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政策何以扩散？——来自政策转移视角的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关税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法受到限制，反倾销措施的使用迅速增加。这不仅体现于反倾销案件的数量上升，也体现为反倾销案件牵涉到的国家日益增多。新兴反倾销措施使用者占据的案件比例由1980年代的5%上升至1990年代的20%，到2010年已经占到了全部案件的50%。①因此全球反倾销案件的增多事实上来源于两个方面：反倾销使用频率的提高和使用者的增多。短短三十年间，反倾销从个别国家的特殊行为转化为主流的国际贸易政策工具，国家在贸易保护的手法上日趋相同。是什么引起了反倾销行为向越来越多的国家蔓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政策选择往往都是内部政策需求与外部移植他国经验的共同产物，反倾销政策作为对外贸易的政策工具，政策转移和经验移植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目前的反倾销研究多集中于探讨特定因素对反倾销使用频率的影响，反倾销实施者为何增多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同时既有的反倾销研究文献中大都把反倾销单纯视为内生于民族国家内部经济、政治环境的行为，反倾销的国际制度环境往往被视为“真空”。有鉴于此，本文将反倾销行为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从制度转移视角对于反倾销政策建立的原因进行了观察。本文将试图较为正式的检验政策转移影响反倾销政策的可能途径，我们期望本文的研究会有助于反倾销行为的全面观察和分析。本文其余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第三部分是文献综述，第四部分是理论框架，第五部分是模型、变量和数据的介绍，第六部分是实证结果的报告和分析，第七部分概括了本文的基本结论。
二、制度背景
世界上第一部反倾销立法是1904年加拿大反倾销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之前，世界上通过反倾销立法的只有八个国家。1948年关贸总协定（GATT）临时适用，反倾销法发展成为一项国际法律制度。国际反倾销规则最初以《GATT1947》第六条的形式出现，但这仅是一个原则性条款，对于反倾销涉及的很多内容都没有具体规定。虽然第六条随后被逐渐修改和完善。但GATT并不强制缔约方接受反倾销规则，缔约方可以保持自己的反倾销法与GATT的冲突之处。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后才明确要求其成员方的反倾销立法必须与乌拉圭回合修改后的反倾销协议规定一致，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反倾销规则至此正式确立。伴随着以GAIT（WTO）为代表的管理贸易制度逐渐兴起，反倾销立法的普及性得到了提高。1980年之前有反倾销法的国家（地区）只有34个，2000年全球有反倾销法律的国家（地区）增加到了91个，而到2010年则达到了101个②，将来这个数字还会继续扩大③。在反倾销立法增加的同时，反倾销措施的使用者也在逐年增多。直到20世纪80年代，反倾销法律对于很多国家还只具有形式意义，反倾销措施的常规使用者（美国、欧共体、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提起的反倾销调查占了全部案件的95%以上。从80年代开始，反倾销措施的使用国家迅速增加，到2011年底，WTO“反倾销俱乐部”的会员已经扩展到48个④。
与传统使用者相比，新兴使用者往往有更高的反倾销动用频率。国别数据表明新兴使用者倾向于在开始使用反倾销措施后迅速提起大量反倾销调查。这显示出首次反倾销行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一方面表明该国拥有了使用反倾销措施的实际能力，另一方面也预示了该国对反倾销措施的滥用成为可能。研究还表明国家一旦开始使用反倾销措施，其本身也更容易成为其他国家反倾销的对象（Prusa and Skeath，2002）。因此首次反倾销行为具有质变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一国反倾销行为从无到有的质性转变，而且也标志着在反倾销俱乐部非常有可能又出现了一位活跃成员，将会引发反倾销行为的连锁效应。
在GATT最初的制度设计中，反倾销措施被设定为是对公平贸易的保护措施和市场开放时的“安全阀”，但随着越来越多反倾销行为的出现，经济学家大都日益认同反倾销行为往往沦为贸易保护主义和特定利益集团的政策工具。对于反倾销使用频率上升的后果在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较多的观察，近年来反倾销政策蔓延的经济后果也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估计⑤。反倾销频率上升和反倾销政策向更多国家蔓延均给全球自由贸易带来了严重影响。
三、文献综述
（一）文献回顾
反倾销的研究文献很多，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受益于数据可得性的提高，反倾销研究取得到了重要进展。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反倾销行为的原因和反倾销的经济后果。较为早期的反倾销研究侧重于对经济因素的探讨和分析，如汇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和进口渗透度等。21世纪初Prusa和Skeath（2002）将策略行为引入反倾销分析。经济因素和策略行为对反倾销行为的影响在跨国数据和国别数据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从文献来看，关于反倾销动机的研究已经基本成熟，证实了反倾销行为主要由经济动因和报复性动因所诱发。
