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信息时代——1995年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发展综述（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年中论文,信息时代论文,学科论文,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与工作研究
3.4 图书馆工作
由于计算机、信息技术手段的介入，图书馆的传统工作也在酝酿着新的变革，现代化的气息正悄悄弥漫在整个图书馆工作之中。1995年，对图书馆传统工作的研究虽不热烈，却也有几处值得一提。
3.4.1 文献处理
文献处理是图书情报工作中的首道工序，其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文献的利用。今年有关于此的论著引起人们注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趋势 张方云概述了80年代后期以来国外编目工作的一些新进展，诸如编目专家系统、编目工作规范控制及编目简单化等领域[45]。这显然也就是中国编目工作的发展趋向。柯平认为，“到21世纪，书目情报系统围绕学科的、主题的、问题的活动都将发生变化，为知识而生产知识已转移到为发展生产力而生产知识，书目情报系统为阅读传递文献已转移到为社会发展提供信息和知识，信息观的变化将导致第四代书目情报系统的产生”[46]。
标准化 全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编辑部的配合下，于该刊1995年第4期集中登载了张凤楼、 沈玉兰的《情报文献标准化工作的现状和未来》[47]、汪华明的《我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理论探讨及政策研究》[48]和董成泰的《情报文献标准化若干问题初探》[49]。综合这些文章，便可看出中国文献标准化理论研究、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等的概貌。《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编撰对中国文献标准化工作是又一促进，它是“我国第一部动员全国专家、集众家之长于一身的编目规则”，审稿扩大会3月18日至25 日在深圳召开[50]，5月底又召开了一次审核会议， 预计明年上半年就能出版。计算机编目对文献编目规则的制订提出了新的要求，周显元指出修订1985年出版的《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的修订势在必行，并规划出了修订方案[51]。
图书在版编目 1995年元月起，按新闻出版署的规定，所有出版社都应在图书中加印在版编目数据。在版编目再度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两位研究生也同时将其作为毕业论文的议题。为图书在版编目工作奔走呼吁多年并一直参与准备工作的陈源蒸研究员，又发表一篇专论——《图书在版编目的实现与发展》，分析了为了达到1995年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图书在版编目的目标还需要解决的四大问题，并以系统工程的思想提出了建立社会化的“书目信息网络”的构想[52]。刘嘉对照国外在版编目的发展历程，描摹了中国图书在版编目的发展轨迹，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53]。在版编目数据中错误引起人们注意，于新国以华北石油学校图书馆入藏的55种具有在版编目数据的图书为例，对其中存在的分类问题、著录问题、检索数据问题及其它问题进行了分析，建议改进其编目和排印质量[54]。
主题编目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推出“推行主题目录”的笔谈，刊出了张琪玉、王绍平等专家、学者的一批论著。张琪玉教授提出：“如果真正把方便读者放在第一位，让其藏书得到充分利用，则既应有分类目录，也应有主题目录”[55]。张教授还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说明了主题检索途径的独特作用，指出主题检索途径可以有多种模式（分“直接主题检索模式和间接主题检索模式”），而不仅仅编制主题目录，并讨论了藏书主题标引的有关问题，特别是协作标引与标引数据共享问题[56]。向曼若认为：“在现代化文献检索的途径中，主题目录以它具有直观性、专指性、多元性、集中性和适应性之特点翘居首位”[57]。主题目录以前在国内推行不力的原因，一方面是它的重要性得不到认识，另一方面便是主题标引难度较高《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问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减轻了这种难度。张琪玉教授的《主题目录与〈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杨鸣放的《〈中国分类主题词表〉评介》[58]和张强的《〈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结构及功能评介》[59]等文纷纷对该表的功能及使用作了介绍，局面宛若当年《中图法》第三版刚推出时的热闹景象。
