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的融通中生长
——论韩国当代政治思想对儒家精神借鉴的可能性
［韩］宣 玉 京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 中国的儒家思想对历史上的韩国有过重要影响，它不仅成为朝鲜王朝的主流政治思想，也培育了韩国人日常生活的道德伦理。近代以来，韩国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是西方政治思想，但是，随着西方文化影响的深入，其中的弊端也不断呈现出来。儒家思想不仅是强调礼仪的社会文化，也是主张德治的政治思想。它对“仁义”等价值观念的诉求，与现代西方思想并无根本区别，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融通的可能。因此，考虑到儒家精神对韩国传统文化塑造的历史事实，在尊重儒家文化的基础上，探寻儒家与西方思想之间的共同性，进而生长出属于自身的现代性来，就成为不脱离自身经验的关于国家政治思想的积极思考。
关键词： 儒家；韩国；价值观；西方政治思想；融通
韩国传统文化曾先后受到域外多种文化的影响，中国儒家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以及土俗萨满教文化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种。如果从韩国价值观念形成的视角考虑，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似乎更大，这不仅表现在对韩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方面，即韩国传统在建构其国家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包含了中国儒家思想的许多元素，而且体现在统治者在建构其相应的价值观念时，参考了大量的儒家思想的核心要素。但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韩国近代文化表现出了明显的西化倾向，而曾经对韩国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中国儒家思想则受到了忽视或批判。然而，近年来，随着种种社会问题的日益凸显，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作为韩国近代文化影响要素的西方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则是中国儒家思想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当中，把它当作纠正近代以来韩国文化种种偏颇倾向的文化力量，这正在成为韩国思想界的某种共识。
一、韩国历史中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起源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孔子，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核心存在，它却是一个历史化的概念，即虽然儒家思想起源于孔子，但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后继者不断地结合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对其进行补充或者重新阐释。一般认为，儒家思想不仅是修己治人的学问，也是兼有政治和伦理的思想体系，可以说，孔子对周礼的积极倡导，并不仅仅在于对周礼本体的赞美，而是意在围绕家庭伦理去建构社会秩序，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孔子推崇周礼并把礼看做道德之源及规范，从此，道德不仅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也是判断每个人言行对错的标准，从而塑造了至今为止牢不可破的中国文化历史大传统。”①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85页。 然而，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全部，作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儒家思想成型于南宋时期，这不仅是指朱熹通过对《四书》的注解，完成了对儒家思想的最终建构，也指由他所注的《四书》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从中国儒家思想与朝鲜历史的互动情况来看，三国时期的高丽就设立了以儒家经典教育为主的太学机构，开始讲授儒家的五经三史。统一新罗时在五经的基础上增加了《论语》和《孝经》的讲授科目，后设置当时最高教育机构——国学，并将《论语》《孝经》定为必修科目，至元圣王时，已经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名为读书三品科的任用制度。统一之后的高丽时期沿袭了统一新罗时期的文化传统，基本上没有变动。通过这条简单的线索，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已经扮演了重要的思想角色。不可否认，此一时期，佛教也对朝鲜半岛产生了重要的文化影响，而从接受的情况看，朝鲜半岛对佛教的接受似乎也较儒家思想更为融洽。此时的中国也正处于佛教开始兴起的魏晋时期，那时的儒家思想面对外来文化的影响，自身尚未开发出其超越的视野，以至于在无法有效吸纳的条件下，处于一种被动的尴尬局面，而只有到了南宋时期，当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家开拓出以“理”为内涵的朱子学时，儒家思想才具有了可以容纳和消融佛教的契机。考虑到这一情况，我们就不难明白，此一时期的朝鲜半岛何以会对佛教的吸纳远远大于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李朝排斥佛教，而推崇朱子理学的时间，恰恰与中国明代时期同步，而此一时期的中国也正是朱子学说的鼎盛时期。