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帝国论文,近代论文,布罗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走过四分之一多世纪的经济社会改革历程。这场以引入和培育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改革，不仅引致了当代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且也把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古国，一步步带到了21世纪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面前。中国27年的改革，已经谱写了一段辉煌的历史，但历史反过来也向正在走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提出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的挑战。中国已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当今中国内部潜存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平均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地区差异在不断扩大，政府官员腐败渎职现象大面积发生，社会不安定因素不断积聚等等问题将如何解决？市场经济初成的中国正在走向何方？这些问题，不仅不断敦促我们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审视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当下格局，也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一些现存的、甚至难以理解和难以摆脱的社会安排及其运作方式是如何衍生、延存并且维系下来的历史轨迹。这就促使经济学界与其他社会科学界一起，去回顾并反思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走过的历史，去侧身了解并认识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路径。
站在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新机遇面前，回首反观近现代东西方社会历史演化的不同轨迹，人们现在一般相信，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兴起，晚清帝国中后期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停滞以至最后衰落，已成了一种人所共知的史实。然而，围绕着这些“史实”的一般“信念”和直观“印象”，现在依然存在着一些历史谜团。即使我们承认世界范围的一些历史定论，如到20世纪初，与西方的工业革命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比，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古国中华帝国在晚清内忧和外患的深重苦难中确实衰落了，但到现在，似乎仍然存在以下一些值得重新探究和思考的问题：
——在19世纪初以前，与西欧各国相比，晚清帝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到底如何？
——西方世界到底是何时开始兴起的？其兴起的原因和动力机制又是什么？
——在与西方世界近现代以来的经济起飞和兴起对比的参照系中，如果说晚清帝国经由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和衰退而最后殒落了，那么其原因到底是什么？
很显然，这是密切关联着的三个重大历史问题。从历史制度比较分析的视角重新研究和思考这三个问题，不仅对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潜在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理解我们当下中国社会的运作，对确当把握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走向，也显然有某些可参考的现实意义。
二、19世纪之前的欧洲与中国：相对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之谜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认为，自15世纪以来，东西方社会在进入现代化的时间进程中出现了巨大差异，因而东西方学界也一般相信，在19世纪以前，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同时，中华帝国就相对停滞了。譬如，早在1766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930,p.73)就认为中国经济已处于停滞和静滞状态了：“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即是说，是一个土地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它似乎长久已经处于停滞状态了。……也许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以前，中国的财富就已经达到该国的法律和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另据史料记载，在1793年，当英国特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问中国后，曾把中国比喻为“一艘摇摇晃晃的、老旧的头等战舰”①。自此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Friedrich Hegel)等西方学界的主流一直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停滞的“木乃伊式的国家”，而明清（特别是清代）则最能体现这种停滞的时代（转引自李伯重，见Will,1980，中译本，第13-14页）。
从人类社会的现代进程来说，长期以来，东西方学界大部分人一直相信，近代之后，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至少比西欧主要国家落后了二三百年。譬如，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和托马斯（North & Thomas,1973，参中译本，第129页）写道：“1500年被历史学家普遍看作是中世纪社会和近代社会之间的分水岭。这一新时代的最初两个世纪，在历史上非常重要，发生了一系列不同的事件，如价格革命，商业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新大陆殖民地，世界贸易的发展，以及作为欧洲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的民族国家的出现”。诺思和托马斯还认为，自16世纪之后，“新兴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已经被发明出来，作为一个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力学相一致的经济组织的型构阶段，16世纪为其扩张时期，17时期为其收缩时期，其结果便是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商业制度。如果像诺思和托马斯和其他西方学者那样把1500年作为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社会之间的分水岭的话，那么中国史学界则一般把发生鸦片战争的1840年视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由此来推断，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的时间，至少要比欧洲晚300年。
