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供求的5次波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粮食论文,我国论文,供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粮食是最重要的农产品。粮食供求波动不仅是市场上其他农产品供求矛盾和价格波动的诱因，而且也是新中国近50年历史上影响农村政策，甚至影响国家经济方针的主要的因素之一。
回顾过去我们知道，建国以来已经发生了5次粮食供求波动， 改革前30年有2次，改革20年来有3次；而且有2次集中发生在90年代。 可以说，没有哪一次完全是由于粮食生产下降造成的。
5次粮食供求波动中，尽管1959～1961年那次被称作“3年自然灾害”的供给短缺，表面看是生产下降，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工业化所要求的高度集体化的政策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由于其他4 次都并不是生产下降，而且也关系到中国是否属于长期粮食短缺的讨论，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分析。
一、改革前的2次粮食供求波动
我国第一次粮食供求波动发生在1952～1953年，表现为生产增加、供给下降。
1.50年代初的粮食供给需求形势
1950～1952年全国范围推行的土改消灭了地主剥削，但就在土改结束的当年，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连续3年大幅度增加之后， 却出现了对城市的供给短缺。1952年粮食收购只增加了11.6%， 而销售增加了44.7%。到1953年9月，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只完成了80.1%，而10月份的粮食销售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1.3%，供需缺口在40亿公斤以上。
粮食供给形势紧张，牵动物价也大幅度上涨，迫使政府采取应急之策提出统购统销，建立国家垄断的流通部门，形成新的农产品规模供给主体。在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仍然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国家工业化和城市的粮食需求成为大办合作社的动因之一，并且与后者共同演化成“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长期政策，这个体制至今仍在延续。
2.解放前的粮食过剩
对此有学者指出，尽管旧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十分低下，但城市粮食供给是长期有保障的。解放前大多数年份都是谷贱伤农，粮食供给过剩。由于地主掌握着全国土地的一半左右，地租率高达50%左右，而且绝大部分收取实物地租，地主也就掌握了粮食产量的25%。他们自己的消费很少，大部分是作为商品粮上市的，因此地主是对应于中国城市商品粮的“集中、规模”需求的主要供给者。再一个重要原因是，解放前大多数贫雇农是勒着裤腰带交地租，城市中大多数穷人的粮食消费也受收入限制，因此当时的谷贱伤农、粮食供给过剩是与城乡贫困人口的消费不足高度关联的。
3.分散的生产增长并不能形成规模供给
我们的进一步研究认为，解放初期城市粮食供给不足，主要问题出在政府与土改以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之间交易成本高到无法交易的地步。土改后农民平分了土地，生产大幅度增长，但4 亿农民的分散的生产增长并不意味着就能形成供给规模。当时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大多数地方的土改实际上是均分土地，生产经营能力最强的自耕农——富农和中农——的土地经营规模也随之下降。于是，农村中粮食的规模生产者和规模供给者都消失了。虽然广大农村劳动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包括粮食在内的主要农产品都大幅度增长，但国家尚未能及时成为对应于中国城市商品粮“集中、规模”需求的新的主要供给者。大量余粮沉淀在农民手中，而农民的自发行为是要存粮防灾，或物物交换其他生产资料。由于城市无法直接与高度分散的4 亿小农进行交易，因此政府提出了实行统购统销和合作化。
4.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成为长期制度的原因
在全国没有推行合作化之前，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不愿意按国家低价缴售粮食。从1953～1955年，推行统购统销的头3 年政府占有的粮食份额下降了80万吨。所以，1955年毛泽东号召组织起来搞合作社。当政府能够不再直接面对4亿分散的农民要粮食，而是对着400万个合作社进行交易的时候，交易成本就大幅度下降了，粮食统购统销的交易制度在合作化形成的组织载体上才得以运行。所以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搞统购统销制度是要有合作化这个组织条件的。
为什么统购统销能够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成为农村的基础性政策呢？
我们查阅历史资料了解到，中央提出这个办法的时候并没有打算作为长期政策，只是在“一五”时期的特殊情况下才成为了一项长期政策，由于1952年争取到苏联54亿美元投资，上了156个大工业项目， 大规模投资带动了大量就业，2000万属于粮食“高消费”人口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支持国家建设，他们的粮食消费约等于当时5000万城市人口，使城市粮食消费突然增加近1倍。 因此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工业建设和城市消费增加的需要。
以上分析说明，第一次波动显然不是粮食生产不足的问题，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也不是当时农业、农村和农民本身发展所要求建立的制度。
5.第二次粮食供求波动——1959～1961年的“3年自然灾害”
这次以粮食短缺为表象的供求波动发生在1959～1961年，后来人们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如果仅仅认为高度集体化和大跃进是人祸主因，则仍然没有指出其中的规律。
众所周知，第二次粮食供求波动现象上是短缺——从1959年以后粮食供给连续3年大幅度下降，但从本质上看仍然不是农业生产问题。 这次波动当然与1958年的“大跃进”有关，但主要原因是“一五”建立的苏联式资本密集的大工业初见成效后，国家工业产品必须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才能形成扩大再生产的积累。以传统农村社区为基础的初级社显然不能接受拖拉机等大工业产品下乡，政府不得不要求提高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于是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应运而生。但是由于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私有产权，使劳动者这个农业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的、起主导作用的要素不愿意积极投入。因此，这次粮食短缺根源并不是生产不足的问题，更不是农业本身的问题。
如果说1955年的合作化还承认农民私有产权，那么到1957年的高级社就已经不承认了，人民公社则更进一步否认了农民的产权，造成了农民普遍的消极怠工，社队干部的“瞒产私分”，从而导致1958年的“丰产不丰收”，统计产量增加，供给却大幅度下降，以及随即而至的“3年自然灾害”。惨重的全国性损失教育了决策者和直接承担生命损失的农民，于是有了1962年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通过恢复“队为基础”和允许农民“三自一包”，重新恢复了农业生产。
