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科技政策_董建华论文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科技政策_董建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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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 287.6;F 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3)03-0018-04

在1998年的立法会议上,董建华在他的施政报告中明确地表达了他要致力于使香港成为整个亚太区域的一个产品发明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宏伟决心。具体地说,就是要使香港成为在发展及应用资讯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在电子商业和软件发展上处于领导地位,亚洲多媒体资讯及娱乐中心,国际中药中心,全球主要高增值产品和零件供应中心,亚洲专业科技人才及服务中心,促进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国进行技术转移的最佳市场(注:董建华:《群策群力,转危为机》,1998年施政报告,(23)。)。现在,董建华担任特区首长的第一任期结束。回顾这4年来,董建华围绕上述目标所实施的科技政策以及他所做的工作和成绩,对于我们今天科技兴国、兴省、兴市的事业都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迫切性和及时性

董建华所提出的科技发展目标,决不是一个仓促的决定,而是根据香港今天正处于一个以知识为本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年代以及香港自身具有的特点,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

首先,在知识经济的年代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已从能源和原材料等资本的掌握,转变为依赖于人才知识,也即依赖于创新和科技。以美国为例,全国80%的生产力增长都源自先进的科技及其相关的业务。而这种情况也并非西方发达国家所独有。以色列在1997年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总值已接近700亿港元,较1991年增加1倍,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3。此外,在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下,中国加入了WTO,作为世界自由贸易港的香港既有了新的机遇,又必须承受着新的挑战。以香港近邻的广州、深圳等珠江三角洲的城镇为例,它们都在当地政府的倡导和干预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利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的产业技术。因此,未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既可以是香港经济合作的伙伴,也可能是市场竞争的对手。至于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亚洲经济发达的地区,早在70年代末开始经济转型,并在80年代基本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过渡。因此,香港与它们相比,经济转型其实落后了足足10年至20年。倘若香港墨守成规、安于现状,必然在全球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经济不仅落后于新加坡等亚洲发达地区,而且也会被珠江三角洲地区所赶上。

其次,从香港的经济特点来看,利用高新技术、走高增值的道路,也具有迫切性和及时性。香港并没有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也没有凭借自身条件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香港经济起飞,源于出口贸易带动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推动。在80年代初,随着世界经济和中国开放改革的高速发展,香港的金融、地产等第三产业也迅速崛起,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相反,制造业则由于受高地价和高工资等问题的困扰,其经济地位的比例又逐渐下降而处于次要的地位。这种经济特点,在1997年金融风暴冲击下,充分暴露了它的“泡沫”弊端。香港的制造业为维持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少企业于8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内迁。这种情况无疑向香港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这种依赖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生产模式,已不再适应香港的长远发展。董建华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形势,在第一次施政报告中就说:“香港工业北移,反映出市场竞争的无形之手,已经向我们指出必须行走的路线。无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只能向高增值发展”。(注:董建华:《1997年政府工作报告》,(13)。)

再次,香港回归祖国,为其发展高新技术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英殖民政府管治时期,特别是临近97回归的年代,殖民政府已行将返回老家,决不会承担起即将回归社会主义祖国的香港发展高新科技及进行经济转型的历史重任。在80年代,有许多有识之士曾根据当时国际市场的竞争形势,提出香港的经济转型和发展高新技术的问题,但殖民政府在不干预的借口下,不仅没有制订科技发展政策,而且对兴建科学园等具体问题一直采取拖而不决和不予落实的态度。香港回归祖国,这不仅使香港能彻底摆脱殖民时代的时间和空间的心理局限,而且可以在背靠正高速发展的祖国的强盛背景和“一国两制”赋予高度的自治环境下,长远地规划将来。事实上,香港回归便已成为祖国的一个重要城市,它的发展不仅在国际上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而且也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如血如水一样密切相关连。因此,香港的发展必然可以得到内地人力、物力和资源的大力支持。作为发展中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上海等城市是香港市场竞争对手,但是这种竞争的最后只会造成合作双赢的结局。