在世界近代历史上，西方世界兴起的同时，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帝国却相对停滞了，这一点也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觉察到。譬如，早在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欧洲的资产阶级已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阶级。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正像它使乡村服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见马克思、恩格斯，1972，第255页）。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写道：当时的大清“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性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马克思、恩格斯，1965，第662页）
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与西方世界兴起前同时，大清帝国就已经停滞甚至开始衰落了，这种观点，直到最近几年，仍为国内和国际许多学者所相信。譬如，在其甚有影响的《国富国穷》一书中，美国学者兰德斯(David Landes,1998,p.60-79)在列举了“工业革命”②前欧洲中世纪的许多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事实后，曾明确指出：“这些事例说明，在地理大发现（15世纪始）和大对抗之前，其他社会已经落后于欧洲”。为什么会是这样？兰德斯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接着，他分析了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兰德斯发现，曾经在科学技术上是欧洲的先生的伊斯兰地区，科学曾被宗教狂热分子贬为异端邪说，从而长期限于服从宗教精神的压力之下，因而他认为，与宗教信仰密切关联的价值观，可能是伊斯兰文明落后的一个主要因素。至于为什么在一度领先了人类其他文明的中华文明中科学技术的发展自宋代后基本上停滞了这个“李约瑟之谜”，兰德斯和其他汉学家曾发现，其原因主要是在传统的中华帝国中，缺乏自由市场和法律的财产制度，加上中国人的社会价值观和极权主义政府超强控制社会，必然会带来这样一种结果。在1995年发表于《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英文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林毅夫(Lin,1995)则更明确地提出，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科举制度和文官晋升制度，可能导致知识分子一直不注重包括数学在内的科学推理，因而人们一般忽视了科学发明，从而导致宋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的长期停滞。
近些年来，国际国内史学界不断有学者对上述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历史信念表示怀疑。譬如，在《中国社会史》一书中，法国史学家谢和耐(Jacque Gernet)曾给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谢和耐(Gernet,1990,pp.420-424)认为，在康乾盛世时期，大清帝国曾是世界上财富增加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在18世纪，中国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这应归功于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的史无前例的发展高潮。它以其生产以及内部交易数额之巨，而身居世界诸民族的首位”。谢和耐还同时指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期的欧洲地区的农业，可能显得特别落后。雍正时代和乾隆时代前期的中国农民，普遍比路易十五执政时期的法国同行们，生活得更为舒适和更为安居乐业，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也普遍更高一些。”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内部的动态发展，谢和耐则评论道：“……对于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来说，这也同样真实。在18世纪，中国社会成功地且尽最大可能地运用了前工业时代的技术。此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这三个领域的巧妙结合，且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一点也值得特别强调指出来。”由此，谢和耐得出以下结论，中国18世纪的经济增长，完全是在经历了万历年间(1573～1619)的经济发展和明末清初内乱、战乱之后的一次复兴，并且其规模和程度均超过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当然，谢和耐本人也注意到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的迅速增加。他(Gernet,1990,p.424)分析道：“内部的安定、政治风气的缓和，尤其是农业的发展和全面的繁荣，无疑是中国人口在18世纪增长的原因。”谢和耐发现，大清帝国这一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在当时世界上还是绝无仅有的。比如，尽管同一时期欧洲各国也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即有一个人口较快的增长时期，但从1750年到1800年，欧洲人口只是从1.44亿增加到1.93亿，而中国的人口却从1741年的1.43亿增加到1762年的2亿；到了1812年，中国人口则增加到3.6亿。
实际上，比谢和耐更早一点，一位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肯尼迪（Paul Kennedy,1987，见中译本，第186页）就曾估计到，在乾隆15年（1750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是法国的8.2倍，英国的17.3倍。在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5.7倍，英国的3倍。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左右）时期，英国的工业总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那时还只有中国的40%。近些年来，以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弗兰克(Andre G.Frank)、王国斌、李中清、王丰等为代表的“加州学派”(the California School)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们，以及李伯重等国内经济史学家，也对19世纪前中国经济大大落后于欧洲世界的过去信念提出许多质疑。譬如，在《大分流》一书中，彭氏曾从许多方面对以前一些西方学者所持有的欧洲中心论和优越论，及其相对于中国的差异论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在世界的近代史上，无论在生活水平、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要素市场等方面，中国与西欧均有颇多相似之处，并且，直至1750年，欧洲至少并不比中国先进。彭慕兰甚至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江南实际上还要更发达一些，且在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方面，欧洲那时也并不比中国更有效率。③在这部著作的“中文版序言”中，彭慕兰（Pomeranz,2000，参中译本，第5页）还特别指出：“直到18世纪中后期，中国比较富裕的地区相对来说仍极具经济活力，且相当繁荣。那种认为中国或是由于人口压力，或是由于其社会产权关系的性质而相对‘闭塞’而极为贫穷的观点，在我看来现在完全处于守势地位。”在这方面，《重新定位：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一书的作者弗兰克(Andre G.Frank)④走得更远。在这部著作的“中文版前言”中，弗兰克（Frank,1998，中译本，第20页）自己解释道：“这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通过分析而证明，至少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而这显然也是暂时的，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仅仅是很晚的事情”。在这部书的正文中，弗兰克（同上，第27页）也一再表明这样的观点：“如果说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话，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位置和角色的话，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