与此相对照，关于国际反倾销政策的经验研究则非常有限，Vandenbussche和Zanardi（2008）的研究可能是此领域目前最为重要的文献。他们分析了影响反倾销立法的主要因素，发现反倾销法的出现主要受报复动机、关税下降、加入WTO和地区伙伴效应所驱动，短期宏观因素则对此无显著影响。两位学者在这篇文献中也分析了反倾销法律出现与首次反倾销调查提起之间的时间差由何引发，报复性动机依然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Vandenbussche和Zanardi虽然注意到了反倾销立法以及首次反倾销行为与反倾销提起频率之间作为研究对象的本质差异，但他们使用的还是和传统反倾销研究中相似的思路，反倾销立法和首次反倾销行为的（国际）制度特性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Pau（2007）的论文是少有的注意到了反倾销行为国际制度特性的研究。他发现在控制了“干中学”和政策转移效应后，报复动机在其模型中失去了解释力。但Pau的研究存在两点缺陷。首先，时间窗口的选择不恰当。Pau通过反倾销提起频率去观察政策学习和政策转移的影响，但此时反倾销政策已经建立，来自国际社会的政策学习和政策转移很可能已经停止或者其边际影响已经处于下降区间。我们认为观察政策转移的恰当时间应该是制度从无到有，而非制度运用的过程。其次，政策学习代理变量的设置和政策转移途径的假设过分简单。Pau以t-1期遭受的反倾销调查观察报复动机，通过累计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数描述政策学习行为，以WTO成员资格观察政策转移因素，这些代理变量的设置有很多可以质疑的地方，而文中却缺乏对此的充分讨论和稳健性检验。
因此反倾销政策转移问题在研究中并没有得到重视，近年来虽然有极少的研究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对反倾销政策的建立仅仅从国内因素去探究，通过策略行为和报复性动机简单归结和描摹，忽视了这其中政策学习和政策转移的作用，将国际制度环境视为真空；或者虽然注意到国际制度环境的影响，但却没有选择恰当的研究对象和合适的解释变量去观察此种影响。应该说，目前关于反倾销政策的经验研究尚是非常有限的和非结论性的。
（二）本文研究的问题
国际制度研究已经证明了近二十年来在国家间政策趋同现象的背后政策转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反倾销行为在国家间的传播不仅仅是对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反应和对他国反倾销行为的报复，同时还可能是战后主流经济范式的传播和公共管理信息分享的结果。国家在贸易交往中对反倾销措施的反复接触、国家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交往过程中的“政策转移”都可能是反倾销行为蔓延背后的重要因素。对反倾销行为的观察不仅需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去进行，还需要从国际制度的视角去进行，才能得出更全面和更正确的结论。因此本文选择了反倾销政策建立为研究对象，集中于分析反倾销政策扩散的原因。与既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如下两个方面：
1.政策转移视角的引入
Vandenbussche和Zanardi（2008）的研究延承了传统的反倾销研究中的宏观经济因素、策略反应因素和政治经济学因素构建实证研究的理论框架，Pau（2007）虽然注意到了政策转移因素的影响，但仅通过WTO成员资格给予观察。本文将一国反倾销政策的建立放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政策信息网络日益完善的国际社会中观察，引入了更为正式的国际制度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侧重于分析政策转移和政策学习在反倾销政策传播中的作用。
2.质变性事件的选择
Pau（2007）在反倾销政策已经建立的情况下，通过分析进口国反倾销提起频率的不同观察政策学习的效应。而本文则观察的是反倾销政策从无到有质性转变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去探讨政策转移的影响。本文观察反倾销政策建立的时间区间与Vandenbussche和Zanardi（2008）的研究也不相同，他们将反倾销法律的确立视为反倾销政策过程中最重要的质变事件。而我们认为单纯反倾销法律的确立不能表明反倾销制度的建立。实践中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此点：从WTO成员提交的反倾销报告可以发现，很多国家很早就有了反倾销立法，但是在向WTO提交的年度报告里依然明确声明其不具备动用反倾销措施的能力，没有从事反倾销的相应行政机构；从反倾销的动用数据上也可以发现约有53%的国家在通过反倾销法律后却从未使用过该法律。因为反倾销措施的采取，不仅需要有反倾销法律，还需要有相应的行政机构、法律人才和与反倾销有关的专门知识。我们很难相信一个拥有反倾销法律但却从未采取过反倾销行为的国家拥有完备的反倾销制度⑥。因此我们以首次反倾销调查的提起为观察反倾销政策建立的质变事件。
四、理论框架
