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21世纪世界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论文,中国论文,秩序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篇文章所设定的主体是“中国人”，具体来说也就是探讨中国（包括台湾与香港）在21世纪世界秩序建构中的角色。我所说的世界秩序是指全球体系中政经结构与管理机制。如果我们借用已故英国学者Susan Strange的分析架构，这个世界秩序主要是由四个领域所构成，分别是安全秩序、生产与交换秩序、金融秩序以及意识形态秩序。这种设定是将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像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学派(neo-realist)那样将国家间关系(inter-state relations)看成是国际政治的主体，将国际秩序狭隘地理解为国家能力配置的结构。
一元化权力结构的出现
从20世纪末国际社会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所透露出的趋势来看，新世纪世界秩序的主要格局已经隐然浮现。这个世界秩序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一个高度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同时贯穿安全、生产与交换、金融以及意识形态四个领域，而建构这个一元化结构的主要行动者就是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不仅在军事力量上居于绝对的超强地位，而且在科技创新与整体经济竞争力上也居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华尔街稳居全球资本市场的龙头，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仍稳如泰山。在全球事务方面，美国同时是全球安全、贸易以及金融管理机制的主要建构者，美国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贯穿所有这些管理机制的设计与运作。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以其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凭借它与西欧国家所建构的集体安全体制，成为惟一具有建构全球安全秩序以及介入区域冲突能力的单极超强。作为“知识经济”革命的龙头，美国正在重塑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由美国所带头的信息科技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提高生产力与创造财富的模式，进而改变了生产过程、生产组织形态以及市场竞争法则。在知识主导经济活动的新世纪里，知识及信息的取得、流通、交换、运用及创新，成为影响个别企业乃至于整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信息与网络科技的普及化与广泛运用程度，更是主宰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同时，美国凭借其国内市场的超级规模以及美联储在全球资本市场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推动全球贸易体制与金融秩序变迁的主要游戏规则制定者。这个后冷战安全秩序建构的主轴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扩与安全任务的调整；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主要政策协调机制是七国工业集团的高峰会议与财长会议，主要的执行机构是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个高度一元化权力结构的出现，与后冷战时期全球体系所出现的权力真空状态有密切关系，而且这一真空状态可能仍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俄罗斯仍深陷在经济衰退与政治失序的双重危机中，在未来15～20年内都难以复原，也难以摆脱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依赖；中国的综合国力，即使最乐观的估计，在未来15～20年内仍不足以与美国抗衡；欧盟在整体经济实力上虽然可以跟美国等量齐观，但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建构的问题上与美国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甚至是美国霸权结构下的主要受益者），同时欧元在短期内还不足以对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构成挑战；东亚经过金融风暴的浩劫，短期内尚难对美国构成经济竞争压力，尤其是日本的经济沉疴尚不知何年才能有起色。
在后冷战时期，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工业国家集团所主导的一元化权力结构的精髓，在于其难以摇撼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换言之，美国在这个全球霸权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等于是葛兰西(Gramsci)所称的历史性集团(historical bloc)，因为它所建构的不仅仅是一套权力领导结构，也是一套文化霸权体系，这个文化霸权体系巩固了一元化权力领导结构的正当性，并赋予这个结构高度的内在一致性。文化霸权的主要建构者包括西方传播媒体、西方国家政府、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组织、美国的大学与思想库、跨国管理咨询顾问公司及好莱坞电影工业等。
