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深入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跨世纪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东亚世界整体关联的角度，探讨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个地区被卷入现代世界现代化大潮的总体进程。东亚这一巨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它的复杂内涵可概括为四个过程与三大基本演变形式。对战前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功”应持两点论。对战后东亚的重新崛起与新兴工业化地带的出现，应结合独特的时代机遇、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市场与国家、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等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的综合分析，并从中探讨有关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新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 东亚现代化 经济高增长 新兴工业化地带 发展型国家 儒教文化
一、对东亚历史转型期应进行再认识
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正在发生一个大转折，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政治上的大变化是战后建立的美苏对立的两极化的雅尔塔国际体制被打破，世界政治转向多极化格局；经济上的大变化是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趋于解体，东亚重新崛起形成欧洲北美以外的第二新兴工业带。
东亚，又称“太平洋亚洲”(Pacific Asia)，从地理上讲，指的是欧亚大陆太平洋岸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包括亚洲大陆东部的大陆、半岛与海岛。狭义的东亚指中国大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台湾岛等；广义的东亚包括东南亚即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诸国；再扩而大之，甚至可把南亚即印度半岛诸 国也包括在内。就东亚的重新崛起而言，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日本、朝鲜、韩国、中国台湾、香港、东盟五国这个范围内，这大体上是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
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在人类古典诸文明中遥领风骚。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形成的华夏文明(sinitic civilization)的农耕技术、帝国官僚体制、教育制度、儒教人文主义等等，都领先于西亚和地中海文明。这一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十六、十七世纪，西欧商业资本主义渗入到东南亚的边缘区之前。十八世纪后期西欧工业革命使世界文明的罗盘针发生了重大转向：世界商路从大陆与近海转向远洋，使环北大西洋成为现代世界活动的中心区域；崭新的文明－西方工业文明－在欧亚大陆的最西端兴起，而位于欧亚大陆最东端的华夏古典农业文明则转向沉沦。东亚被完全排挤到世界舞台的边缘（日本除外），而东亚世界自身也发生了有史以来的大转变。在这个大的历史转型期，以西方为中心编织的世界史学把东亚界定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词实际上是停滞、落后、专制主义、普遍奴隶制、东方家产制等的代名。①由西方人设计的亚洲历史观，经马克斯·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理论的敷陈②，形成东亚社会的落后性与停滞性的历史定论。
但是，在最近仅仅一代人的世代中，东亚的巨变使世界的时针又开始重新转向。这指的是日本从战败国地位重新跃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东亚“四小龙”跨过殖民地时代在短期内跃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中国从“东亚病夫”一变而为东亚社会主义工业国，近年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取得持续高增长的巨大成就；东盟国家也已改变殖民地面貌，追踪“四小龙”进入准工业化进程。总之，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正以不同方式进入现代世界的发展大潮，它们的经济增长远远打破了西方国家工业化时代的历史纪录。这就是引起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
东亚发生的巨变对国际社会科学提出新的挑战。不论是五十年代的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或七十年的激进的依附理论，都不能对现实做出较满意的解释。近十年来，关于东亚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③
东亚人尤其需要对东亚进行再认识。应该说，近年来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的单向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战后主流派的西方发展理论有两个重大缺陷：一是单纯经济观点，忽视了后进现代化的启动是非经济因素重于经济因素；一是历史观点很薄弱，忽视地区性的悠久历史联系与文化资源。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指出：“现在有必要依据现代东亚的变化来重新探讨东亚近代史的框架，……有必要建立新的东亚的近现代史结构。这对从历史上把握现代世界是非常必要的。”④只有这样，即从历史、现状、理论的结合与整体关联的角度来看待东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才可能获得有关东亚的历史、文明与发展趋势的正确图像。
二、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种基本演变形式
东亚大陆与其周边的东海与南海海域形成的多边联系网络，与西北欧及其周围海域的联系网络有些相似，但范围更加广阔。这样，就为东亚的区域性人口、技术、资本、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特殊有利条件，从而形成东亚世界的经济一文化互动链。在前现代时期，东亚的古典文明是以中国大陆为中心而向东北亚与东南亚呈扇形展开的，因此以中国的儒教伦理为核心的政治模式、重农抑商的农耕文明、汉字书写与印刷文化，都直接投射到中国周边的原始与半原始经济区，形成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以朝贡贸易与册封体制为特征的东亚世界体系。⑤这可称之为东亚“文化圈”，也可称之为东亚“经济圈”（或“经济世界”）。对比地中海文明而言，中国作为文化圈的中心胜过作为经济圈的中心。历史上的中国曾遭遇到多次的严峻的挑战，帝国体制多次经历衰落与分解而又一再修复并复兴，因而得以长期保持东亚世界的稳定格局，中心与边缘形成松散的从属关系。这与地中海世界的格局大不相同。可以肯定地说，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从很早以来就已经分道扬镳，自成体系的东亚世界保持自己的独立发展，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这样长的历史连续性在世界各大文明圈中是绝无仅有的。
到十九世纪，以世界贸易－工业－基督教－科技文明为特征的现代西方崛起，形成并扩展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世界体系，于是以农业－儒教文明为特征的东亚世界和以农商结合－伊斯兰教文明为特征的阿拉伯世界都急剧衰落。远洋贸易，世界市场，新兴工业，这三者打破了前现代和区域世界的自然平衡，把整个世界，从西方到东方，卷入一场大交易、大生产、大转变的运动之中－－这就是世界规模的现代化运动。世界历史从分散的区域性的农业世界向联成一气的全球性的工业世界大转变。在近两个世纪中，一个以新兴欧洲与北美为中心而重新建构的、以世界市场为框架的现代世界体系就形成了。正像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
不听任何人指挥的市场是整个经济的动力装置。欧洲的发展，甚至世界的发展，无非是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把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远近贸易纳入理性秩序，而所有这些贸易加在一起就趋向于创造一个有整体性的世界。⑥