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政策，反倾销政策的产生和确立是国家内在因素与外部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在传统的反倾销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观察，后者在比较政治领域和公共管理领域存在大量可供借鉴的探讨。因此我们以经济学中关于反倾销的研究理论、公共管理和比较政治领域的政策转移理论为支撑构建了本文经验研究的分析框架。
（一）宏观经济因素和策略行为
国家内在因素对反倾销行为的影响在主流的反倾销研究中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描述，界定出了宏观经济因素和策略反应两条主要影响途径。这些因素也有可能对于反倾销政策建立发生影响。
宏观经济因素。反倾销研究文献表明经济增速减慢、汇率变化（Knetter and Prusa，2003；等等）、国家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关税下降（Mastel，1999；等等）等都会影响反倾销措施数量的变化。因此本文也主要通过汇率、GDP增长率、进口渗透率等控制宏观经济因素对于反倾销政策建立的影响。
策略反应因素。反倾销行为除了受到经济动因的影响外，还会受到策略反应动机的影响。已经遭受过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和频繁遭遇调查的国家更容易针对贸易伙伴提出反倾销指控，该动机对于反倾销政策的建立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影响。
（二）政策转移因素
二战后，民族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政策制定者间的信息分享网络日益丰富，这使原先是国家内部事物的公共政策和相关知识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扩散；而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面临的很多问题具有共同性，政府等公共组织并不总是拥有处理这些问题的专门知识，因此往往倾向于从外部世界寻找答案，这使外部世界的解决方案成为重要的借鉴。因此“政策转移”在公共政策领域频繁发生。所谓政策转移“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时间和（或者）地点存在的有关政治知识、行政安排、制度设计被用于发展另一个时间和（或者）地点的政策、管理安排和制度”（Dolowitz and Marsh，1996）。最近十几年来，政策转移理论成为公共政策、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热点，成为观察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内部政策变化和发展的重要工具。由于联合国、IMF和WTO等国际组织对于标准政策框架给予大力推行，人权、国际货币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等领域的政策学习和政策转移尤为突出。反倾销政策作为以WTO⑦为标志的管理贸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和传播势必会受到政策转移的影响。
为了分析政策转移在此过程中的具体影响，我们有必要对于政策转移的途径进行澄清。Dolowitz和Marsh（2000）通过七个问题构建了一个系统的政策转移分析框架，描述了政策转移的发生过程，成为政策转移分析中的常用框架。Dolowitz和Marsh模型中的七个要素分别是政策转移的参与者、政策转移的原因、政策转移的内容、政策转移的来源、政策转移的程度、政策转移的限制与有利因素以及政策转移导致政策失灵的原因。具体到本文的研究中，我们着重需要确定的是政策转移的来源和政策转移的参与者两个因素⑧。
1.政策转移的来源
从政策来源上看，国家在面临问题时会首先从本国过去的历史寻求经验（Rose，1991），同时也会观察其他国家面对相同问题的解决之道，吸取教训并将之运用于国内政策的制定（Bennett，1991）。因此政策转移的来源主要是本国历史和外部经验。
历史经验。在反倾销政策建立中，曾经遭受到的反倾销调查是最为重要的历史行为。国家在不断被动接触反倾销行为的过程中，会对反倾销规则由陌生、熟悉到掌握。通过在此过程中频繁的信息交流，国家职能部门和厂商逐渐具备了应用反倾销措施的行为能力，使反倾销政策得以建立。而既有的研究大都认为所遭受的反倾销对出口国的影响仅仅是诱发报复性的反倾销行为，但实际上这些研究所观察到的所谓“报复”效应非常有可能还混杂了政策转移的后果。由研究对象所决定，在以反倾销提起频率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研究中，报复动机和政策学习的影响往往纠结在一起，难于剥离。而根据学习曲线，在国家开始使用反倾销措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贸易伙伴的反倾销行为所带来的政策学习的作用将会逐渐衰减，这更使政策转移动机的分析成为难题。但如果把首次反倾销调查作为观察对象，则所有前期案件的影响单纯解释为贸易报复则明显牵强，被反倾销的“历史经验”的政策学习作用在此更为重要，也更容易被分离出来观察其影响。因此我们在通过t-1期国家所遭受的反倾销调查观察贸易报复对反倾销政策建立影响的同时，还引入了国家所累积受到的反倾销诉讼来观察政策学习的作用。
