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阶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进入工厂，继承父业成为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子女中，很多都具有留守经历。①实际上，从父母外出打工开始，农村留守儿童便已卷入了阶级再生产的过程中，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子弟类似，他们向上流动的渠道非常狭窄，“做工”、成为新工人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周潇，2011a,2011b；威利斯，2013)。借用波兰尼提出的“嵌入性”视角，本文将以作者在珠三角、广西、安徽等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考察留守经历所导致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时脱嵌于乡村和城市社会的现象，以及“双重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劳动表现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讨论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所可能具有的影响。
一、嵌入性视角下的阶级形成
(一)阶级形成的文化—社会因素
在马克思看来，劳工的根本属性乃是作为资本家—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产物，这是一种结构决定的视角，相对而言劳工主体性的生成过程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自然跨越尤其暗示了这一点(马克思，1961)。在马克思那里，这些主体性所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主体性，劳工属性以不言自明的形式存在：意识上的商品拜物教、市场参与中形式平等与自由等理念的获取，以及作为改造社会、埋葬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者，等等(谢国雄，1999；查克拉巴蒂，2005)。而汤普森对工人生活的人类学式的研究引入了阶级经历的概念来讨论阶级主体的生成，将理解工人阶级的视野带到日常生活和劳工主体世界中，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理解工人的生成(汤普森，2001)。既然工人的抗争行为并不是由生产结构所决定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那么塑造工人主体性的社会背景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工人阶级的认同方式、行动逻辑与产生他们的社会背景有什么联系？在不同的代与代之间有何传承、又有何变化？自汤普森以后，从生活阅历与阶级经历讨论阶级形成的思路渐成风气(Sewell,1980; Katznelson & Zolberg,1986; Aminzade,1993)，与着眼于劳动过程的理论进路构成分庭抗礼之势(Burawoy,1979,1985)。例如，在对工业化早期的西欧工人抗争的研究中，人们发现，是工匠等手工业工人而非工厂工人，在工人抗争中占据主导角色，“19世纪的工人运动诞生于手工工场，而非黑暗邪恶的工厂”(Sewell,1980:78)。随着商业资本的步步紧逼，手工业工人被迫进入到工厂中工作，但是他们随之也将手工业者的传统带入工厂中，尽管失去了自己的小店铺，但是他们依然集体控制着车间生产的各个方面(Aminzade,1981:11)。易言之，西欧工人及其抗争的行为，是脱身于其工匠传统的，原有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塑造了新式工厂中的劳工行为。
这一研究进路也影响到当代中国的劳工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社会史影响的研究作品多将视角置于工人的社会生活中，同乡、行会、帮口等传统的认同与组织方式被纳入到工人阶级认同与行动逻辑的系谱上，劳工的身份认同和行为模式中的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特征一起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Honig,1986; Hershatter,1993)，使得原本集中从政治传统角度所进行的工人研究有了较大的改变。裴宜理更是将工人行动主义的起源归结到前资本主义的认知方式，认为它们是工人行动主义的摇篮，一反将工人的认同分裂看成是工人行动与阶级形成的障碍的传统观点，并由此对“铁板一块”的阶级概念提出反思，在“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Perry,1993:239)的视野下，社会与文化情境对于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得到了呈现。
(二)阶级形成的嵌入视角
