是这一改革方向的实践。但是自主招生的比例仅为实施学校招生计划的5%，省属高校中只有较少比例的学校能够获取资格，还有为数不少的签约学生因为高考未达到一本分数线等要求未被签约学校录取。如果放到每年高考的学生总数中，只有比例很低的学生通过自主招生入学，这样的比例很难破解高考改革的困局。高考改革应该是面向全体考生的改革，“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4]这轮改革将是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一次重要探索，也许现在还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如果实行，必然会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引领教育领域改革的风向标。 鲁昕副部长的发言并未将即将实行的改革定义为“双轨制高考”，这一概念从何而来？通过知网检索，3月24日分别发表在《长江日报》、《深圳商报》，署名唐吉伟德的两篇文章《消除职业教育偏见比高考双轨更难》、《职业教育歧视并非高考双轨就能解决》将即将进行的改革定义为高考双轨，3月26日《南京日报》、27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的戚若宇、胡乐乐的《期待高考双轨制冲破教改瓶颈》、《光明时评：高考双轨制改革利好明显》两篇文章，观点不谋而合。此后有关“双轨制高考”改革的文章与新闻在网络广泛转载。据中国知网查询，2014年前涉及的“高考双轨制”的论述是指普通高考和自主招生，[5]多数高校自主招生仍然依据高考成绩，只是适当减分而已，显然并不是“双轨制高考”。即将出台的这轮高考改革被人们定义为“双轨制高考”，是对另一轨的期待，更是对高考多元化的期待。本文也用“双轨制高考”来指代“两类人才、两种模式的高考改革”，“轨道”意味着联接前后的站台，双轨意味着同等重要性，正符合笔者对这一轮高考改革精神的理解。 一、破除路径依赖：高考双轨制改革的背景 一项改革能否获得成功，一定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我国每年从中高等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总量约1700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已成为短期内新增劳动力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6]而“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7]是解决这一教育瓶颈问题的直接对策。为了保障措施落到实处，需要统筹社会的支持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多元培养和评价模式的教育制度改革设想：“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8]高考双轨制改革正是基于这些社会大背景的改革，目标是使学生能够“在高中阶段，16岁就可以选择未来发展的模式。当然，不管选择的是什么模式，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9]双轨制高考可以破除“一种模式高考”的路径依赖，推动教育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路径依赖是指经济、社会或技术等系统一旦进入某个路径(不论好坏)，就会在惯性的作用下不断自我强化，并且锁定在这一特定路径上”。[10]路径依赖在我国高考制度中也有很多具体体现。我国各序列人员(包含工程师、工人技师)的职称晋升基本上都有学历要求，并且趋向是学历越高晋升越容易。而取得学历的方式主要是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即使是国民教育序列的其他学历考试，都是面向基础理论，无一面向技术技能。这就导致职业高中毕业生在未来的学历提升中往往被拦在“高等数学”和“英语语法”等课程考试上。考虑到长远发展，人们不愿主动选择职业教育，只有普通高中淘汰的学生才会无奈地进入职高。长此以往，职高和职高学生都感觉低人一等，那些真正具有技能兴趣和特长的学生，为避免歧视，也会走上普通高考之路。这是因为社会将重视教育落实在“学历硬杠子”上，导致人们一切向提升学历看齐，并且社会和学生的选择又进一步导致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和职业教育的衰落，进而从不愿选择慢慢演变成“没有选择”。为了挤过独木桥，起跑线不断前移，甚至从胎教开始。优质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实验班的争夺并非是学生和家长的本意，却大大加深了学生负担。某种社会元素的过度决定着其今后的发展方向，“其直接原因是国家高端教育资源的短缺，根本原因是较高社会地位的竞夺。”[11]要破除这一路径依赖，唯有从改变“最初的选择”入手。 中国工程人才培养的现状也在呼唤着高考双轨制改革。“中国高等教育和高等工程教育规模居世界第一位”。[12]每年毕业大量的工科大学生、研究生，但工程人才仍然短缺，一方面因为人才总量需求大，另一方面因为毕业大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达不到“中国制造”发展的要求。