外部经验。外部经验广泛存在，民族国家的政策转移源的选择往往受到语言、文化、政体、地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由于文化相似、语言接近，同地区的国家彼此可能会有更大的制度转移影响。国家在面临政策问题时通常会仿效邻国政策，政策采纳者在地理位置上往往比较集中（F.S.Berry and W.D.Berry，1999）。这种影响可能源于以下途径：同一地区基于相似的文化、宗教、政治等因素所形成的共同身份会彼此影响（Simmons and Elkins，2004；等等）；在经济上同一地区的国家也往往竞争资本和出口市场，由此存在各种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同时早期使用者所带来的信息外溢也会影响政策学习。这些因素都使同一地区的国家彼此影响。本文通过引入同地区反倾销政策的建立情况来观察此种影响。
2.政策转移的主体
政策转移的主体虽是国家，但现代民族国家政策转移的具体参与者成分复杂⑨。这些参与者的作用又受制于政治结构而存在很大的不同（Mackinnon，et al.，2008）。从法定意义上说，代议机构、政府行政首长、行政机构首长和行政机构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政策制定过程同时还受到利益集团的非正式影响，如个人交往、政策咨询和专业研究等。另外，在战后的国际社会中国际组织很大程度上充当了理念创新和理论扩散者，很多国际组织作为思想实验室、信息交流中心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而存在。因此，本文引入政体、政党、法律制度、利益集团、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变量控制不同政治结构下政策转移参与者的行为影响。
五、经验方法和数据
（一）经验方法
事件史分析是用来分析事件随时间推移从一个质性状态向另一个质性状态变化或转换的统计模型。一个事件可以被定义为在特定时间区间内状态的一次变化。通过对于个体的追踪观察，可以获得有关个体状态在不同时间点的前瞻性信息，从而收集到个体的反应模式。在社会科学领域，个体由一个质性到另一质性的转换率如何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关注的重点，因此近年来事件史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识与应用。
由本文的研究对象所决定，我们使用了事件史分析方法考察首次反倾销行为的影响因素，该方法比使用二元因变量的probit和logit模型能涵盖更多信息，在事件史模型下行为动机更强的国家不仅会选择进行反倾销，而且会进行得更早。事件史分析方法中用得最多的模型或许是Cox比例风险模型，该模型的优点在于无需对生存时间的分布做任何假定。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协变量对于首次反倾销行为的影响，因此Cox部分似然估计是一个恰当的方法。具体而言，如果假设国家i在t-1期和此前从未进行过反倾销调查，则国家i在t点上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的条件概率如下：
公式中的i代表国家I，
是基准风险，β是我们将要估计的系数向量，
是协变量。
（二）变量和数据
本文的样本期间为1980-2010年⑩。首次反倾销行为的时间数据来源于Vandenbussche和Zanardi（2008），由于Vandenbussche和Zanardi（2008）的数据仅到2003年，2003年后的数据由笔者根据多种来源整理，主要来源于Bown（2012）构建的GAD数据库、WTO反倾销数据和Illy（2013）。受到解释变量的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的回归中最多包括了155个国家（地区）（11），在样本期间有35个国家提起了首次反倾销调查（12）。
根据第四部分的理论框架，我们的解释变量共有如下三类（13）：
1.宏观经济变量
gdpgrowth：实际GDP增长速度。exchangerate：汇率变化率。imp：进口渗透度变化率，即进口额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根据反倾销研究文献，经济增长放缓会刺激政府和企业的反倾销行为；货币升值会降低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使反倾销行为更有吸引力；进口渗透度提高会使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提高，诱发反倾销行为。我们预测上述变量可能会从相同的方向影响反倾销政策的建立。
2.策略反应变量
init：国家i在t-1年遭到的反倾销调查数。我们通过该变量控制报复动机对于首次反倾销行为的影响，数据来源于Bown（2012）构建的GAD数据库。
3.政策转移变量
polity：政治制度。该变量衡量了一国政治制度的民主程度，变量取值在-10～10之间，值越大民主程度越高。数据来源于PolityⅣ（2011）数据库（14）。政体对国际制度认同的影响在当今国际社会的很多领域都已经得到证实，研究发现民主政体会更愿意加入国家组织和批准国际公约（Mansfield and Pevehouse，2006）。这一结论已在人权公约的批准和国际气候公约行为等诸多领域得到证实，在国际贸易制度领域也有相似的结论。研究发现民主政体会更愿意参加特惠贸易安排（Mansfield，et al.，2002）、更快的加入WTO（Yu and Wong，2008），甚至会更早提出WTO加入申请（Davis and Wilf，2011）。因此我们预期民主程度高的国家会更早建立反倾销政策。
leg_british：英美法系法律制度，如果一国法律制度为英美法系该变量取值l，否则取零。数据来源于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 Growth Database（15）。英美法系国家因法律体系的独立地位和对于判例法的强调两大特性，政府引入新法律制度会面临额外阻力（Simmons，2009）。因此我们预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英美法系国家的首次反倾销时间有可能会推后。