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太祖李成桂倚重郑道传，以排佛扬儒为国策，定朱子学为国学，强化中央集权。此后朱子学成为李朝组织政治和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官学，对塑造整合朝鲜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洪承稷（Hong Seungjik）：《大学 中庸》，高丽园出版社，2005年，第356页。 譬如经筵制度，它虽然是高丽睿宗时建立的制度，但是却被朝鲜王朝所承袭，并进一步将其功能发扬光大，旨在教育君主，培养其内在之德行。其要义在于朱熹所说的“理在气先”，由于“理”是万物形成的最终根源，它规定了人类社会各种秩序，所以，一方面，道统大于君统，另一方面，君统则因作为“理”的衍生物而获得了在世的合理性，由此来看，在经筵制度中，君王的每次出席几乎成为一种义务，其最终目的就是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来表示对道统的承认，进而向其臣民宣布其君统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君王向负责经筵的儒学家学习，则是在遵守“理一分殊”的逻辑前提下，对自身修行的现实培养，它一方面强调治国与修身之间的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则强调对佛教心性思想的消解，这不仅达成了李朝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而且也型构了朝鲜民族懂得大义和严于要求自我的文化精神。
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新公共服务论”的登陆，承受了儒家精神的韩国传统意义上的价值伦理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新公共服务论”的理论资源是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市民权（democratic Citizenship）、共同体和市民社会（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组织人本主义（organizational humanism），以及后现代主义行政（postmod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等等，其目的是通过对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强调，建构起现代政府在实施政治管理过程中种种合理性。如果说儒家思想更多地从形而上的道统中寻找君统的合法依据，那么，在经历了祛魅的现代性运动之后，现代政治很难再从抽象的学理中寻找资源，而是努力从与其相配合的资本主义伦理中寻找新的可靠论证。我们不能简单地否认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现代性过程中的伦理价值，但也不能不加批判地将其运用于自己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其中的道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个与历史过程中西方的现实霸权密不可分的普遍性模式，仍然为人类贡献了有用的认识论，这就是它转化出了人类共享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和平、仁爱……。只不过，这些基本价值只有在高度抽象层面才是没有问题的，一旦进入历史过程，每一个价值范畴的‘即物方式’不但都不完美，而且往往是虚假的。”③ 孙歌：《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页。
概括地说，儒家思想并非韩国的产物，但是它在韩国经历了文化的融合过程，事实上，李朝对朱子学的推崇并不是在单层面上完成的，也是经历了双向的融合过程，譬如，李朝对同为理学精神的阳明心学的排斥，对朱子学中“诚心正意”的主动选择，进而在融合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注重民族气节的精神传统，这不仅体现在知识阶层的价值观念当中，也体现在普通人行为举止的日常伦理观念中。相比之下，在传统思想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价值理念并没有经过这一本土化的过程，这就势必会造成种种文化不兼容的现象，由此，如何创造性地转化传统就成为韩国当代思考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二、融通的可能性
最后，儒家思想与后现代主义行政也有某种融通之处。后现代主义行政分离事实和价值，以此来严格分离人类行为。实际上价值和事实是很难实现的。不同于忠于现实的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接近也可以说是完全理解人类的生活，并重视价值的主张立场。生活中重视自我修养的儒家思想在理解人类生活、揭示义务伦理观这一点上，使德、忠、孝也能找到相同点，最终，实现了西方代表性行政价值和韩国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等目标，在本质上和追求的理想上达成了一致。这是因为从古至今，虽然文化环境有所不同，但在政府指向的价值传达于社会这一意义上是相同的。在儒家思想中，德是从礼记中提到的“身体力行所领受之德”中显现的。比起事物的本性，从君子的本性来展示礼和恶。礼是广义的道德社会秩序的表现，人很难自然拥有，因此需要用教育的手段来教育个人礼仪，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方面，为政者不要只致力于扩张自己的财务，而要以德为本来进行统治，这样才可能使民心聚拢，统辖之地的税收也就随之而来了。君子的政治就是要寻求自身的德性、人类的道理、上天的道理，并且要与万民百姓的情绪相吻合，即要有从个人到他人、万物、天地、宇宙，与之相通融的政治理念。具体地讲，孔子的政治核心就是从百姓处获得信心，亦即让百姓对政府产生一种信赖，这是一种社会的品德，在经济层面上也尤为重要。正因为如此，以德来统治的政治自然可以被称为美好和有效的政治① 崔美英（Choi Myeong）：《春秋时期的政治思想》，博英社，2005年，第99页。 。