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培养工程师：谋划工程领域的未来》报告认为：“本科工程计划是职业形成的关键节点：不像律师、医生和牧师，工程的第一个专业学位是学士学位。然而，虽然工科院校旨在让学生为职业做好准备，但是他们受学术传统的严重影响，而学术传统并非致力于满足行业的需求。一直以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方案都缺乏整体性的考虑。”[13]中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接轨就是高等职业学校，高职高专的学生专升本的时候限定升入“民办三本”(2013年开始，试点以联办形式招收高职高专学生，入学三年后升入普通本科)，即使三本院校，所授学位也不是“工程的第一个专业学位”，仍是学术学位。工程教育已经有众多硕士和博士培育点，却没有本科的专业学位，培养工程人才的工科高校只培养专业硕士、专业博士，本科阶段只培养学术学士。职业高中学生想就读本科，只能和普通高中学生一起去考“一种模式的高考”，或者通过高职高专“曲线”升入本科，出口的狭窄进一步打压了职业学历教育的发展。“中国高考改革的出路在于调整单一格局。这有助于解决中国缺乏应用型人才、职业教育难以为继的现状和难题，也为学生开辟了多途径成才的通道”。[14] 二、破解路途困局：高考双轨制改革的思考 高考改革承担着为国家和社会发展选材的责任，通过为高校选拔符合培养目标的人才来实现这一责任；它还同时承担着引导基础教育发展，为学生全面、多样化发展提供可能的责任。“高考必须改革，但改革必须理性健全。如果脱离现实，初衷再好，都只能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浪漫理性。实践证明，浪漫理性主导的改革，很容易因为时机、条件或环境的原因发生扭曲和变异，而以善始，以恶终。”[15]当前高考改革总的趋向是从单一评价到多元评价，从注重知识到注重能力，双轨制高考改革只能是在此基础上的突破。要超越以前的改革探索，就要明确改革的目标定位、充分认识改革的困难、深化各项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设计与确定改革目标，勾画改革愿景来实现改革目标对整个改革过程的引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靠发布文件就能一蹴而就的。改革进程中有几个难点无法绕过，又很难突破，必须有攻坚的信念、勇气和智慧。 难点一：合理的办学定位 “两类人才、两种模式的高考”，“双轨制高考”字面的信息一点也不复杂，复杂的是如何实现两类人才的培养、如何进行两种模式的考查。如果仅仅理解为职高与普高，高职与普本的形式分轨，两张考卷的分类，改革随时可以完成，根本没必要大费周折。这类想法主要来源于对改革核心问题的复杂性缺乏充分的理解。学校合理的办学定位是非常复杂的命题，它是对高校、中学教育和学生进行的类型划分，采用相应的高考模式的基础。以高校为例，教育部已经“通过试点推进、示范引领，以2000年以来新设的600多所本科高校为重点，引导部分本科高校加快转型发展步伐，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生产服务一线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16]新建本科高校相对而言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如果只以这些高校承担技能人才培养的责任，就意味着高水平大学(重点大学、名牌高校、老牌院校)培养学术型人才，一般大学(非重点院校、普通院校、新建院校)培养技能型人才的简单分类。高考改革问题研究专家刘海峰教授提出：“因为社会永远是分层的，社会职业永远是分类的，当大多数或者所有青年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社会便会从重学历变为重‘校历’了。”[17]可以推断，技能型人才会因其校历而被歧视。抛开社会层面，单就技术层面而言，选择技能型高考的普通本科院校或专业，还要对原有的师资、课程体系、培养方案进行调整以便与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接轨，特别是师资，可能部分来自原来教师培训后转轨，部分依靠引进新人，那原有不具备转轨条件的教师怎么办？高水平大学加入技能人才培养，是否就没有问题呢？现在有一批“985高校”、“211高校”和综合性大学，它们的一些工科专业或是加入了“卓越工程师计划”，或是积极申请“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以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为主要目标，这些专业应该是培养学术型人才还是技能型人才？这些专业所在的学科拥有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学位点，有的可能还有学术博士和工程博士学位点，在本科层次是二选一还是兼有，如果坚持学术型，就和专业定位不符；如果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都选，二者进入时怎么均衡，面对不同轨的学生，今后教学如何开展？