阶级形成的文化—社会视角背后彰显了另一个重要的传统：人们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嵌入性(embeddedness)关系。波兰尼指出，嵌入性与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首先，作为价值第一来源的劳动行为，本身是嵌入于作为社会实体的“人”身上的，劳动过程与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业关系和信仰关系等生存的“有机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波兰尼，2007:140)。其次，经济系统是嵌入于社会系统的。在自发调节市场出现之前，所有已知的、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是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波兰尼，2007:47)，这都体现了经济系统对于社会系统的从属关系。这些经济形态中大多数包含着市场制度，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经济是由市场来控制和调节的。正如城镇作为市场的衍生物，不仅仅是市场的保护者，同时也是阻止它们向乡村扩张，防止它们侵蚀社会主要经济组织的手段，城镇既屏护了市场，又阻止了市场的发展(波兰尼，2007:54)。即便是重商主义时期，“经济制度仍然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征，而这个制度设置前所未有地受着社会权威的控制和规制”(波兰尼，2007:58)。“总市场”(One Big Market)是十分晚近的产物(波兰尼，2007:62)。与“嵌入”相对应，“脱嵌”则指在土地、劳动力与自然的多重商品化之下，自律性市场的发展所导致的经济系统脱离社会系统运行的状态。波兰尼认为这一自律性的市场从未彻底出现，但是自19世纪以来这一倾向愈演愈烈，确实给社会运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不难发现，文化—社会视角下的阶级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和嵌入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工人阶级形成总是与他们嵌入于某一文化和社会形态这一因素密切相关，塞维尔就曾指出手工业工人的阶级行动与其行会规则及纪律这种基本的“社会认识”之间的密切关系(Sewell,1986)，卡兹尼尔森也曾讨论过居住社区与工人阶级认同之间的关系(Katznelson & Zolberg,1986)。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的发展又总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逻辑与社会逻辑之间的角力过程，伴随着工厂的劳动规训与工人嵌入于原有社会体系中的劳作习惯之间的斗争。②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打造一个产业劳动力，“需要一个对各种工作习惯进行严酷的再造过程——这些工作习惯包括新的工作纪律、新的工作动机，以及使得这些动机得以生效的新的人性的再造”(Thompson,1967:57)。在欧洲，这一过程的进行并非易事；在美国，这种再造更是令资本家们颇感沮丧，因为他们不得不和一波又一波来自农民家庭背景的工人的前工业价值观以及工作习惯作战(Gutman,1977)。
伴随劳动问题在中国社会的不断突出，学界对于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并呈现“从生产到生活”的转变(沈原，2006,2011；熊易寒，2012；汪建华、孟泉，2013)。然而，大多数研究仍秉持劳动过程视角，对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如何生成不甚关注，尤其是很少关注构成新生代农民工最重要的社会背景即留守经历所具有的作用。比较而言，“嵌入性”视角则提供了理解工人阶级形成的一条独特路径，通过强调工人阶级的生成过程及其社会背景，突出了卡兹尼尔森所谓“前资本主义或者前工业社会继承下来的社会关系、政治体制、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吴清军，2006)。在这一理论透镜下，本文试图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生成方式，尤其是其留守经历对于阶级形成的影响。
本文所使用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2006年以来笔者在珠三角佛山、中山和深圳等城市以及广西中部的南镇和安徽东部的新镇的田野调查。③主要调查经历包括：2006年6月在南镇村庄及三所小学的观察；2008年1月－4月在佛山和中山两市的参与观察与访谈；2013年1月－6月在深圳P区的田野调查；2012年11月－2013年2月以及2014年1月在新镇村庄及H中学的田野调查。
二、“脱嵌”于乡村社会：追溯新生代农民工的来源
留守经历是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产物。按照汤普森的看法，阶级经历是植根于生产关系的，可以是亲身经历，也可以间接获得。父辈的农民工经历直接塑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经历，从而也就在新生代农民工与生产关系之间建立了联系。留守经历由此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预备役”，不仅将他们推到劳工的道路上，而且也使其获得了不同于父辈的主体性。
已有的留守儿童研究主要秉持问题化预设与个体视角，而缺乏结构性视野(谭深，2011)，阶级形成视角则将留守儿童的处境置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进行考察，“农民工生产体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3)以及与之相关的“拆分型家庭模式”、城乡分割的学校教育等宏观因素因此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是仅仅看到这些宏观因素还是不够的，从塑造劳动者主体的角度出发，我们还需要对转变的社区、组织环境下的学校以及巨变的家庭结构等中、微观因素加以细致考察。
