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滕州新发现佛教内容汉画像石的初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滕州论文,佛教论文,山东论文,新发现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汉画像研究中，佛教内容向来为研究者所重视。从20世纪始，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一批带有佛教色彩的汉代文物，尤其是汉画像资料被陆续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具有研究价值的图像资料，对它们的研究也成为佛教界、考古界和美术界不少学者关注的焦点。2013年夏，笔者在山东滕州汉画像石馆考察中，经李慧馆长介绍，意外在馆藏中发现一块疑似佛教内容的汉画像石。这块汉画像石之前没有发表过，图像中有佛像和胡人图像，流露出浓郁的佛教意味。其图像志内容独特，细节清晰，是东汉时期佛教内容汉画像石的珍贵例证。笔者不敢独享，特撰文予以披露，并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滕州汉画像石的佛教因素解析 这块汉画像石现存于滕州汉画像石馆，被定名为“人物和车”画像石。从其形制看，应归属山东地区某汉墓建筑构件的横额。根据其内容与技法，其年代大致为东汉。展览说明牌上介绍的画面内容为：“人物、车和双龙。”(图一)这幅画像石背面为双龙和人物，属于汉画像中常见题材，此处不予深究。其正面画像呈长方形，大致可以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图像配置如下。 画面左侧有站立人物9名，其中最左端人物面右，其余8位人物面左，皆头戴进贤冠，身着深衣。9人的右侧有一牛车，牛首向右，车上似载有货物。画面中部为一房屋。房屋上部由两层共15个(8上7下)圆形装饰物组成，房屋下部左侧为半扇门，门上有圆环形装饰，似为铺首的简化。房屋内有一用云纹装饰的四足平台榻。榻的正中央坐一人，右手施无畏印，头部漫漶，从细节看，表现为螺发。其左右各有一人侍奉。左侧胁侍尺寸稍大，右边胁侍稍小，从右侧门柱向左探出半个身体。画面右侧有7人。左端第一人是头戴尖顶帽的人物，身材矮小，向左倾斜侍立，右手抬至胸前，似在作揖。人物的头上方有一羊头。其右侧有6位头戴进贤冠、身着深衣的人物并列站立，同画面左侧对称。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图像从左至右依次是孔门弟子(9人)、牛车、房屋(屋内3人)、尖顶帽人物、孔门弟子(6人)。
图一 “人物和车”画像石
图二 骆驼、牛车图像的比较 1.滕州佛教画像石中的牛车图像 2.滕州汉画像石馆藏骆驼、牛车石刻 3.白沙瓦博物馆藏骆驼、牛车石刻 1.屋左侧牛车 中央房屋左侧的牛车十分引人注意。(图二：1)牛车在汉画像石中并不多见，山东地区汉画像中的牛车往往和骆驼、大象组合在一起，成为胡人的交通工具。如滕州汉画像石馆另陈列有一块画像石“骆驼、牛车图”，其上有骑着骆驼和牛的胡人形象，骑骆驼者一般认为是头戴尖顶帽的胡商，而牛背上光头者被视为胡僧[1]。(图二：2)滕州这件画像石中房屋左侧的牛车上虽然没有人物形象，但与右侧的尖顶帽胡人遥相呼应。牛能载重物，在古代是运输的主要畜力。尤其在东汉末至魏晋，由于经济凋敝，战事频繁导致马匹缺乏，将相显贵也改乘牛车，并在两晋时期引为时尚。《世说新语·雅量第六》载：“(夷甫)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2]这正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滕州“骆驼、牛车图”画像石表现了骆驼、牛车为胡僧们所用，运输物资甚至佛经的场景。