其次，儒家资本主义的兴起。要想理解东亚，首先要理解它们所遵守的儒家思想。西方经济学家们分析了韩国日本等国家经济急速发展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儒家资本主义的兴起。从儒家思想的视角考察现代韩国经济发展，其有效性在于：以家族中心伦理来提高储蓄率，强调个人发展，相对于其他国家，形成了更高的教育热，共同体的所属意识增强，长幼有序的秩序意识扩大，团结力提高。受这样的儒家精神的影响，重视政府责任和公务员的角色，起到了促进产业政策的作用。儒家思想强调以仁为中心以人格修养为目标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民生经济呼诉君主的恻隐之心以仁政确保民心并谋求经济安定。他们并不是一味地排斥利益，而是指出管理者如果追求私利的话，就会增多怨恨，进而产生利益是否适当等诸多问题。由此，儒家并不是鄙视金钱、轻视经济，而是对那些可以预见到的经济问题，作出了事先的提醒。东亚可以被称为“共生资本主义”，特别是依照东亚资本主义的家族中心原理，通过社会和国家组织化，依据实践性的伦理和道德来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强化政府主导的集权经济和家族中心的集团主义倾向，被称为共同生存的共生理念。如果从暂时性的层面来看，重视能力主体竞争性的竞争资本主义可能会占优势，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从长期性的观点来看，温情主义所具备的一致感和以高度的集团效能为中心的以人为本的儒家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
第二，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投入规模。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落实中央和地方水利建设资金，确保各级财政对水利投入的总量和增幅都有明显提高，进一步提高水利建设资金在国家和地方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水利资金。要根据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确保重点骨干工程和民生水利工程建设的资金需求，特别是各地要优先落实中央投资项目的地方配套资金，确保工程建设进度、质量和效益。要在稳定现有规模的基础上，积极开辟新的投资领域，争取增列农村河道综合整治、高效节水灌溉、革命老区水土保持等财政专项，争取将水生态补偿纳入国家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开展水源区涵养补偿和水生态修复补偿试点。
首先，在对民权的理解上，双方有大致相同的精神暗通性。当代政府强调市民利益的重要性，并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加以保护，可以说，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无论是在相关程序的制定上，还是在相关权利的实践中，均扮有非常重要的公共角色，甚至可以说，为了能够自由公正地实现公民个人利益，韩国政府始终在做着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反观儒家思想，它更注重人格精神的培养，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正气”，其作用就在从道德的层面来区分出个体之间在价值追求上的不同，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成立的。正是有了如此的价值观念的正当性，所以，儒家思想不仅强调士人追求人格自觉的重要性，同时还明确指出，统治者的修养行为对于他的执政过程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来，在“天人合一”以及天人相互感应的思维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便被统一到一个道德化的思想秩序之中，并进而生发出培养各自主体道德精神的自觉性来。在儒家思想看来，个体对道德的自觉显然不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与国家政治相关的宏大的事情，今天来看，这正是儒家思想可能与现代政治思想相互融洽的结合点之一，即民声反映于行政，行政获取国民的要求，国家公务人员由此可形成其自觉的责任感，并以此积极地参与到国家的行政管理当中去。
焊接检验目的在于防止与发现焊接缺陷，以确保结构（件）的安全使用。各类产品都规定了对焊接接头质量等级的技术要求。试制新产品或制订焊接新工艺时，通过焊接检验可发现并解决其质量问题，使新产品与新工艺获得发展和应用。有的产品在使用中还需定期检验，以发现和及时消除在使用中产生而尚未导致破坏的缺陷，从而防止事故的发生，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再次，在对组织人本主义的理解上，双方也有许多共识。所谓的组织人本主义，就是尊重开发组织管理者的个性，维护他们的自我意识，这里面不仅包含着工作能力的问题，也包含着工作伦理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应该开放组织沟通，在尊重公务员的自身发展的同时，构建出一套比较完善的、有利于大家遵守的价值伦理。儒家思想强调道德治国，士人在治理国家的同时，也要不断地修身养性，以追求更为阔大的人格精神。如果说民本思想是国家的立足根据，那么仁政则是确保其实现的规范与保障，也可以说，尊重百姓在仁政的意义上成了封建统治的最终目的，这就使得其中的民主主义特征被直接表现出来，进而与现代意义上的宪法精神取得了逻辑上的沟通。进一步而言，儒家思想中还有天下为公的乌托邦理想，尽管那种视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只是一种空间虚设，但是其价值意义却在于，它不强调利己主义，而是从维护人类秩序的角度上更看重利他主义的存在，与此相关的是，作为对人类社会管理的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管理手段，而是作为人性的根据，和人类生活后盾的存在。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政治观在于国家的存在理由就是实现完全的百姓生活。在重视效率性的个人和组织文化当中，人本主义性的接近是非常重要的。一般的效率性是理性的过程，某种行为在与理性一致时则称为合理性。关于过去行政的问题可以认为是效率性的问题。这是某种目标的改进，或是相互冲突的目标和价值观的调整与融合，并且是依照某种行动的指称。儒家思想所提及的百姓和与民同乐精神是维持组织的上下关系中所必须具有的品德。
