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安全：东方对西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安全”概念又一次引发了关于什么是“安全”及如何获得安全的辩论。这场辩 论大多涉及的是，各个国家或超国家倡导者在界定和寻求人类安全时所采用的不同方法 。尽管这一概念是被作为一种全球模式提出来的，目的在于以此为基准，从根本上重塑 安全哲学和国家政策，以反映世界秩序不断变化的情形和原则。然而人类安全已经成为 实施国家战略重点的工具。同时，人类安全还被看做是一种减少人类在暴力冲突中遭受 损害的手段，一项促使政府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和抵消全球化带来的不公正的战略，以及 一张救助受重大经济危机影响而陷于穷困和边缘化处境的人们的安全网。
有关人类安全的不同解释并不一定相互矛盾，但它确实引发了多边背景下的论争和质 疑。因此，对于运用这一概念，并将其转化为维护世界正义和安全的有力工具这样一种 有意义的努力来说，调和人类安全的不同含义和实现人类安全的不同方法就显得至关重 要。
对于西方那些倡导人类安全的人来说，这一概念面临着来自“东方”(亚洲)强有力的 挑战，这一挑战基于东方社会对安全的传统理解，要求在界定和寻求人类安全时，要考 虑东方社会的文化特性和自由政体相对缺乏这一现实。诚然，亚洲拥有一些对人类安全 观最强有力的倡导者，然而，当今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对人类安全的普遍认识在许多方 面与加拿大及其他西方国家不同。有些亚洲政府和分析家，把人类安全看做是西方国家 把其自由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强加于非西方社会的另一种企图。另外一些人则对这一概念 的“新颖之处”提出质疑，声称基于广泛的非军事威胁所强调的人类安全观，实际上类 似于本地区一些国家早先提出的“综合安全”这一本土概念。
本人认为，人类安全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它大大超越了亚洲国家对安全的传统定义和 理解。亚洲国家一向认为，安全就是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免受军事威胁。同时，这一概 念的形成在亚洲也有着坚实的根基，这为促进人类集体安全议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文第一部分首先考察了对人类安全，特别是对“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 自由”二者间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随后，分析了人类安全与亚洲现有的安全概念，特 别是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的异同。人类安全这一新概念在多大程度上为亚洲所认可，主 要取决于它如何与该地区现有的安全观与安全实践形成共鸣。如果人类安全观念想在这 一地区获得发展，就需要对该地区现有的观念加以理解和调和。一旦地区秩序面临重大 威胁，一种多边行动可能有助于促进该地区的人类安全。为了对这种多边行动做出评价 ，本文最后考察了人类安全与人道主义干预的关系。本人的结论是：促进免于匮乏的人 类安全，必须与进一步努力促进免于恐惧的人类安全相补充，但似乎只有前者才是亚洲 各国政府目前关注的重点。
人类安全的亚洲根源
对人类安全的认识可追溯到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报告》，(注： United Nations,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New York:United Nations Develop ment Programme,1994.)但其根源可在冷战结束之前有关安全内涵的辩论中找到。《人 类发展报告》列出了人类安全的七大要素，它们是：经济安全(基本收入有保障)、粮食 安全(确保粮食供应充足)、健康安全(相对免于疾病和传染)、环境安全(能够获得清洁 水源、清新空气和未退化的耕地)、人身安全(免遭人身暴力和威胁)、共同体安全(文化 特性的安全)和政治安全(基本人权和自由得到保护)。(注：United Nations,Human Dev elopment Report 1994;Sverre Lodgaard,“Human Security:Concept and Operationa lization”,Paper presented to the Expert Seminar o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2 000,Palais Wilson,Geneva,8～9 December 2000.)
有人批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人类安全的定义过于宽泛，然而那些赞成《人类发展报 告》的人则认为，鉴于联合国拥有较广泛的支持者，一种宽泛的定义既是必要的也是可 取的。
加拿大外交部长劳埃德·艾克斯沃西在承认该报告是人类安全这一“专门用语”的起 源的同时，批评这一概念过于重视与欠发达有关的威胁，而忽视了暴力冲突所致的人类 不安全。在加拿大看来，人类安全是“人的安全”。这种对人类安全的理解得到挪威等 其他一些中等国家的认同，它们曾与渥太华一道构建一种人类安全伙伴关系。这种伙伴 关系为人类安全确立的九项议程是：地雷、设立国际刑事法院、人权、国际人道主义法 律、武装冲突中的妇女和儿童、小型武器扩散、童子军、童工和北方合作。(注：“Can ada,Norway Change Their Ways:New Approach Bases Foreign Policy on Human Issu es”,Ottawa Citizen,28 May 1998,A18.)