3.4.2 文献资源建设
文献资源建设研究今年有所降温，但仍为一个重要主题。5月30 日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图书馆与资源共享学术研讨会”[60]，平添了上海地区资源共建共享的理论研究气氛。从各刊所载论著看，本年度中此方面文章的焦点已自介绍本地区、本单位文献资源建设情况上，转移至寻找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徐恩之的《我国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的发展方略》[61]、谭运桂的《谈协调采访和资源共享》[62]、程倬的《组建网络 协调采购——对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的思考》[63]、陈钢的《在书价飞涨的今天如何搞好藏书建设》[64]以及张文玲、肖叶的《我国文献资源合理布局的思考》[65]等文俱属此列。
文献资源建设方面另一较为集中的议题是藏书建设方针、政策。孙雪丰强调藏书建设中要贯彻“实用性原则”，“其核心内容是避免对专深文献各馆间平行重复采访，与分工协调原则密切相关，互为呼应”[66]。汪冰通过对我国三大文献机构的抽样调研，发现我国图书情报界至今仍没有藏书发展政策，提出要加强藏书发展图书馆政策的制定、组织和实施[67]。蓝庆祥论述的是微观文献资源建设的方针，他指出新的藏书建设方针应具备“针对性”、“实用性”和“经济性”[68]。夏旭的《资源共享发展的一大趋势——光盘技术与通信技术的整合》几乎是唯一考虑到信息时代资源共享特色的文章，他认为光盘技术与通信技术的整合则是资源共享发展的一大趋势，“一个新型的资源共享模式——以通信卫星为中介的空间网络模式必将在图书情报领域大显身手，成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核心环节”[69]。
3.4.3 期刊工作
期刊工作理论研究从无高潮出现，1995年仍不例外。论及的内容主要是高校期刊工作。承欢从体制高度思考高校图书馆现行的期刊工作模式：“期刊文献的保障体制：将从分散的、自给自足型的体制走向网络化的、资源共享的体制”，“期刊工作的管理体制：将从以文献为中心的‘一条龙’管理走向以读者为中心的‘一条龙’管理”[70]。张效赤从分析高校期刊信息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教学科研中的信息价值入手，提出了要改变传统的期刊文献管理方式、加强期刊信息管理的论点，进而全面地论述了信息管理涉及的用户调查、信息搜集、信息整序、信息服务的诸方面理论问题[71]。在期刊采集方面，青春炳在采用莱库勒姆公式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提供了定量的确定期刊订购决策的方法[72]。董明根据ISO9004标准，结合期刊工作特点， 设计了一个期刊服务质量环，他认为要提高期刊服务质量，“就必须通过各环节进行的一系列质量活动所产生的综合效能来实现，也即通过执行各环节的质量职能来实现”[73]。
3.4.4 读者工作
读者工作研究稍稍有了启动迹象。王桂艳延用传统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对读者学的学科性质进行了一番研究，对读者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梗概论述[74]。王龙在《读者说——世纪之交的呼唤》一文中提出“以读者为中心发展图书馆学”[75]，立意较高。李明华从读者服务的理论原则、观念导向、服务对象、服务态度、管理模式、工作内容、劳动投入、服务资源、技术手段、馆际协作、公共关系十一个方面，陈述了读者服务工作的新发展与新突破[76]。熊慧丽、李长菊指出“图书馆现代化的落脚点也是读者服务工作的‘现代化’”，要建立“融藏、阅、借、咨、复等现代化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化服务模式”[77]。参考咨询作为读者服务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容也相应的发生着变化。何小清认为参考咨询工作的发展走向为：“由提供文献向提供信息产品转化”，“由提供事实答案向指导和培训用户转化”，“从随机咨询服务向定题服务转化”，“从传递型咨询向调研型咨询转化”，“从手工检索向自动化检索转化”和“由无偿服务向部分有偿服务转化”[78]。刘艳娥将强化图书馆咨询服务的措施具体化为：“提高咨询能力”，“构建一支人工咨询服务网”，“利用文献数据库系统拓展咨询服务”，“与社会咨询机构联姻，进行有偿咨询”[79]。
3.4.5 目录学