二、客观的可行性

董建华提出的科技发展目标,香港具有实现的科技和经济基础,因而是可以达到的。首先,香港是当今世界的国际金融、贸易、信息和航运中心,且自身又拥有丰厚的财政储备和运作畅顺的社会经济体系,这使香港不仅掌握和熟悉世界市场的商品变换和技术变换的信息,而且拥有发展高新科技所必须的资金基础和风险投资机制。其次,从香港企业的发展史来看,香港企业家不但精于经营管理,而且善于吸纳新的知识和具有敢于创新的勇气。香港并非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科学理论发源地,但是在应用先进技术于生产和商品的更新方面,则是当今举世知名的。比如从80年代开始,留驻在香港的制造业,就不断利用高新技术进行设备的更新改造和原材料的更新变换,使制造业的产品从设计到制造不断向半自动化和自动化方向发展。因此,尽管香港制造业大举北迁,其经济地位下降低于第三产业,但留驻的制造业仍能通过新技术、新材料带动而升级,其生产值绝对量仍一直处于较稳定的状态。这说明制造业在应用高新技术并带来了产品的高增值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也说明了香港成为制造业的产品设计和发明中心是有条件的。又如近几年来,香港作为国际化的大都会,与国际客户联系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资讯科技业发展,使其每年以23.5%的平均速度增长。(注:董建华:《群策群力,转危为机》,1998年施政报告,(28)。)而资讯业的发达也推动了电子商贸的发展,使香港成为当今世界电子商贸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由于电子商贸的成本较低,从而有效地提高了香港大量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在2001年,香港中小企业通过电子商贸达成的生意额达18亿元。(注:《广州日报》2001年2月27日。)这反映出香港的电子商贸发展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董建华提出要使香港成为“在发展及资讯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在电子商业和软件发展上处于领导地位”,并非是空想,而是具有实际的客观依据。事实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董建华在1997年上任后,即马上对资讯科技部门进行精简改造的工作,将原来几个分散的部门统一交由资讯科技及广播局负责;又在1999年实施了新的《电子交易条例草案》,从而为电子交易的市场法制环境打下基础。除此之外,特区政府还身体力行,推行“电子政府”,实行网上采购,计划到2003年,政府物资的80%将经电子采购。

特区政府大力推动资讯业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资讯基建的发展。在盈科主席李泽楷先生提议下,香港政府作为推动资讯业策略的又一重要举措,就是参与兴建数码港的工作。兴建数码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资讯业发展中所遇到的租金高昂问题,它以较低的租金和良好的交通通讯等良好环境,吸引国际上顶尖的资讯科技公司来港发展,这样就有可能在香港形成一种“群聚效应”,提高香港资讯业在世界的地位。在1999年9月,特区政府正式拨款9.6亿元,参与数码港的第一期基础工程建设。

三、增加科技投入,加强应用研究

回归前,英殖民政府对香港的科技发展采取的是自由放任的态度,导致香港的科技研究经费投入与高速经济增长相比,极不成比例。每年殖民当局对科研经费的支出仅占香港生产总值的0.03%左右,大大低于韩国等国家或地区每年的科研投入比例。在1992年,殖民政府加大了对香港7所高校科研拨款,也仅为2.6亿。(注:周毅之:《香港的文化》,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高新技术研究是一项高投入且回报期长的科技经济活动,缺少投入的香港,落后于新加坡、韩国等国家或地区当然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董建华上任后,吸取世界各地发展高新技术的经验,改变了殖民政府的不干预政策,成立了直属于他本人的策略发展委员会和创新科技委员会。创新委员会主席由资深的田长霖教授担任,负责制定香港的科技发展政策和长远规划。根据创新委员会的建议,董建华在首任期间,大大增加了科技研究和发展的投入,其方向主要是创新应用研究:除1997年下半年拨款33亿兴建科学园第一期工程之外,主要的还有,从1998年起对香港大专院校每年投入32亿科研经费;每年向生产力促进局拨款1.8亿,改善中小型企业的科技咨询和向中小型企业推广科技应用的条件;为协助工业界推动科技发展,用2.5亿设立香港工业科技中心;注资2.7亿和7.5亿设立工业支援基金和应用研究基金(注:董建华:《群策群力,转危为机》,1998年施政报告,(21)。);拨款50亿,设立创新及科技基金,以资助中小型企业的科技创新和应用研究;从1998年起10年内投资20亿,成立专注“中游”研究的应用科技研究院(注:董建华:《培育优秀人才 建设美好家园》,1999施政报告,(33)。)。

从上述资金投向来看,董建华无疑把科技发展方向定位在创新和应用研究,这是正确的。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商业都市,其优势在于科技应用。就商业文化的社会价值观来说,香港社会普遍重功利、讲现实、讲实用。因此,把科技发展方向定位于应用研究,有助于取得社会和个人的合作,从而有助于推动香港现时的经济转型工作。

四、高瞻远瞩,培育和引进人才

发展高新科技,最重要的条件是社会上要拥有大量的高科技专门人才。对香港这个一无资源、二缺少土地的弹丸之岛,人才无疑是它最宝贵的资源。董建华在1997年的施政报告中,谈及香港能否向高增值的路向发展时,便把人才教育列入首要条件。他说:“首先取决于市民能够进入高增值行列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我们必须让市民有机会接受优良、完整的教育”。(注:董建华:《1997年政府工作报告》,(14)。)在1998年,他又说:“全球竞争日益激烈,要推动香港社会进步,我们必须将教育放在第一位”。(注:董建华:《群策群力,转危为机》,1998年施政报告,(89)。)正因为董建华充分认识到“教育主宰香港未来”(注:董建华:《1997年政府工作报告》,(79)。),在1998年,特区政府在承受亚洲金融风暴巨大冲击、经济发展被迫下调的情况下,仍连续3年大幅增加教育开支。在1999-2000年度,教育开支成为特区政府最大的经济开支项目,总额达440亿元(注:董建华:《群策群力,转危为机》,1998年施政报告,(89)。)。在2000-2001年度,教育总开支增至544亿元(注:董建华:《以民为本,同心同德》,2000年施政报告,(52)。),而到了2001-2002年度,则再增至553亿,比回归前的1996-1997年度增长46%(注:董建华:《巩固实力 投资未来》,2001年施政报告,(34)。)。

