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科学社会化思潮的历史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轨迹论文,民国时期论文,科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国时期，伴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和社会、文化的演化，于清末发其端绪，以运用科 学观念启蒙民众、改造社会、救国图强为底蕴的科学社会化思潮，不绝如缕，日益高涨 ，渐次向纵深发展，先后在五四时期、“九·一八”事变至抗战前夕和抗日战争时期形 成了三大里程碑式的高潮。就该思潮历史演进的轨迹而言，其倡导主体从民间论坛转为 革命政党，其传播区域自都市扩及乡村，其时代主题则从改造国民性的呼唤转变为科学 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探索，进而演化为科学大众化、革命化的诉求。这一与时俱进的 历史过程，蕴含着极其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含义。
一、五四科学启蒙：以科学观念更新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诉求
民国时期科学社会化思潮发展进程中的第一次高潮，出现于爱国救亡运动与新文化运 动双峰并起、蓬勃发展，救亡、启蒙两大时代主题互动共振、交相辉映的五四时期。在 这一时期思想解放和文化变革的进程中，满怀救国、启蒙热忱和社会改造理想的两大知 识群体——聚集在“中国科学社”及其同人刊物《科学》周围的一批职业科学家和以《 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入手，积极致力于以 科学观念更新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思想启蒙：前者将“科学”严格地界定为自然科学的 知识谱系和蕴含于其中的方法、理念，倾向于从纯知识学的角度普及科学原理、科学精 神和科学方法，以此变革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品质；后者则将“科学”的实质和精髓理解 为一种具有客观性、实践性双重品格和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人生双重功能的新型宇 宙观、价值观与人生观，侧重于从社会——人生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宣传科学，普及 科学，以此更新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
“中国科学社”同人的科学启蒙活动，早在《新青年》创刊前一年即已开始。他们以1 915年1月问世的《科学》杂志为主要阵地，在全面引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努力谋求中 国科学事业的本土化、体制化的同时，大力开展以科学观念更新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思 想启蒙活动，希图以此实现科学救国、改造社会的理想。
在以科学启蒙重塑国民文化心理的探索中，为引导国人理解科学真义，树立科学观念 ，《科学》同人基于一种纯知识学意义上的科学观，对“科学”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予以 了严格界定。他们强调，近代欧美知识界通用的“科学”概念，其内涵乃是以观察和实 验为基础、反映自然界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和蕴含于其中的基本方法与精神，其外延则 专指自然科学：“科学者，发明天然之事实，而作有统系之研究，以定其相互间之关系 之学也。”[1]在此基础上，他们还从科学研究内在规律的角度，指出“科学”的本质 特征在于其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检验性：“科学观动察变，集种种变动而成事实，集多 数事实而成通律，有条有理，将自然界细细分析，至于至微，而自然界运行之规则见焉 。”[2]
在厘清“科学”内涵的基础上，《科学》同人本着“科学救国”的理念，大力倡导科 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希图以此更新国民文化心理结构，实现社会改造与救国图强的理想 。关于科学精神，他们指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崇实”与“贵确”， 乃是科学精神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故此，“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 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3]然而，儒释 道文化传统浸润下积淀而成的中国国民性，却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背道而驰：“返顾 吾国，则犹如西国之中世纪，斤斤焉于古人之一言数语，而不察于实事，似以为宇宙之 大道至理皆可由此一言数语中得之。今日‘复古’之潮流，犹是此心理之流毒。”[4] 为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普及的文化生态，他们极力倡导以“立真去伪”的科学精神荡 涤封建蒙昧主义的传统意识，根除盲从古人、迷信权威的病态国民性：“苟已成之教， 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 。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3]关于科学方法，他们指出：“科学之方法，乃兼合归 纳与演绎二者。先作观测，微有所得，乃设想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复作实验，以视其合 乎。不合则重创一新理，合而不尽精切则修补之，然后更试以实验，再演绎之，如是往 返于归纳演绎之间。”[4]在归纳、演绎二法中，他们对前者尤为重视，认为此法不仅 为科学研究所必需，而且是更新国人思维方式和品质的根本途径：“西方近百年之进步 ，既受赐于归纳的方法矣。……吾人欲救东方人驰鹜空虚之病，而使其有独立不倚、格 致事物、发明真理之精神，亦唯有教以自然科学，以归纳的论理、实验的方法，简炼其 官能，使其能得正确之智识于平昔所观察者而已。”[5]