在整个学科相对平静之时，新老目录学家却能将目录学经营得有声有色，这或许就是目录学的传统。一批文章围绕目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站在历史发展与学科发展的交叉口，大胆探索，精心构建着他们称之为“现代目录学”的理论体系。彭斐章先生认为：“目录学如何走向下一个世纪，正在成为目录学界关注的焦点”，“对现代目录学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无疑是现代目录学逐步走向成熟的关键”，而现代目录学要走向成熟，关键又在于目录学的研究主体走向成熟；同时，研究主体还必须把握住目录学研究的基点——书目情报[80]。曾以“青年图书馆学家论坛”轰动一时的《图书馆》又开辟了“青年目录学家论坛”专栏，也是这一领域值得注意的动向。
目录的功能是一个老话题，卿家康旧话重提，却道出了许多新道道：目录具有文化累积功能，文化传播功能、交流功能，文化导读与文化开发功能，还具有文化控制功能，这四种功能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共同构成目录的文化功能体系[81]。傅清波在考察了古今中外的书目实践活动和目录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可以看出，文献信息揭示是目录学基本矛盾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目录学是研究文献信息、揭示规律的科学”[82]。一门学科的发展需要研究者对它倾注感情。王心裁对目录的感情是这样的：“对书目控制研究得越深入，我们就越容易感到蕴涵其中的一种目录学精神……而在中国，它更很早地被总结为一种鲜明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郑樵的类例理论，就是章学诚的辨考理论。这种精神，就是郑樵的会通精神，就是章学诚的辨考精神”[83]。卿家康还试图回答“目录学的时代性与当代中国目录学的特征”这样的问题：“（1）发展阶段：转型期； （2）学科意识：大目录学观；（3）理论建构策略：从认识论立意，以方法论开路；（4）价值取向：介入社会生活，面向经济建设；（5）研究内容：重点转移；（6）科学体系：多元化；（7）发展动力：技术先导；（8）发展方向：整体化”[84]。 李为的《当代目录学研究方面之思考》则更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她结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特点，从对目录学研究对象的重新认识、目录学的基础理论应加入信息经济学内容、目录学应研究文化、目录学应研究传播学等方面，对当代目录学研究方向进行了思考[85]。此外，王心裁、柯平《关于书目情报的几个问题》深入阐述目录学研究的基点——书目情报[86]。程焕文的《鲍威尔斯与英美目录学鲍威尔斯时代》[87]为国内的研究者打了气：目录学也可以用其研究者的姓氏划分时代。
4 其它
4.1 情报与信息
自从国家科委下文将情报改为信息，情报学已向信息学方向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但理论界对这种转变则没有停止过争议。王维彩在《“情报”改名新论》中罗列了有关“情报”改称“信息”的各种观点，并引经据典，一一加以评说，还表明了他“同意‘情报’改称“信息”以及‘情报学’亦应更名”的立场[88]。尤涛、徐捷两人就“情报学”的名称提出与姚健、黄炳坤在《“情报学”亦应更名》中表明的观点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情报与信息所指内容有时是一致的，甚至就是指同一事物，但他们是从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来进行研究和定义的”，“情报学不等于信息学”[89]。
情报改信息引起对情报学前途的一些议论。徐成孝的态度仍十分乐观，他认为：“情报界正紧抓大好机遇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情报研究的‘立足点’、人才培养以及实用技术的发展及机制调整，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和挑战”[90]。另一些持积极态度的如陈文勇和杨永生，指出世纪之交的情报学有“整合”之势、“情报整合或情报学整合，是理性的自觉综合”，分析了情报学整合的实存条件和思维方式，并阐明了整合的实际操作过程[91]。
4.2 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
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是学科研究的不老话题。不论学科发展处于高峰还是跌入低谷，研究者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关注着这一领域。讨论较多的主要有专业教育名称，国外图情教育介绍和图书情报工作人员的再教育。
4.2.1 专业教育名称
