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涌现”现象及其发展模式的形成和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现象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1)01-0023-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称为“中国奇迹”。近年来，围绕着“中国奇迹”的真实图景及其成因，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讨论。
在国际学术界，尽管存在着对“中国奇迹”的质疑，[1]但学者们大都不否认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30年的高增长，并试图探讨高增长产生的原因究竟是初始条件的有利还是改革和开放政策的有效性。[2]
在中国学者对“中国奇迹”的解释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林毅夫指出，“中国奇迹”根源于中国遵循和实施了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3]其中的“后发优势”是指，由于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来加快技术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步伐。因而，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是制定和实施“后发优势”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果。针对林毅夫的观点，杨小凯指出，正因为后发国家可以轻易地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反而缺乏改革自身制度的动力，可能丧失经济长期发展和繁荣的机会，“后发优势”可能演化为“后发劣势”。[3]
从林毅夫和杨小凯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出发，陈志武指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是通过“改革”和“开放”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结果，但是仅仅有“改革”和“开放”是难以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国奇迹”来源于国际工业成熟技术的引进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4]在陈志武看来，“改革”和“开放”是件简单的事情，“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使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
从现有的文献看，尽管国际和国内学者都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但是对其产生原因的解释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根据“中国奇迹”究竟是外因主导还是内因主导，本文把对“中国奇迹”产生原因的理论解释大致划分为“外因主导论”和“内因主导论”。“外因主导论”强调的是，中国经济如果仅仅通过简单的技术引进和模仿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则会因为缺乏制度和技术创新的动力而牺牲经济的长期繁荣。“外因主导论”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必须依赖制度和技术创新的强调，看到了中国现实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但却不能因此而忽视中国经济30年发展过程中对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所做出的艰辛探索和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主动的改革开放和制定实施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经济发展战略，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内因主导论”对“中国奇迹”的解释更多地只是罗列可能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各种条件和因素，缺乏一个逻辑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奇迹”做出科学而全面的理论总结。
重要的是，无论是“外因主导论”还是“内因主导论”都陷入了简单的归因分析，无法揭示“中国奇迹”产生的真实图景及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对中国经济30年发展历程及其成功背后的真实原因进行理论总结和概括的过程中，既不能机械式的或还原论式的把“中国奇迹”简单归因于某个单一因素，更不能从现有的理论或者抽象的原则出发演绎现实，而应当从过程和整体的视角把现实经济看作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5]12的自我发展和演化的过程，对经济现实进行科学的理论抽象。
根据复杂科学的观点，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涌现”现象，即持续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涌现”现象的发生绝不是单一或多个因素机械作用的结果，而是现实经济中的经济行为主体通过相互作用适应环境变化创造特定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的结果。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经济系统发展和演化的基因，它的形成和演化主导着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对引发中国30年高速经济增长背后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剖析将揭示“中国奇迹”丰富的历史内涵，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二、“经济奇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涌现”现象
迄今为止，客观而真实地认识现实经济发展的真实图景仍然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受到诸如利益倾向、经验主义和先验理论的影响，我们看到的现实经济就像中国传统写意画一样，主观和客观常常是混淆的。尽管存在某些教科书式的标准答案，但是现实经济动态演化的本质，决定了解释现实经济发展的真实图景始终是经济理论的永恒主题。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中，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得手”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分析，都只是对现实经济运行的理论描述，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回答它是如何做到的。[6]
马克思指出，对现实经济的研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必须用抽象力进行分析。[5]8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绝不是简单的归因，而是找到像生命体的DNA那样蕴藏组织演化信息的能够解释现实经济发展和演化的科学概念。只有把这种抽象而具体的概念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才能真正回答现实经济是“如何做到”这样而不是那样运行的。
解释“中国奇迹”是“如何做到”的关键，是把现实经济看作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自我演化和发展过程。当我们这样理解现实经济时会发现：现实经济是由集聚的经济行为主体及其环境构成的有机体；经济行为主体及其环境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经济行为主体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其中，规则决定了集聚的经济行为主体及其环境之间如何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决定了现实经济的绩效水平及其发展和演化的方向。因而，集聚的经济行为主体及其环境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规则和方式是现实经济发展和演化的基因。认识和改进现实经济运行的前提，是关注和把握经济行为主体及其环境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规则和方式的动态演化趋势。
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演化过程，经济增长和发展不仅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经济行为主体如何通过相互作用和协作有效地利用外部环境条件和因素。构成现实经济外部环境变量的因素，主要包括资源要素禀赋、技术和市场条件。其中，市场需求属于经济系统的产出条件，资源的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则属于投入条件。根据经济增长和发展究竟依赖哪种投入，经济理论把经济增长划分为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两种类型。①但是仅仅拥有要素和技术条件并不能实现经济增长，关键是经济行为主体如何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
