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的解放——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目标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于人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将自己多年思索的结果付诸实践，以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胸怀，运用娴熟的治国艺术，使中国人民真正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的个性得以全面的发展，人性、人道主义、人文精神这些词语重新有了它们应有的地位。邓小平为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开辟了一条现实、有效、稳固之路。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解放的论述
人的解放实际上就是人性、人格的完善和社会为人性、人格完善创造、提供的条件。人性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生理本能，如新陈代谢性、群体性、趋利避害性、交媾性等；人的社会属性包括人的德性、理性、经济物利性、阶层性、情爱性等。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必须不断创造物质财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自然属性的需求；另一方面，社会又必须不断创造精神财富，满足人的社会属性的需求。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更关注的是人的生存质量及发展远景，人希望自己能生活的更美好。
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中，科学社会主义是核心、是归宿。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所追求的就是人的解放、共产主义的实现。青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是黑格尔学派，他们对黑格尔的崇敬除了黑格尔哲学内容的博大精深外，“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史观的认同，可以说主要还在于对这位思想前辈的‘自由’意识的认同，尽管这一认同从一开始就是有所保留的”[1]。可以说，马克思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了探寻人类的幸福之路。在他的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由的完美”[2]。马克思早期信仰耶稣基督，后又转为信仰普罗米修斯，“在马克思那里，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和那个被缚在峭崖上的人都是‘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或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他们看似分别代表了神道和异端，却有着并不难理解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有着对人类深沉而无私的爱，又都有着为拯救世人而舍身赴难的崇高胸襟”[3]。马克思在“你所喜欢的格言”中写道：“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就是在不断追求自身的完善，不断追求人类的幸福和完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所谓“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848年，他在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867年在《资本论》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建立联合体的前提条件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里的全面发展包括德、智、体诸方面；自由发展包括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劳动上、个性上的彻底解放。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的生存质量，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
二、人民群众利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人的解放的基础
（一）对“人民”范围的界定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人民群众”从其哲学角度看是指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它应是社会的大多数，不是以阶级地位、剥削程度而定。但是在新中国的发展历史上，它却具有十分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成立新中国后的一个时期，“人民”的范围空前宽泛，人的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毛泽东曾经充满深情地说：“我们的目标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们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但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人民”仅指劳动人民，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其它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知识分子都被排除在外。不断号召思想改造，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整齐划一，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人一旦失去了对自我的认可，也就失去了创造力、判断力，最终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愚昧、专制。
“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罪恶就在于对人的摧残。许多被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的东西被形而上学地否定，重集体轻个人，抬高神性否定人性，强调高度的服从，反对个人的独立思考。应该说“文革”是一种倒退，封建式的倒退，有些甚至是法西斯式的倒退。封建家长制的组织形式、清教徒式的理想实现途径、宋、明理学的生活准则——“存天理、灭人欲”，使得人性扭曲。张志新被枪毙前，被惨无人道地割去了喉管、声带；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共和国的元勋遭到了非人的折磨。当一个社会作为个人的一切权利都丧失时，社会的发展也就成了泡影，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成了奢谈。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顺从民意，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了“人民”的本来含义。为大多数错划的右派摘帽；为一大批在文革中受冤屈的生者、逝者恢复名誉；为知识分子定性——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民不再为自己的出身、阶层而烦恼，不再是异类，可以理直气壮地、有尊严地生活。人恢复了“人”的本来面目。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了发挥，这一特殊时期被誉为“第二次解放”。
（二）“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判断其终极目标依然指向人的解放
社会主义的建立，不是以其革命的口号、鲜明的阶级性而产生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是以让人民生活的更美好而得到人民的拥护。邓小平在其曲折、坎坷的领导生涯中，特别是1978年复出以后，更是排除一切干扰、一以贯之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针对人们的许多疑问，为了更好地解放思想，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论断：“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论断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价值判断标准，最终指向是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全面解放。在邓小平的治国思想中，始终把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3]。“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3]。“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
（三）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人的解放实现的必要途径。
如果仅仅将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作为不同社会性质的标准显然是不具说服力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存在着较多的僵化和错误的东西。改革开放以来，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也经过了争论，邓小平不断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摆在全党同志的面前。“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3]。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根本任务。由此，邓小平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人的解放连在了一起，指出了人的解放的实现途径是先富带动后富，个别人、个别地区先富最终走向全社会的富裕。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本质的区别。
三、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理论是“人的解放”的主要内容
人的全面发展是德、智、体的发展，是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劳动上、个性上等方面的全面发展。邓小平理论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社会全面发展，是社会结构诸要素之间、社会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共同进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理论的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具有共产主义理想既是我们的优势，也为我们指明了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搞共产主义”。[3]“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综合发展，社会和人的共同进步，是邓小平理论的本意。邓小平理论中多次强调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经济发展应当促进社会发展，认为在经济因素之外，政治、思想、文化因素也不能低估，不能搞单打一。
（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邓小平多次强调，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文明是人们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它既表现为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也体现了人本质力量的发展，是人的素质极其发展程度的客观展示；精神文明反映的是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发展的成果，既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达，也体现了人们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与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它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3]。“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解放决不仅仅是物质产品的丰富，还包括人的自身的进步。两个文明是人的进步和发展的体现，是人的解放的实现过程。两个文明的建设始终是围绕着人的全面发展而进行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动力才能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由此可见，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重要思想是邓小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体现。