在《科学》同人努力谋求以科学启蒙更新国民思维方式和品质的同时，以《新青年》 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亦积极致力于以科学社会化途径改造国民价值观念和 精神信仰的探索。在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纲领性文章——发表于《新青年》(初名《青 年杂志》)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中，该刊主编陈独秀明确将“科学”与“人权 ”一并树立为近代新文化的真义、精髓和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内容：“近代欧洲之所以优 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 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此基础上，他于1919年 1月在《新青年》6卷1号上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正式提出“德先生”与“ 赛先生”也即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表达出民主、科学救国的理念和倡导民主、科学的 决心，“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 黑暗”，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 流血，都不推辞。”
不同于《科学》同人将“科学”严格界定为自然科学的纯知识学取向，《新青年》同 人所理解、接受的“科学”，内容极为广泛，既包括自然科学，亦包括哲学、社会科学 ，其核心和灵魂，乃是科学观念浸润、烛照下的理性主义宇宙观、价值观与人生观。他 们倡导科学启蒙的根本宗旨，是要以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廓清愚 昧，破除迷信，反对盲从，推倒偶像，实现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变革。上述诉求 ，在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的笔下得到了尤为集中、明确而急切的表达：其《敬告青年 》一文，号召一代新青年尊重科学，崇尚真理，高扬理性精神，摒弃主观主义：“凡此 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 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 进也”；其发表于1918年8月《新青年》5卷2期上的《偶像破坏论》一文，则号召人们 以科学态度对待文化传统，破除迷信，追求真理，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 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根除国民文化心理中泥古崇圣的偶像崇拜意识，以 “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确立人生信仰，使“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 信仰”合而为一。陈氏的上述呼吁，究其实质而言，是要树立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价值 、信仰系统的精神权威，以此打破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崇古、崇圣的迷信观念和奴 性意识。
五四时期由职业科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在不同领域和层面共同发起倡导的科学启蒙，乃 是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冲破了长期禁锢科学发展的精神桎梏， 有力地推动了科学观念更为深入、广泛的传播，促进了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新陈代谢， 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普及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随着 五四科学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关注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的热 潮，科学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二、“中国科学化运动”：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探索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知识界“科学救国 ”的呼声再度高涨。在这一历史氛围中，由一批职业科学家发起组织并得到南京国民政 府支持的“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颇具声势的“中国科学化 运动”，掀起了民国时期第二次科学启蒙运动的高潮。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成立于1932年11月4日，终止于1938年5月。其主要发起者计 有30余人，以科学家、教育家为主，亦包括部分国民党政要。协会下设董事会、干事会 和编辑会，并在全国各地发起成立了11个分会，会员在4年间由367人增至2179人。该会 组织发起的“中国科学化运动”，旨在以“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途径，救治“ 社会的‘贫’‘陋’与人民的‘愚’‘拙’”；具体而言，是要“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 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更希冀这种知识散播到民间之后，能够发生强烈的 力量，来延续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民族寿命，复兴我们已经日渐衰败的中华文化” 。[6]其总体目标为：“第一要做科学化人的运动，就是要使科学知识，普遍于一般民 众，不仅是学科学的人，应该懂得科学，就是不学科学的人，亦应该懂得科学的法则， 明白科学的用处，以及科学对于国家的重要，而对之发生兴趣和信仰。第二要做科学化 事的运动，就是要使一切的事都依据科学的原理法则来处理，发挥它的最大利用价值， 小至家庭的日务，大至国家的政治，没有一件事不用科学原理法则来处理。能够做到这 样，庶几事无废事，人无废人了。”[7]