(一)农民外出与乡村社区伦理的变化
外出打工之后，乡村的内部联结明显减弱，公共活动减少，社区内聚性降低。在新镇，虽然人们依然重视结婚、升学、生子、生日等人生节点并为之举办宴席，但是由于外出的影响，绝大部分聚会都集中在过年等节日期间匆忙举行，以往长达6天的结婚宴席近年来往往被压缩到1天之内。仪式的环节也被高度简化，红白喜事的参与只是提供了人们聚集“干麻将”等赌博娱乐活动的机会。与此相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的也是赚钱与购买私家车等消费活动，村庄的文化生活等活动很少进入讨论的话题。而在南镇，由于村庄文化生活匮乏，聚众赌博广为流行，人们在山头上搭棚昼夜赌博。2004年之后，买六合彩、中“特码”成为乡间人们见面的主要话题，手机使广东打工的人和广西老家留守者形成了一个六合彩买卖的循环圈，人们在广东打工，在老家报单。耳濡目染，这样的环境对儿童成长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县城里，父母重视一点，基本在家。即便是到县城寄读，爷爷奶奶也陪着，即便是玩也就是玩半小时，不像我们这里。县城里大部分人看店、卖东西，懂的知识多一点。农村的做早点、餐饮，工作内容不同、文化不同，对子女的教育不同。城市里希望他们念书，希望稳定的工作。农村大部分希望他们打工。农村基本抱着这个态度。和家长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关键现在农村父母也能挣到钱，念书和不念书没有很大的区别。能念就念、不能念就算了。靠天赋。都是独生子女，都有一点惯。(新镇某学生家长，20140115ZS)
对学生来说，想法就不一样了。他觉得无所谓。像那种很积极很想念书的比较少。以前感觉比较多。这些年打工，经济一活跃了，初中生的思想变化也能感觉到。以前我们拿一本书，一个练习册给学生做，他觉得你对他很重视。你现在和他说我有一本书、资料你拿去看，你不懂随时来问我，他不理睬你。(新镇H校教务处主任，20140113YH)
伴随农民外出务工，乡村社区已悄然发生变化，社区伦理变动瓦解了儿童成长的基础秩序。普遍的外出和留守导致了乡村社会生活的巨变，并且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留守儿童本身，而且会因同期群所具有的同伴效应(埃尔德、葛小住，1998)而作用于同时期的所有乡村儿童身上。
(二)“文字上移”与学校角色的改变
新世纪以来的“文字上移”(熊春文，2009)成为影响儿童与社区间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撤点并校之后，学生往往需要到更远的中心镇的学校去上学。乡村学校原有的连接村庄社区与国家的角色逐渐式微。农村学生上学成为接受城市文明社会“熏陶”、背弃乡村的过程。观察学生所使用的教材，可以发现绝大部分与社会场景有关的议题都指向城市社会生活(余秀兰，2005)。南镇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学习现代知识、推广抽象的城市文明成为突出的教学目标。为了便于管理，近年来，南镇所在县的教育局一直在推广教师的跨区流动，明确要求教师不得在本村任教，旨在打破教师与村庄社区之间的联系，学校老师作为村庄精英、主持公共活动的传统局面逐渐消失。
而另一方面，在农民外出的大背景下，农民家庭功能不健全，隔代抚养很难培养孩子的行为规范。然而学校系统的这一系列变化却与现实需要背道而驰。结构环境的变化导致了留守儿童的成长被置于一系列成长风险之下，尤其明显地体现为越轨行为的大量出现。
我们这里爷爷奶奶都把孙子当客人看，要不就是不管，要不就是宠爱。孩子在学校闹事，和他们交流过程中，我们要他们管孩子，他们说你们管啊，我们管不了的。大家之间就相互踢皮球。(新镇H校校长，20140112DDQ)
像我们老师也很无奈，将他送回家，二老都不在家，邻家说他也不听，批评他他是表面接受但是思想上照旧。学校只是教育机关，不是执行机关，做得过步，你会犯法，谁也不想犯法。你要处理他就要掌握分寸，掌握分寸他抓住你的弱点——你反正不能对我怎么样，他就完全不理你。(南镇B校校长，20060604QKL)
近年来新镇学校一直试图通过家访建立校家关系，学校在期中考试与期末考试之后都会安排统一的家访活动，不少班主任已经将本班所有学生家都跑遍了。然而，这一努力同样因为学生家庭教育和父母缺席的限制而收效甚微。
我刚下来的时候把我们班所有学生家都跑光了，有些去了几趟。有效果，但并不是特别明显。主要是他爷爷奶奶没有付出实际的行动，我们讲了再多，不要看电视、手机，他(家长)不会改变，他管不了。我们去所取得的效果是什么？就是学生会觉得老师对我负责任，学生会因此觉得老师对我就如同父母一样的，管着我们，在教导我。他做不好的时候就觉得对老师有愧疚。总结来说，家访对情商高的人有用，对情商低的人没有用。(新镇H校某教师，20141115JZB)
在社区伦理变化和学校系统调整的双重影响下，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也在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是对于教育的期望降低。原来学校是乡村社区中重要的社会化机构，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现在学校最重要的任务变成保证学生“安全”，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低成本组织机构。
有些爸妈支持(收手机)，但是比例少，10％左右。大部分家长只是表现说，哦，我晓得了。总体来说态度比较消极。我们班还有学生父母买一台电脑在家里给他玩。我跟他说，教育他，和他讲父母的感情，他眼泪都淌下来了。我第二天和他说，你把鼠标给我。他跟我说老师我不干，你一定要收，那我就不念了。(新镇H校某教师，20140117JZB)