二、1984和1990年的两次“卖粮难”及其带来的结构调整
1.人口与粮食的互动
第三次粮食供求波动产生于1984年。是在全面推行“大包干”之后发生供给过剩而造成“卖粮难”的。因为1982～1984年全国推行的“大包干”重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从原来不到6000亿斤，连续跨越3个台阶，到1984年超过8400亿斤。 这个建国以来第一次过剩性的粮食供求波动，促使农民自发地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因此有了随之而来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我国粮食生产从长期看有一个基本特征，即人口上台阶，粮食也上台阶。从百年历史的大跨度看，人口、粮食两条曲线是基本平行的。由于70年代以来我们实行的人口与粮食两个大政策是逆向调节的，于是在突然出现连续3年粮食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 就必然会出现粮食供给过剩。当然，过剩就放，短缺就统，是最简单的政策反映。
2.结构调整的本质是创造就业机会
现在总结20年来的农村改革的经验，可以看到，改革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产量，而且更重要的是解放了农民。农民有了经营自由，二、三产业才有了发展。所以，农村的结构调整的本质，是创造过剩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从农业效益指标来衡量，1984年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反映的效益指标有所增长，原因就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1984～1988年，乡镇企业每年转移1300～1400万农村劳动力，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消费也增长了，1984～1985年，县以下农村零售额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0%以上，农民消费的增长又拉动了轻工业的发展，同时也给乡镇工业的发展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空间。所以那段时间国民经济增长很快，运行情况也最健康。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3.1990～1992年的农产品全面“卖难”
第四次供求波动则不仅仅是粮食，而是在1990～1992年连续3 年发生了农产品全面的“卖难”。也是比较典型的生产过剩造成的。同期连续3年农民收入低增长，甚至个别年份负增长。这是因为1984 年粮食过剩之后农村大幅度调整种植结构，很快使过去短缺的基本农产品大多数出现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1992年中国社科院农村所测算，20多种农产品中，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的只有2种。
这次与上次情况的不同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一是连续3 年农产品“卖难”与宏观紧缩带来的市场疲软高度相关；
二是同期乡镇企业吸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能力大幅度下降，90年代初期比80年代未期减少了1倍；
三是当时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由各地自主决策，全面放开市场。1992年放开的当年，就把当时900多亿的粮食挂帐减到200多亿。
三、第五次供求波动的复杂性
第五次农产品供求波动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可以把先发生在1994年的粮食抢购、涨价，与后来从1996年到现在仍然延续的农产品全面“卖难”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
1.1994年粮食抢购的真实原因
在第五次农产品全面“卖难”出现之前的1994年，我国确实出现过短期粮食供给短缺和抢购现象，但也并非农业生产出了问题。其真实原因有二：
一是在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开始的经济过热之中，1992～1993年每年有6000万～8000万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大幅度增加了城市对低质农产品的需求。他们消费的粮食大约使城市每年应该增加600 亿斤的需求量，而国家粮食系统在1992年以前由于粮食过剩，一直是采取“拒收限收，压级压价”政策，当然没有这个供给准备。 这在实质上与1952 ～1957年“一五”时期的情况相类似。
二是1994年1月1日外汇改革造成本币一次性贬值50%以上，这就意味着刺激出口。 本来1993 年国内粮食价格调整后已经高于国际市场约20%，但人民币贬值50%，就有30%的利润空间，如果能抓到粮食货源出口，就能赚30%的利润。外贸部门和南方各省率先得到汇率调整消息，于是突然从进口粮食转向从国内市场抢购以图出口逐利。
虽然从本质上看1994年的粮食短缺仍然不是生产不足的问题，而是上述两个原因导致了1994年粮价大幅度上升，但当时这种短期现象却对国家农业政策重新导向追求数量起了决定性作用。
2.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
首先应该承认人口与粮食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每次政策刺激粮食超常规增产，超过人口增长需求，都必然出现“卖难”，90年代的波动更是如此。
我们看到：1993年大调价42%，已经刺激了粮食生产， 使1994 ～1996年粮食生产连续3年大幅度增长，跨上了两个台阶， 超过了本来应该在2000年才需要的1万亿斤产量，但人口并没有提前增长上去， 从而出现粮食过剩。然而，在粮食已经过剩的情况下又于1996年第二次提高收购价格40%以上，并且实行行政强制收购。史无前例的短期内连续两次提价，幅度共达105%。由于给农民的信号失真， 市场当然也就“失灵”了。
其次应该了解历史。不仅第五次农产品全面“卖难”属于典型的生产过剩，而且改革开放使农村率先引入市场经济新体制以后的3 次供求波动也都是过剩型的。1984年那次导致了农民自发调整结构、大上乡镇企业，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增长；1990年那次波动则是由于各地自行放开市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高涨从而缓解和得到解决的；这次之所以延宕至今，可能与市场经济规律铁的作用有直接关系。
缓解今后农产品供给过剩的主要措施在于加快小城镇发展。权威农业经济学家指出：“9亿农民给3亿城里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农业就没有出路。但是由于城市改革滞后，难以大规模吸纳农村人口，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是深化农村小城镇的综合改革。采取措施提高小城镇人口密集度，增加规模人口带来的规模消费，看来是解决农产品卖难的一个主要途径。小城镇的规模消费水平是农村半自给消费的3～5倍，现在全国有18000个镇，平均人口规模约6000人， 如果小城镇人口规模达到3～5万，就是现有城镇人口规模的5～8倍，再乘上3～5倍的消费倍数，市场潜力之大是难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