“科学化人”亦称“科学上的人本主义”，旨在以科学精神改造病态的国民性，实现 民族精神的“科学化”、现代化变革：“吾人欲振起国人之萎敝，唯有诉诸科学之精神 ，对症下药而已”；“倘人人皆有科学之精神，其国家必日臻强盛，其民族必特被光荣 焉”。所谓科学精神，包括“公、忠、信、勤、久”五个方面的内容：科学知识人人可 求、可得，科研成果必公之于众，造福于民，此之谓“公”；科学真理须以忠诚态度锐 意探求，此之谓“忠”；研究结果是非分明，拒斥两可，不容伪饰，此之谓“信”；科 学研究非一日之功，不可存侥幸成功之望，此之谓“勤”；科学探索须持之以恒方能有 所创获，此之谓“久”。[8]“科学化人”倡导者坚信：只有普及上述精神，才能根除 与之背道而驰的种种病态国民性，实现国民心理和民族精神的蝉蜕与更新。
“科学化事”亦称“科学上的国本主义”，旨在通过科学知识与方法的启蒙，实现经 济建设、政府决策、国民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科学化”、现代化，彻底扭转中国社会积 贫积弱的局面。关于“科学化事”的实际运作，其倡导者着眼于各自的专业领域，从不 同角度提出了诸多具体方案。
围绕“科学化人”与“科学化事”两大目标，“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以多方面的实 际行动，开展了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探索：
其一，面向社会发行科普读物。至1938年5月终止活动之前，协会相继编辑出版了《科 学的中国》和《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会报》两种会刊，以及8部宣传、倡导科学化运动 的专著。此外，该会下属的北平、南京、上海、青岛、杭州、湖南等分会，除相继开辟 《儿童科学画报》月刊(北平)、《科学的湖南》半月刊、《中央日报·科学周刊》、《 北平晨报·科学常识周刊》等诸多科普园地外，还编印出版了为数众多的科普读物，免 费赠送或廉价出售给各地图书馆和机关、学校。
其二，面向民众举办科学讲演与展览会。1933年7月—1936年7月，协会成员顾毓琇、 陈立夫、陈有丰、丁文江等，先后在广播电台发表一系列专题讲演，从不同角度与层面 阐述了“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内涵、实质、目标和意义，揭示了科学技术与国计民生和 社会文化发展的密切关联。1934年3月至1936年7月，该会北平分会先后举办科普演讲11 3次，内容广及科学原理、生活常识、国防知识、生产技术等诸多领域。1935年6月，协 会在北平中山公园举办通俗科学展览会，共展出科学设备与用品4000余种，演示科学实 验多种，参观者在9天内达80000人次。该会于1935年1月—5月在杭州、镇江、南京、上 海等地举办的“科学化玩具巡回展览会”，共展出各类玩具近900种，观众达20余万人 次。
其三，面向在校学生开展科普教育。为提高在校学生的科学素养，协会与各级各类学 校通力合作，定期发起组织多种多样的课外科普活动，并呈请教育部通令各校逐月举行 科学讲演，在学生中加强科普教育。不仅如此，协会还针对各地中学生数理化成绩普遍 不尽如人意的状况，在浙、皖、湘、鄂四省和京、沪、平、津、青岛五市设立了初、高 中数理化毕业会考奖金，以此激发中学生学习、研究自然科学的热情。
其四，面向经济建设推广科学管理与决策。为推动国民经济的科学化，尤其是工业组 织与工业管理的科学化，任职于政府实业部门的丁文江、顾毓琇、吴承洛、梁潜翰等协 会成员，本着“科学化事”的宗旨，针对经济管理与工农业建设中因缺乏科学管理、决 策而存在的诸多积弊和隐患，提出了以管理、决策标准化、专业化、制度化为核心的一 系列合理化建议，对当时各级实业部门的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风云中由民间论坛发起并得到国民政府支持的“中国科学化运 动”，继承、发扬五四新文化科学、民主、爱国的精神，在国难当头的严峻形势下，将 科学社会化探索的诉求从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更新延伸至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化 ，积极谋求以“科学化人”、“科学化事”的途径改造社会、救国图强，以多方面的实 绩和影响，促进了科学技术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公共管理和经济建设的有效沟通与 互动，为近代中国科学社会化的理论探索和现实运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做出了突 出的历史贡献。
三、“延安自然科学运动”：革命化、大众化的科学启蒙
抗日战争时期，为加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时经济、文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组织发起了以科学大众化、革命化为宗旨的“延安 自然科学运动”，掀起了民国时期又一次科学社会化运动的高潮。
1940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延安自然科学运动”的正式 兴起。该会以吴玉章为会长，下设10个专门学会，并在绥德、关中、米脂三地成立分会 ，其主要任务为：(1)“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面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破除封 建迷信，推进文化建设；(2)“从事自然科学的探讨”，解决自然科学理论与应用方面 的问题，推进工农业生产与经济建设，为抗战建国提供长期服务；(3)“开展自然科学 与社会科学统一问题研究”，“运用唯物论辩证法来研究自然科学，并运用自然科学来 证明与充实唯物论辩证法的理论”，“要使我们自然科学的工作同志研究社会科学，同 时欢迎社会科学的工作同志研究自然科学，推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高度的发展”； (4)“与全国自然科学界取得联系”，“反对封建的倒退的一切反科学反进步的现象， 反对妥协投降的思想和活动，坚持长期抗战，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事业，努力促进经济建 设，以增强抗战力量，为完成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9]围绕上述任务，该会配 合边区经济、文化建设，开展各项科学研究与普及活动，编辑出版了34期会讯。