这个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结构，设定了一些基本规范准则：第一，西方国家的民主与人权实践范式成为检验各国国内政治秩序正当性的惟一准绳（但民主原则被排除适用于检验国际政治秩序的正当性）。第二，维护私有财产权、鼓励自由竞争与尊重市场运作机制，这三者同时成为国内与国际经济秩序建构的金科玉律。第三，根据排他性和地域管辖性的主权国家仍旧被视为组织人类政治生活与分割政治权威的基本单元，但跨国性组织与非政府团体在全球事务管理上的发言地位获得一定的承认；境外的政治行动者以人权为理由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的正当性也获得支持。第四，透过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途径处理全球事务与国际冲突成为一种常态模式并受到肯定，但多边主义的整合范围是以意识形态近似性为主要考量。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17世纪以来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体制下的绝对主权观受到明显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时所遵循的镶嵌性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原则也遭到严重的侵蚀。
这个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结构是以特定的世界观、特定的人类历史发展目的论作为其理论基础。以个人自主、自我管理与自我负责的原则作为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被塑造成为一种“普世原则”、一种“自然秩序”；由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被视为历史演进的必然终点，也是评估所有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进步与落后的准绳；以股东利益至上的英美式资本主义(Anglo-Saxon capitalism)被普遍接纳为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模式，也被视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适应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与重组国内生产关系时所必然模仿的对象；由于运输成本的下降与通讯科技的突飞猛进，阻碍资本、货物与信息进出国境的各种人为障碍的消除以及市场整合与国际分工所创造的巨大经济效益等因素推动下，经济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趋势不可逆转，所有国家都必须顺应这一潮流。
这个霸权结构的超稳定性在人类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当前几乎没有任何能与之抗衡的替代模式，东亚发展中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资本主义模式以及西欧的资本主义模式(stake-holder capitalism)正面临英美式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新马克思主义与古典社会主义的论述陷入空前的边际化危机，“东亚价值”的论述与伊斯兰教基本教义都只是消极的防御，后现代的论述只能构成一种微弱的挑战，但无关宏旨。在物质基础的再生产过程中，美国的大学与企业不断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科技人才，美国的金融市场不断吸引全球的低成本资金，国际市场贸易竞争的游戏规则更是围绕着美国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尤其是信息科技、生物科技产业与金融服务业）而设计，因此这些机制不断支撑着一个“强者恒强”的良性循环。
经济自由主义浪潮的前景
面对上述这样一个隐然成形的世界新秩序，中国（包括台湾与香港）应该何以自处，能够扮演何种角色？当我们在思考“中国人与21世纪世界秩序”这个大课题时，东亚金融风暴激发我们对于过去经常视为理所当然的三个命题，必须作出更深刻的思考。第一个命题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是否不可逆转，自由市场机制是否仍将是推动各国政治与社会结构转型以及塑造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主导力量？第二个命题是：全球化过程是否只可能前进而不可能倒退？一个高度整合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主权国家的作用与地位将日益下降以及国家机构经济与社会职能的减缩？第三个命题是：东亚是否仍将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的重心，东亚国家是否能够有效回应信息科技革命的挑战，维持高速经济成长的动力于不辍。
本人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浪潮的前景有一定的保留。因为东亚金融风暴的爆发、恶化与蔓延所反映的问题，不仅是国际间对于全球化资本市场与跨国资金流动的监督、管理与政策协调的合作机制不足，而且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后所无法避免的失序与危机。正如Karl Polanyi曾对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结构性原因进行分析的那样，他指出：市场制度从来就不能凌驾于社会与政治制度之外而运作，当市场机制的运行超脱任何主权国家或国际权威性机构的掌控时，当各国的预算、货币与财税政策必须随着国际投机者的魔笛起舞时，资本主义的脆弱性与破坏性的本质可能成为经济秩序动荡的根源。