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专业教育，因各高校的学科纷纷易帜而成为学术界、教育界关注的焦点。孟广均《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几点看法》认为：“中国大陆近几年来绝大部分图书情报系改名为信息管理系，反映了业内同仁对图书馆情报学学科和相关职业太缺乏信心，与国际同行相比走得太远”，“图书馆是永恒的社会基本设施，图书馆职业是大有发展前途的高尚职业，图书馆系完全可以不卑不亢地立足于世界一级学科之林”[92]山西大学的李嘉琳发表了《从图书情报学系更名谈起》，认为：“图书情报学的第二次更名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图书馆学情报学自身的不成熟，经不起‘风’、‘浪’；二是人们对‘信息学’的认识还很模糊”。文章最后说：“教育者们要给自己定好位：你究竟从事的是什么学科什么专业的教育科研工作？你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科学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能追时髦，赶浪头”[93]。
王世伟的《图情高等教育系科易名后所面临的困惑与出路》列举了因更名而给学科发展带来的五大困惑（问题）：名实问题，图书馆学教学问题，专业方向问题，研究生培养问题和资料室建设问题。文章对这五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之后说：“图情高等系科易名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易名后的种种困惑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能否摆脱这些困惑将影响到学科能否健康发展。图书情报学与信息学科并不矛盾，如果能将图书馆学情报学与电子通讯、计算机、自动化等学科相结合，培养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那么，摆脱以上的困惑也就不再是一句空话”[94]。此外，《信息科学的课程》[95]、《关于信息管理专业的设立》[96]、《信息专业人员的教育与培养》[97]等论、译文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系科易名之后专业的设置、课程的安排、培养目标的定位等亟待研究的问题的兴趣。
4.2.2 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介绍
与专业教育相关联，在专业教育处在一个迷惘期时，对于国外经验的借鉴就显得尤为重要。1995年介绍和研究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文章不算多，但分量却不算轻。安徽大学信息管理学的谢阳群先生的《美国图书情报教育管理体制初探》[98]、《专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美国图书情报教育危机现象探源》[99]两篇文章是这一领域的力作。文章从管理体制、教育思想、实践方向等方面，对美国的图情教育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谢先生认为：“美国图情教育的危机固然有其社会根源，但危机的总根源是图情教育四想的偏差与教育实践上的失误”。[100]陈昭楠、李家清等人还对英国和韩国的图情教育作了介绍[101][102]。
4.2.3 继续教育
倪春发的《论图书馆人员的继续教育问题》，从理论依据、现时需要、形式特点、措施保证等方面进行了阐述[103]。 杨红发表了《图书馆员的继续教育》一文，对继续教育的目标、原则、模式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说明继续教育是信息社会的必然产物[104]。 有的文章还就继续教育的重点发表了看法，认为继续教育的重点是外语知识和计算机知识[105]。
当我们认真读完了1995年的上百篇文章，并据其写完综述后，我们的感觉有一丝凄凉。图书情报事业在进入信息时代，而理论家们对这一深刻变化要么是回避，要么是简单介绍。事业的变革没有导致理论的相应变革，到头来这也势必阻碍事业的变革。不久前，微软公司的风云人物比尔·盖茨讲了一个笑话：他遇上一个行乞五美元的乞丐，而那乞丐居然说他在URL上有Home Page（均为INTERNET术语）。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笑话，但对于中国图书情报界，这又不仅仅是个笑话。数年后，我国大多数大中型图书馆都能进入信息网络，只要你有良好的技能，整个世界的信息可出自你的指尖；但如果图书馆界缺乏进入信息时代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那时的中国图书馆也可能成为盖茨笑话中的那个信息时代的乞丐。这也许就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
（收稿日期：1995—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