实现科学的大众化，使科学技术成为根据地民众教育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强有力工具 ，乃是“延安自然科学运动”的首要宗旨。对此，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的 社论，予以了明确阐述：“首先，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改进边区农业和工业 的生产技术，发展与提高边区物质的生产。……其次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扫 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落后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 水平。因为和边区经济落后的状况紧密联系着的就是文化的落后，革命以前旧势力在政 治上对于人民的压迫虽然被摧毁了，可是某些束缚人们的旧思想、旧习惯，尤其是迷信 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仍然在人民头脑里和生活中留下相当牢固的深根。这些旧思想 和旧习惯的残余是足以阻碍进步的。现在我们要发展抗日的文化建设，发展新文化运动 ，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的水平，就必须提倡自然科学，把最基础的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 。”[10]
为深入开展科学大众化运动，适应边区各项建设的急迫需要，“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 研究会”在《解放日报》上特辟《科学园地》、《卫生》等副刊和《自然界》、《急救 常识》、《学业知识》、《建设集锦》、《知识问答》、《药用植物》等专栏，向边区 军民广泛传授各种科学常识，尤其是防空、防毒、防灾、防疫等方面的实用知识，收到 了良好的实效。与此同时，该会还通过举办科学讲座等途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性 科普宣传。
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倡导和带动下，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均组织了自然科学普 及小组，并制订了严格的学习制度。此外，边区还在城乡各地广设识字班、读书组，在 群众业余文化学习中加强科普教育。为配合科学大众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宣部、中央 文委和通俗读物出版社联合刊印、发行了为数众多的科学普及读物。据统计，1942年至 1944年夏，边区出版的《解剖学》、《司药必携》、《配偶禁忌》、《耳鼻喉科学》、 《王大娘养胖娃娃》等6种医药卫生读物，总发行数多达78200余册。[11](P114)
实现科学的革命化，促进自然科学研究、普及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宣传、建设的结 合，是“延安自然科学运动”的又一根本宗旨。为阐明这一宗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政 领导发表一系列讲话、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科学观予以了深入浅出的宣传、阐释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之日，毛泽东亲临讲话，强调了自然科 学的重要价值与功能，阐明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研究与革命实践的内在统一性 。他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 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 ，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 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 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 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我们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12]
对于科学革命化的理念和科学活动与革命实践的关系，吴玉章、徐特立两位党内元老 亦予以了系统阐述。前者于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讲话时，仿照列宁所提出 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上电气化”这一论断，指出“新民主主义就是民主政治加上 科学的新经济建设”，并强调“民主的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姆。大众的(包括为大众服 务的)科学才没有资产阶级科学的垄断和独占，才没有门阀派系的分歧和自私自利的企 图，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13]后者发表专文，深入论析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经济发展 和革命实践的密切联系。他指出，科学技术与人类物质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实践密不可分 ，科学研究一旦脱离产业实践，便会走上“神秘化”、玄学化、“庸俗化”的道路，“ 既无益于实际又无益于理论”。就边区战时经济、军事建设的实际需要而言，“科学从 生产出发，一方面加强了我们的国力，另一方面又帮助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因此，“ 科学的中心任务当然是经济建设，在目前对于军事建设更为重要”。在抗日战争的特定 历史环境中，科学研究的“总任务只有一个：即在物质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的抗战建国力 量”。[14]
抗日战争时期以科学大众化、革命化为宗旨的“延安自然科学运动”，既将科学社会 化、社会科学化的诉求从城市扩及乡村，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时经济、文 化、军事建设；又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启蒙与革命实践的互动与融 合，为近代中国科学社会化思潮的发展开拓出新民主主义的新方向、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