如果选择专业型，学术硕士和博士的生源来自何处？如果学校有的学科、专业培养学术型人才，有的培养专业型人才，学校是什么型？是三七开或者五五开的混合型吗？选择技能型的专业，会不会变成学校各方面的“低地”？另外，基础教育阶段办学定位的复杂性与高等教育也大体相当，主要表现在学生的选择上。是否普通高中的所有学生将来都要选择学术型高考，能否在高中毕业时选择技能型高考模式？中职学生是否只能参加“技能型高考”？普通高中能否培养技能型人才？中职是否就不能培养学术型人才？所有上述问题，需要人们清晰认识当前学校办学定位的复杂性，构建科学的高校分类体系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差异化生存，避免办学的同质化倾向。同时也要树立培养高质量技能人才的意识，建设一批具有特色的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高校。无论教育主管管部门还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高校，都要敢于朝“名牌特色高校”和“国际化技能教育高校”努力。 难点二：确定轨道的依据 学生选择高考轨道应该主要根据兴趣与特长，但实际却并不是这样。目前的高考并不能满足所有适龄青年就学的愿望，即使有一天高考招生规模大于应考学生的规模，也不可能满足每个学生个性化成才的需要。在做不到按需分配的时候，就一定有筛选，筛选总要有一定依据，也可以称作选拔标准。按目前的设想，技能型人才选拔依据技能加文化知识，学术型人才按原有模式即知识考核进行选拔。这就面临技能如何考核、文化知识考核和技能考核如何加权、技能型人才考核成绩和学术型人才考核成绩是怎样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双轨制高考改革最后仅是卷面不同，仍由分数决定录取院校，实质上就是分数决定轨道，就可能出现学生不是基于兴趣而是基于可能获取的分数选择考试模式；如果技能考核是门槛，技能型人才文化知识考核难度显著低于学术型人才的考核难度，就会出现普高学生多考一张技能证书，使自己能够参加技能型人才选拔考试，以“知识优势“挤占技能型学生的发展通道。就像研究生招生考试，专业硕士试卷难度明显低于学术硕士，也没有增加技能型的考题，学生为求升学，弃“学术”而求“专业”，最后“技能型本科学生”便会处于升学弱势。这同改革的初衷“要打破原来职业教育‘断头路、终结性’的格局，构建从中职、专科、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各个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18]是明显不符的。好在只是如果，因为双轨制改革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可以通过“鼓励普通本科院校加强高考分类分层设计研究，支持培养目标和专业特点相近的高校通过横向合作进行按学校类型或专业大类实施分类考试的试点，为高考多样化提供探索的时间和平台，为后续改革预留空间”；[19]通过方案中技能型人才技能训练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彰显技能优势，举办实践技能水平考核来区分技能人才和应试人才；通过设置“与高中不同的学业轨道相对应的不同系列，不同类别的考试科目，拓展考试有限的多样，从而为学生追求适合自己的高等教育机会提供最大的可能”；[20]通过基础教育改革来提升所有学生文化水平；通过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只有这样，“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与选择”才能真正成为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学术型院校和技能型院校、学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的分轨依据，而不再是简单的中考、高考时分数的区隔。 难点三：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高考中的公平是指基于考试成绩的公平，即‘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效率是指综合各方面因素，不拘一格地选拔优秀人才”。[21]双轨制高考改革朝多样化考查和多元录取方向的行进，而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和平衡必将成为改革的一个难点。双轨制的一轨是技能加文化考试，技能所包含的方向与内容十分丰富，如何对其水平进行呈现甚至量化？如选择采取职业资格证书等界定技能水平，权威性如何？技能的考核会不会形成对经济落后或者教育薄弱地区的歧视？技能考核会不会成为对社会关系和金钱的考核等都是高考改革要面临的新课题。