人类似乎永远无法牢牢记取历史教训。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主流思潮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坚持，与20世纪前10年西方社会对于自由市场的崇拜如出一辙。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20年间，积极向世界各地区推销经济自由主义，强迫各国打开国内市场与解除金融管制，为欧美国家的闲置资金创造一个无疆界、无障碍与无时差的供需市场，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追求生产资源在全球规模上最有效的配置，但实际上却等于是建构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超级赌场，这个赌场内的主要赌客是全球避险基金，赌注是各国的经济命脉、社会制度与文化体系。而20世纪末的全球金融危机正适时地提醒全人类，世界新秩序的建构是不能单单以效率、利润与竞争力为经纬，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建构新的政治与社会机制来驾御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市场机制的破坏性力量迟早将引爆各种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社会力量的全面反扑。因此在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面临其阶段性的发展瓶颈。在新世纪初期，世界秩序建构的新课题将是如何控制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安定因素，节制其潜在的破坏性力量，特别是如何重新让市场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服务，而非让市场机制反客为主。
过去二三年，国际主流媒体对于东亚金融危机的检讨与判断，都只是反映美国财政部与华府主流财经思想库的意见，而美国财政部与华府财经思想库的观点，一向是以华尔街投资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或是以维持美国的金融霸权为考量，并非从东亚国家的经济重建与可持续发展需求的观点出发，不仅失之偏颇，而且避重就轻。因此，东亚国家的政策精英必须从自己的实践经验中，摸索出最适合自己国家发展需要的金融管理模式以及自由化时间表。所以，金融自由化的合理性与经济效益在未来必将受到较大的质疑，东亚国家必然会酝酿出自己的政策观点，而不会盲目追随美国财政部或华府主流财经思想库。事实上，马来西亚政府在1997年8月为阻隔区域金融危机的扩散所断然采取的限制资本账户自由兑换措施，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在同年七八月间对香港股市采取的大力干预措施，智利政府对游资的管理机制，以及中国台湾财经当局设置“国家安定基金”的决定，都是因应金融全球化过程所可能带来的灾难性波动所采取的过渡性管理措施，其利弊得失值得进一步观察，但至少代表着部分具有示范作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对金融自由化趋势采取审慎的政策回应。
全球化对国家角色的冲击
有关全球化是否必然减弱国家角色的问题，很难做概括性的结论。因为全球化概念的内涵十分广泛，它涉及多个层面。狭义的全球化是指：由于人为的疆界与藩篱逐渐消失，人类的经济生活逐渐形成一个全球紧密相联与相依的整体，经济活动不再以国家为基本单元，也不再以“国际”（国与国之间）为经纬，而具有十足的跨国性(transnational)。货物与劳务、资金、信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移动，主要的生产活动都透过繁杂的跨国分工体系进行；跨国性公司与国际金融机构成为组织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单元，因此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里，主权国家的作用与影响必然日益消退。
狭义的全球化过程与前面所谈的经济自由主义浪潮事实上形同表里，因此其前景也并不明确，将来有可能会面临各种“反全球化”社会力量的反扑，以及激发弱势团体对于国家干预角色的新生需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过程具有多重的矛盾性格，因此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职能的下降。首先，这个过程并非一种全新的历史经验，当前的全球化现象与20世纪初期的经济全球化历程有许多相似之处，经济整合的过程都是从国际贸易的扩张开始，演进到生产组织的跨国性伸展，再演进到金融市场的整合以及游资的流窜，20世纪20年代的全球化过程最后是以经济大萧条为终点站。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并不能断言全球经济的整合过程已经不可逆转。
不过，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也有崭新的成分，在20世纪末推动全球经济体系扩张的动力是“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信息资本主义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发展模式，信息科技的创新成为推动生产力增长、生产组织重组、生产关系调整以及经济活动全球化的根源；计算机网络成为组织全球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的骨干；个人增长知识、创造财富与享用财富的机会无限扩大。
信息资本主义具有两种转化力量：一方面，信息资本主义展现高度的联结、吸纳与整合能量。现代的信息与网络科技可以超越所有空间距离、地理条件与国家界限障碍，根据资本主义的交换逻辑，将散布全球各角落有价值的商品、劳务与信息进行实时的联结，可以让金融资本在全球各地不断追求较高的投资报酬率，可以逐一将个体行动者纳入全球的生产分工与商品交易体系。因此说，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经济”，信息资本主义的吸纳与穿透力量，将所有可以创造价值的人才、资金、商品与信息整合成为无疆界、无障碍与无时差的单一经济体系。全世界所有国家、地区与群体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福祉，均深受这个全球经济体系的扩张、收缩与震荡的影响，无法抗拒、无由遁逃。