那几个成绩特别差的学生，爸妈不在家，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我就把他放学校念3年，念完我就带他出去，你不要管太多。就这意思。他说我管不了，我也没办法。他不是没人管，他管不了。他在外打工，打电话的时候小孩听话，挂了电话就没听了。(新镇H校某教师，20140116CZS)
在教育场域变化、“文字上移”的新形势下，学校原来所承担的社会化与向上流动的目标都遭到了替换，留守村校由此也变成了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温床。④
(三)家意义的丧失与新的心智结构
经历了漫长的留守生活以后，留守儿童对农村逐渐背离。由于早早地经历了与父母的分离，在持续一段时间的思念之后，孩子们开始习惯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虽然不可否认对父母的思念可能贯穿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但是父母的长期缺位却已经大大降低了他们在孩子心中的重要程度，由此也降低了孩子对家庭的认同感。从其生活的意义上来讲，留守儿童自小就是为了逃离农村而存在，农村意义的抽空使得农村的吸引力与向心力大大减少。日常生活成为为了远方(父母所在的城市)而辛苦等待的过程，而日常所处的乡村本身失去意义。
南镇SJX家的个案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区别和影响。SJX是家里的兄长。他家兄弟5人，早年已经分家，但是老二、老三都在广东，他们的孩子都留给SJX照看，这样，SJX家里就有近10个孩子。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但是老二和老三寄居在老大家的孩子心里并没有建立起“这里是我家”的概念。日常生活中孩子吵架，老大家的孩子就会不自觉显示出作为主人的霸道，这种时刻让其他孩子深刻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隔阂：“不就是在你们家吃饭而已吗！”此时，他们有一种“寄人篱下”的自我意识，而这种意识长期延续、不断强化。
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乡村社会在他们的生长经历中充当的是虽然贫穷却丰富、鲜活和充满生活与社会意义的角色；但是对其后代而言，这种立体的社会生活已经消失，他们对乡村生活的面貌的感受性大大降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像老一代一样经历了正常和丰富的公共生活，对于村庄的“公”域的社会交往卷入不深；另一方面，他们的成长过程基本没有父母的陪伴，家庭认同感本已不强；而伴随他们成长的祖父母，则可能在他们离开家乡不久之后就离开人世，其对于“私”域的家庭的依恋与认同也无从皈依。这一层断裂对于他们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对于农村的牵挂与根由由此不再。
这是内在于社会行动者主体之中、由留守儿童的亲身认知所体现出来的农村社会的断裂，即布迪厄所谓与社会结构有着密切联系的“心智结构”：“在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之间，在社会世界的客观划分(尤其是不同场域中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和行动者划分社会世界的关注原则与划分原则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布迪厄、华康德，1998:12)。留守经历通过在社会个体身上烙下印记，作为一种新的心智结构，打造了不认同农村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可以说是留守经历所导致的社会结构方面的深远冲击，从而也就为“世界工厂”输送了截然不同的劳动者。
三、“脱嵌”于劳动现场：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表现
从乡村社会的“脱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具有长远的影响，也给他们应对城市工厂的劳动要求带来了挑战。从他们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工作动机对比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区别。
(一)持续换工与短工化
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异乡坚守辛苦、枯燥乃至肮脏的工作岗位，能够接受分割的家庭生活、边缘化的居住条件和极其简单的日常生活，乃在于其背后的乡村生活提供了充分的意义支撑。他们认为，自己在城市中再苦再累，只要能挣够钱回家供孩子上学、红白喜事操持、建房等大事支出，那么在城市里受苦受累就是值得的(张劼颖，2010；鲍成亮，2012)。在这样的意义支撑体系下，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却不会影响其劳动表现。由于外出打工过程中多和亲戚、朋友和老乡相伴，在城市社会中从事的产业也多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又或者具有明显的老乡集中居住的特点，所以老一代农民工的交往圈子多集中在老乡群体中，这种日常生活状态下的老乡关系的存在进一步帮助其适应城市的环境(项飚，2000；刘林平，2001；谭同学，2012)。即便是在工作场所遇到不公正待遇时，老乡关系也能以地缘团结的形式推动集体抗争(闻翔，2008；李蓝天，2013)。