观察近代以来东亚的大变革，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的总进程之中。长期以来，东亚史的研究都是以国别进行的。对于十九世纪以前东亚发展的整体关联性至今研究不够，而对十九世纪以来东亚巨变的整体关联性就更少引人注意了。十九世纪是东亚历史的转折点。首先，英国占领新加坡（1819年）、马六甲（1824年）、香港（1842年），以一种全新的力量改变了东亚的进程。东亚的一体化被打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日本脱离了东亚体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越南、柬埔寨脱离了东亚体系。第一次中日战争后则台湾、朝鲜也相继被剥离；中华帝国随即解体，东亚的中心陷入半边缘化的境地。
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突入，使东亚被逐步纳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的世界体系，于是东亚才被卷入了世界巨变的大潮，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变的过程。我把这一大转变过程分解为自身衰败化、边缘化与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四个过程。⑦这个多线性方向的矛盾运动在东亚各国大体上可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基本演进类型。
1.日本型：其特点是没有经历内部衰败并只受到很轻微的半边缘化，通过渐进的改革，直接进入工业化，并在这一过程中迅速崛起成为东亚区域的新中心－－资本主义中心。
2.韩国型：其特点是内部衰败化与半边缘化交织，最后完全沦为殖民地，经历殖民地型的畸形增长，通过革命化的独立运动，然后转入现代发展轨道，走上有自己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3.中国型：其特点是经历内部严重衰败化与帝国解体，但边缘化的程度不如第二类国家深重，通过革命化的重组过程，走向工业化一现代化的道路。
以上三种类型之外，还有一些变形或混合型，如台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三大类型中只有第一种（日本型）是比较平稳的阶梯式推进。第二、三种都是极不平稳的断裂式推进。就是日本也因发动侵略战争失败而遭遇罕见的大波折。新加坡与香港都经过殖民地资本主义化阶段，属于城市型现代化的特殊案例。西欧的内源型现代化一般都没有出现过内部衰败化和边缘化，革命的层次也很浅（法国除外）。东亚的变革则具有边缘型现代化的新特征。西方现代化理论不区别中心与边缘，不区别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热衷于推广统一的理想型模式，是既忽视历史又脱离本地区的实际的。
三、对日本前期现代化“成功”应持两点论
从十九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工业革命向整个欧洲与北美大陆大扩展，我们称之为世界现代化第二次浪潮期，同时也是西方殖民主义运动第二次大扩张期。到本世纪下半叶，又出现新的工业革命与工业化的升级和全球扩展，我们称为世界现代化第三次浪潮。这样，东亚的变革可以明显地被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征。
在第一阶段中，除日本以外，整个东亚都陷入边缘化和半边缘化的深渊。其中尤以日本与中国之间形成明显的反差：日本迅速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从东亚的边缘一跃而为东亚的新帝国中心；而中华帝国则不幸被迅速解体，从傲视“四夷”的天朝大国降为备受凌辱的半殖民地。有关中日两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而日本的“成功”尤为东亚研究的焦点。但必须指出，过去的这项研究都是采用西方现代化的范式、概念与“传统一现代”的两分框架。学者们对传统日本与传统西欧做过许多比较，诸如：日本的幕藩体制与西欧的等级君主制，日本的大名领国制与西欧的封建庄园制，日本的武士文化和町人文化与西方的贵族文化和市民文化，此外还有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身分制等方面，都可以找到许多相似之处。从卡尔·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都早已注意到日本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某些近似西方封建体制的特征。⑧这些以西欧为参照系的比较研究，可以对日本现代化的启动条件优于中国做出有一定说服力的解释，但却不能说明为什么日本在一个世代的短时间内就迅速实现西方国家用一两百年间完成的转变，从落后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俗话说：“后来居上”。日本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日本也是唯一逃脱了沦入第三世界的非西方国家，唯一以平等的姿态跻身并分享西方建立的殖民世界利益的非西方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被认为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例外情况”。⑨
怎样才能解释日本的“例外情况”呢？的确，日本的社会结构的某些特点，特别是日本在德川时期出现的政治稳定、经济商品化与增长趋势，说明了当时日本内部确有不同于其他东方国家的“例外性”。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指出日本的外在“例外性”，那就是它处于十九世纪西方新兴工业化国家向东方进行殖民化推进的最远部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殖民化的中心地区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东北亚只受到浪潮前峰的撞击。日本抓住了这三十年的间隙推行了“富国强兵”的新路线，实质上是将国权运动与国富运动相结合，推行急速扩张型的现代化。中国也曾仿效过日本的维新变法，但由于中央皇权结构的衰败，即使要推行一点小修小补的“防御性现代化”也举步维艰，贻误了这三十年的有利时机。⑩日本在尚未巩固天皇新体制下的统一之时，就把琉球与小笠原群岛纳入版图；在明治七年（1874年）出兵远征台湾；在明治九年（1876年）把西方式的不平等条约强加于朝鲜，率先瓦解了中国在东亚的朝贡体系。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日本扮演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急先锋，其后果是打断了正在起步的台湾与朝鲜的现代化运动，并破坏了中国三十年“自强运动”惨淡经营的全部成果。日本的现代化的这种独特启动方式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是独一无二的。从五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研究日本作为现代化的成功的“楷模”时，均不约而同地只从经济发展角度讨论问题(11)，而忽视日本明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非经济因素的特殊作用，这种片面的观点似乎至今尚很有影响，这对全面理解现代化的危害不浅。
日本明治时代的变革是完全以西方早期现代化为样板的。具体地说，精心仿效英国君主立宪与普鲁士凯撒主义模式。但事实上日本效法英、德模式只是一个外壳。日本的新兴资本主义是和天皇制军国主义紧密结合的日本式资本主义。就内部结构而言，这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政权突出特征是统帅权的独立，专属于天皇。明治的绝对主义不同于西方绝对主义，具有现代军事扩张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特征。就外部而言，日本军国主义的早熟，“是由于中国成了欧美外来压迫的防壁，朝鲜避免了欧美的侵略，而日本得以代行其侵略等东亚的特殊条件而形成的。”(12)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指出，日本的所谓“脱亚”就是“夺亚”，所谓“兴亚”就是“侵亚”。(13)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自戊戌维新效法日本变法失败以后走的是通过革命化迈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那么，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走的是通过海外扩张迈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日本的现代化的高速推进是以牺牲东亚其余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为代价的。整个东亚的资源、市场、人力和物力支持了日本造成它的新东洋帝国。日本崛起对此后半个世纪东亚历史进程造成的严峻形势，是当时任何西方国家都做不到的。
明治现代化的成功是西洋技术与大和民族精神相结合的成功。国家对私人资本的大力扶植、保护和鼓励，对外国资本的限制与排斥，用丰富而低廉的人力资源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起军事化的工业体系，并迅速改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而日本的一般国民生活并没有转好，国权压制了民权，新兴的自由民权运动半途而废。这种半截子的现代化把日本导向军国主义一霸权主义发展轨道。在这一急剧转变的过程中，连追求西方价值观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从民权主义的倡导者变为国权主义的吹鼓手，甚至为日本军国主义捐献军费，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而感动得涕泪纵横。十九世纪后期东亚各国都欣羡日本的崛起，都曾想效法日本的维新模式，这事实上是一个幻想，而这一模式也是不应效法的。
