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家经营方略面面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略论文,古代论文,商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产品交换的国家之一。约在公元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开始将少量的剩余产品用于相互交换，即产生了原始市场。从尧舜时期的“北用禺氏之玉，南货江海之珠”（《史记》）到陶朱公的“厚贵薄贱”（刘向《新序》）到“洛阳纸贵”（《晋书》），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业经济也逐渐兴盛。在频繁的商品交换的经济活动中，也曾出现了一批古代经济学家。他们虽然不能像现代经济学家那样明确而科学地概括和揭示市场经济活动的规律，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便能比较清晰地意识到了市场需求、价值规律、供求关系、商业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有关商家的经营方略的佳话，形成了我国古代的生动活泼、意味隽永的商业文化，成为我国灿烂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从我国古代商业文化中，择其典范精华，诠释如下，以供企业家们参阅。
天时地利观。这是春秋时著名商人范蠡一条成功的经营观念。范蠡在辅佐越王来吴后，认识到勾践只可同患难，不可同安乐，便顺应春秋社会经济大变革和商业大发展的“天时”，急流勇退，弃官经商。他几经转迁，最后选择了山东定陶这个“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地利”，经商致富，其财富可与一国相匹敌。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观。范蠡不仅是一个军事家、政治家，还是一个经商有术的巨商大贾。他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必须在经营活动中审时度势，待时而动，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根据时势变化选择自己的经营目标。他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经营观念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
“积蓄之理”观。范蠡在经商活动中提出一个“积蓄之理”的经营原则，即“务定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也居贵”。他认为储存商品时，一定要对未来市场的发展进行预测，不要储存那些不能生息取利的商品。在以货易货的商业活动中，货物存放的时间不易过长，否则就会占压资金、影响生意的正常进行。
“贵上极则反贱”的价值观。范蠡在经商活动中特别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他不仅提出“厚贵薄贱”的价值观，而且还总结出了“贵上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价值活动规律。他认为商品价格上涨，就会刺激商品过多；商品多了，价格就会出现上涨的趋势。因此，一旦商品价格高了，就应该及时快速地把商品销出去；反之，当市场商品价格低的时候，要像爱惜珠玉那样，及时把商品收购到手。这样，资金运行就会像水一样流动周转。（《史记·货殖列传》）。
商贵神速观。《韩非子》中“郑人卖豚”的故事描述的郑人和猪贩子卖猪、买猪之争，表现了古人的快购、快销、资金升值的商贵神速的经营观。唐代商人刘颇摔坛子（李肇《国史补力》）的故事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古人“商贵神速”的观念。刘颇有一批急于出手的商品到外地销售，路经山间隘道，有上百辆商旅货车被堵，原来是前边有一辆满载瓦坛的车因负载太重上不去积有冰雪的陡坡，这时天色已晚，刘颇心急如焚，他上前问“车上的瓦坛值多少钱？”货主说“大约七八千钱”。刘颇当即把钱付给货主，然后命围观客商把车上的瓦坛全部摔下山崖，这辆空车便很快爬上了陡坡，拥塞及时排除，刘颇的货也及时运到了销售地出手。刘颇尽管损失了七八千钱，但得到了宝贵的时间，使他的货及时出手，并卖了好价钱。这说明刘颇在经商中有强烈的时间观念，懂得市场竞争中一刻值千金的道理；也说明了刘颇能够正确处理得与失的关系，是一个高明的商业经营者。这则故事，与十九世纪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的经营观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我国古人的这种经营观要比西方早出2000多年。