而同样的劳动状况、居住条件，对于在留守背景下生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却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经历了对乡村社会的“脱根”过程，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将农村社区作为认同的对象，他们的参照群体不再是乡村社区的村民，这样乡村社区的期望自然也就不能成为他们工作与生活的目标，乡村舆论构不成对他们的压力。对于老一辈来说极其重要的建房、红白喜事等大事件，新生代农民工或者相对看轻了很多，或者已经不放在心上。脱嵌于农村社会对其劳动秩序的最明显影响，是他们缺少老一辈农民工为了家庭而“隐忍”的动力，农村家庭作为稳定地在一个岗位安心工作、省吃俭用所具有的驱动力在他们身上不复存在。相对于老一辈明确的挣钱目的，他们的外出动机一方面是无法坚持学业的现实下无可奈何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带着对城市丰富、轻松、安逸生活的向往。面对城市社会，他们也往往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他们试图在城市中扎根，寻找自己的生活，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向往城市；但在面对工厂严苛、繁重和枯燥的劳动要求时，他们又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加脆弱，难以满足城市工作的要求。
这些已经“脱嵌”于农村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厂的劳动现场中同样呈现“脱嵌”的状态。⑤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初次就业时间越靠后，第一份工作和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就都会越短。2000年初次就业的农民工第一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为4.06年，平均每份工作持续3.80年，而2008年初次就业的农民工第一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下降到1.47年，平均每份工作持续1.40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课题组，2013:4－5)。另一份调查数据则表明，老一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6.2年，大约是新生代农民工每份工作时间(2.1年)的3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3:59－60)。考虑到农民工换工大部分是主动选择的结果⑥，可以看出，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劳动现场的忍受能力更差、更容易以不停的换工行为来调适其在工作现场的困境。
(二)城市社会的游移与漂泊
不断的换工过程还伴随着人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漂泊式的流动。这种漂泊因工作变动而起，但却反过来对农民工的社会生活的展开形成了冲击。
即便从事稳定的行业，他们也依然会在不同的城市间流动。2008年，笔者在广东佛山的z模具厂调查期间，收集了该厂当时的员工资料。作为技术养成周期漫长的行业，做模具的工人基本上职业比较稳定，但是他们却在不同的地区间频繁流动。该厂9名工人中有5名工人已经具有2年以上模具从业经验，但是在该厂持续工作的时间都不超过半年。与工作地点的不稳定相伴的是他们生活的不稳定，大部分工人与家人不住一起，如ZCJ，曾在东莞打过几年工，老婆和孩子都在东莞。他和我打听从佛山到东莞的路费，月底的时候想回去看一下妻儿。我问他为何不自己租房和家人住一起：“租房？……两个人都这么点工资，还租房。吃什么？只能住宿舍。赶快挣了钱回家，在外面太辛苦了”(佛山Z厂工人，20080225ZCJ)。相对稳定的行业没有带来他们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展开。做模具的过程需要工人之间的密切配合，可是工人们只与本小组的员工来往，对于身边往来的工友并不在意，只有在和别组员工抢工具的时候才发生联系。可以看到，即便做模具有明显的技术积累效应和相对较高的收入，但是他们却无法据此弥合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行业稳定的就业类型已经如此，在不同行业间频繁流转的工人生活就更难以谈上稳定了。
不断的漂泊对工人正常生活的冲击是巨大的。LQY的家在四川，从小是留守儿童的他和父母关系非常冷淡，尤其是谈及起父亲时总三缄其口。2004年，他来到广东，和同样深陷传销的广西姑娘HLJ同居生子，除了孩子出生期间回家以外，多年来几乎不回家。2006－2008年间，他一直租住在佛山顺德的小镇，在附近的窗帘厂打工，妻子则在附近另打一份工。低收入和对将来的迷茫使其很少积蓄。2008年，其母意外去世，他手上的存款连购买回家的机票都不足。从四川奔丧回来之后，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的他再未回过老家，而在顺德各个小镇上租住，工作也是隔三差五地变动。