leftparty：左翼党派变量。如果t年执政党为左翼政党变量取l，否则取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政治制度数据库。左翼党派通常更为强调对劳工群体的保护，会比其他党派当政更容易受到工会力量的影响，而受反倾销影响的产品很大程度上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因此我们预测左翼政党执政可能会使首次反倾销行为提前。
agriculture：农业部门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service：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manufacture：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利益集团对于反倾销行为的影响在传统的反倾销研究中通过政治经济学因素已经得到了观察和证实。反倾销政策的建立也很可能会受到“寻租”行为的影响，院外集团可以通过游说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受到贸易自由化影响较大的进口竞争部门应是反倾销政策建立的支持者。由于农业部门在GATT（WTO）之下都受到专门条款（协议）的保护，而服务贸易不属于反倾销法律的管辖范畴。所以我们预期制造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的提高会使首次反倾销行为提前，而农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作用则相反。
orgnumber：国家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16），取滞后一期值，数据来源于COW数据库。一方面，国际组织为知识界、决策层和公民社会提供了交流平台，有助于参与者掌握各国相关政策的运作环境、运作方式以及实施效果，进而导致政策参与者思考该政策在本国环境中运作的情况，最终可能导致政策转移。另一方面，该变量也衡量了特定国家进入全球治理结构的程度。建构主义认为一个国家嵌入世界文化环境程度越深，则受到有关现代化等主流理念影响越大，越有可能认可国际规范（Meyer，et al.，1997）。因此我们预测加入国际组织更多的国家会更早的建立反倾销政策。
FDI：直接投资流入额在GDP中所占比重。open：贸易开放变量，以进出口总额/GDP获得。均滞后一期。直接投资对于首次反倾销行为的影响难于预先确定。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需要大量廉价中间品的进口，而反倾销会提高进口价格，所以跨国公司主观上可能对反倾销持反对态度。而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往往还充当着现代理念和全球化的传播者，又有可能在客观上对于政策转移发挥促进作用，从而促进反倾销政策的建立。贸易开放变量对于反倾销政策建立的影响也较为模糊，贸易开放所带来的理念更新，全球化文化会促进政策转移，从而使首次反倾销行为更早产生，但贸易开放度高的国家又有可能对于自由贸易持支持态度，从而导致首次反倾销行为推后。
lgdpper：人均GDP对数，该变量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首次反倾销的提起不仅需要有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还需要有相关行政机构，了解反倾销流程规定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法律人士，这些“正常商品”在人均GDP更高的国家有更高的“产出”。因此我们预测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有可能更早的建立反倾销制度。
creg：同地区在t-1期前累计采取过反倾销行为的国家数量，我们希望以此衡量国家因地缘因素带来的角色认同对反倾销政策建立的影响，即外部经验对于政策转移的影响。
cumint：国家i到t-1期累计受到的反倾销调查数。国家的历史经验是政策学习的重要来源，该变量衡量了由于面临反倾销行为所带来的政策学习影响。数据来源于Bown（2012）构建的GAD数据库，具体计算由笔者进行。
六、实证结果及分析
考虑到本文处理的数据具有纵贯数据的特性，在不同时间点上同一行为主体的变量具有非独立性特征，因此我们使用聚类Cox模型进行了回归。对于所有的模型我们均进行了比例风险假定的检验。回归结果报告的均是风险比，它表示协变量对于风险的比例影响。如果估计的系数大于0表明该协变量使首次反倾销行为的风险提高，系数小于0则表明采取首次反倾销行为的风险减低。
（一）基本结果
为了便于和已有的研究进行对比，表1从标准的反倾销模型开始，然后引入了政策转移因素。回归（1）控制了最基本的反倾销行为解释变量，我们发现如果仅观察传统反倾销研究中的解释因素，“报复”是对于反倾销政策蔓延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会使首次反倾销调查风险提高。进口渗透率的上升也会提高首次反倾销行为的风险。而汇率变化和GDP增速变化则无显著影响。回归（2）中我们开始引入政策转移变量，我们首先考虑了外部经验和历史经验的作用，回归结果表明国家对于反倾销的接触和同地区反倾销政策的采纳国家的增多均可以使反倾销政策的建立时间提前。历史经验和外部经验的影响边际递减，呈倒U形曲线。在回归（3）中我们进一步考虑了政策转移的主体，引入了更多反映政策转移影响的变量：政体、党派和法律制度。我们发现民主政体会更早的采取首次反倾销行为，该影响可能源于反倾销的传统使用者都是民主国家，它们所偏好的贸易政策模式在相同的制度体系内更容易得到传播，也源于民主政体有更大的政策学习偏好，而这已经在其他研究中被证实。左翼党派执政和法律制度对于反倾销政策的建立没有显著影响，左翼政党的劳工保护偏好在反倾销政策建立过程中可能并不重要。而法律制度对于首次反倾销行为也没有显著影响，前文的数据显示反倾销法律的通过并不必然导致反倾销行为，因此该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回归（4）考虑了全球化背景下反倾销政策蔓延的国际制度特性，进一步控制了参与政策转移的其他主体：国际组织。回归结果表明国家加入的国际组织数越多，首次反倾销行为时间会大大提前，这和我们前面的理论预期相符。