香港是历史悠久的商业城市。在这里商业奇才辈出,其中佼佼者,成为亿万富豪,享有高尚的社会地位。香港人在这种社会环境的长期熏陶下,普遍滋生了以商为荣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香港的金融和地产业上涨,这些行业的打工者工资高、福利好,由此更影响到香港青年学生学习的兴趣,他们多选择金融、地产、法律等学科,相对来说,选择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修读则很少。为了改变这种社会倾向,推动香港科学技术教育,特区政府一方面通过各种媒介反复宣传创新科技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教育方面加强学生的主动革新和科技创意的培养。在1997年董建华就任后,特区政府即推行一个为期5年的资讯教育计划,其目标就是在5年内让25%的课程利用新科技辅助教授。又在1998年拨出6亿3千万元经费,帮助中小学购置电脑设备,为三万名教师提供应用资讯科技的训练,为120所公立学校增设约250个资讯科技统筹员的职位。此外,还专门拨款50亿元,成立优质教育发展基金,其目的就是在中小学培养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研究精神。

根据特区政府预测,到2005年,香港对资讯科技及金融服务两类人才的需要达10万和22万人(注:《广州日报》2001年7月6日。),因此,特区所需的科技人才,不可能仅靠自己来培养,而必须大力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来港发展。在回归前,英殖民政府对大陆和国外的人才采取了双重的政策标准。同为科技人才,国外的来者不拒,而国内的则限制重重。回归后,董建华即开始改变殖民政府时期这一短视和对内地人才的歧视政策。他一方面允许香港高校吸收内地优秀学生入读,对其中的佼佼者,采取毕业可直接留港工作的政策;另一方面则着手引进内地优秀的科技人才来港工作,放宽他们赴港居留和工作的限制条件。这项政策在2001年7月已正式实施,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该项政策涉及到赴港工作的内地人员的工作、工资、生活、家庭、子女就读等种种复杂问题,据目前赴港工作的科技人才反映,目前他们并不热衷到港发展(注:《羊城晚报》2002年5月24日。)。可见,今后特区政府在吸引内地人才政策方面,还需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

五、结语

从以上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董建华为发展香港的科技事业所实施的主要政策。发展科技是一项相当长远和复杂的工作,它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董建华还实施了许多与科技发展相关的其他政策,比如建设中药港;推动高校和学术机构与企业合作研究;建立起“创业板”第二股票市场等融资和风险投资机制;按照国际标准制订香港独立的、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等等。限于篇幅,不再详细介绍。

应该说,4年来,经过不懈的努力,董建华所实施的各项与科技发展相关的政策,已逐步得到落实,并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2002年首季,香港的科技园与数码港同时启用,便已接获79份租用数码港和27份租用科技园楼房的申请(注:《广州日报》2002年2月27日。),到6月,数码港已有8成的出租率,这反映出数码港和科技园都受到业内的欢迎,它们为香港高科技发展、实现经济转型和高增值服务迈出新的一步;又如,香港的电脑软件经过近几年发展,已深受内地欢迎,去年年底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的正版软件招标中,中标的原版软件Red office,就是香港中文2000科技有限公司与中科院软件研究所合作开发的。这反映出香港由于具有中英文双语的良好文化环境,在计算机软件的应用领域上与内地合作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香港有条件成为亚洲软件开发的应用中心。

但是,无论何地,发展高新科技、实现经济转型,都需要一段较长时间。香港虽有资金、管理以及作为国际金融、信息航运中心等优良条件,但也有不少影响高新科技发展的负面因素,比如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又如经济转型中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失业,在香港由于拥有大量低文化素质的移民而增加了它特有的严重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突发事件都对香港经济转型产生始料不及的影响。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景、美国的9·11事件,都使香港经济发展受到拖累,从而迫使香港不得不放缓行进中的步伐。正如董建华所说:“走高增值之路,不可能一朝一夕成就,必须要经过一个转型期,这个过程,对低技术低收入阶层是很痛苦的”。(注:《羊城晚报》2002年6月4日。)但不管如何困难,利用高新科技和走高增值的经济转型之路,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董建华作为特区首长,其责任就是要顺应这种形势和要求,克服目前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以最小的痛苦、最短的时间,使香港经济得以成功转型。4年的实践证明,董建华所领导的特区政府是有智慧和有能力驾驭复杂局势的。我们相信董建华的科技政策一定能取得重大的成就,他所提出的科技发展目标一定能得到绝大多数香港人的理解,并经过全体香港人的共同努力得以实现。

收稿日期:200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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