另一方面，信息资本主义蕴含极大的割裂、排除与遗弃能量。信息资本主义的联结、吸纳与整合是高度选择性的，也是随时处于高度变动状态的。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的都会、部门、企业与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全球化的价值交换活动，直接与先进国家的核心经济部门进行联结。正由于信息革命时代经济资源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包括科技人才的流动），而且单一个体的经济参与机会可以出现极大的差异，所以任何地区、部门、企业或个人不具备参与全球化经济活动的条件，或一旦失去创造价值的能力，也就很容易被切断联结关系，被排除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之外，成为被遗弃的对象，出现地区衰败、部门消失、企业倒闭的现象。所以在信息资本主义的竞争压力下，无论是都会、部门、企业或个体劳动者都难以避免加速淘汰的竞争压力。所以信息资本主义更容易产生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资源分配两极化以及社会隔离加剧的现象。尤其是知识密集产业都具有“规模”与“专业化”所导致的边际生产成本快速递减之特性，所以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惊人的利润和爆发性的成长。不同部门、不同条件的劳动者的生产力可以出现极大的落差。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的多国籍企业所雇用的员工总数不到1亿人（约占世界人口的2%），但其创造的附加价值却已经超过全球总产值的1/3。
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既可能是福音，也可能是噩讯。信息科技革命可能让少部分国家有机会出现跳跃式成长，直接跨入数字科技时代；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落差”(digital divide)将迅速扩大为无法跨越的鸿沟。是福是祸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否能协同企业与民间组织在文化与教育发展、科技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四者之间建构紧密的连接与良性循环。政府在协助企业与民间社会在顺应信息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的同时，必须积极因应知识经济所可能带来的资源分配两极化、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文化与价值主体性流失的冲击；必须透过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帮助弱势团体因应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重组阵痛与金融震荡冲击；要借助健全的职技转换与再就业辅助体系，来帮助那些被信息资本主义阻隔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之外的劳工与家庭，重新参与价值创造过程。要建构先进的终生学习体系，为各年龄层的人口提供一个亲近网络世界与掌握操作与运用信息技能的便利条件。要透过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为低收入家庭与农村地区的学童提供与都会地区相同品质的文化与科技学习环境。所以，在信息资本主义的时代，国家机构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功能的减缩，而是功能的再造。
至于广义的全球化过程则强调两个层面：第一，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安全、经济、疾病控制、环境等）相互依存度的不断上升，全球意识与一个全球社群开始逐渐出现，这个全球社群内将会有无数的跨国社会网络，形成跨国议题联盟。在此过程中，各种为了解决全球性议题所必需的全球性管理与协调机制开始出现，主权国家的管辖权不断让渡出来。第二，由于经济活动的高度整合、媒体与信息的相互渗透，因此出现全球趋同性(convergence)不断上升的现象，人类社会开始在经济组织、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上日渐融合与趋同。广义的全球化也预期了主权国家在历史过程中越来越难发挥独立的作用，以及民族主义动员力量的式微。
然而，广义的全球化所指涉的革命性世界秩序变化，既过于乐观，又过于超前。在后冷战时期，全球性议题的能见度虽然不断提高，但有效处理这些议题的国际合作架构或全球性管理机制的出现仍遥遥无期。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内（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美国经常单方面扮演强势主导的角色，因此大幅削弱了这些国际机构的道德正当性。在可预见的未来，主权国家仍将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政治与文化组成单元，主权国家对世界秩序的塑造仍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当前主权国家的主要不足在于各自的市场规模过于狭小，因此将会透过区域经济的整合来扩大彼此的经济成长空间与强化国际竞争力。所以真正有可能部分替代主权国家职能的，将是类似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这一类的区域经济统合组织，成为界定世界经济版图的新坐标。