在加州学派的历史学者中，王国斌也曾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经过对欧洲近代史的深入研究，王国斌（Wong,1997，中译本，参第33页）发现：“1800年前，工业生产从未在欧洲经济活动中占有很大比例；但在1800年以后，却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工业扩展的动力问题，才在欧洲经济史研究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根据西方另一位史学家Myron Gutmann的一些洞见，王国斌主张把欧洲近代以来的工业化活动划分为三个时期：(1)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前期的城市手工业时期；(2)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的农村家庭工业时期；(3)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后期的城市工厂机械化时期。相对而言，王国斌发现，早自宋代以来，在中国一直都有各种促进商业交易的市场制度。这些制度在明清时期日益完善，并且扩散到了更广大的地区。结果，中国的手工业与商业贸易网络，在18世纪以前就十分发达：“最为著名的手工业中心，位于人口密集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与欧洲相仿，纺织业是主要的农村手工业，尤其是在江浙地区的许多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在16世纪已开始大批转向纺纱织布或丝织业。至18世纪，经济作物与手工业已普及全国。富商大贾（其中许多来自山西或徽州）控制了长途贸易的大部分”。由此，王国斌得出了如下结论：在16至19世纪，像欧洲社会近代的经济动态增长情形一样，中国许多地区都存在着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the Smithian Dynamics)。⑤
近些年来，王国斌的这一观点也为国内学者李伯重对明清市场研究的理论发现所进一步佐证。李伯重(1999)的研究发现，早在明清时期，中国就形成了全国市场，它为全国经济中心江南所提供的广阔市场，连当时拥有广大殖民地的英国也不能与之媲美。李伯重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江南与英国的市场差异说也就不攻自破。因为，无论是英国的殖民地市场，还是江南所依托的外部市场，在本质上都没有任何区别。李伯重还发现，不仅就国内市场来说是如此，另外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江南所拥有的海外市场，也相当广阔。
基于上述历史事实，龙登高(2004)等国内学者进一步认为，在公元后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千年中，欧洲社会是停滞和衰退的。相比之下，直到13世纪末即宋朝末年，中国仍是全世界最领先的经济体。其后几经起伏，还出现过中国史书所称颂的所谓“康乾盛世”。尽管在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经济曾有一段较快增长的时期，但这一时期“是欧洲产业革命发轫的时期，而中国却有相对衰落的趋势，19世纪中叶起甚至绝对衰落”。
加州学派的学者以及李伯重、龙登高等中国经济史学界人士的这些看法，近些年来也为荷兰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son)的历史统计估算所证实。前几年，通过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麦迪森对过去两千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GDP做了估算，也得出了非常惊人的结论。根据他在《中国经济的长期绩效》一书中的估计，麦迪森(Maddision,1998,p.9)发现，在1700年，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在1700～1820年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则4倍于欧洲，以至于在鸦片战争（1840年）前，中国不仅从经济规模上说在当时的世界六大区域中最大，而且增长速度也是世界第一。在2001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麦迪森(Maddison,2001)的研究又发现，尽管到185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GDP与1500年相比几乎没有增长，甚至有些下降，但中国的GDP总量还是很大的。麦迪森指出：“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的任何国家都强大。从5世纪到14世纪，它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所创造的收入都高于欧洲的水平。14世纪以后，虽然欧洲的人均收入慢慢超过了中国，但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快。到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欧洲和其衍生国的总收入还要高出30%。”当然，麦迪森本人也认识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发展，即人均GDP和社会福利的增加。譬如，根据麦迪逊的估算，自1500至1820年，以1990年美元为计算标准，西欧的人均GDP从670美元升至1269美元，增长了89.4%。中国在1500年时，人均GDP约为600美元，但在而后的300多年里增长率近乎为零。西欧产业革命前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中国，1820年人均收入则是中国的2倍。麦迪森的研究还发现，1500～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零增长，1820～1870年期间，以及1913～1950年期间甚至为负增长。麦迪森还认为，决定欧洲崛起的主要因素，是它在科学技术、商业金融组织、国际贸易、法律制度等方面较早的、不断加速的进步；当然，这一时期的资本积累也起了很大作用。
关于在近代历史上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以至衰落的深层原因，中外学者已有过许多研究，见解亦不尽一致。但是，现在看来，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不重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作为清王朝统治基础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革，加上封闭的对外政策，使社会陷于停滞僵化的境地。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更加速了大清帝国的经济衰败和社会崩溃的进程。就这些方面来说，在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内部，目前并无多大分歧。