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治国，即认为无论是个体的修身还是国家的治理都必须符合“道”的伦理秩序，这意味着在“道”的统领下，家庭中的伦理秩序与国家管理的策略并无根本区别，如果说“仁”“礼”“孝”是对父子、兄弟等家庭关系秩序的强调的话，那么，把它们当作管理国家的政治思想，也是适用的。《中庸》曾以“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去阐释“孝”的伦理价值，其大意是：后来者要懂得承继先人的志向，更要经常记起他们的丰功伟绩。其适用范围显然不只是单纯的家庭，而是被推广到了国家的建设当中。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武王、周公继承太王、王季、文王的遗志，完成灭商兴周的大业，以至制礼作乐，都被归结为孝。”① 刘宝才：《〈大学〉〈中庸〉的道德政治论》，《人文杂志》，1990年第5期。
总之，孔子强调忠和信相融合的“主忠信”的价值观和理念。他认为“人若无忠信，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了真实”。忠是始终如一的心，是治国的根本。在实际道德教化的意义上所提及的忠可以被作为法律规范或者统治的手段② 金吉煥（Kim Gilhwan）：《朝鲜王朝儒学思想研究》，一志社，1980年，第490－491页。 。孝是使子女和父母的关系相融洽的一种德，是家庭伦理的根本，也上升到一种社会伦理。从基本上来说，孝是子女用礼来侍奉父母，恭敬父母。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父母的养育之恩就跟驯马一样无意义了。孝道的精髓在于体会父母的爱子之心，并以之为心，身体力行。孝与悌一同，是实现仁的根本，连接着社会政治的伦理。在儒家思想中，孝比忠更被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道德，比起统治，更重视教化，比起法律，更重视道德。忠孝精神是韩国新罗时代的精神支柱，就像韩国学者崔志远所标注的一样，“在家尽孝，在外忠国”。高丽时代，在经学博士的辅助下传播了忠孝精神，朝鲜王朝世宗编纂的“三纲品行”，进一步推动儒家思想成为民众文化的基石。正因为这样，忠和孝被朝鲜王朝认为是伦理文化的普遍价值和人类道德的中心。而随着现代政治的到来，儒家思想并没有失去其有效性，恰恰相反，在某种媒介的触发下，它还依然保持有与现代政治某种融通的可能。
三、融通的适宜性
再次，传统思想可以克服现代社会病理现象。以传统儒家共同体主义为根据，可以批判在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所展现出来的诸多问题。譬如，在对个体自由的强调上，西方文化重视自由选择，但是却因此衍生出无限制利益追求、弱肉强食性的社会构成理念等副作用。与此相比，儒家思想根本上强调和谐的世界观，认为社会生产物的公正分配比单纯的生产增值更重要。同时相比单纯的社会财富增加，心理融合显得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劝勉人们应节制欲求，维持和谐关系，关注重视人类心理道德的修养。人类和自然能否重新恢复到和谐平等的状态？现代社会能否找到恢复这一状态的途径与方法？在这方面，儒家学说有很多有益的启示。韩国儒家思想的历史性展开也和其他社会伦理的一般性进化一样是根据时代状况变化的产物。儒家思想虽然经历了演变与变迁，但是仁义礼智信这一价值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当西方行政价值观在进入韩国之后，“法治”得到了强调和吸收① 宋承培（Song Yeongbae）：《儒家思想的历史理解与反思》，《哲学研究》，1990第26号。 。根据儒家思想中的理念和内涵，西方法治的概念和儒家思想的出发点不同，也存在着观点的差异。与其说韩国儒家思想的焦点在追求某种具体的目标，不如说它在方向指向性上更有意义。比如说，在韩国政治处于不明了的暧昧状况或是解决或选择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根据儒家思想的价值基准则可以来判断。因此，儒家思想可以从与在西方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成长的韩国社会科学的流向相反的其他视角上解决社会问题。儒家思想会成为反省现在行政价值的西方社会思想的机会，也可以挖掘整理出被隐藏在韩国意识和生活中被无意识隐藏的儒家思想的体制基础② 李英讚（Lee Yeongchan）：《荀子的社会经济哲学和伦理》，《儒家思想研究》，2008年第46号，第64－66页。 。探索儒家思想的现代性价值和恰当性是非常重要的，这在探求儒家思想的肯定性和积极性的贡献和影响，以及在儒家思想创造性革新的发展上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儒家思想和现代行政价值虽然在微观性部分上存在着差异，但是从整体上看，两者最终在指向性的层面上具有一定的融合性与可行性。