在文化认同的领域，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社会发展挑战在于文化主体性的消逝。联结英文世界的网络信息是参与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条件，但网络世界所传递的不仅是经济性、知识性、娱乐性与新闻性信息，也同时传递隐藏在这些信息背后的西方思维模式、意识形态、主流价值与世界观，使得所谓的“全球文化”兴起，这不啻成为“美国文化全球化”的代名词。其结果是，全球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部落化(tribalization)过程一同出现，两者相互激荡。而在第三世界，严重的本土文化断层与认同失落的危机，将激发维护文化主体性的社会需求，以及要求价值多元化的声浪的不断上升，虽然这个趋势未必导致Samuel Huntington所谓的“文明冲突”，但也绝非单一方向的融合。所以整体而言，一个真正的全球社群的出现仍是纸上谈兵，文化与价值的趋同未必平顺。
总之，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全球化的趋势时，必须对于三个迷思保持清醒：第一个迷思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不可逆转；第二个迷思是，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里，主权国家的作用与影响必然日益消退，国家的经济职能必然衰退；第三个迷思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在经济组织、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上将必然出现融合与趋同。
新世纪东亚地区的发展前景
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一定的质疑。对于东亚地区是否仍旧可以维持其快速发展的动力出现各种不同的评估。不过，整体而言，我们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前景仍然乐观，东亚地区仍具备有利于发展的基础条件。第一，这次金融危机的本质是过度投资而非过度消费，矫正过度投资（以及衍生的泡沫经济现象）的政治难度要比矫正结构性的过度消费容易。第二，大多数东亚国家仍具备有利于长期稳定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制、高储蓄、重视教育投资、家庭的互助功能、灵活的经济组织等。第三，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政府，虽然存在腐败与僵化的问题，但依然具备较高的调动社会资源与引导经济结构调整的能力以及相对于特殊利益团体仍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因此，东亚仍将是能与北美及欧洲并驾齐驱的全球三大经济板块之一，而且必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不过，东亚地区不同国家或经济圈之间的增长速度，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差异。信息科技大大降低了分工细致的生产过程所需面对的协调、整合、运输与库存管理成本，不仅更有利于多国籍企业进行生产过程的全球化配置，也同时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企业参与多国籍企业劳务外包与生产代工的机会，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必须发展特殊技能与核心专长，才有机会分享商品“价值链”中附加价值较高的层次，如果只是靠低工资优势，将永远沉沦在商品“价值链”的底层。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充沛劳动力的竞争压力下，如果不能及时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与人力素质，将面临十分严峻的发展瓶颈。
在东亚经济板块中，由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及东南亚华人所构成的经济网络，将比日本更有机会成为带动21世纪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的经济规模以及基础科学的底子，让中国的企业有机会与欧美先进国家企业进行长期性的科技创新竞赛，也有机会参与新兴产业的技术规范与产品规格的制定，中文信息平台也是惟一有潜力与英文信息网络并驾齐驱的网络信息体系。这个远景能否快速实现，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跨越政策的障碍，在信息流通、人才培育、科技合作与金融整合等各方面建立紧密的合作机制。
中国人社会的发展蓝图
在对这三个大前提作出初步的结论后，我们将进一步尝试回答三个相关的问题：第一，在新世纪里中国人社会的发展蓝图可能而且应该是什么？第二，中国在新世纪世界秩序的建构过程中，特别是全球管理机制(global governance)的建构，能够而且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第三，中国人在东亚的安全与经济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第一个问题十分紧要。因为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建构本来就是相互牵引的，享受领先优势的国家对于国际秩序的主张必然以维护既有的国内秩序为重要的考量；力争上游的国家必然以维护其发展空间为出发点。而占全世界人口将近1/4的中国人所追求的社会制度（即国内秩序），必然深刻影响到世界秩序的建构。也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特别在乎未来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型方向。而主张“文明冲突论”者，也必然将东亚地区的“儒家文明”放在与基督教文明应对的首位。