一个复杂经济系统的经济行为主体不仅包括企业和消费者，而且包括政府和大学、科研机构在内的市场和非市场组织。在复杂经济系统中，经济行为主体通过相互作用和联系对所处的外部环境共同做出反应。经济行为主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过程中，创造出共同遵循的规则体系和行为方式，构成了经济系统赖以存在和演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本文中，作者把经济活动主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和联系的规则和方式概括为经济发展模式。作为一个规则体系，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着现实经济行为主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究竟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和如何反应。因而，与经济增长或停滞直接相关的不是外部条件，而是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性。从这个角度看，作为对外部环境条件变化所做出的适应性反应的“改革”和“开放”，恰恰不是简单的事情，而是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
诺斯指出，在考察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时存在着的一个关键性疑难问题，是如何解释制度变迁路径及其绩效差异甚大的原因。[7]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诺斯在他的理论分析中先后引入了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而从复杂适应系统演化的角度看，真正的答案就隐藏在经济行为主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适应和作用中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中，而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而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依据不可能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更多的情况是来自主观模型。主观模型中的决策前提既包括事实前提也包括价值前提，既来自自己的经验和对自身利益的切身感受也受到既有秩序和他人利益的影响和约束。另一方面，集聚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每个经济行为主体是异质的。异质的经济行为主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的方式及其动态差异，是制度变迁及其绩效差异甚大的根源。
即使经济行为主体共同创造了一个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无法保证经济增长和发展是永恒的，因为环境是变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身也是不断演化的。当外部环境出现了新变化，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适应这种变化时，就可能出现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之间的负反馈和报酬递减，从而使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的局面。经济发展模式将面临被修正、甚至被摈弃的命运。在本文中，作者试图建立一个用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演化解释经济增长和发展持续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以考察“中国奇迹”的出现及其发展的可持续性。②图1描述了这一理论框架的内在逻辑。
图1 经济发展模式演化的逻辑图
图1是经济发展模式演化的逻辑图。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包括四个阶段：形成和强化、推广和普及、修正、摒弃和创新。
为了分析的简化，本文假设在初始条件下，现实经济系统存在着两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A和B。现实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常常是一个试错过程，因为选择是以经济行为主体的主观模型为基础的，主观模型既可能是符合现实的，也可能是不符合现实的。再假设A和B建立在不同的主观模型基础之上，A和B与客观环境之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不相符和相符。
如果经济系统选择了A模式，由于主观模型与客观实际并不相符，A模式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负反馈，却可能因为某种超经济的力量使其被选择和维持，成为经济系统的主导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现实经济活动是低效率的，或者说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锁定状态。
如果经济系统选择了B模式，由于主观模型与客观环境是相符的，B模式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正反馈。当B模式成为经济系统的主导模式时，经济是高效率的，或者说经济发展呈现出路径依赖特征。当然，环境是不断变化的，B模式长期存在的前提是，不断修正主观模式，使之与客观环境相一致。当外部环境出现质的变化时，B模式同样面临着被摈弃和创新的命运。
无论选择A和B哪种经济发展模式，由于与环境的反馈关系，都将经历形成和巩固、推广和普及、修正和摈弃的过程，只是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经济绩效和经济增长的表现不同。从现实经济发展看，在A和B两种经济发展模式中，只有选择了B模式才能最终获得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发展，出现所谓的“经济奇迹”。
从过程的角度看，“经济奇迹”的出现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的演化过程。历史的经验证明，“经济奇迹”的出现往往起源于经济行为主体积极的试错行为，③这种积极试错行为常常是围绕着探索经济发展新的驱动因素、动力机制和发展路径相关的规则改变展开的。但是，试错行为及其积极效应可能被现有的规则扼杀。只有当积极的试错行为引发的规则改变上升为集聚的经济行为主体共同遵循的模式时，才能积累和放大试错行为带来的积极效应，出现报酬递增效应。
持续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来自于经济行为主体的协作和协同，经济发展模式则构成了协同实现的基础和机制。假设某个或某些经济行为主体发现了蕴藏着环境变化中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因素，试图通过积极的试错行为和规则的改变获取租金。当经济行为主体通过试错成功地获得租金，则会吸引其他经济行为主体的学习和模仿，从而引发进一步的规则改变和创新。当新的规则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时，就会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一个规则体系，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关于经济发展新的驱动因素的知识和信息；二是围绕着新的驱动因素，经济行为主体如何相互联系和互动的组织机制；三是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框架。
作为经济协同和有序运行的规则体制，经济发展模式使复杂经济系统的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符合实际的有效经济发展模式一旦形成，将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普及，从而带来更大范围和持续增强的报酬递增效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才开始出现，如果能够引发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将“涌现”为“经济奇迹”。
但是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当经济发展模式不能适应环境新的变化时，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甚至出现经济停滞。为了重新获得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行为主体会通过主观模型的修正，改善现有经济发展模式，或者以摈弃现有模式创造新模式的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涉及几乎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整个经济系统的转型过程，它不仅受制于社会对未来的认知，而且受制于既有的利益关系。
三、围绕着“行业进入权”而展开的制度变革的本质