首先，儒家文化圈中可能出现的民主主义。几百年以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圈国家曾经强调，如果民主主义想要在本国扎根的话，就必须把儒家价值和民主主义价值进行融合，并提出发展新的价值的必要。儒家民主主义并不提倡或利用宗教、阶级的矛盾，它是从想要探索建立在共同体上的民主主义的问题形式上出发的。在这种状态和条件下，如果单纯地将儒家思想和民主主义进行结合，那么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但是其中的融合并非没有可能，例如，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可以用仁义礼法来解析。儒家思想的基本虽是仁义，但是作为包含义务以上行为的最大伦理，仁也是最适合于小规模共同体的规范。当然礼进一步发展，到文明化的状态便可以说是法。法具备规范市民的最少伦理形态，也反映了法家特性。孔子以礼为中心追求礼仪和法治，展开了不同于孔子的仁以及孟子的义的理论。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强调在法律规定自由的限度中可以按自己意愿处理并规制的观点。显然，两种文化或思想的分歧在于如何界定法律本质，虽然以现代法律为中心分析的话可以充分减少两方意见分歧，但不能因此就把儒家思想与民主主义进行简单与强硬的联合，而是更需要一些中间的媒介作用。政治性的道德性只有从主观性权利的主体个人意见出发，追求与之相匹配的统一性，才能保障它的正当化。与之相反的，民主主义要求的是，比起道德的内部的约束和要求，则更加要求合理解决矛盾，实现法律的制度化。从这种状态上来说，单纯地把儒家思想和民主主义相融合时，冲突的可能性会更高，因此首先要从儒家和民主主义观点中都可以普遍化的价值中去选取。如果严格地解释儒家和民主主义也会有很多的矛盾，但是仍然可以从中找到很多共同的价值。比如说，西方哲学家洛克主张的“在法律规定的界限之下，国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和控制自由”。只是儒家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差异是“法律的本质是什么”这一论争点，如果从现实法律为中心来解释的话，可以充分地减少两边意见的冲突① 李相翊（Lee Sangik）：《儒家社会哲学研究》，深山文化，2001年，第323页。 。细看儒家民主主义就可以发现，它不是提倡或者利用宗教、阶级等的矛盾，而是从探索共同体主义的民主主义这种问题意识上出发的。因此如果以道德性的协调为基础，在维持强大团结凝聚力的同时再预备制度性的装置，那就具备了充分的可能性。
大陆村正处于旅游地产开发和建设的早期阶段，缺乏统一的规划管理和行业标准，在开发过程中盲目建设会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也有可能破坏大陆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严重影响旅游地产的建设，并出现旅游地产开发前期质量不高，设计不完善等问题。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的价值，卢梭曾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②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页。 从表面上看，西方的价值观似乎与儒家传统并不相契合，但是如果从其内在的价值形成上看，它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并不像其表面看上去那么大，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东西方形成的行政价值共同点有多种，例如区分人类和动物的合理性、控制欲求和感情的理性、想要追求知识的特性、完成自我修养和社会化基础的社会规范性等；例如儒家思想的核心主旨认为，探求人类伦理的出发点是人类的本性。同样，如果从更深层的价值观念上看，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之间也有很多的共同之处，譬如，孟子曾经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虽然在所强调的内容和侧面上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在其内里的确包含有相互融通的可能，这就为阐释当代韩国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
其次，在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上，双方也有大致相似的价值诉求。西方文化强调个体价值的至高价值，也重视市民社会的价值建设，一方面，社会通过种种形式保障个人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则又积极寻找各种契机去尝试创造可建基于个体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价值，由此在一个不违反个体利益的前提之下，去构建出可以相互照顾、相互信任协助的市民社会形态。参照儒家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在倡导者的话语中，不乏相似的论述，如孟子主张将人和禽兽严格区分开，也主张将民意和功利分开。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简单地说，德治所谈论的内容就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所应遵守的价值伦理问题。当统治者采取德治的政治实践时，与此相并行的还有对种种道德秩序的建构，譬如，统治者经常会认为，人类不应该过度地享受私欲，更不应该提倡各种奢侈生活，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不道德的事情，因此也是不能加以倡导的事情，基于“天人一体”的政治思想，如果人类采取那样的生活方式，不仅会影响作为个体的人的生活，同样也会波及他的统治，所以，德治的核心就是要构建一套普及于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体系，并将它推行到社会的实践运行之中，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有的学者指出，仁政是减少刑罚，使人有平安的内心去生活和享受，来形成孝顺、恭敬、有爱、真实、信义之风，使人对生死没有遗憾③ 金吉煥（Kim Gilhwan）：《东方伦理思想方法》，一志社，1981年，第86页。 。这里所说的“仁政”显然是德治的一种具体形态，体现出了既兼顾统治者又照顾下层人们利益的一种价值诉求。今天来看，作为个体意义上的个人正在逐渐融入到更大的社会当中，他的价值也必须通过社会的价值获得呈现，为此，如何构建一种比较合理的社会价值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而言，它不仅要在超越的意义上确立某种共有价值，起到既能尊重又能统领个体价值的作用，而且还要在现实的层面上，起到既能解决个体价值冲突又能融合个体价值差异的作用。儒家思想显然可以在这一点上提供某些有益的思考，譬如在构建行政人员的伦理意识方面，可以通过建构与人为善的价值理念的做法，来引导和影响公务人员的行政实践。