在加拿大提出这一观点之前，东京对人类安全做出了一种不同的理解。在1995年10月 联合国大会50周年纪念特别会议上，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建议把人类安全作为联合国的一 项新战略。尽管他没有提出如何实施这一新战略的具体措施，日本的一篇新闻报道仍将 这一概念看做是“一种旨在重新定义安全的新方法(迄今为止人们多半还在以国家为单 位来理解安全概念)，一种进一步保护每个人的安全与权利的方法。”该社论以一种类 似于后来加拿大在提出其观点时的口吻称，人类安全是一种解决世界范围内日益频仍的 国内冲突和减少人类因此付出饥饿、种族屠杀等惨重代价的概念工具。(注：“Premier 's U.N.Speech out of Focus”,editorial,Daily Yomiuri,24 October 1995.)
但是，日本关于人类安全的官方声明最终表明，日本在许多重要领域与加拿大的主张 存在分歧。在承认“人类安全包含两个基本方面——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 ”的同时，日本外务省对那些“只关注”问题的第一方面的人进行了批评。“可是在日 本看来，人类安全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我们认为免于匮乏的自由并不比免于恐惧的 自由次要。只要其目的在于确保人的尊严和生命，就必须得超越仅仅在冲突爆发期间保 护人的生命这一思维模式来思考人类安全。”(注：2000年5月8日日本外交大臣在乌兰 巴托“全球化世界中的人类安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载于www.unmongolia.mn/undp)
人们很容易把日本和加拿大对人类安全所持的不同见解看做是西方自由主义和“亚洲 价值观”的自然对立，但这会产生某种误导。关于人类安全的歧见不仅存在于东西方之 间，也存在于西方与西方之间和东方与东方之间。这反映了哲学和实践领域的真正差异 。从广义上讲，有关人类安全的辩论关系到直接的人身暴力与“结构性暴力”相分离的 问题。阿斯特里德·苏尔科主张把“脆弱性”作为人类安全定义的基本特性，这种“脆 弱性”可以依次根据三种遭受不同安全威胁的受害者来加以理解，它们分别是：战争与 内部冲突的受害者、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下的受害者和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注：Ast rid Suhrke,“Human Security and the Interests of States”,Security Dialogue,30(September 1999),pp.265～276.)另一方面，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斯维尔·洛加德 则赞成狭义上的定义。他认为，人类安全不应与人类发展相混同，也不应涉及自然灾害 或诸如饥饿、疾病、环境污染等危及人类安全的生活条件，定义人类安全的关键标准是 “在冲突期间易遭受人身暴力侵害的脆弱性”。他主张从狭义上进行定义的理论值得人 们注意。首先，一旦出现暴力威胁，人们对安全的忧虑就会油然而生，但不是所有的社 会经济灾难都会导致暴力行为，因此，社会经济灾难不应被置于人类安全这一主题之下 。其次，从安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人的作用和控制这一意义上讲，安全问题总是具 有某种“政治性”，而自然灾害难以防止，超乎于人类的控制之外。在“剔除政治目的 和安全顾虑”的前提下，人道主义援助可以以一种“非政治化的”方式展开，可以“打 着公正、中立的旗号”进行。由此而言，“人类安全这一概念最好限定于免于对人为的 人身暴力的恐惧，亦即免于对人身的直接暴力侵害。”把人类安全宽泛地理解为免于结 构性暴力将会破坏这一概念的明确性，也难以确立重点和做出有效的政策回应。(注：L odgaard,“Human Security:Concept and Operationalization”.)