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状态及其国际环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一大二公”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经济行为主体是单一的国有和集体经济，经济行为主体的所有活动都围绕着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展开，政府对产业的进入实行严格的管制，禁止其他经济成分的存在和进入；[8]二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处于边缘地位，资源闲置和浪费并存；三是近30年的闭关锁国造成了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技术差距。与此同时，经过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长期发展，发达国家的福特制大规模生产所积累的生产技术体系已经完全标准化，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转型，使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技术的国际转移成为趋势。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和自身发展的初始条件，实现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加工型制造业；第二，在中国经济30年的发展过程中，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对中国加工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中国加工型制造业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特征。因而，与发达国家同期的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经济30年快速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是生产型企业的涌现和规模扩张，中国的现实经济形态是制造经济。④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量生产型企业的涌现和制造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外部环境因素还是制度变革的结果？在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概括出支撑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特殊经济发展模式及其演化趋势。
首先，包括民营和外资经济在内的新的生产型企业的持续涌现，是经济行为主体适应外部环境的结果。具体地说，外部环境为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型企业的涌现提供了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短缺经济条件下市场需求扩张空间的存在；二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量闲置资源；三是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标准化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趋势。但是这些条件只是某种客观存在，而经济增长和发展则是经济行为主体主动适应和把握隐藏在环境中的发展机遇的结果。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历程看，生产型企业的持续涌现是经济行为主体，尤其是企业和政府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制度变革和创新创造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果。
在中国经济转型理论研究中，分权改革和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被看作是考察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的出发点。钱颖一和温加斯特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的分权改革创造了一个来自地方和基层的改革支持机制，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的制约保证了有效率改革的持续推进。[9]从一般意义上看，改革开放之初分权改革的意义在于使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经济利益，并在经济利益驱动和竞争压力下成为制度创新的主体。杨瑞龙指出，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一定阶段扮演了制度变迁“第一行动集团”角色，是连接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意愿和微观主体制度需求的重要中介。[10]
但是对解释现实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进程而言，首先要弄清楚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的制度变革行为究竟是围绕着什么展开的？杨瑞龙认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的核心是与其他地区竞争制度创新的进入权。[10]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在改革过程中采取的是非平衡改革战略，即先试验后推广策略。如果能够从中央政府手中获得改革的优先权，成为改革的试点单位就可以获得优惠政策和改革先发优势所带来的“垄断租金”。但是杨瑞龙并没有明确“制度创新的进入权”具体是指什么。金祥荣根据浙江改革的经验明确指出，“温州在全国率先通过局部制度创新，也即通过体制外的制度创新，完成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建立起了以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明晰的、排他性产权制度”。[11]但是，金祥荣同样没有明确指出排他性产权制度的核心是什么。
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实际过程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是围绕着以非国有和非公有经济的行业进入权为核心的产权制度变革而展开的，即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12]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几乎所有行业的进入权都排他性地归国有经济及其主管部门所拥有。在经济转型中，地方政府对行业进入权管制放松和优化投资环境本质上就是以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明晰的、排他性产权制度的建立过程。为了满足发展本地经济的制度创新需求，围绕着非国有和非公有经济的行业进入权和投资环境的优化，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本地企业向中央政府争取行业进入权或项目，另一方面对本地非国有和非公有制企业放松行业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在鼓励本地企业发展的同时通过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经济，并逐渐引入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机制。
事实上，围绕着“行业进入权”而展开的制度变革的本质，是为创造引发中国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制度框架。分权改革的意义在于为经济行为主体获取“要素租金”而展开的改变规则的试错行为提供激励和条件。因为，生产型企业的涌现对成熟的标准化生产技术的引入和加工生产活动的扩张，可以有效地利用国内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与国际市场相比，中国的要素价格是廉价的，存在着丰富的“要素租金”。在制度创新的激励下，经济行为主体不仅发现了经济发展的新的驱动力，而且创造了集聚生产和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当地生产网络的新型组织形态。
围绕着“要素租金”的获取，包括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在内的经济行为主体，创造出“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导致了中国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制造经济的出现。但是，随着“要素租金”的耗散和后金融危机时期传统产业生产能力的全球过剩，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和自主创新的缺失威胁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四、“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演化
“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立足于比较优势理论，并把比较优势理解为中国现实经济的资源禀赋条件，尤其是廉价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资源，通过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启动民间资本创业和引进FDI获取“要素租金”驱动经济发展。