按西方的现代化理论，都把日本早期现代化的出色表现首先归之于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善于学习与摄取外来文化。这种解释是以“富国强兵”的价值观和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评估的基准。在今天，应在对现代化再认识基础上，对日本明治以来的早期现代化进行全面的历史审视，做出“两点论”的新估价。在半个世纪以前，胡适在1938年曾用英文发表《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些深刻见解，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胡适认为：日本式的现代化处在统治阶级的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它是有秩序的、精打细算的、连续性的、稳定的、有效率的现代化”。但他指出：
日本的现代化并非没有很重大的不利之处。日本领导人在较早时期实现这一急速的转变，他们之中的最有远见者也只能看到与理解西方文明的某些表相。他们处心积虑要保存自己的民族遗产，加强国家与皇朝对人民的控制，因而小心翼翼地保护日本传统的大量成分，使之不致受到新文明的触染。人为地采用好战的现代化的强硬外壳来保护大量中世纪传统文化，在这其中不少东西具有原始性，孕育着火山爆发的深重危险。(14)
胡适在这篇不曾被人注意的文章中预言日本现代化的外壳中包藏的危险物果然像火山一样爆发，不仅炸毁东亚各国现代化初步建树，最后也炸毁了日本早期现代化的成果。日本学者也指出：明治时期提倡西方技术与日本方法相结合，而拒绝了西方的精神特质，结果给国家带来了1945年的灾难。(15)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还值得深入探讨。
明治维新在“富国强兵”路线下进行的“置产兴业”的现代化，只具有西式现代化的外形，而包含了武士道现代化的内核。在这里，传统与现代性在大转变过程中的互动作用，比西方早期现代化要复杂得多，具有更多的东方特色。如何促进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良性互动，而避免和限制它们之间的恶性互动，这是应加以总结的一个重要经验。
日本明治维新启动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最终被错误的导向引向断裂(breakdown)。由于错误至深，以致难以自上而下的纠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自下而上的革命发动或外力的干预，进行第二次现代化。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所走的道路。中国自自强运动失败以后造成现代化的危机，于是，出现了一次又一次自下而上的发动，走上了通过革命化探索现代化的道路。最后是日本侵华战争导致了中国现代化的断裂，但也造成中国现代化模式大转换的契机。这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新问题。
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在东亚的崛起，也使战前的东亚出现两种类型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一种是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台湾、东三省等处出现的完全从属于宗主国的畸形殖民地资本主义化；一种是美、英势力在中国及东南亚造成的另一种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化。这些情况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某种连带关系。但这是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新的理论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16)
四、战后东亚发展的内外因素的辩证关系
如果说战前东亚现代化只有日本一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而且尚不是完全的成功，那么战后东亚现代化则完全是另一种局面：仅在一代人时间内就有一系列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走上工业化的道路。首先，中国大陆在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结束并转入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建设时期。日本则因“韩战特需”而脱离了战后重建阶段，从五十年代后半期正式进入安定增长，经济开始重新“起飞”。台湾、南韩、新加坡、香港（统称东亚“四小”）都是六十年代中期先后同时经济“起飞”。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统称东盟四国）的经济高增长要稍晚一些，也快速跟了上来。只有印支各国由于非经济的原因而长期停滞，但越南到八十年代也出现发展新势头。今天，在东亚边缘区已经形成一个新兴工业化地带，这是欧洲北美这条中心工业带以外的另一条工业带，它的人口最多，市场最辽阔，经济活力最旺，正在引起世界经济重心向太平洋区域移动。这是东亚现代化重新启动取得的第一批成功，但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东亚的崛起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大课题。迄今为止，大都是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个案研究。本文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从整体的角度，对推动战后东亚的现代化进程的内外因素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
从今天来回顾历史，必须从战后世界的时代机遇说起，尽管这一点在过去并未被清楚地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东亚近期变革的一个大分水岭。首先，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有史以来的大失败完全改变了东亚重建的外部条件，而日本自身也面临重建的任务。其次，美国填补了日本和欧洲殖民帝国瓦解留下的霸权空间，一跃而为太平洋亚洲的新主宰。再次，雅尔塔体制形成的美苏对立的格局，也使战后东亚处于两大阵营地缘政治的前哨，形成两种对立的模式竞争。最后，冷战、韩战、越战引来强有力的美援，为战后初期东亚地区走出严峻的困境提供了特殊机遇。但更为重要的还是战后世界大环境出现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是：1、在世界资本主义第一次发展性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战前的愚蠢的经济壁垒政策，建立了以美国为首的新的国际货币体制；2、五十至七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处在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第四次周期景气阶段，在资本主义中心区出现空前的经济景气，世界出口额在1966－1988年间增长4倍，提供了新的国际市场；3、新的工业革命，特别是微电子技术和交通与通迅革命，加速了工业化的升级、结构改变以及现代技术知识的传播；4、在殖民主义瓦解的新形势下，通过经援形式推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建立新的国际分工，成为发达国家共同采取的新经济战略；5、跨国企业的发展加速经济的全球化。等等。这些大变化表明战后的世界发展形势与战前大不相同；出现了一次新的即第三次现代化大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的时代机遇。
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新的时代机遇会自动把各个国家引上高速发展的道路，那就把复杂的世界历史剪裁成划一的格式了。马克思说过：“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7)
虽有共同的时代机遇，能否捕捉这一机遇并加以充分利用，这就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善于适应世界变化并有效地加以利用的其他条件和运行机制。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战后初期东亚各国内部，就会发现形势异乎寻常的严峻，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最没有希望的地区之一。首先，除中国大陆外，东亚各国普遍是自然资源贫乏（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有丰富石油资源），并且是世界上人口高稠密和空间十分有限的地区，又遭受过战争的严重破坏，可以比较的经济指标大致仅高于非洲落后国家。其次，台湾、朝鲜、越南、新加坡等都面临殖民主义撤退后权力重建与转移的种种棘手问题，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政治难题。再次，也是最为严峻的，是美苏对立造成的分裂局面与军事冲突。当时日本处在美国占领之下；朝鲜半岛与印支半岛都重起战火，台湾海峡两岸军事对峙。国际舆论认为这些地区是世界上利益、意识形态相互对抗最激烈、最具危险性的地区之一。军事负担沉重。如台湾的军事支出在一般情况下每年占国民生产总值8%以上，占整个年度预算的45%左右。只有日本因祸得福，军事开支很低。这些困难条件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几乎没有人相信在东亚会很快摆脱落后，有人曾经把韩国称为“最不可能成功的国家”，更不用说出现“经济奇迹”了。