通过对现有的有关理论文献的阅读和梳理，我们目前大致能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的结论了：在19世纪前，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同时，传统中华帝国在清朝前期和中期确实也经历了一段经济和人口双增长的历史时期，且市场经济秩序也在满清政府的皇权政治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中华帝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停止。但是，由于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同时，人口也迅速增长了，因而，尽管自清代以来中国就突破了史学家们所常说的“马尔萨斯陷阱”（The Malthusian Trap——我们下面马上就开始讨论这个概念），但整体上来说，自明末以来，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有增长，而没有发展。⑥这恰恰是美国华人历史学家黄宗智(Huang,1985,1990)从其“内卷化增长”（involutional growth——一译“过密型增长”）的研究思路所得出的晚清传统中华帝国“只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结论，且与西方一位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1973,pp.285-386)在其《中国过去的模式》一书中所描述的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量之增长和质之停滞”的判断相吻合。
反过来看，尽管西方诸社会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一个人口迅速增长时期，但由于分工深化、市场扩展、国际贸易迅速增长、科学发明以及技术创新大踏步进展所综合促动的工业革命的来临，欧洲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则大大高于人口增长速度。换句话说，19世纪前欧洲的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不仅为欧洲各国带来经济增长，而且也确实为之带来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欧洲的制度演化、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知识的积累，已为19世纪将要发生的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营造了所需的一切前提条件。
三、19世纪之后的欧洲与中国：工业革命带来的欧洲经济起飞与中华帝国的停滞和衰退
如果说在对19世纪之前欧洲与中国的相对经济发展水平高低问题上学术界目前还存有很大争议的话，那么，对19世纪之后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起飞和中华帝国在晚清时期的停滞甚至相对衰落，则作为一种历史史实已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所一致认同了。
从整体上来看，经过13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欧洲诸社会市场、制度与科学技术相互间的动态促进和发展，欧洲各国国内、国际贸易的增加和商业的扩展，已为西方世界的兴起构筑好了市场网络。从生产方法的转变和过渡来看，英国、法国和欧洲低地国家，也已经从庄园制的农业转变为个体所有制农业，从而极大地改善了欧洲的粮食供应，并确保了欧洲人口的快速增加。从政治制度变迁的层面来看，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为欧洲各国在18世纪的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环境保障。从英国1215年《大宪章》的签署，到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再到法国革命，西方保护私有财产的宪政制度，也逐渐生成了。在此前提下，到18世纪中叶，西欧各国，尤其是英国、荷兰和法国，适应并能够确保国际国内市场贸易和金融信用体系运作的法律制度，也在宪政制度的基本框架中完善起来了。譬如，到18世纪后半期，伦敦的皇家法院就可以对保险、汇票、包租船只、销售合同、合伙协议、专利和其他商业和金融交易方面的纠纷进行裁决了，并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案例和经验。有些西方论者判断，只是到了这个时候，“英国的法院和法律，才似乎成了促进英国商业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Rosenberg & Birdzell,Jr.1986，参中译本，第130-131页）。另外，到18世纪中叶，虽然在欧洲诸社会中现代工厂制度尚未真正形成，但从经济组织的基本架构上来看，欧洲各国这时已经在商业资本主义的胚胎中逐渐发展出接替欧洲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之，这一段时间欧洲的科学、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动态发展，也为科技革命和组织创新奠定了知识基础。结果，在工业革命发生的同时，一个马克斯·韦伯所见的“理性社会”的基本架构也逐渐成熟。这反过来又为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和西方的经济起飞拉开了序幕，或者说蕴生了时宜的环境条件。到这时，欧洲诸社会的形势，恰如诺思（North,1981，参中译本，第181页）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所言的那样：“正是这样一系列的变化，为联结科学与技术的真正的技术革命——即第二次经济革命——铺平了道路。”
18世纪中叶之后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也从麦迪森的估算数字中直观地反映出来。按照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给出的数字，在1700年，西欧各国GDP总量还不到834亿美元（即麦迪森本人所言的“1990年国际元”，下同）。到了1820年，西欧的GDP总量差不多翻了一番，达到1637亿美元。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来临，在19世纪，西欧各国的经济有一个加速度增长的时期。譬如，到1870年，西欧各国的GDP总量翻了一番多，达到3702亿美元；到1913年，这一数字竟达到了9064亿美元。因此，尽管这一时期的西欧各国的人口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速率，但由于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经济总量的迅速增加，西欧各国的人均GDP在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普遍有一个很大的提高，从1700年的1056美元，相继提高到1820年的1232美元、1870年的1974美元、1913年的3473美元(Maddison,2001,Table B-18,B-21)。