儒家思想与现代民族主义并非相互排斥的一对概念，作为不同时代的价值诉求和理想，它们在对价值的追求这一行为上是相同的，尽管从具体价值理想的内容看，其间的距离似乎非常明显，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为了价值实现，以及为了价值实现而组织的种种思想实践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就为今天的借鉴和融通提供了许多启发。其一，政治理想。尊重国民权益，使民众享受舒适生活是一个必须的课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是实现人类的共同体。当然尊重权益和实现人类共同体并不矛盾。但是在实现过程中必须克服不考虑社会影响而只追求个人权益的态度。其二，权利的源泉。天命思想在赋予权利神圣性的意义上虽然有效，但却无法运用于方法论。其三，权利的职责。权利并不仅仅是实现民意，还必须分辨民意的是非价值。因此在这样的状态和情况下，权利必须发挥对国民的指导作用。但是掌权者不仅要有合理的统治理念，还需要道德性的感化力。其四，在管理方法上，从为了阻止统治者的自我独断的统治层面上，需要追求法治。而且，掌权者在合法的统治之余还需要一定的道德性的感化力。虽然国民因为害怕刑罚而遵守法律，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必须认识到道德性的自律性是自我尊严性的根源。其五，从国民地位上来说，国民是权利的主体，人道的主体。从本质上保证人类尊严不是权利而是人道。最后，从规范正当化最基础的层面来说，规范只有在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内容的正当性，并具有安定的永久性的时候才能实现其规范的作用。这只有在最终与天道一致时才能产生完全的真正的正当性。因此，也有必要对以这种基本理念为基础的儒家思想在韩国行政价值上所显示的恰当性进行分析和说明。
四、融通的可操作性
道德价值和政治思想相连接，对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韩国儒家思想的普遍有效性不仅在体现在行政管理上，而且也体现在作为社会的整体价值上，与此同时，也对作为道德行为和法律的制定标准施以影响，即由儒家思想所构建出来的道德架构，不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均对政治管理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
通过在Yeelink平台注册账号，用户会获得一个属于自己专有的APIKey，它是设备和Yeelink连接的唯一通道；然后在网页上添加设备；添加了一个温度设备和湿度设备。如图14所示为用户在温湿度设备下添加的两个传感器，其ID分别为407105和407113，当其上传数据时需要知道传感器属于哪个设备，以及设备ID、传感器ID。用户所添加的温湿度设备相关信息如图15所示，一个设备下可以挂载多个传感器。
在儒家思想里面，“仁”这个核心在现代性意义上被扩大为相互理解和社会性的定义。“仁”是人类可以安身的家，“礼”是人类可以走正道的路。因此，实现人类社会内在的道德性非常重要③ 金吉煥（Kim Gilhwan）：《东方伦理思想方法》，一志社，1981年，第105页。 。从儒家思想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在人类社会安定中最重要的守礼这一层面上，如果守礼不能成形，就需要法律以及施行的政府进行干预。比起积极满足儒家思想中追求的理想性现实秩序的现实要求，政治管理更强调脱离现实世界的利害关系，强调对实现理想化的成分进行规范。
由此可见，会计内容在与时俱进，变革速度很快，有可能给学生讲授的财务会计内容，还没等学生毕业，所学内容可能就已经改变了，比如现在的经融工具和收入的修改等。
儒家思想强调和谐的世界观，认为社会生产物的公正分配比单纯的生产增值更重要，比起单纯的社会财富增加，心理融合显得更为重要。它劝勉人们应节制欲求，维持和谐关系，关注重视人类心理道德的修养。在当代，这种建基于相互理解的儒家精神正在社会的层面不断扩大，而韩国多样性的社会问题之所以能够被再探索、人文价值之所以能够被再次提及，均来源于儒家精神传统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当时的儒家思想作为朝鲜王朝建立的精神支柱，它是确立政治文化体系、维持安定和秩序的新理念。在提倡人类的尊严性、人伦道德的确立、形而上学的体制化，尤其是政治道德的确立上都有着很大的贡献。因此现代韩国社会多样的问题也可以从儒家思想上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与线索。第一，仁义是超越社会对立、实现和为贵的理念，大同社会揭示了阶级矛盾等问题所指向的理想社会。儒家思想在经济问题解决上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从整体上来看，所有经济行为都可以儒家思想的观点来实现① 林之昇（Lyu Jiseong）：《朝鲜王朝的儒家思想的经济观》，《韩国行政学者》，1998年第6号，第205页。 。在积极肯定个人人格的同时，为了社会和集团，个人应当适当妥协的儒家思想是支撑国家安定的绝对力量。社会安定是经济发展第一要件，没有安定的话，源于良心的道德会很难实现，经济发展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以仁爱和道德为基础的精神，到现在为止仍然具有着深远意义。儒家思想中的“仁”代言着韩国人的文化和心理状态。韩国人不分离自身和他人，往往将自身和他人合为一体思考成为“我们”的观念，是比较普遍和发达的。虽然韩国人的“我们”是不分他人，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把别人的困难当做自己的困难，是从这一人道主义精神发展而来的，但是，否定地把别人的事看做自己的依赖他人的心理也无法避免。孔子认为去除依赖他人的心理便是仁。而发挥仁的精神，与他人实现和谐的状态可以说是礼。