实际上，在遭受经济危机之后，人类安全中“人类需要”方面的因素在亚太地区已经 显得格外突出。危机使贫困现象急剧增加，破坏了数十年的发展成果，引起了普遍的政 局动荡(印度尼西亚尤为如此)，加剧了经济竞争和国家间在难民、非法移民问题上的紧 张关系。这场危机也表明亚太地区需要良好的治理结构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另外，这场 危机还表明了为穷人提供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性，而这却在振奋人心的发展时期被忽视了 。实际上，亚洲一位人类安全概念的重要倡导者、泰国前外交部长苏林·皮特森在经过 地区经济衰退之后，就已经明确把这一概念与建立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性联系起来了。( 注：Surin Pitsan,“Keynote Address:ASEAN Vision 2020,Strengthening Human Sec urit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Economic Crisis”,Pranee Thiparat,ed.,The Ques t for Human Security.)
尽管亚洲国家政府总体上偏爱需要型的人类安全思想，但应该在多大范围内准确地定 义人类安全，是否将保护免于恐惧的权利包括在内，还存在着较大分歧。
今天有关人类安全的大量论争实际上起因于亚洲人的这样一种理解，即这一概念起码 在西方使用时反映的是自由民主社会的个人主义意识。这样，在他们对人类安全的某些 理解中，这一概念就成了西方人权和自由民主运动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少在亚洲人 的心目中，这与亚洲在“人权的普世主义对文化相对主义”辩论热潮中形成的人权观相 矛盾。
20世纪90年代初，在回应西方对人权和民主化所造成的冲击时，一些亚洲国家政府认 为，在界定和促进人权时，应考虑亚洲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经验。而且，他们认为人 权不应有选择性地只注重政治权利，主张促进人权应尊重亚洲社会的群体主义观念。( 注：Amitav Acharya,Human Rights in Southeast Asia:Dilemmas for Foreign Polic y,Eastern Asia Policy Papers No.11,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 sity Joint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1995.)难道当代人类安全观念破坏了“ 非选择性”原则和“群体主义观念”了吗?
严格地说，人类安全要求安全思维实现从国家安全向人的安全的转变，这里人的安全 既包括个人安全也包括社会安全。只要浏览一下近来国际社会对人类安全挑战所作的回 应，人们就会看到，这些回应已经化解了危及一切社会和共同体的生存和福利的危机局 势。人类安全保护一切社会群体(包括儿童、战区平民、少数民族等)免受迫害和暴力。 这种对人类安全的理解与某些非西方社会的所谓群体主义观念显然是一致的。那些真诚 地信奉“社会高于自我”原则的政府，本该有充分的理由把人类安全观看做其事业的支 柱，而非其信念和思想的威胁。
人类安全无视经济权利，亦即“发展权”，一些亚洲国家政府曾强调“发展权”以对 抗西方对政治权利的强调，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安全也不是“西方型的”。国际人类 安全委员会成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特亚·森的“发展即自由”的观点，进一步 强调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之间的重要联系。(注：Amartya Sen,Develop ment as Freedom,New York:Knopf,1999.)
一旦人类安全不再忽视社会权利和非政治权利，人类安全就会突出人类尊严。真诚倡 导人类安全的人，决不会宽恕那种以牺牲个人和民族的安全与尊严去追求经济利益和群 体主义理念的行为。
这种对人类尊严的强调并不应令人惊奇，这主要是由于在人类安全观念形成的背后汇 聚着四大方面的发展：(1)内战和国内冲突日益频仍，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国际 冲突(前者比后者更可能给平民带来疾苦)；(2)民主化的传播(民主国家今天构成了国际 体系国家行为体的绝大多数)；(3)人道主义干涉的出现，即国际社会有权干涉被指控为 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国家的内政；(4)20世纪90年代被人们归咎于全球化冲击所致的经济 危机，造成了贫困、失业和社会混乱的广泛蔓延。实际上，把这些发展看做是人类安全 观念四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渊源，有助于我们理解对这一概念的不同解释。例如，加拿 大的观点受到了第一和第二种发展的启发，并对第一和第二种发展给予较多的关注，而 第四种发展则促成了日本和泰国的人类安全观。因此，这些观点不应被看做是相互排斥 的，而应被看做是相互补充的，是为了回应新的挑战而对复杂且更加庞大的人类安全范 式做出的一种新的认识，回应新的挑战就是共同促成安全分析重心从民族、国家、政权 安全向社会、个人安全的转变。