由此，从家乡“脱根”和从城市社会“脱嵌”对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和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在笔者看来，其最大的冲击则在于当他们面对当下生活时，由于没有长远的打算而导致缺乏对当下的按部就班的计划。所以当月末领取到微薄的工资时，他们则尽情花费，形成了畸形的消费观。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要面临成家、抚育孩子的责任，而此时要处理的则又是另外的问题，即城市治理中的排斥。
(三)城市制度空间的排斥
不管在怎样的工厂工作，城市生活的搭建总是艰辛的。工人们的孩子如果在当地的幼儿园、小学读书，就学费用就会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老家广西、在顺德打工的LZ有两个孩子，如果在家里读书，幼儿园每年只需要500元一人，在顺德则需要3000元一人；小学阶段老家是义务教育，在顺德则需要每年交2000元的借读费，而他们夫妻的工资加起来不过是2000多一个月。脱嵌于城市社会的制度和保障体系，使得他们要为子女抚养付出额外的费用，这一沉重的压力又迫使他们将孩子送回老家，或者选择用脚投票的办法伴随内迁工厂回到家乡附近工作。
(为什么会招不到工人？)如果他的工资够花费，他做个十年八年，他也愿意，因为能够在这边安家立业嘛。他一个月1000多块钱，只能够生活，不会向长远的发展方面想。那人家愿意留在老家，他那边一个月1000多块，离家近，能够经常回去。大公司福利比较好，工资也会按时发放。你在小企业，那得看老板，老板好的你能够拿到钱，老板不好就不行。现在经济都饱和了。人家来广东几年，就不愿意来，没意思。办公职员，他能够在这边立足，总还愿意回来。(中山G厂工艺部经理，20080205HJH)
工资低下与制度封闭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正常生活的可能性。尽管“民工荒”让地方政府认识到农民工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但是，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珠三角等地开始追求产业升级和更高品质的城市定位，农民工大量聚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性正在下降。2013年，笔者在深圳P区政府进行田野调查时，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曾明确说道，外来农民工并非地方政府希望留下的人口，他们希望通过“腾笼换鸟”将当地工业用途的土地腾出来，再通过“引凤筑巢”吸引外来大学生等“高端人口”常住。在这种情形下，不管是教育培训还是农民工的社区自治参与权，以及社会保障和利益分享机制等涉及外来劳工的城市公民权改革，都很难得到实质性的推进。
四、阶级形成的两种历史情境
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变化展示了两类人群进入工业场所时所面临的截然不同的历史情境，同时也呈现出“嵌入”对于阶级形成的复杂效果。
(一)老一代农民工：嵌入乡村的个体劳动者
经历了乡村社会完整的社会化过程的老一代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了数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但是始终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然而，恰恰是“嵌入”于乡村社会的社会情境，最终帮助其适应城市里高强度和低工资的工作，并接受这一体制性安排。一方面，农村生活和城市工作的叠加帮助其获得收入维持农村社会的运转，并提供了劳动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农村的人际关系、劳作习惯以及身份认同使得其能够在重重压力下的城市劳动现场找到生存的空间。这种秩序生成从而塑造了特定面貌的工人阶级样态：他们并不缺乏集体行动，但是却又不是作为统一的工人阶级而行动，以地缘为基础的行动逻辑至今依然没有完全改变。这实际上揭示了一个辩证的过程：一方面，农村社会的存在并作为劳动目的，体现了“社会”对于劳动者的保护过程；另一方面，与农村社会直接联系的地缘团结，导致了统一的阶级行动和阶级图景的瓦解，使得工人容易被资本所分化，又导致了“社会”保护的失效。
(二)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脱嵌”与原子化秩序
双重“脱嵌”塑造了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处理工作和生活间关系的逻辑，同时也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命题提出了挑战。
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现有劳动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调节工作与生活的策略上。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像老一代农民工一样能够承受繁重、枯燥和收入低下的工作；另一方面，城市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和生活空间并没有多大的改善。比如：一些流水线上的工作岗位虽然可能提供相对稳定和较高的工资，可是工作单调乏味，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淡薄，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掌握很少，工人对工厂的认同很低；而那些工作内容相对丰富、工人对劳动过程掌握较多、管理较为松散的工作，则往往收入较低、收入季节差异明显、工作时间较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往往在不同的工厂间“跳跃式”地换工，以此部分地调节城市生活的经济需要与社会需要(黄斌欢，2013)。