（三）注重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及身体心理素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这种人才应该具有创造力、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远大的追求。一个社会如果仅仅靠人们的朴素的感情、善良的天性，或是将一切命运寄托于某些英明领袖，这个社会就难免出现问题。文革的灾难除了制度、某些人为的因素之外，社会缺乏对错误的抵制、思考应该也是原因之一。对此，邓小平比常人有着更深的体会，在多次讲话中一再强调不要“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3]。因此，邓小平多次呼吁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四有”新人，“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人的因素最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3]。邓小平强调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围绕提高人的素质、振奋人的精神、升华人的境界来进行。“四有”中就包括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科学技术素质。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低是今后世界竞争的关键所在。
（四）注重社会风气、舆论氛围的影响作用。人是环境的产物，“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度过了难关吗”？“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3]。人不仅创造着物质财富，而且人也创造着社会环境，置身其中人又受环境的影响。我们的改革如果在物质财富满足的同时，精神文明没有得到提高，这种改革就不能说是成功的。在改革中由于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领域道德失落、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滋长，黄、毒、赌等丑恶现象泛滥，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腐败现象严重，党风、政风存在问题，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怀疑，这些现象损害着社会主义的健康肌体，损害着作为社会主义主体的人的健康发展，制约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也制约着公民素质的提高。“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化，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3]？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深刻指出社会风气、舆论的约束、引导等影响作用。
（五）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保证人的解放的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环境的影响作用，环境能引导正确的方向，扼制丑恶、打击犯罪。环境既需要法制，也需要民主。社会主义是亿万群众的事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现代化建设，逐步摆脱贫穷和落后，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事业，更需要发挥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把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发挥出来，才能解放思想，激发群众的劳动热情、聪明才智和首创精神，才能保护群众的热情、积极性、首创性。但是民主不是任意、无约束的，没有约束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4]。“必须使民主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4]。由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政治人治的特点较为突出。邓小平在其治国思想中特别注意使中国走向法治。“法治”是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和国家治理方式。国家的稳定、长治久安都离不开法治。制度化是邓小平治国思想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他治国之道的重要方面。民主与法制的辨证统一保证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
四、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防止代表权力的异化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有着自己鲜明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是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基础的，执政党的权利是人民作为主人委托给自己代表的权利。如何防止这种权利的异化，是摆在我党面前的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新中国以来，我党在这方面进行了多种努力。“运动治国”是毛泽东的治国方式、特点，对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期间存在着许多缺陷，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他的良苦用心——对执政党建设的关心和焦虑。“马上打天下”与“马下治天下”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如何防止蜕化变质，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保证人民权利的实现。对此，邓小平从多方面、多角度提出了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工作作风”。“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但不管怎样还是共产党的领导，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3]。具体来说，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包括以下几点：
（一）执政党建设的自我意识。明确执政党的地位、权利、作用，解决好共产主义长远目标与群众现实利益需求之间的关系；解决好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关系等，即始终坚持执政党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
（二）执政党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建党目标、理论建设、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其中很重要的是党风建设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党风建设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又是全党的表率。党风搞好了，民风、社会风气才能好起来，才能有利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与党的根本性质、党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连的。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最终是为了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防止人民赋予的权利的异化。
五、个人身体力行的实践
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他的领导生涯中始终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且也时刻注意自身的修养和锤炼，从而在人民群众的心中树立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一）果敢地纠正冤假错案。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其中最为人民关注的就是文革中造成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这些问题不解决，人心不平、人心不稳，更谈不上激发群众的热情、创造性。邓小平排除了种种干扰，即坚决且有策略地解决了这些难题。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结束了一段噩梦般的过去，人民开始真正获得了解放。
（二）辨证地评价毛泽东。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其中最大的两次“落”，都与毛泽东有关。但是邓小平抛弃了个人的恩怨，并指出：对毛泽东的一生功过要作客观的评价。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地讲清楚他后期的错误，以便总结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要永远把他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是犯了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这些话最早是在他与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中所讲的。法拉奇是否能够理解，一位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政治家，为什么会对自己、对另一位几次将他不公正地逐出政治舞台的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评价。邓小平是一位襟怀坦荡的革命者，从不文过饰非，更不计较个人恩怨，他心中只装着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这正是他为人称颂的高尚政治品德。毛泽东也讲过：“邓小平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三）警惕“左”的危害。在我党的历史上，始终认为“左”比“右”好。“左”似乎意味着革命、进步，导致“左”的东西泛滥。文革中“左”的东西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只有所谓的革命性、阶级性，没有了人性，由此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使社会主义蒙垢。历史证明“左”的东西危害更大。邓小平自1978年以后，多次谈到防“左”的问题。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3]。“我们在强调开展经济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3]。破除了“左”的思想束缚，人们开始了自己的思考，不用再担心带帽子、打棍子，不再以那些“左”的可怕的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逻辑来左右自己的行动。思想的解放才有了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人的解放。
（四）自我的超越。邓小平以他的资力、威望可以在领导职位上一直干下去。但是，邓小平在国家的大政方针基本确定之后，多次向党要求退休。他认为：一方面退休是保证党的领导的民主化、年轻化、制度化的一项必要措施；另一方面也能避免个人晚年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失误，同时也能防止专制。“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3]。在他的一再要求下，邓小平如愿以偿地安静地退下来了，没有树碑、没有山呼“万岁”，有的只是他写给党中央的那封信“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的、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就这样，他以自己的榜样，打破了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事实上的终身制。完成了他人生的又一次伟大的超越。
邓小平的一生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从理论与实践上探索了人民的解放、幸福之路，为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因此人民没有用惯常的“万岁”去赞颂他，而是道一声最普通的问候“小平您好”。人民的儿子在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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