战后东亚出现的历史奇迹就在于：在一个表面看来很少希望的地区，克服重重难关，最有效地利用了时代机遇，以其最有限的资源争取了超纪录的高增长，闯出了自己的成功道路。由于东亚各国和地区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巨大差异，各国的发展模式与模式转换都不相同，必须用“一把钥匙打开一把锁”的方法去探索各国和地区发展的奥秘。但其中也有一些共同性的经验可以探索。本文主要探讨现代化启动的非经济因素方面的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都谈得太少。
马克斯·韦伯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起源时，提出了关于“新教伦理”的假说，一直引起很大争论。现今人们在探索东亚现代化进程时，也提出了“儒教伦理”这个新命题。这一点在后面还要讨论。这里想指出的是推动东亚经济飞跃的一种独特的精神因素即新兴民族主义意识与忧患意识。这是早期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没有的。东亚的民族主义不同于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的民族主义。东亚民族主义是在反殖民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二次大战兴起的殖民地独立解放运动大大加强了这种民族主义精神，这样就形成了争取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双翻身的特殊精神动力。忧患意识指的是在特殊困境中形成的反抗逆境与勤劳奋进的社会意识。日本索尼公司的创业人之一盛田昭夫写道：“我们日本人为生存所困扰。我们脚下的地差不多每天都要震动。……除了水，我们的岛上几乎什么原料也没有，适宜居住和耕种的土地不到四分之一。因此，对我们来说，现有的一切都是宝贵的。”(18)俗语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正是争取民族生存的意识能产生强大的民族适应力与内聚力，这两种力量正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启动的重要精神支柱。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也许正因为这种绝望的环境，以及必须一切从头做起的迫切性，激发它们产生了在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里所没有的努力，也使得东亚国家将其有限的资源做最佳的利用，而导致了成长和发展的‘奇迹’。”(19)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四小龙”、中国探索自己的适合国际新环境又适合国情的新路子，都不是靠的外国人，而是靠自己在困难环境中的不断探索。例如，东亚各国在战后初期都是采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后来都是在形势逼迫下转向出口导向或混合发展战略。最早是日本，其次是“四小龙”，它们从内向转为外向，并不是美国的赐予，而是在六十年代美援取消后自己寻找的新出路，摸索出了“以农立国”、“以工强国”、“以商富国”三者结合发展的成功经验。(20)香港从转口贸易转向利用低廉劳动力发展出口制造业，是在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大陆禁运的不利形势下闯出来的。新加坡的外向发展，是在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退以后的严峻形势下重新起步的。中国探索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新模式，也是在脱离苏联的影响之后经历漫长的探索，才逐渐找到的。
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得最有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的是日本，不论战前战后都是如此。战后初期，日本严重丧失生产能力，为了应付这一危机而采取了“重点生产方式”。待形势稳定之后，迅速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在被迫放弃军事大国之后改行“经济立国”的方针。在六十年代中实行了贸易自由化与资本自由化，迅速实现了经济起飞。七十年代的“尼克松冲击”石油危机，再次给日本经济以沉重的打击。日本又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和管理体系，缩减能源消耗，大力发展新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样，就设法提高了日本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到八十年代，扩大了贸易顺差。由于日本与它的主要贸易伙伴间的矛盾加剧，到九十年代，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转向“全球化”的经济战略。在世界不景气的形势下，又开始向内需主导、扩大进口型经济方面转变。日本经济就是在不断自我调整、克服一道道难关的形势下向前高速发展的。其他国家（地区）高增长的经历也莫不如此。
由此而引出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在战后国际经济化的新形势下，天赋资源的丰薄，国家的大小，地理条件与位置，资本输入特别是援助的多少，都不是决定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差别的主要原因，关键在于具有高度的自主意识，灵活的调整机制，善于捕捉机遇，调动一切内外的有利因素，并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高效能地加以利用。反之，即使有丰富的资源与良好的条件，也可能使应当繁荣的国家陷入危机，或延误大好的时代机遇。
东亚诸国（地区）的规模与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以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为主要依据。中国第三列为1992年增长率；台湾第一列为1970-79年增长率；第二列为1980-90年增长率。
五、东亚“发展型国家”的重要功能
上述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的出现是市场机制的伟大成功，还是中央计划体制的超凡魅力？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激进发展理论都不能很好解释的新问题。
按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经济发展主要靠市场这个轮子自由地运转，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把国家与人民带入富裕之境。前苏联理论界的观点则相反，认为经济发展主要靠国家计划这个轮子有序地运转，通过一只“看得见的手”来把经济引导向预定的发展目标。在我国极“左”思潮泛滥时期，认为这只“看得见的手”可以指挥一切，“抓革命，促生产”，更是把政治的作用推到顶峰。
东亚的新经验已经否定了上述两种片面的观点。尽管自由派经济学在西方长期处于主流派的地位，东亚以及其他地区新兴发展中国家成功经验，却迫使世界银行的专家们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必须重新估价国家作用的问题。(21)
成功的经验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性的国家引导两者的巧妙的结合。在这方面，日本仍然是最引人关注的范例，因为日本是东亚各国中最接近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市场经济主导型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战前的天皇制专制国家被进行过重大的改造。这是日本现代化第二次启动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如果以为日本的国家被“西化”或“美化”，那就错了。日本表面上是多党制，但长期以来一直是自民党－党独大的局面。这一局面在政治上保持战后的长期稳定；在经济上，解散了旧财阀，加强了经济的自由化，但不是西方式的自由，而是推行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计划化的市场经济。这并不完全是战后的制度创新，而是沿袭战前的统制经济的遗风。据荷兰学者沃尔费伦(Karel G.van Wolferen)分析：日本政权结构具有独特性，几个世纪以来日本的权力被分散在一些半自治性的集团手中。各集团通过谋求政治平衡来运行国家政治，政治官僚、少数政客派系、某些企业家集团的结合，这一结构性特征是“日本体制”的最强有力的成分。(22)美国学者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对日本经济的运动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23)尽管还有争论，但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由国家导向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则是肯定无疑的。日本政府机构的公务员的素质较高，对经济管理的职能也愈来愈强化，但不是任意干预，而是审慎地有选择性的干预，以推动市场制度的完善。日本既有明确的国家导向的发展战略目标，又保持政企合作、劳资合作的较良好关系。在这种体制下，战后推行的无限制的工业扩张战略目标比战前的军事扩张的战略目标取得更大成功。