然而，即便在不同的岗位间频繁流动，工人也并没有由此实现向上流动。除了在经济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选择的理由之外，工人的工作变换，很少带来职业地位方面的提升。调查数据显示，除了有41％的农民工通过换工在薪酬待遇上获得提高之外，其技术等级、在用工单位的发展前景方面都难以得到较大的改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课题组，2013:31－32)。因此，伴随农民工“短工化”式职业流动的只是一种“水平化”的流动。不管其多么频繁地通过更换工作来寻找发展空间，他们都很难摆脱这种“水平化困境”，甚至可能呈现愈换工地位愈向下流动的“倒U型轨迹”(符平、唐有财，2009)。
频繁的工作流动不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构成挑战，也瓦解了其正常生活的根基。对于部分人来说，频繁换工成为常态，“可能在一个地方工作两三个月、半年就走了，他觉得在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反正跑来跑去还是一样的，没有一点计划和长远的打算。做半年，玩半年。没有想过以后怎么样。这些事情没有多大意义。混个五六年，就回去。”(中山G厂人事经理，20080208CJH)。这种不断的漂泊降低了他们与周围人稳定关系构建的可能性，在严苛的压力和原子化的社会交往之下，当遇到个体性的危机时，工人选择以自杀的方式解脱也就不奇怪了(潘毅等主编，2011)；当面对共同的愤恨情绪时，则可能选择集体性却无组织的暴力行动(汪建华、孟泉，2013)。这种原子化的行动秩序，是农民工脱嵌于乡村社会同时又无法在城市社会实现再嵌入的结果，这无疑会使得阶级形成陷入困境。
五、结论与反思
从追问工人阶级的生长经历入手，我们重新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场所的劳动表现的解释逻辑。童年时代的留守经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不仅意味着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前人所未曾遇到的困境，意味着其习得与老一辈农民工不同的行为方式、交往习惯，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对农村认同的淡化，新心智结构的产生意味着以往凝固在农民工身体中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然以往研究中也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区别，但是多侧重于从务农经历、消费习惯与交往对象等行为方面去考虑，局限于留守儿童个体的观察，缺少对这一变化的系统和深层次认识。本文则立足于农村社会结构的断裂这一关键要点来解释这一状况，并将之与当下的农民工生产体制联系起来。这一要点凸显了农村社会对于维续农民工生产体制的重要性，一方面，它帮助农民工完成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等劳动力再生产环节，另一方面，它是农民工的劳动激励的源泉，是其能够“隐忍”恶劣的劳动环境的关键所在。而农村社会结构的断裂则使得这一条件不复存在。悖论的是，造成这种断裂与变化的恰恰是农民工生产体制本身。正是这种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的安排，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脱嵌于农村社会，另一方面脱嵌于城市工厂与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拆分型劳动体制使得自身难以维系。
这一解释视角还对当前阶级形成研究的两种主要思路构成补充与对话。其中一条是劳工社会学主流的“工厂政体”思路，强调通过对生产和生活经历的观察去探讨工人阶级的形成；另外一条是“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思路，强调农民工群体正在实现的代际更替及其社会后果。
“工厂政体”的研究路径敏锐地把握住了不同的工厂体制下工人劳动过程、社区生活的差异，通过对富士康、本田等代表性个案的考察，发展出“准军事化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和“常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等分析性概念(郭于华等，2011)。工人行动逻辑的区别被认为是不同的工厂政体的产物，但这一思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嵌入性把握不足，没有察觉到在不同的工厂形态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系统性区别。实际上，本田等工厂发展出的集体行动，所依托的是嫁接了技校时期的共同交往基础并且在工厂环境中进一步稳定发展的劳工群体；而在富士康等企业中，更多的是双重“脱嵌”于乡村及城市社会的工人，二者的差异自进入工厂的时候便已埋下。“工厂政体”以劳动者在当下的劳动与生活状态去探讨工人阶级形成的命题，而“嵌入性”视角则试图将目光延伸至塑造劳动者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中去，强调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特征不仅是当下体制塑造的结果。