在控制了上述政策转移因素后，一般反倾销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因素、进口渗透度变化和汇率变化变量，对于首次反倾销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而GDP增速快的国家会更早的采取首次反倾销行为，呈现出“顺经济周期”的趋势，这与一般反倾销研究的结论恰好相反。我们猜测这可能是因为首次反倾销行为具有不同于后续反倾销行为的特性，在完全没有反倾销经验的情况下，面临经济困境的反倾销行为可能并非是最好的选择，而国家在GDP增速较快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于政策进行更好的学习。（17）在回归（2）～（5）中我们还以人均GDP作为观察政策转移过程中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政策学习能力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人均GDP高的国家反倾销政策的建立风险提高，和前文的预期一致，但该结果未能在所有模型中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
上述结果显示，传统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对于反倾销政策确立缺乏解释力，或者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当政策转移的“触发”机制，但其影响的方向却不能简单的从传统反倾销模型中得到预测，在考虑了政策转移因素后，宏观经济因素的作用程度和方向可能有完全相反的特点。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反倾销政策的建立和反倾销提起频率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行为和对于前者单独分析的必要性。
（二）进一步的分析
表2以表1中的回归（5）为基准回归，进一步考虑了利益集团、贸易开放和策略反应等因素的影响。
作为战后最为重要的多边贸易制度安排，国际反倾销政策正是在WTO的历次多边谈判中得到修改和完善。而与反倾销政策有关的公共管理知识也在这个过程中为其他成员方所分享，这使我们预测加入WTO会促进反倾销政策的建立。在回归（1）中我们引入了WTO成员资格虚拟变量（wtodummy），回归结果表明WTO的成员资格会显著提高反倾销政策建立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民主水平和WTO交互项（polity*wto）的显著负效应，这显示WTO成员方的民主制度影响要弱于非成员方。Yu和Wong（2008）、Davis和Wilf（2011）都发现民主政体会更快的加入WTO，这可能解释了交互项系数为负的原因：民主政体的制度影响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在WTO成员资格体现了出来。
回归（2）引入了直接投资变量观察跨国公司对于反倾销政策建立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直接投资的流入会使首次反倾销行为提前，这表明跨国公司在反倾销政策建立中主要发挥的是经验学习者和传播者的作用，而非阻碍作用。我们还观察了贸易开放量、进口/GDP、出口/GDP和实际关税水平的影响，这些变量均没有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限于篇幅相关结果未报告。（18）
在回归（3）和回归（4）中我们观察了利益集团在反倾销政策建立过程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农业部门比重高的国家反倾销政策的建立风险减低，该结果符合我们前面对于利益集团影响的预期。而与理论预期相反的是，回归（3）表明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则会使首次反倾销行为提前。我们猜测这可能是因为反倾销政策的建立牵涉到大量的政策知识、专业机构和法律人才，服务业发达的国家可能拥有更多的此种资源。（19）
国际制度文献认为转型经济为了锁定改革政策和向外界释放出改革信号，因此对于国际制度规范的接受速度更快（Moravcsik，2000），我们发现转型经济会提高首次反倾销行为风险，限于篇幅该结果未报告。回归（5）控制了政体的存在时间（durable变量），发现政体存在时间越长的，反倾销政策建立风险减低。新成立的政权对于国际规范存在巨大需求，积极充当了政策转移的实验室。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一结论不仅在政治制度上成立，在经济制度上似乎也是如此。
（三）稳健性检验
在表3中我们以表2的回归（6）作为基准回归，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1.策略反应变量和政策学习：长期记忆与有限记忆