人们担心“在大多数学生的能力没有得到应有培养的情况下，高考考查内容以能力取向，可能对大多数学生是不公平的，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学生面临着不平等的竞争状况”；[22]对于埋头苦读的农村学生，记忆教科书、反复做题是成本最低的学习方式，如果“学术型人才”招生缩减，自然就加大了他们的升学难度，上普通高校的概率会变小；“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艺术能力考察、以实验为代表的动手能力考察，以口试为代表的表达能力考察，使招生选拔更多的话语权掌握在城市”[23]……这些并不完全是针对双轨制高考改革的忧虑，反映了人们对于“多元评价”制定及实施过程的公平性的担忧，毕竟社会还没有发展到效率优先，无需太多顾虑公平问题的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倡导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教育改革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根本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24]这是基础教育资源更公平、更优质、更均衡的顶层设计。高考改革必须遵循教育的价值取向和顶层设计，具体而言，“现代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应有助于高校培养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有助于推进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高等学校依法行使办学自主权，有助于高考自身的科学、公平、安全、高效”。[25] 难点四：改革的社会支持系统 高考双轨制改革最大的难点还不是高考自身，而是转变人才观，建立改革的社会支持系统。“如果高考改革后，学生考上高水平的职业院校也能像考上重点高校一样光荣，职业高考才真正有吸引力，否则选择职业高考更多的是无奈之举”。[26]要使这一目标不成为空想，“还需学生、家长与全社会的观念解放，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同时也需要政府在就业政策、用人标准方面进行配套改革，不再唯学历是从。”[27]在我国目前的人才体系中，从技工到高级技师、工程师、高级工程设计人员、顶级工程创新人员都比较匮乏，有的是因为绝对数量较少，而有的在层次和培养总量上很大，但因为社会认知和实际待遇的问题，很难留住人才。“发达国家正在不断吸纳发展中国家的工科人才，来填补本国的理工科人才缺口。在硅谷，软件公司35%的技术主管和实验室主任是华人。目前中国流失的留学生人才中，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滞留率平均达87%，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全球首位”。[28]双轨制高考改革最终是要构建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体系，“它不仅取决于教育部的决心和设计，还取决于国家层面的教育宏观战略和人才培养的宏观战略，取决于全社会逐渐形成人才价值观的共识。如果职业技能型人才还是被认为低于学术型人才……如果高职业素质的劳动者得不到相对优质的社会待遇和生活保障……恐难达到制度设计者的期望”。[29]而要改变目前对技能人才教育和发展的轻视，建立有机的社会支持系统，需要双轨制高考改革用自身“实力”说话；同时，基础教育、高中、职高、高等院校、学生、家长、教师、教育主管部门要带头转变观念，更重要的是需要来自各级政府、人事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的支持。 三、重新铺设轨道：高考双轨制改革的展望 目前双轨制高考改革的明确信息还很少，这给研究者留下了很多思考空间。持续多年的高考改革已经就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考试方式、录取方式等做了很多技术性探索，但是基本上是从一种模式到另一种模式，模式仍然是单一的。曾经也有部分省份做过区分不同层次的高考尝试：“2002年广西推出二次高考改革，实行本、专科高考在时间和试题上的彻底分离，本科考完后再考专科。旨在改变‘一张试卷从北大清华考到高职高专’，给考生和学校更多选择的分层，结果只是很多学生一年内参加了两次高考。这项考试改革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却在实践中遭遇阻滞。在2003年的广西‘两会’中，11名政协委员提案要求取消这项改革。于是，2003年‘二次高考’模式调整，本、专科高考采用了套题方式，必考科目同时同题考，选考科目不同试题不同时间考；2004年再调整，本、专科所有科目同时同题考，但标准分分开转化；2005年，本、专科统考合一，使用同一分数录取。至此，广西高考全面复辟。”[30]因为没有真正做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的区分”，前期思想准备也不够充分，也未建立相关的社会支持系统，广西的改革试点以回到原点告终。但是在教育的大众化时代，“多样化”仍然是高考改革的主要方向。当然，多样化并不意味着“轨”越多越好，高考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重视改革前后政策的延续，保证中学教育教学工作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发展。