资本主义与代议民主真的是所有中国人社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的终点吗？我想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可以确定的是，即使西方国家彼此间的历史发展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资本主义与代议民主的实践经验也有不同的模式，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边缘化的危机，但并不意味着新保守主义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正如Geoffrey Garret所提示的，全球经济体系对主权国家构成的牵制与压力，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式民主的没落，事实上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正以“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的政治面貌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再度兴起，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内的累积与分配的冲突，永远不可能因为资本的全球化而彻底消失。
同时，日本的现代化经验告诉我们，每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策略，尽管受到先进国家发展模式的牵引与国际体系的制约，但也必然会根植于其特有的资源条件、社会结构以及本土价值理念而走出自己的发展模式。即使在中国的台湾与香港，这两个西化脚步走得最远的中国人社会，市场经济与民选政治的运作，固然在形貌上与西方模式高度近似，但若深究其内涵，却仍有其特殊性。更何况西方学术界主流也未必完全认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特别是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认为美国社会主流价值所标榜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与无节制的消费主义，并不必然代表进步；认为让掌握投资与生产决策大权的资本家完全回避民主机制的监督，并不符合社会正义的原则与民主的真谛。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摸索，尚未展开一个明确的未来图像，但可以确定的是，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挑战，还不完全在于产权的配置，而是如何设计一套相应的政治体制，既能满足市场经济内新生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的需求，又能迎接信息社会的来临。
在21世纪，日本与韩国的政经发展模式将面临更严峻的转型挑战。过去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具有“发展性国家资本主义”的特质（程度或有不同），国家机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扮演了促进的角色，而且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东北亚的政经结构必须向英美式资本主义靠拢，东亚国家在适应全球化的趋势过程中，必然会在既有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下寻找适合自己发展阶段的模式，也必须在全球化潮流冲击下维护与掌握自己的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因为本来就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政经模式。未来东北亚必须在适应新的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重新界定国家的经济发展角色，重新设定政府的经济社会职能，以及重新安排产业与政府的政策协调机制，其关键在于如何能根据东北亚国家的生态条件与社会结构特质，建构一种民主的发展性国家模式，同时兼顾经济政策的民主参与及产业的永续经营。
中国人在世界秩序建构中的角色
当前的全球管理体制(global governance)有很大的局限性与明显的偏颇。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作为全球惟一超强在处理国际事务上所表现的独断作风，更削弱了现有国际合作体制的正当性。
过去，东亚国家在全球经济管理机制的建构上，几乎完全是扮演追随者的角色。在所有重要的经济性国际组织内，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世界贸易组织，决策机制的设计都是以维护美国与欧洲的主导地位为前提，欧美国家也几乎包办了所有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领导阶层人事。东亚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比重，不论以总产值或贸易额来计算，虽然已经与美国与欧盟形成鼎足之势，但是全球经济管理机制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因此，目前东亚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与其享有的全球事务决策参与地位完全不对称。同时，东亚国家虽然拥有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外汇储备，而且很多国家都有巨额的国内储蓄，但是很多东南亚国家却仍高度依赖欧美国家的短期借贷或是投机性资金，也因此始终面临外汇震荡与游资流窜的风险。在东亚金融风暴之后，东亚国家的领导人均意识到，东亚地区必须要有自己的区域性经济合作体制，才能以集体的力量来回应金融全球化的挑战，并有效处理区域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增高后所带来的政策协调与管理机制问题。同时，东亚国家也意识到，由美国所主导的亚太经合组织，既缺乏明确的发展目标，也无法有效维护东亚地区的利益，甚至成为阻碍东亚区域主义成长的羁绊。