前文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报复动机后，t—1期累积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次数仍然对反倾销政策有显著且稳健的影响，这验证了历史经验的政策学习效应，但如果考虑到报复的记忆期问题，则累积受到的反倾销调查中依然可能同时包含了报复和政策学习两种因素。为了区分这两种效应，报复的记忆期就成为关键。虽然缺乏明确的定义和证据界定报复的记忆期，但报复的动机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递减却是公认的推断。报复将更注重现在而非“遥远”的过去（Prusa and Skeath，2002）。因此本文进一步考虑了长期记忆和有限记忆的情形。
在有限记忆的情况下报复动机可能仅持续数年，本文考虑了记忆期为2～5年的情形。分别引入了表示过去2～5年内累积遭受到的反倾销调查观察报复动机的作用，而通过t-2到t-5期前累积遭受的反倾销数量观察政策学习的作用。我们发现即使考虑到报复动机可能在更长的时期内存在，在报复期之前累积遭受到的反倾销调查依然会作用于反倾销政策的传播，政策学习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回归（1）报告了当记忆期为3年的情况（20）。
如果假设一种极端的情况，“仇恨”不会随时间而消减，该如何证明在这种情况下的学习效应的存在呢？我们认为长期记忆暗含着“累积遭受的反倾销调查的影响线性”这一假设（或者二次项为正）。而如果累积的反倾销行为主要反映出的是政策学习效应，则其二次项应该是递减的（参见通常的学习曲线）。回归（2）表明累积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其二次项有显著的负效应。因此即使在记忆期“极端长”的情况下，学习效应依然得到肯定。
2.其他稳健性检验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将反倾销政策建立过程本身视为“黑箱”，反倾销法律被作为处于黑箱中的反倾销政策过程的一部分。如果在模型中考虑到一个国家反倾销法律的建立情况，是否会对于我们的结论产生影响？回归（3）中我们引入了反倾销法律建立时间变量（adlaw），我们发现反倾销法律通过越久，采取首次反倾销行为的风险越大，而前文的基本结论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此外，回归（4）中我们还引入了民主政体虚拟变量（democ），尝试将节点的处理方式换成了Breslow（回归（5）），采用了分层模型（回归（6）），主要变量的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受到明显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身处国际交往频繁的全球化社会，各国政府间的相互学习、借鉴和融合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维度之一，政策的制定者日益依赖于政策转移，政策转移得到了大规模发展。传统的政策制定过程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发生了结构性变迁，由封闭式走向了开放式。反倾销政策的传播和使用牵涉到“国家”这一行为主体对于国际政策的学习、认同和接纳，这在单纯的经济学框架里很难得到充分解释，却可以通过政策转移理论得到更全面的认识。
有鉴于此，本文观察了在通常的经济因素和策略反应因素之外，政策转移如何影响国家的反倾销政策建立。我们的研究表明反倾销政策的建立是国家内在需求和外在因素影响的共同结果，政策转移和国家的内在因素共同构成了反倾销这一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真实图景。反倾销政策在特定国家国内政治制度结构和利益集团的影响约束下，通过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地缘因素和政策接触等途径转移到不同的民族国家内部。
在政策转移的视角下，我们发现：（1）民主政体、与国际社会有更紧密联系的国家、WTO的成员国都会更早的采取首次反倾销行为，而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也会影响反倾销政策的建立。（2）即使考虑到策略反应性动机的存在，被反倾销的历史经验和来自同地区的外部经验也会使反倾销政策得以更早的建立。（3）而一般反倾销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因素无法对反倾销政策的建立作出充分的预测，甚至有可能显示出与一般反倾销模型中预期相反的影响。与已有的研究相比，通过政策转移视角的引入，本文可能更好地解释了反倾销政策的建立过程。
我们的研究有两点值得注意：（1）本文通过较为全面的分析，证明了政策转移和学习在反倾销政策建立过程中的作用。与Vandenbussche和Zanardi（2008）仅仅将被反倾销行为的影响解释为“报复”相比，我们的研究可能更符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政策现实。.（2）本文的研究也对“民主与国际制度”这一论题做出了贡献。从既有的研究文献来看，民主会有助于国际组织的加入，国际制度的接纳。而在贸易政策领域，民主对于多边贸易安排的作用也得到了观察，但关于民主对于贸易政策扩散的作用还很少见，本文进行了初步尝试。