有学者提出“近几年，我国部分省市在高职招生中引入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职业性向与潜质测试，为两种模式的分类高考积累了实践经验，再加上社会各界对技能型高考的招生改革接受度相对较高，有效降低了改革的风险性。”[31]尽管如此，双轨制高考改革将会同时对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考试方式、录取方式进行重大调整，即使是保留原来学术一轨，也不可能保持不动，否则仍然是普通本科和高职高专“1+1”的简单叠加，难免会重走广西2002年高考改革的老路。 那么即将进行的双轨制高考改革，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内容？选择用“双轨”制来定义这场高考改革，意味着接受“双轨”的暗喻：无论单轨双轨，前提是改革是有轨道的，有轨道就有运行方向，有运行规律，脱轨是不能接受的。第二，双轨意味着两股不同轨道的起点大抵一致，只是过程中路线不同，便于人们在不同站点上车下车，欣赏沿途不同的风景。否则不是双轨，而是南辕北辙。第三，不能一个轨道车来车往，另一个轨道人烟稀少，长满青草，那就没有修建第二轨的必要性，轨道修建的时间、地点、用途是否合理决定了轨道使用后的效益，而要使两轨都能物尽其用，修建轨道前的调查必不可少。第四，既然是轨道，就应该有来处，有去处，在交汇处，还应该有立交。并且，这两个轨道之间应该多修立交桥，多设交通工具，使中途不适的乘客可以下车，也可以转轨。如果选择一个轨道就只能一直走到底，失去了改变的能力，仍然不是“双轨制”。第五，没有轨道可以一劳永逸，需要不断巡视铁轨的安全，必要时还要进行调试，如果轨道彻底失去了作用，废止的同时还应拆除。“双轨”的暗喻启示人们，改革首先要认识高考制度的自在逻辑，才能对它进行合理的改革。其次，两种高考模式改革的起点不是从高考命题开始，不是从学生报名确定高考模式开始，而是从政策出台前的调研开始，从职业高中和高中的分列开始，甚至是从小学阶段工程师和科学家的理想建构开始，终点至少是社会对两类人才的同样认可，甚至没有终点。再次，两种模式高考在高考中的地位应该大体均衡，高考重学术人才选拔的单一模式必须改变，但是高考毕竟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学术性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矫枉不必过正”，“双轨”设计的科学性和与社会需要的符合度决定了双轨能否真正成为多途径成才的路径。第四，高考双轨制改革基于中学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业水平，又将考试选拔的学生送到不同模式的学校。因此，一种高考模式一定对应着高中和基础教育阶段某种人才培养模式，同样也连接着高等教育的某种人才培养模式。推进分类高考改革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前提：“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引导高校合理定位、促进高校办出特色”；[32]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建立合作关系，职业高中为想参加技术型考试的普高和职高学生提供技能培训，普通高中则为学生提供文化知识课程等；“构建开放立交、内外衔接的人才成长立交桥。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学习者职业发展为目标，按照有机衔接、多元立交的思路，推进职业教育体系内部有机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沟通，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统筹发展，特别是要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招生考试评价制度，实现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多次选择”。[33]第五，重视对改革的监督与反馈，适时调试改革的内容与方式，为高考改革多找“巡道工”。让高校参与高考改革，“确立高校的招生主体地位。所谓‘主体地位’是指在法律、法规、体制、制度上明确高校是招生的主体，并在招生过程中确保这一地位不被动摇”。[34]高校是改革的利益攸关者，但高校原来对高考改革却没有发言权，因此缺乏改革热情，成了改革的局外人。而这一轮的高考改革将会对高校产生巨大的影响，也需要高校来实现改革的思路，必须让高校在改革前期就置身其中，否则改革结果可能难以达到预期。 教育的本质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在单一高考模式的指挥棒下，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只能将目光锁定在学生学业能力的培养上，无暇关注能力的多元性。双轨制高考改革努力为学生的各种能力倾向提供发展的可能路径，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朝着“自由的人”的终极目标的艰难行进。相信在深入调研、认真分析、审慎思考之后推出的高考双轨制改革举措一定会更加完善，能够真正实现制定时的初衷：一切学生，皆可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