在西欧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两个世纪中，英国的表现尤为突出。在1700年，英国的GDP总量还不过只有107亿美元，到1820年，则增加到362亿美元。从1820年到1870年的50年中，英国的GDP总量几乎翻了三番，达到1008亿美元。到1913年，又翻了一番多，达到2246亿美元。在这200多年的时期中，英国的人均GDP似乎增长更快。按照麦迪森的估计，在1700年，英国的人均GDP只有1250美元，1820年增加到1707美元，1870年快速提高到3191美元，到1913年，则进一步增加到4921美元。由此麦迪森得出结论说：“在1820～1913年间，英国的人均收入增长比任何时候都快，大约为1700～1820年的3倍。这个时期是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发展的一个新纪元”。究其原因，麦迪森（Maddison,2001，中译本，第89页）认为，英国“经济表现突出的基本原因，是技术进步的加速，以及它所伴随着的实物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技能的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得益于劳动力国际分工的改善。在此期间，英国的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9%，几乎是GDP增长率的2倍”。⑦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的迅速崛起，也从其棉纺、煤、铸铁和船舶运输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上表现出来。先说棉纺。在1830年，英国的纺棉只有2.5亿磅，到1850年，就增加到5.88亿磅，到1870年，则20年又翻了一番，达到11亿磅。在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只有1000万吨，到1850年，就增加到4900万吨；到187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又翻了一番，达到1.1亿吨。英国的钢铁产量这一时期也有较快的增长。譬如，在1800年，英国的铸铁产量只有20万吨，到1840年，则增加到140万吨，到1860年，则达到380万吨（见Beaud,1983，中译本，第106页，表3.3）。这一时期英国的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也从其船舶运输上反映出来。按照麦迪森（Maddison,2001，表2-25a）的数字，在1780年，英国的船舶综合运载能力，只有100万吨，到1820年，就提高到了244.8万吨，1850年达到了406.9万吨，到1900年，则快速增加到3092.8万吨，到1913年，则进一步提高到4593.5万吨。到这时候，从其综合国力来说，大英帝国可谓已经雄霸天下了。
在世界近现代历史演变的格局中，非常不幸的是，就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同时，我们这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古国，却在经历了大清前期和中期“康乾盛世”的经济发展之后，停滞甚至衰退了。另外，按照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的研究，即使在清代前期和中期的市场繁荣趋势中，中国经济也有过两次衰退，这就是史学界所常说的“康熙萧条”和“道光萧条”。吴承明先生发现，在17世纪下半叶，在大清社会的国家统一和生产恢复中，曾出现商业凋敝、市场萧条、物价剧跌、农民窘困的局面。进入18世纪，中国的市场转入繁荣，物价上升，交易活跃。但在18世纪，中国发生第二次市场萧条，并在18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了低谷。这次萧条影响面甚广，较前次更为严重（吴承明，2001，第238-241页）。吴承明先生还发现，“道光萧条”是在“清国势已衰，农业生产不景气，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发生的。”吴承明还进一步指出，“这两次市场萧条，考其基本原因，概属经济因素，与战乱、灾荒无关”（2001，第238页）。
如果说“康熙萧条”和“道光萧条”纯属经济原因，那么，进入19世纪后的大清帝国，却无法躲避开内部动乱和外敌入侵的厄运了。除了在18～19世纪之交屡屡发生白莲教起义外，这一时期几乎在中国所有省份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而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1853～1868年的捻军之乱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则彻底动摇了大清帝国的根基，导致晚清时期中国的经济进一步衰退。除了内忧之外，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则把大清帝国的经济和社会体制进一步推到彻底崩溃的边沿。《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又一步步把一个千疮百孔、内忧外患、晚清帝国体制下的中华民族，逼进到了一个饱受外强欺凌和奴役的时代。按照法国社会学家谢和奈(Gernet,1990,p.471)的看法，英国等西方列强对19世纪上半叶的中华帝国造成的真正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军事方面，而是在于经济领域：“输入鸦片进一步摧毁了一个大帝国的经济，而这个帝国的财经政治和行政制度自1800左右起已经开始衰落。这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种衰落导致了令人担惊受怕的社会大爆炸以及受殖民统治的居民的起义，他们在1850年至1878年间震撼了整个帝国。”
为什么在西方世界快速兴起的同时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却相对衰落了？谢和奈(Gernet,1990,p.460)分析道，在19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特征是社会风气的持续堕落，其多样性和复杂性实在值得进一步追溯和回顾：在乾隆执政末年由于各级政府疯狂开支而造成的国家财政收支的不平衡，自乾隆宠臣和坤开始的腐化行为在统治阶级内部和政府官员中的蔓延，19世纪持续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人口压力，一个移民区数量很大但受到来自屯民越来越大压力的帝国的过分拓展，1820～1825年间对外贸易的巨额赤字，以及继繁荣时代之后的明显的经济衰退（道光萧条），等等。这些社会因素加起来，催发了不断的农民起义和社会动乱，而社会动乱又进一步破坏了正常的经济恢复机制和发展的机会。晚清时期的外国列强的入侵和蚕食，无疑又进一步雪上加霜。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内外格局和环境中，一度雄踞东方和世界的大清帝国，就不断走向其衰落之路了。
大清帝国晚期的经济衰落，自然也能从一些历史统计估算数字上反映出来。依照麦迪森（Maddison,2001，表B-19）的数字，从1500年至1820年，中国的GDP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0.41%；从1820年至1870年则为-0.37%；从1870年到1913年恢复为0.56%；从1913年到1950年又降低为-0.02%。内乱、战争和饥荒，也使大清帝国晚清体制下的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从而导致绝对人口数字一度下降。根据麦迪森的估算数字（Maddison,2001，表A3-a），1820年，中国的人口已达到3.81亿，到1870年，则下降到3.58亿。只是到了1913年，中国人口又上升到4.37亿。这一时期的中国的人均GDP也由1820年的600美元，分别下降到1870年的530美元和1913年的552美元。
到这里，我们已初步得出这样一个世界近代史上较为明晰的经济、社会以及体制的“比较图景”：不管如何评估18世纪之前的大清帝国经济，至少在18世纪中后期之后，就在西方世界进入工业革命的时代而迅速崛起的同时，中华帝国却在自身的内在种种制度和社会问题中发展停滞甚至衰落了。于是这就给我们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带来这样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西方世界是如何兴起的？其兴起的原因和动态演化机制是怎样的？中华帝国为什么会在西方社会进入现代化的过程时自己却停滞甚至衰落了？受篇幅所限，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历史问题，本文这里显然无力给出较为深入的理解。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只是根据上两部分所汇集的历史资料，整体上描绘一下15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和中华帝国社会演化变迁的动态图景，而不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历史资料论证，而把对这些猜测的详细理论解释和历史资料梳理，留作其他文章的任务。正因为本文受篇幅所限而不能展开理论分析和历史资料梳理，使得本文下面的阐释显得带有一种历史猜测的性质。