简而言之，尽管对人类安全的理解存在着分歧，但总的来说它们并非不可调和。调和 的程度以及人类安全成为亚太地区主要安全范式的前景，实际上取决于人类安全作为一 种新的规范如何与该地区现存的安全理念和实践互相作用，如何影响该地区现存的安全 理念和实践；新的规范能否被接受并加以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如何与该地 区现存规范和社会认同形成共鸣。因此，在亚太地区任何对人类安全的考虑都必须考察 它与两种重要观点——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的关系，这两种观点对该地区的安全信 念和实践产生了相当影响。
人类安全、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
起码从较为广泛的安全威胁来看，最接近人类安全概念的是综合安全。综合安全可能 有更为坚实的亚洲根基，因为它是日本提出的概念。冷战期间，一些东南亚国家也提出 了它们自己的综合安全观。日本的综合安全反映了它对国际能源和粮食供应等经济问题 的关注。(注：Yukio Satoh,The Evolution of Japan's Security Policy,Adelphi Pa per No.178,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1982,p.7.)这 也反映了日本的脆弱性。就日本国民的经济生活和生活水平而言，日本易于遭受下列威 胁，如：“拒绝日本商品进入本国市场、没收日本人的财产、排斥日本在国外的投资项 目以及断绝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的商品、物资供应和服务。”(注：J.W.M.Chapman,R.D rifte,and I.T.M.Gow,Japan's Quest for Comprehensive Security,London:Frances Printer,1983,p.149.)东盟的综合安全原则同样关注经济安全，但增加了与国内稳定和 政权存续有关的政治内容。
相比之下，经济和粮食安全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安全七要素中最重要的两 个要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的综合安全原则鲜有能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七个要 素更加全面的。亚洲在冷战时期提出的综合安全概念很少考虑个人安全、共同体安全以 及政治安全，这里的政治安全是从保护基本人权与自由的意义而言的。这凸显出综合安 全与人类安全的主要区别。
在亚太地区，综合安全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统计学概念，尽管它声称为传统的国家安全 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概念。此外，尽管它超越了军事威胁的内涵，但军事防御仍然是其 核心要素。日本的综合安全战略思想，在1980年7月正式提交给铃木善幸首相的《国家 综合安全报告》中就明确体现了出来。该报告列举了综合安全的六个目标：(1)进一步 加强与美国军事及其他领域的全面合作；(2)提高日本保卫领土能力；(3)改善同中国和 苏联的关系；(4)保证能源安全；(5)保证粮食安全；(6)应付重大地震。(注：Ibid,xvi i.)东盟各成员国的综合安全观同样重视国家安全，与日本的重要区别是，它们的国家 安全观掩饰了对政权存续与合法性的关注，这反映了它们国内政治制度的差异。因此， 在印度尼西亚，国家活力首先表现在其“军事独裁政权面对国内政治权力竞争，对合法 性和生存的寻求。”(注：Muthiah Alagappa,“Comprehensive Security:Interpretat ions in ASEAN Countries”,Robert A.Scalapino,et al,eds.,Asian Security Issue :Regional and Globa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nstitute of East Asi an Studies,1988,p.58.)尽管综合安全并没有像日本那样被东南亚国家用做扩大国防开 支的理由，军事实力仍然是优先考虑的重心。所以，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在1992年声称， 一个奉行综合安全的国家必须“政治稳定、经济强大而有活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 的是军力充足。”(注：Najib Tun Razak,Address to the Chief of Staff Conferenc e,Darwin,Australia,1992.)