至于在其他东亚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沿袭战前的殖民体制或革命战争的军事体制而来，大多是建立一种高度集权的政府或军人政权，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进行了全面的干预，但经济管理体制兼采美国与日本的制度。新的政治发展理论把这类不同于西方体制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政权称为“威权主义政权”(authoritarian regime)。(24)但香港作为自由港则完全实行放任的经济政策。
东亚的以中央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是另一种社会体制下发展导向型国家。它们的卓有成效的高速增长的成功经验则是在实行全面性的有利市场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改革中取得的。在这方面，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经验最为引人注目。近代中国作为巨型农业国，其面积相当于日本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总和的3倍，其人口相当它们的总和的2.6倍，中国通向现代工业化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的头30年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取得了工业化的初步成就，但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取得的。1978年开始的改革的新路线带来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大解放，然后发展向城镇，创办经济特区，使经济结构多元化，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从1978年－1993年十多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8倍，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增长6.5倍（扣除物价因素）。现今中国工农业产品居世界的位次：钢居第3位（1950年为26位），煤居第1位（原居9位），原油居第5位（原居27位）；水泥、谷物、棉花、猪牛羊肉都居世界第一位。在只占世界7%的耕地上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并在同一时期内使近1.7亿农村人口脱离贫困。中国为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挑战，在今后也仍然是艰巨的。
总之，在东亚，从中国型一直到日本型的现代国家，尽管社会体制不同，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都是宏观经济稳定与快速出口增长，而这一特征又都是与推行高增长作为国家发展首要目标分不开的。这种东亚式的“发展型国家”，与现代西方国家的放任政策相比，带有较高程度的集权性质，但不同于传统的旧式的中央集权国家，应该看作是从传统集权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变的一种过渡形式。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发展中的较高程度的政治稳定，增强社会的内聚力，制定维护主权与独立的工业化计划，采取保护民族经济政策，实施财政金融政策，以强制的劳工政策调整公私的利益冲突，保证社会公平与福利，促进社会整合，等等。这些措施有利于高度地社会动员，以推进高速工业化，而又照顾到收入分配的公平。这是西方的自由放任政策所不可能达到的。根据韩国的经验，政府在六十年代的政策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七十年代让位于“增长第一”，八十年代调整为“公平中求增长”，近年又进一步调整为“为提高生活质量而实现增长”。(25)
还必须注意到，政府在维护严格的社会立法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发挥重大的作用。被誉为“花园城市”的新加坡在这方面就创造了有价值的经验。新加坡社会以有秩序、市容整洁、犯罪率低而著称，政府廉洁，社会上没有严重的嗜毒问题，更没有大规模非法聚赌和私家会党或黑手党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与经济繁荣同样值得夸耀的现代化成就。
重新认识国家的重要性，既要求人民对政府有信心并给予支持，政府也要有高度责任感，建立人才齐备的领导班子，这个班子具有现代经济学及其他专门知识，为企业家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并信守对人民的承诺。这方面也有很重要的经验。(26)西方现代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应注重权力分配以实现民主，还是权力集中以实现政治秩序，是有争论的。在六十年代，认为增长、公平、民主、稳定等目标具有相容性的观点占上风，现代社会的发展被视为是和谐的和直线式的。七十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各国的严峻现实对这一假说提出了挑战。事实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不稳定的关系，跟财富与公平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曲线关系。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最严重的不稳定状态是与中等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不稳定的各种原因同样出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27)这是对和谐论的一个重要修正。
西方的现代政治体制是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国家权力处处受到法律限制，经济权力支配政治权力。东亚的现代政治体制则不同，它是随着国权运动或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起来的。政治权力凌驾于其他一切权力之上；并有能力应付民权运动的挑战。前现代时期的地主阶级被土地改革运动打倒，而新兴的商业与工业资产阶级是依靠国家的扶持成长起来的。这一历史形成的结构特点使中国和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都没有出现过西方那样的市民社会，因些政治发展也绝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现代化的顺序一般是民主化滞后于工业化，欧洲经济落后的国家的发展顺序也大抵如此。在东亚，原有的政治结构、军队、官僚制与新生的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形成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与互动关系。在这里，追求高速增长是付出了重大代价的。如政治权利与生活水平提高受限制，血汗的泰勒制，生态的破坏，环境严重污染等。但也要注意到，过高速度的追求会导致社会的严重失序，最后也将破坏经济增长。同样，过份超前的民主追求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目标，还会造成大的社会混乱。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经验都是值得记取的。
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增长，国家结构与发展模式也必将发生相应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加强经济的自组能力与社会的自主性，从而容纳更大的现代生产力发展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1978年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模式转换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国家权力结构也将发生与此相适应的转换，但一般滞后于经济模式的转换。在东亚地区即使不自觉地进行适应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要市场经济繁荣起来，新兴中产阶级日趋壮大，新的社会因素就会逐渐成长，要求民主改革。台湾在这方面的改革是迟迟才启动的。但由于在那里保存有一定的民间社会基础，还有较长的基层和省级选举的经验，因此在蒋氏父子去世以后，随着戒严令的取消，海峡两岸联系的开放，社会的多元化，原来的权力集中的政治结构开始向权力分散的方向转换。(28)韩国在九十年代也通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总统，并释放政治犯，发动反对营私舞弊的运动，实行“新经济政策”，等等。这都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此外，随着经济的日益国际化，政府干预的程度也将趋于削弱。