四、初步的理论猜测：西方世界和中华帝国在近现代历史中的不同动态演化路径
通过对上两节历史资料和数据的梳理，我们可以大致对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和清代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动态演化及其内在因果关联机制概略地用下图描绘出来：
附图
图 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大清帝国与西欧各国的不同社会演化动态路径
为了对上述粗略的“基本印象图景”有一些基本认识，这里有必要先对几个相关的观念做一些初步的解释。要真正理解这些概念所涵指的社会现实对象性，并进一步把握它们在东西方社会近现代历史演化过程中的位置、产生原因及其相互作用，还有待其他文章来具体展开分析。
1.马尔萨斯陷阱 就笔者管窥所见，“马尔萨斯陷阱”(the Malthusian Trap)这个经济史学家所常常喜欢用的词，似乎是为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较早使用的。当然，这个词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的动力》的讲演中，布罗代尔（Braudel,1988，参中译本，页7；1997，参中译本，第68-69页）说：“在18世纪之前，人口体系被困在一个几乎不可捉摸的圈子里。当人口数量刚要触及到圈子的周边，几乎马上就出现退缩。恢复平衡的方式和时机并不缺乏：匮竭、灾荒、饥馑、生活困苦、战争、尤其是种种疾病。”⑧经济史学家之所以把布罗代尔这里所说的那种困锁着人口体系的圈子称作为“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Malthus,1926)在《人口论》中最早提出了一国的人口增长往往要受到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的观点。在《人口论》中，马尔萨斯曾预计，一国的人口会不断地超过食物的供给。马尔萨斯的理论推理是，人口不受限制时将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生产则按照数学级数增长。为了防止人口超过可获得的食物的供给，就会有周期性的战争，并常常伴随灾难、瘟疫和疾病发生。根据这一点，经济史学界一般把人类前现代社会的长期存在的人口数字增长达到一定界限就自动萎缩的社会安排，称作为“马尔萨斯陷阱”，而国内也有学者（华民，2005）把马尔萨斯所发现并提出的这种人口增长往往受到上述因素制约的现象，称作为“马尔萨斯制约”。
事实上，“马尔萨斯陷阱”的逻辑推理，也被当代一位著名经济学家、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主卢卡斯(Robert E.Lucas Jr.)用经济学模型表达出来。通过一些数学推理，卢卡斯指出：“首先考虑一种动物，其天然趋势是：当个体的平均消费超过维持生存的标准时，种群数量就会增加；当平均消费低于这一临界水平时，数量就会减少。因此，如果这种动物活动的区域内食物的数量是固定的，那么导致大量个体死亡的疾病将迫使平均消费增加，从而增加种群数量，并最终使该物种恢复到初始状态的消费水平和个体数量”（Lucas Jr.,2002，参中译本，第131-132页）。卢卡斯还接着评价道，“这种马尔萨斯主义模型的突出优点是，它能够在人口和技术的冲击下预测到不变的生存消费水平的存在”（同上）。在其后的分析中，卢卡斯还指出，“以上描述的马尔萨斯动态的经验魄力在于它们抓住了生活水平几个世纪保持不变的特征，并将技术进步的发生同人均收入的停滞和加速人口增长协调起来”（Lucas,2002，参中译本，第138页）。当然，卢卡斯也注意到，其他证据证明，人类的行为并不完全与动物种群相同。在大多数人类社会中，一些个体和家庭积累了大量财富，其消费水平也远远超出了多数人的生存标准（Lucas,2002，第132页）。尽管如此，通过模型分析和现实史料观察，卢卡斯还是得出以下结论：“即使我们无法判断最富裕经济的生产率增长将会加速还是减速，相对生产率的演进方式却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易于理解的。在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经济进入了持续增长阶段，其余都处于马尔萨斯均衡。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一些国家持续增长而另一些则保持停滞，这导致欧洲和欧洲所统治的国家的生活水平可能是其他国家的1.7倍；到20世纪，这一差距则扩大到了3.2倍。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一差距继续扩大，导致1950年时欧洲社会和非欧洲社会之间的差异为5.7倍，而最富裕和最贫穷社会之间的收入差距更是达到了15-25倍。”（Lucas,2002，第184-185页）
2.斯密动力 斯密动力(the Smithian Dynamics)是一些经济史学家所常用的一个概念。在把握这个概念之前，首先有必要从词义上对英文“dynamics”一词词义做一些考究。很显然，由于“dynamics”这个词含有中文的“动态”、“动力”、“动力学”、“力度”、“力度变化”等多重涵义，因而，“the Smithian Dynamics”这个词可以译为“斯密动力”、“斯密动态”、“斯密动态机制”等涵义。严格来说，这个词所内含的精确中文涵义是“斯密式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或“经济增长的斯密式动态机制”。只不过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简单地把它译为“斯密动力”。但是，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在使用这个词时，均是在“斯密式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或“斯密式经济增长动态机制”的意义上来使用它的。什么是“斯密动力”呢？这里我们先给其一个基本界说，而把这个概念的详细探讨留在其他文章的分析中来展开。按照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见解，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有赖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换句话说，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说到底与市场的深化和扩展是一回事。从市场自发扩展的内在机制来说，市场交易是任何文明社会经济增长、人们收入增加以及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初动因和达致路径。市场交易源自分工，并会反过来促进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则受市场规模大小的限制。市场扩大会加速和深化劳动分工，从而经济增长与市场的深化和扩展，实际上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促进，就构成了任何社会经济成长的“斯密动力”。
3.布罗代尔钟罩 布罗代尔钟罩(the Braudel Bell Jar)是秘鲁经济学家狄索托(Hernando de Soto,2000)在其名著《资本之谜》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按照哈耶克的见解，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自我生长和自发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the 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在人类历史上，这一合作与扩展秩序常常被一些未知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机制所制约，致使这一扩展秩序不能自我扩张而占据整个社会，因而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就好像被困在一种与世隔绝的“钟罩”内。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制约和阻碍了人类合作秩序的自发扩展？这一问题曾被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视作一个一直没有解开的历史之谜。布罗代尔(Braudel,1982,p.248)的原话是：“关键问题是要弄清楚那种我毫不犹豫地将之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部门为什么好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钟罩里？它为什么无法扩展而占领整个社会？……［为什么］资本快速形成只可能在某些部门中发生，而没能发生在当时的整个市场经济中？”根据布罗代尔的这段话，狄索托(de Soto,2000)就把那种被哈耶克所称作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市场经济被种种社会因素和机制所阻断和隔膜的社会安排称作为“布罗代尔钟罩”。