“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之所以能够带来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是因为这一模式充分利用了中国经济发展初始环境中的基本条件。但是仅仅拥有这些条件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企业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并在企业、政府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创造出一系列新的组织形式和制度框架，使报酬递增或经济活动与环境之间的正反馈成为现实。
在中国企业所创造的组织形式或机制中，最基本的有两种：一种是民营企业的集群生产；另一种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当地生产网络。无论是两种机制的哪一种，都强调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充分放大企业网络所依托的要素资源，把建立在要素资源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转化为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⑤
为了充分利用“要素租金”驱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政府制度供给的重心是简单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通过各类工业园区的开发和建设、各种税收和土地政策优惠，极大地吸引了生产型企业的创业和规模扩张活动。⑥[13]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表1刻画了带来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但是，这种高度依赖资源和资本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收入差异扩大和三次产业难以协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使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发展隐患。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仅仅立足于比较优势，依赖“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是不可持续的。2007年以来，得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而辉煌一时的珠江三角洲制造业集群，在要素成本增加和外贸环境恶化的压力下，开始出现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和外迁现象。微观企业遭遇到的困境必然反映到宏观经济层面上来，近年来的CPI居高不下、经济泡沫的积累和外贸出口增长速度的下滑，不得不使我们反思“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在“要素租金”基本耗散的条件下，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做出的某些刺激经济的短期宏观货币政策，其有效性仅仅是表面的，中长期可能引发中国经济新一轮的通货膨胀，甚至“滞胀”。
经过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已经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化，其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资源短缺和“要素租金”的耗散。在2001年启动的新的经济增长阶段中，资源短缺和“要素租金”的耗散已经充分地显现出来，集中表现为钢铁和石油等重要原材料的进口依赖和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劳动成本的增加和环境保护压力的持续加大；第二，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出口导向的生产和贸易模式，受到国外市场萎缩、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廉价生产能力的双重挤压；第三，在标准化生产技术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已经缩小或持平，现有的技术差距并不表现在生产和制造技术上，而是表现在新产品研发能力上。
从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的趋势看，为了适应外部环境新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从“要素租金”驱动向“创新租金”驱动转变的趋势。与“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创新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依赖的是新知识的创造及其产业化，经济活动的主导者不再是生产型企业，而是创新型企业，主导产业不再是以成熟的标准化生产技术为基础的传统制造业，而是依赖重大科技创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制度供给的重心不再是简单的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而是构建创新和创业环境。
本文的研究表明，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摒弃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在复杂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中预示着将出现一次新的经济转型。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要想实现持续增长或者使“中国奇迹”延续，中国经济将面临着第二次经济转型，即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型。在新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同样是现实经济行为主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适应过程中探索和试错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从“要素租金”驱动向“创新租金”驱动的转变，经济活动的主导者从生产型企业向创新型企业的转变，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从标准化生产技术向新知识的创造及其产业化的转变，经济活动的组织形态从生产网络向创新网络的转变，政府制度供给的重心从简单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向构建创新和创业环境的转变，是中国经济第二次经济转型的逻辑主线。
收稿日期：2010-11-02
注释：
①有的学者指出，产业结构的变化或升级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本文看来，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可以归到技术进步的范围。
②本文主要使用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解释经济增长和发展，限于篇幅，作者将专文讨论经济发展模式自身形成和演化的动力和机制等问题。
③例如，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源于安徽省小岗村农民积极的试错行为，但是只有当这种试错行为被政府和社会认可，并上升为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时，才最终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基因。
④根据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本文把企业划分为创新型企业和生产型企业，创新型企业不仅从事产品的生产而且从事研发活动，具有产品创新的能力，而生产型企业则仅仅从事生产活动，不具备产品创新的能力。因为中国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生产型企业，本文把中国经济的现实形态称为制造经济，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创新经济。
⑤在概括中国现实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本文并不否认中国制造业中的创新因素和“要素租金”驱动过程中对技术进步的引致效应，例如，近年来涌现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和现有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但是与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生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相比，到目前为止，创新型企业仍然显得微不足道。
⑥即使是近期，这种效应仍然延续。例如，随着2009年中国汽车市场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新一轮汽车产能的扩张和企业的圈地热潮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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