WTO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11年底全球已经有102个国家（地区）被提起过反倾销调查，从政策转移的角度考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反倾销俱乐部的会员数还会继续扩展下去。虽然研究证实新兴使用者反倾销政策的确立给其自身带来了贸易损害，但超越贸易利益考虑的话，日益增多的国家建立反倾销政策可能并非绝对坏事。单纯从一国内部来讲，它不失为一条低成本治理本国问题的捷径，节省了政府探索政策的时间和制定政策的成本，同时还有可能通过威慑效应使其他国家的反倾销行为得到抑制。但对于多边贸易体制而言，在民族国家对国家发展中涌现的问题寻求所谓最优解的背后，是否引发了“囚徒困境”？越来越多的国家反倾销政策的建立会使自由贸易求得新的均衡，还是侵蚀了自由贸易的成果？答案可能需要时间的推移才能在现实中逐渐显现，而这些都可以成为未来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方向。
本文完成于笔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习期间，笔者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各位老师的帮助。
①由笔者根据WTO的反倾销统计数据计算整理，见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p_e.htm。
②2003年以前的数据来源于Vandenbussche和Zanardi（2008），2003年以后的数据由笔者整理，主要来源于Illy（2013）、WTO成员方依据GATT16条第四款义务向WTO反倾销委员会提交的有关国内反倾销情况的通知以及来源于各国政府网站的信息。
③如柬埔寨、非洲地区等很多国家的反倾销法正处于起草过程当中，可参见柬埔寨政府网站和Illy（2012）。
④此处数据来源于WTO，其中的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计入统计，具体见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p_e.htm。
⑤Vandenbusschev和Zanardi（2010）估计由于反倾销立法的出现，新兴使用者的进口每年缩减了约15.5亿美元。
⑥在Vandenbussche和Zanardi（2008）的研究中也考察了首次反倾销行为的决定因素，但他们考察的是反倾销立法与反倾销行为间的时间差受哪些因素影响。我们认为虽然反倾销立法和反倾销行为之间呈现出先后次序，但由于在实践中一方面很多国家的反倾销法律从未动用过，另一方面又有约10%的国家在反倾销法律出台的同时立即有了反倾销行为，所以在以年度数据观察时，反倾销法律并非是反倾销行为的先行条件。
⑦1995年WTO取代1948年成立的GATT成为管理全球贸易的多边贸易组织，我们文中涉及的时间区间可能分别对应于GATT时期或者WTO时期，为了行文的简洁，我们在后文一律称为WTO，不再另外注明。
⑧在反倾销政策传播中政策转移的原因、政策转移的内容都已经确定，政策转移导致政策失灵的情形则不在本文研究的问题之列。
⑨Dolowitz和Marsh（2000）定义了九个参与政策转移的群体：民选官员、政党、官僚（公职人员）、压力集团、政策倡导者、专家顾问、跨国公司、智库和超国家组织。
⑩1980年为进入风险集的时间，1980年之后独立的国家以独立的时间为进入风险集的时间。观察样本为1980年前未采取过反倾销行为的国家，一个国家在1980年前是否采取过反倾销行为主要来自于GAD数据库的记载。
（11）因为欧盟的情况非常特殊，所以我们把欧盟（现在欧盟共有27国，但1995年之后加入欧盟的国家有第一次动用的数据，所以我们对它们未作排除）排除在外。按照WDI的统计原则，我们的样本国家中包含了香港和澳门地区，但未包含台湾地区。
（12）到2010年有46个国家（地区）采取过反倾销行为，其中的6个国家（地区）在1980年前就有明确的反倾销行为，阿根廷、牙买加、马来西亚和韩国虽然在1980年前就有了反倾销法律，但首次反倾销调查的时间无具体记载。剔除掉这些国家和台湾地区后在样本期间共有35个国家提起了首次反倾销调查。
（13）数据除另外注明外，均来自于WDI（2012），参见http://databank.worldbank.or/data/views/variableSelection/selectvariable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14）参见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15）参见http://econ.worldbank.org/research/GlobalDevelopmentNetworkGrowthDatabase。
（16）国际组织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中，对国家发生影响的主要是政府间国际组织。所以本文控制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
（17）Vandenbussche和Zanardi（2008）亦有近似发现。
（18）文中所有提及但没有报告的结果均可以向作者索取。
（19）Vandenbussche和Zanardi（2008）也发现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会提高反倾销法律通过的风险，但他们对此没有提供解释。
（20）事实上，我们发现一直到记忆期为6年时，回归结果都保持稳健，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21）回归（1）中init为t-1到t-3年遭受的反倾销调查之和，cumint为到t-4期累积遭受的反倾销调查之和，cumintsq为t-4期累积遭受的反倾销调查之和的二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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