4.制度内卷 当代国际学界一般认为，较早辨识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内卷”(involution)问题的，似乎是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1968)。从笔者目前所阅读过的理论文献来看，事实上最早提出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的“内卷”问题的，并不是格尔兹，而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据笔者阅读到的理论文献来看，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康德（Kant,1790,p.290；英译本，参p.309，中译本，参第279-80页）就提出“内卷理论”(involutionstheorie)⑨，他还非常明确地把这种“内卷理论”与“演化理论” （evolutionstheorie——即人们所说的“进化论”）相对照，并把这种理论称之为“锁入理论”(die Theorie der Einschachtelung)⑩。从当代人类学和经济史的有关文献来看，尽管格尔兹等人类学家和一些经济史学家如黄宗智、王国斌、彭慕兰等把“involution”引入到社会变迁中的经济增长中，提出所谓的“内卷化（一译“内涵化”或“过密化”）增长”，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国外经济学界还较少有人从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思考制度或社会体制的“内卷”问题。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张小军(1998)和笔者（韦森，2001，第2章，第4章）思考过“制度内卷”(institutional involution)及其发生机理问题。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笔者所理解的“制度内卷”，与格尔兹所理解的社会过程的内卷，以及与经济史学家们所理解的“内卷化增长”或“内涵式发展”，并不是一回事。
这里，为了理解制度或体制内卷问题，还是让我们先从语义上考究一下什么是“内卷”。从英语和英汉词典的解释来看，involution是由involute一词抽象化而来的名词。而involute本身既是一个形容词，又是一个动词，还是一个名词。作为形容词，它含有错综复杂的、纠缠不清的、内旋的、卷起来的和内卷为螺旋形的等含义。作为动词，它又有（叶片）内卷、卷起、恢复原状、内旋、衰退和消散等含义。而一旦involute抽象化为名词而成为involution，这个词就有了内卷、内缠、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纠缠不清的事物，复杂的事物，以及退化和复旧等涵义。由于把involution这个词放在制度变迁的理论考察中来使用其含义本身就是这样“错综复杂”而令人难以把握，目前我们暂且用“制度内卷”一词来对译它。
哲学家康德和人类学家格尔兹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内卷”这个词的？首先，要理解源自欧洲语言的这个概念，看来还要与西方文字中的另外两个相关的词放在一起，才能较准确地把握它的涵义。现在看来，在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中，大致有三种“路径力量”在起作用：即revolution（革命）、evolution（演进）和involution（内卷）。简单来说，革命(revolution)可以说是一种间断性的、突发式或者说剧烈的社会制度(regime)的改变与更替，即从一种社会制度跳跃式地改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而演进(evolution)则是指一种连续的（往往是缓慢地）、增进性的(incremental)、发散性的或沿革式的社会变迁。与前两者相对照，内卷(involution)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体系或一种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在同一个层面上内卷、内缠、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
有了“马尔萨斯陷阱”、“斯密动力”、“布罗代尔钟罩”、“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内卷”几个基本概念，我们就可以较方便地对西欧中世纪以来以及中华帝国清初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动态过程做一些整体地把握性的描述了。简单说来，自中世纪以来，西欧一些主要国家（包括荷兰、英国、法国、德国、北欧一些国家以及意大利领土上的一些城邦国）在持续和路径多样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中蕴发了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展的过程，并导致后来的科技革命，而制度变迁、以市场分工深化和扩展为主要特征的斯密动力与科技革命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则最终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增长。结果，尽管自近代以来欧洲诸国的人口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时期，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率远远高于其人口增长速率，它们分别并先后经历了一个持续的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人均GDP增加）时期。
就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同时，位于东方的清代中国社会却呈现出一幅不同的历史图景。由于清代中国在制度演化方面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革，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在江南地区——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一些促进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展的有效的财产法律制度以及支撑财产法律制度的宪政民主政治一直未能形成，在大清时期的中华帝国内部，市场扩展、分工深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诸方面一直没多大起色，作为前三个因素互动发展的一个连带后果（当然不是必然的）的科技革命，也没有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发生。简言之，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各地市场经济，大致处在一个个无形的限制着市场扩展的布罗代尔钟罩之下。结果，尽管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在传统的市场分工和技术基础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由于同一时期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和社会在近代可以说是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