类似的作品在同时期的犍陀罗艺术中也很常见。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藏有一例犍陀罗石雕，表现了骆驼和牛车共同载物的场景。(图二：3)与之相类似的还有骑大象的胡人形象，在山东地区汉画像中屡见不鲜，往往描绘了头戴尖顶帽的胡人在大象背上攀爬、百戏，在犍陀罗艺术中往往被表现为王室成员乘骑大象，大象运输舍利的佛传故事[3]。此外还有“六牙白象”题材的画像石与之混同出现，都具有浓郁的佛教意涵。 2.屋右侧尖顶帽人物 在房屋中三位人物的右侧，出现了头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图三)这种头戴帽的形象，在前人研究中，是汉代胡人图像的典型形象。台湾中研院的邢义田先生指出：“汉代造型艺术中呈现的胡人外貌虽说是形形色色，不过除了体质上大眼高鼻或多须的特征，服饰上除了改穿汉人之服或裸体……可以说大部分以尖顶帽为服饰上最主要的特色。……这种尖帽的共同特色在于帽顶呈尖状，微微朝前弯。”[4]随后他对这种帽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并将其分为三类[5]。图三中，房屋右侧人物头戴的尖顶帽正属于邢义田先生总结的尖顶居中的类型。其胡人身份是显而易见的。
图三 中央房屋内的人物与屋外胡人 胡人在早期佛教入华的过程中担任重要的位置。从早期佛教入华的传说看，无论是“汉明感梦，白马驮经”，还是西汉哀帝时期“大月氏王使口述浮屠经”，佛教入华的媒介无一例外都是胡人。《高僧传》中载，桓、灵帝至三国之际，是西域高僧入华的高潮。如安息人安世高、安玄，月氏人支娄迦谶、支曜、支亮，康居人康僧会父子等等。这些胡人高僧在中国坚持从事佛教活动，积极发展僧团，翻译经典，对中国早期佛教传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在胡僧的影响下，楚王刘英、汉桓帝等皇室统治者逐渐接触并信奉佛教，佛教成为一种由上而下的宗教运动，也表现在汉代文物和图像中。 笔者曾撰文指出东汉画像石中的此类胡人多为流寓汉地的贵霜大月氏人[6]，并提出汉画像石中存在一种“胡人礼佛”模式的图像[7]。本例中画像石所在的鲁南地区正是汉代胡人流寓汉地的四大区域之一[8]。因此，此处尖顶帽胡人的出现并非偶然。另，胡人上方有一羊首，从形象看，为双角向后弯曲的绵羊或盘羊之属。羊通“祥”，具有祥瑞之意。同时，羊也是胡人乘骑的坐骑之一。《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山东临沂吴白庄汉墓出土过一幅胡人骑羊画像石，徐州汉画像石馆中也藏有一例胡人骑羊的圆雕，可做二者关系之例证。在汉人心中，胡人活跃在遥远西方的西王母仙境世界，更能传达、预示祥瑞。本例中，胡人与羊的组合并非为了描绘现实中的胡人习俗，而是代表了一种汉人传统观念支配下的祥瑞图像。
图四 屋内人物细节 3.屋内部三位人物 这幅汉画像石中，最为特殊而重要的当属中央的房屋及其内部三个人物。(图四)本文认为，这组图像表现了“一佛二胁侍”的场景，其原型应该是仿自贵霜犍陀罗艺术中的“梵天劝请”(Indra and Barhma Entreat the Buddha to Preach)。
图五 四川彭山钱树座上的佛像
图六 陕西城固文物管理所藏摇钱树佛像
图七 白沙瓦博物馆藏迦腻色伽舍利盒