薄利多销观。《三国志·魏书》记述东汉名士任嘏坚持“市不二价”、“薄利多销”的经营观念，不仅获得了极佳的社会声誉，而且以积小利为大利，变薄利为厚利，加快了资金周转，开拓了市场，扩大了销售，生意兴旺发达。所据记载，任嘏年青时家境贫寒，以卖鱼为生。有一次官府大量收购鲜鱼，鱼价上涨，任嘏仍按原来的价格出售鲜鱼。还有一次任嘏到某地典卖了八匹牲口，当牲口的主人来赎时，牲口的价格已上涨10倍。任嘏仍只拿回来自己原来付给原主人的八匹牲口的本钱，多一文也不要。自此以后，任嘏名声大振，凡出售牲口人都愿意和他交易，即使任嘏没有钱，也愿意让他把牲口牵走，出售后再付钱。任嘏做生意“市不二价”，“薄利多销”，不但生意兴隆，而且处处维护消费者的利益，社会声誉极好。由于任嘏良好的商业道德和社会声望，曹操曾提拔他为尚书郎。据史书记载，任嘏为官后公正廉洁，两袖清风，深受人们的尊敬和赞颂。
“仁义经商”观。《清稗类钞》记载有北京城东华门缎子王绸缎铺仁义经商的故事。乾隆己未年间，一天，乾隆征求日本、朝鲜诸国使臣在中国的观感，使臣们回答：来到中国后，看到的不仅是士大夫读书识礼，就连一些市井商人也讲究信用，行仁义，布公道，东华门绸缎庄的缎子王就是一位这样的仁义商人。我们买东西因为不知那些花花绿绿的绸缎的价格，往往多给钱，王老板却分文不多取，每次都将多给的钱退回。有时我们去买绸子忘记带银两，王老板就赊给我们，如恰好正值吃午饭的时候，还摆下酒饭热情接待我们，仁义之情，感人至深，中国不愧为礼义之邦。乾隆闻听心中大喜。为了褒奖缎子王这种识大体、讲礼义的经商行为，把他召进宫去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缎子王回答说：“行仁义、布公道是做人的本份。经商更要公平交易，讲究诚信，一分价钱一分货，不能以质次价高的货物坑害顾客，只有靠真诚的交易赢得顾客的信任，生意才能做好。乾隆听了缎子王这番话非常高兴，除了给予表彰之外，还下令内务府拨出50万两银子交给缎子王做生意。自此以后，缎子王名声大振，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在全国各地就有48处分号。尽管如此，缎子王依然恪守仁义经商，以诚信为本，公平交易，从不店大欺人，正如书中所评述：“王虽骤得志，然不必其度。”
货真价实观。明朝刘伯温在《郁离子》书中记述了一则“虞孚卖漆”的故事。春秋时赵国人虞孚学习种漆制漆技术，漆树成材后，收获生漆三百斛，发财在望，有人劝他做生意要凭良心，一分价钱一分货，不可投机取巧，意在“文明经商”。他听后很不高兴地说，“我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发财，哪怕是亲娘身上的肉也要割下两块来。”虞孚了解到吴国人多用漆器，想把生漆运到吴国去卖。虞孚有个贪婪奸诈的妻弟叫伍庆，他给虞孚出了个坏主意，即将漆叶熬成膏，掺到生漆里一块出售，可获利倍增，虞孚一听正中下怀。虞孚到吴国后，有个吴国商人来谈生意，吴国商人一看生漆的成色非常满意，尽数收购，言及明天来付款提货。当天夜里虞孚把300桶由漆叶熬的膏全部掺到生漆桶里，企图以假充真。吴商依约提货时漆桶上的封泥潮湿未干，顿生疑团：前日泥封还是干的，为何突然变湿，肯定货主做了手脚，便借口钱不够，断然离去。正值盛夏，天气炎热，因掺了大量假货，虞孚的漆全部变质，结果虞一分钱也没赚，连本也赔了进去。虞孚最后乞讨度日。
虞孚违背了“货真价实、信誉第一”的经商道德，制假卖假，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
经济责任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学家谈承包责任制时，常拿《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时宝钗小惠全大体”中，探春、李纨、薛宝钗“三驾马车”当家理财，治理大观园，实行经济责任制的例子。其中李纨与探春的对话，明确地表达了一种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的观点。李纨笑道：“好主意。结果一行，太太必喜欢。省钱事小，第一有人打扫，专司其职，又许他们去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探春首先从赖大小花园的管理悟出了一个“包”字，她设想从“园子所有的老妈妈中，拣出几个本分老成，能知园圃事的，派准他们收拾料理”，然后，再如李纨所讲“使之以权，动之以利”，给他们一定的经济权利，即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让他们有权、有责、有利，这样就“再无不尽职的了”。曹雪芹的这种经济责任经营观，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现代意识，其中三点最可引以为鉴：其一是选一个本分老成、忠诚可靠的责任人；其二是“能知园圃事的”，即精通业务；其三是使其有责、有权、有利。
古人的经营观念形成于古代的商业经济社会，有些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活动广为流传的“口头禅”，诸如：“利人信中来、货卖一张皮（包装）”、“不做一锤子买卖”、“童叟无欺”等，这些经营观念直到今天仍在广泛地为商家所运用。这说明，凡是能适应市场经营活动的经销原则、经营手段、经营观念都是市场经济活动规律的反映，都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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