五、余论
在一篇短文中，美国著名学者兰德斯(Landes,1995.p.661)曾指出：“不要以为那些给出估计数字的人最有资格解释它们（即使这些数字是出自他们自己）；也不应该由于它们是数字就相信数字是明确无误的。对那些久远的时期来说，它们通常不是计量出来的，而只是些臆断(figments)。结果，这些数字屡屡变动。更糟糕的是，这些数字常常非常明显地互相矛盾。在此情况下，经济史学家长存疑问责无旁贷。”历史学家观察到了近现代历史上东西方社会中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准的巨大差异，为了探寻这种种差异的社会和历史以及文化原因，他们不断搜索新的历史资料和理论证据，并试图从各种视角对历史谜团作出自己的解答。于是，在东西方的学界和社会各界中也产生了种种学术观点和种种解说。不同的答案和解说，一方面会帮助人们理解和认识历史，另一方面也常常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困惑。现在看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围绕着近代世界经济史上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现在学术界仍然未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譬如，支撑并保障市场经济运作的财产的法律制度为什么最先在西方成形？科技革命为什么会在近代西方社会发生？在近代初期，中国江南地区与欧洲一些国家（如英国）处在市场分工水平和程度差不多的起点上，但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欧社会演进出一种支撑大工业生产的现代市场交易体系，而中国江南社会却停留在小农经济与手工工场交互作用并相互维系的市场分工水平上而没有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如果没有西方列强入侵并强行打开中国的国门，没有西方文化的传入，传统中国会自发地发展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吗？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历史问题，仍然困惑着人们，且呼唤着学术界投入更多的研究精力。反思历史，在于理解现在，并在于把握未来。唐太宗有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经历了20余年经济社会改革的今天，以一种新的理论视角重新思考和探索西方世界近代兴起以及晚清帝国衰落的历史的、文化的和制度的原因，对认识和把握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或许不无益处。
注释：
①马噶尔尼的这一评论，是否与他访华后受到乾隆皇帝的冷遇以及他的这次外交活动一无所获有关？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了。但马噶尔尼这次访问中国后有关中国的言论，在近代历史上对西方各国的政界、商界和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却是事实。
②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Brandel,1988，见中译本，第71页）考证，“革命”，在英文和法文中大致为“revolution”，在词源上指的是一个旋转着的轮子、一个旋转着的星球的运动，即一个快速的运动。它还意味着，转动一开始，人们便知道它会相当快地结束。但是，布罗代尔却发现，“Révolution industrielle”（工业革命）这个词却非常特殊。它是指“一个缓慢的运动，其开始阶段不易被人察觉”。布罗代尔还举例道，亚当·斯密本人就生活在这场革命的最初迹象中，却对此丝毫没有意识到。
③法国另一位历史学家魏丕信(Will,1980)也持类似的看法。在《18世纪的中国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中，魏丕信指出，与近代以前的欧洲相比，明清时期的中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拥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及一个成熟稳定的官僚制度。这一点正是中国比欧洲诸国具有更强大抗灾能力的关键之所在。魏丕信还发现，中国历朝历代政府所组织的各种救灾活动，不但十分周密和有效，而且已经制度化。
④这部题名为“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的著作，被中文译者翻译为《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
⑤“斯密动力”这个概念我们下面将马上专门探讨。
⑥按照发展经济学家们的一般共识，“经济增长”只是指一国GDP数字绝对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一般是指人均GDP的增加和其他综合社会福利的改进。由于在大清帝国前期和中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量被人口增长“吃掉了”，因而，可以认为，黄宗智所持的中国这一时期有经济增长但没有经济发展的判断，应该是对的。
⑦从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会知道，麦迪森这里所描述的英国经济增长的动因，恰恰源于下面我们将要讲到的一国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
⑧如果我们承认在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种“马尔萨斯陷阱”，但这里布罗代尔似乎有些弄错了。因为，在15世纪之后，西欧和中华帝国显然都开始走出这一马尔萨斯陷阱，即同时出现的较快的人口增长。在人口指标上，从16世纪开始，中国和欧洲的人口都出现明显的长期增长趋势，双方的人口增长率也十分相近。譬如，从1500到1600年的10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28.9%，欧洲人口增长了27.4%；1650至1700年的5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20.9%，欧洲人口增长了18.7%。整个1500年到1800年的30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约1.8倍，欧洲人口则增长了1.6倍。因此，严格来说，这里布罗代尔所说的“在18世纪之前”，应该改为“在16世纪之前”。
⑨在韦卓民先生的《判断力批判》的中译本中，这个复合德文词被误译为“进化论”，见韦译本，第85页，而在邓晓芒教授的中译本中，这个复合词被译为“退行论”，见邓译本第280页。
⑩康德：《判断力批判》（上下卷），宗白华、韦卓民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邓晓芒译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在韦卓民先生和邓晓芒的中译本中，这个词组均被翻译为“套入理论”（分别见他们的中译本第85页，第280页）。在康德这部著作的Werner S.Pluhar英译本中，这个词组被翻译为“[the theory] of encapsulation”。应该说，Pluhar把德文的“Einschachtelung”翻译为英文的“encapsulation”，是非常到位的。因为英文“encapsulation”有中文的“包装，包裹，包缠，卷进”等义，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词翻译为“锁入理论”比较切近康德的原意。很显然，康德这里所说的“内卷”和“锁入”，早就有了后来Brian Arthur和诺思等经济学家到20世纪70年代才提出的“锁入效应”(lock-in effect)的意思。这说明，康德比格尔兹和诺思早近二百年就提出了人类社会变迁中的“演化”(evolution)、“内卷”(involution)和“锁入效应”(encapsulation,lock-in effect)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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