六、东亚发展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传统文化因素在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什么作用，这也是研究东亚崛起问题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课题。
自“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一直是反传统。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的比较社会学研究，提出了儒教伦理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假说，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29)但是，今天正好是在深受儒教伦理影响的东亚地区出现新资本主义。有人把这种具有东亚特色的资本主义称为“儒教资本主义”，而把具有这种影响力的东亚文化称为“新儒教文化”(Neoconfucian culture)(30)。这样，有关东亚现代化进程的研究，除了经济取向之外，又增加了文化取向。
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的演进过程中含有生物遗传基因。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是否也有文化遗传基因呢？我看是有的。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来看，迄今为止，出现过三次发展高潮：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是第一次高潮，中心区在西欧；十九世纪中后期到本世纪初是第二次高潮，中心区从西欧扩大到东欧、北美、拉美部分地区，都属于基督教文化圈或亚文明圈；本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第三次高潮是世界性的大扩散，中心区却远移到与基督教文明很少联系的东亚，而不是在接近西方文明的西亚地区，也不是在接受过西方文明统治的南亚地区。这说明现代化的扩散与文化圈之间可能有某种关系；东亚的儒教文明可能比西亚的伊斯兰教文明和南亚的佛教、印度教等文明更容易接受东渐的现代化大潮。在历史上，从十六世纪以来移民海外的华人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东南亚形成的华人经济圈，似乎也是一个旁证。这些华人在海外的发家创业，不是靠别的因素，主要是靠刻苦耐劳的素质，小本经营起家，争取到创业致富的机会。他们的竞争力大都超过移民当地的印度人或其他东南亚人民。这个经济现象从另一角度表明，不同文明背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有不同适应力。
今天的东亚经济圈，从深层次上看，的确也是一个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内的各国和地区的文化，的确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中华传统儒教文化的遗传基因，因此可说是同属于一个儒教文化圈。“儒教文化圈”是近年才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我认为应称为“儒教化的文化圈”或许确切一些。儒教不同于东西方的其他宗教，它是世俗化的人生哲学，维护皇权秩序的政治学说，也包括规范化的生活方式信条等等。它具有实践理性的内涵。中国的儒教（还夹杂一些别的东西）越出中国的范围，传播到东亚地区，被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官方化（当然也有移民或其他方式输往异域去的民间儒学）。东亚“儒教化”的过程也就是“华化”的过程。儒教外传，与所在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日本儒学，朝鲜儒学，越南儒学，都渗入本国文化，不再是中国儒学的翻版。只有朝鲜在李朝时代对中国儒学最为虔诚，把儒教定为国教，形成了正统的儒学化体制。儒学在与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差异较大的地方影响较小，甚至毫无影响（如在中国的西疆和北疆及其以外地区），因此也不必过份夸大儒教化的力量。在东亚的滨海与海岛区域，是儒教文明征服野蛮，在西北内陆区域，则经常是野蛮打败儒教文明。
文化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中的有机体，不是一个完成形态的静物，不能把文明塑造成静态的理想形态。儒教文明与早期东传的基督教文明接触的过程中，总是儒都文明占上风并同化异教文明。自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儒教文明不能应付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化挑战，并在这一过程中被解体。这是儒学在东亚各国经历的共同命运。在今天东亚的重新崛起中，儒教文化的因素忽然又扮演了另一种角色，即成为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这的确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仍像“五四”时代那样重新采用中西文化对比的方法，是无济于事的。首先要弄清楚儒学或儒家伦理在东亚早期现代化启动中失利原因之所在。传统儒学之不利现代化，不仅在于它在思维方式上形成的一种因循保守、墨守成规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传统儒学的制度化，形成与皇权结构相互支持的官学制度。韦伯对儒教伦理的研究，正是首先从制度层面入手，而不是从思想层面入手的。这正是今天的儒学研究中的薄弱之所在，要知道，作为儒学支撑的旧制度的完全解体，是战后东亚各国和地区重新发展的条件。儒学思想在东亚任何地区都不成为主流思想，思想与信仰都在多元化。据1985年调查，韩国人口中基督教徒的比例占20.6%，佛教徒的比例占20.2%。在日本，佛教徒的人口比重高达41%。(31)台湾的各种信教者中，佛教徒占46%，道教徒占31%。(32)儒学具有某种兼容性，但思想与信仰的多元化是一个新的社会现象。看来凡是旧制度解体不够彻底的地方，传统儒学中消极因素也就保存得愈多，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也较大。只有在旧制度解体比较彻底的地方，传统儒学中包含的实践理性的东西才可能被解放出来，在新条件下推陈出新，发挥作用。否则，也只能是传统儒学的变种，新形式下的旧事物。
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笼统而含混的概念。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庞杂的文化复合体。儒教文化也是如此。它既包含有精英文化部分，又有世俗文化部分。世俗文化又可分为小市民（都市）文化与农民（乡土）文化，在有些社会里还有底层文化。有人在探索儒教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庸俗化的儒家”或“世俗化的儒家”的观点，用市井小民追逐实利和农民的重实际利益精神等来解释东亚经济活力的根源所在。我认为，在中华文化圈（即汉字文化圈）中的广大居民身上的确反映出一些突出的人文特征，诸如吃苦耐劳，勤俭，储蓄习俗，现实主义，实用主义，邻里互助，等等。这些人文特征的确对人们的经济行为发生直接影响。但是否这些人文特征都是儒教文化的特征呢？或称之为“庸俗化的儒教文化”呢？这似乎有些牵强附会。这些人文特征，是东方古典农业社会长期形成的一种基本生活习惯或行为模式，是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应视为是“国民性”或“民族美德”的表现，正如与小生产相联系的守旧性、安土重迁等是“国民性”弱点一样。(33)这与“三从四德”一类的儒家道德不能划等号。把这些属于东亚民族的“民族性”或“国民性”的东西都归之于儒教文化，是因为人们已习以为常地把儒教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总代号。
但这绝不是说对东亚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儒家文化在东亚的现实发展中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是在一种历史转型期的新形势下，在新的制度框架（主要是市场经济）内，儒教思想与伦理本身也已发生重大的转换条件下，折射到现实经济生活之中的。这些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儒家的“行仁政”的思想转换为一种国家导向的发展主义。西方的政治思想的基本命题是：“管理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儒家的政治思想的基本命题是：“爱民如子”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儒家没有发展意识，他的“爱民”的最低标准是“黎民不饥不寒”。东亚威权主义政治不同于拉丁美洲的威权主义，带有某种父家长制的遗传基因。“行仁政”的经济内涵在新形势下转换为推行发展主义战略，形成自上而下的民族团结的进取精神，还形成一种由国家调节的公私合作，这是不同社会制度的东亚式发展型国家都共有的特点，它较之单纯市场经济导向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内聚力，能承受社会转型的巨大压力。