就其重要性而言，前述综合安全观念的存在使得人类安全这一新概念更易于为亚洲所 接受，综合安全为一种超越仅仅是防御外来军事威胁的安全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但人 类安全绝不是旧瓶装新酒，综合安全回答的问题是：国家安全面临哪些威胁?人类安全 回答的问题是：“谁在面临威胁?”综合安全的政治内涵强调“秩序”和“稳定”，人 类安全则与正义和人的解放紧密相连。(注：Amitav Acharya and Arabinda Acharya,“Human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Puzzle,Panacea or Peril?”CANCAPS Bulle tin,Canadian Consortium for Asia Pacific Security,December 2000.)所以，对亚 太地区的决策者来说，在定义人类安全时不能仅仅局限于“防御国家免遭何种威胁”这 一横向内涵，还要考虑“应该保护谁免遭这些威胁”这一纵向内涵。综合安全框架只有 在纵向上加以扩展并使个人和共同体置于这一扩展框架的中心，它才能与人类安全更加 一致。
实际上，一些亚洲思想库已经在努力纠正综合安全概念这一统计学意义上的偏见。亚 太安全合作理事会这一囊括亚洲和西方政策思想库的非政府组织认为，“当某一问题被 认为威胁或可能威胁个人、社会或国家根本利益或核心价值观的安全时，这一问题就会 被认为是综合安全问题。”(注：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 Pacifi c,The Concepts of Comprehensive at th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 nal Studies,CSCAP Memorandum,No.3,Kuala Lumpur,CSCAP Secretariat at the Inst 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6.See also Mohamed Jawhar Ha ssan and Thangam Rmnath,eds.,Conceptualising Asia-Pacific Security,Kuala Lum pur: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mational Studies,1996.)但这种理解还存在不 足，对一些重要问题的阐述还不够明确。如果个人的价值观和国家的价值观相冲突，何 者为上?由谁来确定共同体的价值观?(注：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备忘录把综合安全定义 为：“基本上通过合作手段在国内外对所有领域(个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 事、环境)的可持续安全的寻求。”综合安全之所以能被接受，是“因为国家的重大利 益和核心价值观是多种多样和全面的，确保这些重大利益和核心价值观的手段、程序和 能力也是多种多样和全面的”(第3页)。这很难说是以人为本的安全观。说个人、共同 体和国家都很重要，与说人最重要完全不是一回事。人是人类安全的本质要素。)
同样，人类安全概念不同于合作安全，合作安全是近来努力在亚洲建立多边安全机制 的核心(见下图)。合作安全又不同于综合安全，合作安全观是在冷战的灰烬中形成的， 是对共同安全观的修正。而共同安全观是通过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即后来的欧洲安全 与合作组织)这种制度化机制在欧洲发展起来的。
在合作安全中，市民社会体现为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跨国认知共同体；在人类安全中 ，市民社会主要体现为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非政府组织。
合作安全规定，安全应该根据包容性原则通过多边手段来实现。这里的包容性“既指 参与国——无论认识一致还是认识不一致——也指安全的主题，所以安全议题需要超越 传统的直接军事威胁，把环境、生态、人口等可能加剧国家间紧张关系甚至导致动用武 力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也包括在内。”(注：David B.Dewitt and Amitav Acharya,Coope rativ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with Reference to Eastern Asia,Eastern Asia Policy Papers,N o.16,Toronto:Joint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1996,pp.9～10.)
照此定义，合作安全否定了专门或主要依靠均势机制来实现安全的方法，它强调透明 胜于隐密、对话胜于对抗。均势方法最终依赖于发动战争的能力，而合作安全依赖于预 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技术和程序。合作安全并没有忽视或贬低有关军事问题在国内和 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它是从一个更加广阔而非仅仅防御军事威胁的角度来认识安全的 。
人类安全这一概念对于在亚太地区寻求合作安全意味着什么呢?人类安全不同于合作安 全，它本质上不是一个多边概念。尽管人类安全能够并且已经通过联合国这种多边机制 实现，也有可能通过东盟及东盟论坛、亚太经合组织这些地区性集团实现，人类安全的 某些方面仍然会削弱合作安全对“包容性”这一多边核心原则的重视程度；人类安全不 同于合作安全，它通常是一种“认识一致”的安全概念，而合作安全则是非意识形态化 的概念。
作为合作安全的前身，共同安全观强调，在一个广泛的多边框架内，人权是国家间相 互信任的重要条件。欧安会前所未有地把成员国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与其国内政治行 为挂起钩来，这使亚太地区政府对支持在亚洲建立欧安全式的多边合作安排表示担心。 因而当欧洲的共同安全经验转化为合作安全时，这种挂钩就被放弃了。因此，东盟地区 论坛并没有创立类似欧安全/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人性尺度”(human dimension)的东 西，这种人性尺度处理有关人权、民主化和民族自决的问题(尽管如此，由于合作安全 在共同安全原则中所具有的哲学基础地位，图中还是依据对权利的相对重视程度把合作 安全置于综合安全之上)。