图八 日本藏犍陀罗梵天劝请石刻 第一，屋内三人物图像细节，主要涉及其容貌、服饰、发型、手印等。正中央的人物身着深衣，盘腿坐在榻上。头部虽然没有高耸的发髻，但是头上有多个圆形突起，眼睛很大。其左手拢于胸前，右手向前伸，接近犍陀罗佛像中常见的施无畏印。(图四：2)右侧胁侍人保存较为清晰，我们可以看到其头上密集的螺发(图四：3)，这种发饰并不属于已知汉画像中汉人的发饰，具有鲜明的外来特征。第二，将这组图像与四川地区发现汉代同类图像进行比较。以往这类图像虽有发现，但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如在彭山发现的陶制钱树座[9](图五)、陕西城固[10](图六)和四川安县[11]的摇钱树上的佛像，其左右均有胡人虔诚侍奉左右。而此前山东地区未有此类图像发现。第三，从中印佛教美术源流关系角度审视，这些汉代艺术中“一佛二胁侍”图像的蓝本，应是来自贵霜帝国的同类图像，并由入华胡人携带而来。从时代看，这幅汉画像石属于东汉后期，而贵霜帝国的这一图像样式早在2世纪初的迦腻色伽一世(Kanishka I)时期就已成型。白沙瓦博物馆所藏著名的迦腻色迦舍利盒(图七)和大英博物馆藏比马兰金质舍利盒上均有佛与二位胁侍的配置图像，左右胁侍分别是婆罗门教主神梵天和吠陀主神帝释天。综合考量，汉代艺术中“一佛二胁侍”图像与犍陀罗石刻中的“梵天劝请”题材有关系。第四，屋内三人物图像与犍陀罗石刻的比较。在犍陀罗艺术中一些表现“梵天劝请”题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佛坐在无足的椅座或台基上。而滕州汉画中主尊坐在云纹装饰的四足榻上，榻为汉代常见的家具。主尊身材高大，位于中央位置。用联珠纹图案装饰屋顶的房屋，在山东汉画像中屡见不鲜。主尊左右两侧的身材较小的螺发胡人，以及屋外尖顶帽胡人，三人均拱手侧向主尊行礼。日本学者栗田功著《犍陀罗美术》(佛传篇)编号261著录了日本收藏的一例犍陀罗石刻(图八)，主尊位于石刻中央，结跏趺坐在台座上，左右各有梵天和帝释天双手合十斜向主尊行礼，二者均有头光。在佛陀和帝释天之间的空隙中，刻有一位身材较小的供养人，同样姿势向主尊施礼。这就变成了“一佛三胁侍”的“梵天劝请”艺术母题的一种变体，其构图恰与滕州汉画像石馆藏此例汉画像石契合，只是胡人供养人位置略有变化。 由上，我们可以对这块滕州汉画像石馆藏石的性质做出如下判断。这是一幅涉及佛教内容的汉画像石，其中央核心位置，描绘了“一佛二胁侍”的图像，其蓝本应是“梵天劝请”这一犍陀罗艺术中的常见题材。右侧的尖顶帽胡人，左侧的牛车，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氛围。整幅画面符合汉代“胡人礼佛”模式图像的标准。这一图像的构成和配置同贵霜王朝的同类佛教图像存在密切的关系。 4.佛教因素的来源 这一佛教题材汉画像石出现在山东滕州并不是偶然的。滕州在东汉时期位于徐州刺史部和兖州刺史部交界的地域，靠近微山湖，是东部沿海地区的鱼米之乡，地理位置优越，也是汉画像石的重要分布区。鲁南地区所在的徐州刺史部在东汉佛教入华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作为汉王朝的帝乡和富庶之地，胡僧在此积极活动传播佛教，影响到了地方上层实力派人物。从东汉初年的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12]，到东汉末期的下邳相笮融“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13]，说明在整个东汉时期，徐州刺史部均为佛教传播的重要区域。刘英供养的“伊蒲塞”、“桑门”之属，以及笮融的门客中有相当数量的西域胡人或胡僧，他们的活动使得佛教美术进入汉代墓葬，并最终影响到了汉画像石的设计，虽掺杂了汉民族对佛教的一知半解，但仍然留下了一些贵霜犍陀罗艺术的印记。同时，已知汉画像中的“六牙白象”、“项光童子”、“光头僧侣”、“骑象人物”等具有佛教因素的图像，甚至连云港孔望山中带有佛教因素的摩崖石刻，也几乎均发现在滕州周边的鲁南、苏北一带。因此从“图像证史”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这一地区是汉代胡人佛教集团的主要活动范围之一。 