由中国在东亚金融风暴中所扮演的中流砥柱角色，以及中国在“东盟加中、日、韩”体制（简称"10+3"体制）的制度化过程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来看，中国在新世纪全球管理机制的改革问题上必然有发言地位。中国人在面对世界秩序的建构的大课题时，可能既要把握维护国家利益的传统性思考，也要掌握中国人所擅长的全局思维与辩证思维。换言之，中国在思考未来的世界秩序时，固然不能忽视传统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政治逻辑，因为类似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一书所体现的新现实主义观点，仍在很大程度上主导西方国家的决策者的思维。但是如果中国只是一心一意地推动“多极化”来牵制与削弱美国的超强地位，而忽视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挑战与机会，也是缺乏前瞻性的做法。中国政府要在世界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应该是以落实真正的“多边主义”为诉求主轴，而非沉浸于权力均衡的游戏。而要提倡“多边主义”的精神，就必须先从强化多边经济合作着手。
以建构东亚新秩序为立足点
中国在提高其在全球管理机制建构上的发言地位时，不能将力量只用在发展与美国双边关系这一条主轴上，而忽视了推动东亚地区更紧密合作关系的工作。中国必须先积极参与东亚地区新秩序的建构，才可能具备引导世界秩序演变的条件。因为在21世纪初期，全球管理机制的建构必然是通过北美、欧洲与东亚三大经济实体间的协商与合作来达成，而这三大经济板块，北美与欧洲都具备一个经济实体所需要的政策操作机制，惟有东亚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缺乏紧密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在此一结构限制下，尽管东亚可能仍是全球经济体系内增长最快的地区，可能仍将是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但却不可能取得相应其经济实力的全球事务发言地位。
中国在积极参与东亚安全与经济新秩序的建构时，中国要先从两岸的和解与合作切入。中国人必须在日本所犯的历史错误中汲取教训。日本迟迟无法在东亚地区建立其政治领导地位，是因为日本不愿意将其狭隘的国家利益放置在区域多边组织的制约之下，而导致东亚地区中小型国家对于日本霸权的疑虑。同时，二战后日本仍然遵行重商主义，更让东亚国家心存芥蒂。今天日本陷入经济泥沼，而且成为东亚经济的拖累，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日本遵行重商主义的结果是：对国内市场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日本的服务业部门非常无效率，拖累了整体经济，而且衍生成为金权政治滋长的温床；对东南亚国家实行的技术保护主义，限制了东南亚国家工业升级的空间，使得它们在面对中国廉价劳工的竞争压力下，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国在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方面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台湾地区在中小企业管理模式与科技商品化的技术输出方面，香港特区在东亚资本市场的发展上，各自可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在东亚政治、经济新秩序建构的过程中，最为迫切的课题是如何建立区域的货币稳定机制，让东亚国家在货币政策、金融管理与汇率政策上加强合作。事实上，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新加坡与日本，这五个经济体合计所拥有的外汇储备高达6000亿美元，本来就应该在国际金融管理体制的问题上，享有较高的发言地位，而且即使在美国不参与的情况下，自身的金融实力也具备建构东亚地区货币稳定机制的条件。目前，在"10+3"架构下所签署的“清迈协议”，已经为东亚国家在外汇与货币政策上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也为日后推动“东亚货币单元”(East Asian Monetary Unit)的目标带来曙光。将台湾地区与香港特区正式纳入"10+3"架构，将更有助于东亚货币合作机制的完善化。
最终而言，东亚的区域合作必须以政治和解为基础，如果东亚国家彼此对于安全秩序缺乏基本共识，经济合作很难逐步深化。未来东亚区域稳定与合作的关键在于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关系如何演变。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上，中国可能必须更为主动，而且可能必须从更高的视野来重新思考是否应该反对日本成为“常态国家”，以及日本是否应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敏感议题。而北京与东京关系发展的另一个关键是两岸关系。台湾地区可以扮演激化中国与日本矛盾的角色，但也可能发挥促进中国与日本政治和解的功能。如果两岸间能够突破目前的政治僵局，建立统一前的过渡性框架，则新世纪东亚区域的稳定与繁荣的前景将大为改观，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基础将更为稳固。两岸在建构东亚地区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上责无旁贷，更应该在这个大格局下重新思考彼此的共同利益，以及彼此因为长期政治对立所付出的巨大机会成本。
标签：美国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政治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全球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企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