因此，对于亚太地区的决策者而言，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如何调和合作安全的包容性 原则和促进人类安全所坚持的认识一致性标准的关系。
人类安全与人道主义干涉
假如集体行动有损于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促进人类安全也应该考虑采取集体行动吗?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气馁的问题，除少数国家外，它们大多反对任何 对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主权观的偏离。
大多数人类安全的倡导者希望并期待人类安全能够通过和平、外交和非强制性手段加 以实现，但是，近来发生的事件，包括亚太地区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寻求全方位的 人类安全实际上无法与干涉问题分开，尤其是当我们对人类安全的理解在于强调采取措 施降低人类在暴力冲突中所遭受的损失时更是如此。
人道主义干涉对原有的干涉范式从根本上做了修正，它抛弃了冷战时期干涉行动所包 含的狭隘的地缘政治思维和利益动机，赞同实现一种高尚的目标。(注：Morton H.Halp erin and David J.Scheffer,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New World Order,Washingt on 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93,p.107.)但中国、马来西 亚等国还是明确反对人道主义干涉的观念和实践。由于亚洲国家对主权的高度重视，任 何形式的集体干预行动都会在该地区遇到阻碍，即使这种干预行动是以最和缓、非强制 和非军事的方式进行的。
在亚太地区不时有人提出进行温和的区域性干预的概念。其中最主要的是安瓦尔·义 卜拉西姆提出的“建设性干预”和苏林·皮楚安提出的“灵活性参与”，(注：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 roblem of Regional Order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这两个概念都主 张应对国家主权表示足够的尊重，要求把被干预国政府的同意作为集体行动的前提。但 即使这些有限的创意也难以制度化。东盟及东盟地区论坛等亚太区域组织在这一问题上 仍然存在分歧，其中许多成员国反对背离那些既有的、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与思 想。
结论
上述讨论已经辨明在亚太地区促进人类安全的几种障碍，其中第一种障碍是对人类安 全这一概念可能掩藏着西方的不适合甚至有害于这一地区的政治议程的怀疑。第二种障 碍与这样一种信念有关，即认为人类安全框架所强调的挑战已由综合安全等现有的安全 概念全部解决。第三种障碍在于担心：由于寻求人类安全与人道主义干预有着明显的联 系，通过区域性集体行动寻求人类安全将会损害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而不干涉 内政原则仍然是该地区的国际关系指导原则。
本文已经表明，其中的一些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人类安全与冷战后时期的其他安全 概念不同，有着明显的亚洲特色。另外，认为人类安全并没有给这样一个已经发明了综 合安全概念的地区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也是存在缺陷的。尽管人类安全与综合安全、合 作安全等现有的亚洲安全概念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但它还是应该被看做是一个内涵更 为宽泛的概念，它在强调人类自由是安全的核心要素方面走得最远。人类安全观比陈旧 的综合安全观更需要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而陈旧的综合安全观关注的是国家及政权 的安全。该地区各国政府是否将转向这种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 们的国内政治议程。进一步的民主化将使该地区更易于接受一种被定义为既包含免于匮 乏的自由又包含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人类安全观。
并不是所有对人类不安全状况的回应都需要有悖于国家主权原则的干预。当集体行动 被认为是共享主权而非削弱主权时，集体行动就更容易被接受。然而，在处理暴力冲突 局势时，对主权的关注可能最为强烈。也正是在这一方面，亚洲地区迫切需要制订政策 和开发资源，以应对危及人类安全的威胁。
在亚洲，加拿大观点的支持者在数量上不及日本观点的支持者，然而现在真正需要把 这两种观点看做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通过以需为本的方法促进人类安全，并不否 认寻求人类安全是减少人类在暴力冲突中付出惨重代价的一种措施，尤其是在那些还确 确实实存在国内、国际冲突危险的地区。在亚洲，人们日益接受为减轻暴力冲突给人类 带来的损害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如有关地雷、小型武器和童子军的国际规范和协定。但 是迄今为止，亚太地区在理解和促进人类安全方面，认为免于匮乏的自由远比免于恐惧 的自由重要得多。一些亚洲国家政府和分析家批评加拿大最初提出的概念过于狭窄和强 调把人类安全理解为免于匮乏的自由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也应该记住，如果该地区冲突 地带的暴力事件给人类造成惨重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又可能蔓延到国内其他地区及紧邻 的国家，寻求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努力就不会取得成功；若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寻求免 于匮乏的自由就不会有多大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