二、该汉画像石反映佛教、儒家和早期道教之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幅汉画像石的主题核心图像表现出浓郁的佛教内容，但从图像的组合以及一些细节上面，仍流露出较强的汉文化的影响，透露出佛教初传中国时佛教、儒家和早期道教的关系问题，颇值得深究。 首先，佛教与儒家的关系。该幅画像石的左右两侧，一字排列着十余位身着深衣、头戴进贤冠的儒生形象。在山东汉画像石中，这类并排侍立人物多为表现孔门弟子，尤其常见于“孔子见老子”主题中。其间还偶尔见到头戴雄鸡冠、手提豚的子路形象。这类题材在山东汉画像石中长盛不衰，同孔、孟儒家文化在山东地区发祥有关。距离滕州不远的山东嘉祥武梁祠主人武梁就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儒士。《隶续》卷六《从事武梁碑》载其“掾体德忠孝，歧嶷有异。治韩诗经，阙帻传讲，兼通河洛、诸子传记”。他的祠堂画像中设置有古代帝王、节妇烈女、孝子义士的图像，就是按照儒家原则设立的。从滕州这幅新发现佛教内容汉画像中，孔门弟子的形象虽然未占据中央位置，但仍保留了相当大的尺幅，说明这幅汉画像石的制作者并未完全割舍这种儒士印记。 其次，佛教与道教的关系。我们从图像中还可发现不少汉代本土信仰，尤其是浓厚的神仙信仰的影响。传统史学界一般认为佛教在最初的东传过程中曾依附于道教，“在一般人心目中，佛教也纯为一种祭祀，它的学说就是鬼神报应。他们认为佛教也是一种道术，是九十六种道术之一，称之为佛道或释道。佛道并提是当时固定的流行的提法”[14]。汉代早期佛像虽然受到犍陀罗与秣菟罗艺术的影响，但仍具有明显的本土特色。这种“一主尊二胁侍”的构图方式，影响到了本地区广泛流行的西王母图像。巫鸿指出，“佛陀与西王母之间的相似性在艺术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15]，“佛像与西王母和东王公像之间不但对应，而且可以互相置换。一些互换的例子，在公元2、3世纪时，佛不仅在道教神圣和儒家贤哲中占有一席之位，而且也还与一些地方性信仰合二为一。”[16] 从构图上看，画像中央密闭空间(房屋)的内部左侧，是一扇半打开的门。在汉画像中，这类门往往被赋予了分割空间的概念。汉画像石中时常可以见到所谓“仙人半开门”的图像，如四川南溪长顺坡东汉晚期墓3号石棺画像[17]，又如四川芦山发现的王晖石棺[18]，其中关于“天门”的意涵学者们已有充分论述。[19]本例中，虽然没有仙童启门，但描绘的依然是汉人心中的仙境世界，佛处在特定的宗教氛围之中，居于整个画面的正中心，其地位最为尊贵。右侧有头戴尖顶帽的胡人右手掌心向前伸出，虔诚礼佛。整幅画像的中间部分具有浓郁的仙境感。从主尊与胁侍的关系看，已经颇具“偶像”崇拜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佛陀、两胁侍，还是右侧胡人，其尺寸均比左右的孔门弟子人物小。这说明，虽然作为胡神的佛陀已经开始成为汉人心中具有法力的神仙之一，但胡人的卑微身份仍有所保留[20]。 综上所述，这块画像石是东汉佛教初传中国时佛教文化与本土汉文化相互融合的重要例证。佛和梵天、帝释天三人在屋内构成了密闭的空间，并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头戴尖顶帽的胡人在房屋的右侧，牛车居左，深化了佛教的气氛。在中央场景的细节刻画中，尤其是那扇半打开的门，勾勒出仙境世界的入口。两端空间列有十多位孔门弟子，传递出在本地区流传已久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从各个层面分析，儒、释、道三家文化因素略显生硬地混搭在这块汉画像石上。由于山东位于汉代陆上丝绸之路的最东端，在强大的本地信仰道家和儒家的双重影响下，佛教艺术在东进过程中也承载了更多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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