2、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与家族伦理秩序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转换为推动家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西方资本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市场竞争体制，这是在西方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古典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就是新教伦理的体现。长期以来被视为私人资本主义的天经地义。东亚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从日本到东南亚，资本主义发展大都形成中小型家族企业形式。由儒家的“齐家治国”意识转化而来的“发家富国”意识，同样能推动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东亚的这种家族团队主义的资本主义较之西方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人治”色彩、温情主义和劳资关系和谐的优点，西方学者把这种东亚式资本主义称为另一种资本主义。在日本形成为一种公司资本主义，以“三件神器”即三大法宝著称（终身雇佣制、年资工资制、企业工会制），建立了另一种资本主义内部秩序，为日本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34)
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儒家伦理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不利的一面：(1)家族观念的影响造成人口的膨胀；(2)长幼尊卑的伦理对充分发挥企业的自主精神是一个障碍；(3)“人治式”发展到庞大规模而不转向“法治式”，也显然难于承担繁重的现代组织功能。(35)
3、儒教重视教育与机会均等的教育思想转化为对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普及，人的文化素质与技能素质都较高。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东亚新兴工业化区的一个共同点是自然资源贫乏而人力资源丰富，因此重视教育、普及教育成为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这方面，日本从明治时代以来就以高识字率著称于世。战后的台湾、韩国、新加坡也莫不如是。韩国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教育发展的速度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据1984年统计，韩国的教育经费已占GNP的13.3%，遥遥领先于日本（1983年为5.7%）、美国（1981年为6.7%）和一些西方工业国。就20-2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进入高校的比例而言，超过台湾、日本、西德、法国与英国。(36)在东亚社会，一贯重视子嗣的香火传承，望子成龙，父母亲自督促子女的学业。韩国人不单重视子女的教育，也重视帮助兄弟姊妹的求学。据一个抽样调查，美国的母亲们40%以上对子女的学习成绩“非常满意”，而中国和日本的母亲们持类似观点的不到调查人数的6%。另一项比较调查表明，在幼儿园阶段，台湾与美国儿童数学成绩没有显著差别；但进入小学后，台湾学生的数学成绩优于美国学生，而且年级愈高的差别愈大。(37)东亚的留学生在西方国家普遍取得优良的学习成绩，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东亚虽然在现代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不利于在高科技领域内同西方竞争，但由于重视教育并面向世界开放，对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起了重大作用。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GDP就会增加9%，三年教育能使GDP提高27%。教育加快了技术的采用、改进和传播。“世界各国在现代经济增长方面的差距，主要取决于涉及新生产技术的知识实体传播……一国人口中适龄人口受教育越多，掌握新技术知识就越容易。”(38)这也可算是一条重要的文化经济学原理吧。
转型期儒教文化因素的功能转换当然不止这些。但以上几点可能是最突出之点。
就现代化的动力而言，主要应是现代西方的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但在转型期中，东亚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明并存，形成二元文化，体现出现代化的民族特征。在这里，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发挥出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形成一种东亚式的现代化动力。在今天东亚发展的趋势中显示出一个特点，那就是人文发展的指标（以人口的寿命预期年龄和成人识字率作为基本指数）远远高于经济发展指标。据联合国为136），经济发展指标居世界第五位(126)。中国的经济发展指标仅居第109位(22)，而人文发展指标却居于第65位(66)。新加坡、韩国、香港等的人文指标都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39)近年来，国际学术界都愈来愈注意到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文化因素。甚至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儒教伦理“在东亚现代化中扮演的角色比新教伦理在欧洲所起的作用还要大。(40)今天西方的有识之士已提出应从中国与东亚发展的新经济中学习些什么的问题，则是针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病态发展而发的。在这方面，利用儒学资源中的丰富蕴藏，推陈出新，肯定会对未来世界的和谐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七、东亚的发展前景
纵览近两百年的东亚史，它经历了从兴盛到沉落，又从沉落重新走向兴盛的曲折过程，其中心内容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东亚的现代化史的三个突出特点是：一，它把西方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大变革压缩成为短时期中的急速转变。二，它是一个历史连续性的破坏与延续的深刻矛盾运动，对传统的变革是在传统的根基上进行的。传统与现代性的互动关系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三，它是通过多条道路过渡向现代工业社会和进入现代世界的，既有资本主义方式的多模式，也有社会主义方式的多模式，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每种模式的弱点都在实践中受到检验与修正，向混合模式方向转变。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化的，但现代化的大方向是趋同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系辞》）这是东方哲学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的精辟概括，经千百年仍光景常新，迪启后代之来者。
今天，东亚的经济崛起正在形成一个新兴的经济圈，或经济－文化圈。这个新兴的工业化地带自然地形成一个梯级发展序列。日本早在战前就实现了初步工业化，战后的工业化水平在七十年代即已赶上西方先进国，现处于赶上以后的增长阶段，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东亚区域经济的中心。“四小龙”在七十年代跃向半发达的半工业化国家，现正在向工业化的成熟阶段和中等发达国家迈进。中国已初步建立自己的独立的巨大工业体系，正在以新的方式实现沿海区域的工业化，争取在下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的工业国行列。泰国、马来西亚等则正在使自己的发展战略重点从初级产品生产转向以劳动密集产业为特征的初级工业化阶段。人们把这一发展梯级比喻为以日本为首的“雁形”行列，或日本“大龙”带领四条“小龙”。这是西方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出现过的新格局，即边缘资本主义地区的重新国际分工。这说明世界经济体系的旧劳动分工的格局（工业－西方，农业－东方）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北美、欧共体、东亚已形成鼎足而立的三分经济格局。世界的政治格局甚至文化趋向将随之发生变化。
今后东亚整体发展的前景如何？这是一个关系今后全球发展的问题。近年来有关“太平洋经济圈”、“东亚经济圈”一类的构想愈来愈多。(41)但这个预测的现实可能性将取决于许多国际因素。从世界体系的理论来看，今天的工业世界的构成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这个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发生了许多变化，例如中心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高科技发展，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变化等等。这些变化引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边缘地区转移，遂使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利用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利用血汗的泰勒制度参与国际竞争，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经济的高增长。今天第三世界的新兴工业化正在改变“中心”与“边缘”的旧的国际分工，也在改变边缘地区的国际分工，东亚的梯级发展序列就是按工业化水平与现代化技术水平自然形成的。(42)