孔子阐明了朝廷中只做政治便不会被认可，纠正个人就是在做政治。因为个人如果不端正，社会也无法端正，所以可以认为纠正个人便是政治的本源。第二，儒家思想所积极强调的方面，如勤俭、节约、诚实、忠孝、信义等在儒家文化圈国民意识上扎根已久，并坚持试图利用厚生实现道德功利主义立场。在成长、福利、先后均衡问题上，均衡、融洽、中庸的接近也有所帮助。如果探寻韩国政治的思想根源，可知其确实与儒家价值密切相关。因此，实现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就显得非常必要。为此，我们需要开展启发道德能力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启发与学习技术具有相似的道理，使儒家思想的“礼”用在根据恰当行为的形式上的学习成为可能。但是，并不仅仅是机械式的学习礼，而是学习儒家思想在现实基础上展开所包含的感情以及认识。已经熟悉现代行政价值的人们在适用儒家思想的“礼”的时候，所需要的是仁的态度和对道德的关心。虽然对礼的教育受到个人水准的限制，但是理解仁的方法不是通过强行灌输就能实现的，而是同时要求自身和他人的形态相互作用才行。儒家思想首先要跟随已经确立的基准，如果判断儒家思想的伦理在这种规则下比较难以实行的话，则可以运用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方案。西方价值被认为并不十分强调个人修养的培育，但是在以个人、家庭、社会价值适用为代表的价值里，个人的修养是十分重要的，因此需要把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标志来具体地应用。第三，在教育过程中将儒家思想融合于现代价值中，以此来吸收与融纳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差异是由于视角的不同而不同。例如，西方思想以人类存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为基础，高举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唤醒人类尊严的问题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法律的目的不仅仅是保护个人的权利，也是为了解决纷争。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拥有权利就能解决问题的。这是由于解决纷争的过程过必须要有双方之间的理解和认同，并在结果上需要有和解的实现才能被称之为问题的解决。儒家思想在考虑社会性的存在、照顾他人的教育性层面上可以被灵活地运用。并且，作为西方行政思想价值根本的民主性、责任性以及被称作本质的自由、平等等一些概念可以与儒家思想中所强调的德治相连结。西方的行政价值也是在实现政治的目的自由与正义时所需要的概念。但是，如果这样的概念在个人内心里无法变成内在概念的话，它在维持社会安定的同时必将面临着困难。儒家思想一贯主张的道德价值内在化是很有意义的。正确的市民教育或伦理教育能带来正确的市民培养，也为如何要守法与规范这个提问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因此，公务员伦理教育或行政学领域中所教导的科目也承载着儒家思想。以公务员为最先行的群体，在伦理层面的教育上应该开发现代化儒家思想的专题内容与课目。儒家思想所提及的教育是理性觉醒、意志强化、情感调节，也可以说是礼乐的范畴。礼乐重视品行或人类存在，也承认按规则行事的人类是有界限的这一事实。儒家思想也可以广泛活用于一般教育、公务员教育、韩国社会伦理规范等方面② 黃璟植 Hwang Gyeongsik：《道德伦理的现代意义》，Acanet，2012年，第430页。 。它已深入人心并扎根于韩国社会，因此将来的现代行政价值就可以更有效地运用儒家思想。因此，在真正意义上，儒家思想终将会完成现代化的转型。实质上，成为现在韩国行政价值最基本的核心内容，类似于“公务员伦理宪章”的公务员行为规范也反映了儒家思想的结合与运用。行政价值从根本上也讨论了各种见解、性格、方法、技术性问题，发挥了指示方向的基本作用。正确的行政价值是超越科学技术以哲学为基础体系化的理论，也是价值判断研究的重心。特别是，行政价值的确立可以说是来源于各领域备受争议的观念和灵活运用的沟通与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思想还要求不断变革，正是这种随时变革的环境及条件，并根据道德原理积极谋求社会发展，使儒家思想在这一点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而使这种思想体现了对人性的深深信赖，去积极乐观地看待人类。在这种影响下，政府在经济领域则奖励工渔业、畜牧业，呼吁资源利用和保护，奖励关系民生之基的支柱产业，实现百姓生活安定，这便大大发展了国力① 李承晥（Lee Seunghwan）：《孟子和荀子的经济思想》，The Open Books，2003年，第201页。 。这和孟子与孙子的主张不谋而合，孟子和孙子认为民生经济的安定，便是政权安定的捷径，集财富于特定人为中心的话，是不可能有作为的。因此，以孔子孟子为首的儒家思想家早已主张作为包含行政价值的社会伦理价值。这便和现代行政价值所指向的一样，在这一点上，儒家思想可以说是与行政价值相一致的。
结论
儒家思想对韩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儒家思想是以政治社会理念为基础，在持续维持政治安定、构建社会秩序伦理，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培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它的那些优秀的思想遗产如立足于道、以德为根据、不违背“仁”、完美礼乐之法等，不仅有益于个体的道德培养，同时也有益于国家的政治管理。在西方话语比较强盛的今天，由它所强调的各种价值观念虽然有着更可以直观到的有效性，但其中所呈现的种种负面要素也正在成为国家管理者所担忧的问题，因此，如何探索出一条适宜自己国家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就显得非常重要，而重新回到儒家文化精神的探讨，似乎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儒家思想不仅体现在抽象的文化层面，而且也经常被运用于传统的政治管理层面，由此考察其中的政治智慧，将会有益于或者丰富当代的政治管理方法，事实上，儒家思想已经融入韩国公务员伦理宪章之中，就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部分。