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发展水平比较 （工业化水平）
资料来源：《亚洲周刊》（香港）第7卷36期（1993年9月12日）
人均国民收入比较
东亚新兴工业化地区形成一个你追我赶的格局。这种梯级式的追赶导致各国与地区经济间的多层相互依赖关系，甚至形成互补的跨国的区域性经济圈。但另一方面，随着各国经济和技术实力的消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的削弱，也将导致相互间的竞争加剧，使东亚变成国际经济冲突加剧的新战场。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将取决于许多难以预测的变数。今后东亚发展的道路绝不是平坦的。但不管怎样，两个世纪的历史经验昭示我们：只有努力发展一种相互依存的新格局，才可能使饱经战乱与穷困的东亚在新世纪中转变为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新东亚。(43)
注释：
①卡尔·魏特夫：《东主专制主义》，中译本，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
②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参The East Asian Miracle，a Wor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New York，1993。
④中村哲：《近代世界史像の再构成》，中译本改名为《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31页。
⑤参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际契机》，东京，1992年。
⑥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三联书店，1993年第二卷，第227页。
⑦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9～242页。
⑧富永键一：《马克斯·韦伯论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2期。
⑨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7章。
⑩参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1-287页。
(11)石井一郎：《欠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日本模式论”的初步考察》，见神岛二郎编：《日本现代化の精神构造》，东京评论社，1974年。
(12)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卷，第13页。
(13)水野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考证》，见《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年，北京。
(14)Hu Shih，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A Comparative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The Cultural Approach to History(ed.by Caroline F.Ware)，New York，1940，p.245。
(15)森岛通夫：《经济与文化：日本现代化的两个方面》，《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7卷1期。
(16)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考德国学者乌尔里希·门泽尔：《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帝国主义影响的延续还是迎头赶上的实例？》，见罗荣渠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济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日本学者中村哲在《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一书的第三章“近代东亚史结构的再探讨”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17)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31页。
(18)盛田昭夫：《日本制造》，1987年，第226页。
(19)高棣民(Thomas Gold)：《东亚新兴国对发展理论的挑战》，见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第15页。
(20)魏萼：《中国式资本主义－－台湾迈向市场经济之路》，台北三民书局，1993年，第7页。
(21)(38)《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4－10页，128－147页；第36、45页。
(22)Karel G.van Wolferen，The Japan Problem，Foreign Affairs，1986，no.6.
(23)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译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24)参Peter L.Berger，East Asian Captalism：A Second Case，见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Fifty Proposition about Prosperity，Equility and Liberty，1987；Gordon White(ed)，Developmental Sates in East Asia，1988。
(25)(26)(31)[36）]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242－243页；第250-254页，第59页；第189－195页。
(27)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见《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45页。
(28)金耀基：《台湾的个案研究－－后儒学文化中的民主探索》，《二十一世纪》（香港），1993年6月。
(30)参魏萼，前引书；Herman Kahn，The Historcal and World Context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1979。
(32)李亦园，《台湾民间宗教的现代趋势》，见《文化的图像》（下），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年，第117页。
(33)参杨懋春：《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民性格》，见李亦园、杨国枢编《中国人的性格》，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4年。
(34)参Petet L.Berger，前引书；查默斯·约翰逊，前引书。
(35)韦政通：《简论儒家伦理与台湾经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3年第5期。
(37)黄光国：《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第280－282页。
(39)保罗·肯尼迪：《未雨绸缪：为21世纪做准备》，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340－347页附录：人文发展指数。
(40)Herman Kahn，The Historical and World Context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见Asian Security in the 1980s；Problems and Politicies for a Time of Transition(ed.by Richard H.Solomon)，1979。
(41)参：长谷川启之：《东北亚经济圈及其社会文化背景－－以中国、韩国、日本为中心》，见《国际政治研究》（北京大学），1994年第2期；王逸舟：《论太平洋时代》，《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1期。
(42)参Alein Lipietz，Towards Global Fordism？Marx or Rostow？(Serie des Tires a Part，No.103，Paris，1982)；Imperialism or the Beast of the Apocalypse(ibid，No.136，1984)。
(43)罗荣渠：《东亚崛起的现代历史意义与二十世纪前景》，《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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