至于在抽象的层面，儒家思想与现代价值所探讨的内容虽然不同，但这并妨碍它们有一个相同的价值基点，即均是围绕着人性所展开的伦理诉求，它们都在为致力于使国民有更好的生活而努力。更重要的是，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上，儒家思想的确展现出了它的现代有用性，换句话说，针对现代价值观念中某些因偏执而带来的种种问题，儒家精神就像是一服非常有效的中药汤剂，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起到某种神奇的效果。当然，对儒家思想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现代价值的批评，恰恰相反，我们是在基于现实问题的视角上，希望看到种种问题的解决。考虑到当前东亚经验正在成为我们的真实感觉的前提下，那种在抽象的价值层面上的讨论，似乎失去了它对于现实问题的针对性，而种种现实问题的不断呈现，也似乎在暗示着那种抽象式的讨论正在失效，因此，尊重自己的传统和生活经验，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生发出某些具有生长性的因子，或许才是更为有意义的事情。
传统官僚体制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无法提供充分的激励机制以鼓励其组织成员有效率地做好分内分工，激励方式主要包括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6]18。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应对不同需求层次的人给予不同的激励办法。
Growing up i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The Possibility of the Reference of Confucianism on Korea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
［Kor］Xuan Yujing
（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 Confucianism in China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Korea in history．It not only became the mainstream political thought of Korean dynasty，but also cultivated the moral ethics of Korean daily life．Since modern times，in the process of Korean modernization，it was mainly relies o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However，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ulture，the disadvantages are constantly emerging．Confucianism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social culture of etiquette，but also advocates the rule of virtue in politics．Its appeal for the value concept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s no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odern western thought，and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mutual accommodation between them．Therefore，considering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Confucianism’s shaping of Korean traditional culture，and the commonality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 West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Confucian culture，and then growing up its own modernity，it is a positive thinking about 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without divorcing its own experience．
Key words： confucianism；Korea；values；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integration
作者简介： 宣玉京（1977－），女，韩国全南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基金项目： 河南师范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5101079279036）
中图分类号： D0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2019）01－0016－08 收稿日期：2017－06－11
DOI： 10．16366／j．cnki．1000－2359．2019．01．003
［责任编校 张家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