另一条“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思路则认为，当前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困境症结在于不完整的无产阶级化，这是农村所提供的作为无产阶级退路的角色导致的。在这一思路下，农民工彻底脱离农村、成为马克思意义上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人成为其通往完整的无产阶级化的必要条件(Pun & Lu,2010)。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的状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斯宾汉姆兰法下的英国工人(波兰尼，2007)。然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并非斯宾汉姆兰法修正案的逻辑结果。父权主义的社会保护固然给工人阶级形成带来了巨大的障碍，然而去除这一障碍之后，“能动社会”的出现依然寄望于市场之外的、诸如工厂立法等社会力量的生发，完全拥抱市场并不保证能动社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本文的发现即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困境不在于其背后有着难以割舍的农村社会，而在于在乡村社会所打造出来的“共有的习惯”没有能够在城市社会和工厂空间中得到有机传承；而当留守经历将这一联系切断之后，工人阶级的形成非但没有离他们更近，反而更远了。此时，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漂泊流动，宛如原子化的个体，不仅缺少集体意识和行动的可能性，甚至缺少构建稳定的社会生活的能力，一旦面临危机，则可能轻易地走上轻生或者暴力事件的道路。而反之，尽管不能否认乡村社会所具有的割裂效应，然而其同样也可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护力量而存在(张茂元，2013)。以蕴藏在乡村的社会保护力量为根基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嵌入于劳动现场与城市社会，才有望突破当前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同样存在的阶级形成困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缺陷也很明显，尤其是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由于研究资源的局限，无法直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从留守农村到进城工作的前后相续过程，这不可避免地会削弱新生代农民工与城乡之间关系的说服力。不过，由于本文旨在考察塑造新生代农民工的结构性因素的作用，故而，从乡村与城市的社会场景而非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生命史的角度进行论证，既是因为受到调查资源的限制，同时也与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有着内在联系。而从生命史的角度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从留守到进城的过程展开追踪调查，当是下一步研究的任务。
*本文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了郭于华教授、沈原教授、应星教授的指导与帮助，作者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本文同时获益于匿名审稿人所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根据2010年的一项外来工抽样调查，第二代农民工占18.73％，其中具有“流动”和“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分别占3.68％和15.05％(梁宏，2011)。不过，该研究对于“流动”与“留守”的界定都要窄于通常所谓的“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这一数据比其他研究中得到的留守儿童占据农村儿童的比例要低(段成荣、周福林，2005；段成荣等，2013)。
②匿名评审人之一指出，嵌入与工人阶级形成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嵌入并不总是有利于工人阶级形成，脱嵌也并不总是阻碍工人阶级形成”，例如，嵌入于工匠传统与宗教传统对于工人阶级形成即具有不同效果。笔者非常同意这一观点，实际上，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即重点论述了作为社会自我保护措施的斯宾汉姆兰法令对于工人阶级形成的负面影响，他指出，在土地等要素已经市场化的条件下，阻止劳动力的市场化反而会形成否认劳动者劳动力市场价值的效果，阻止或起码是延缓普通人的无产阶级化的法令反而使其失去了人形(humane shape)(波兰尼，2007:67－74)。某种意义上，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将工人彻底推入市场，这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起点。不过，波兰尼同时也指出，工人恶化的状况既有斯宾汉姆兰法令的因素，同时更是《反结社法》的结果；而工人阶级的形成虽然始于1834年，反映为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使人们不得不赤裸裸地面对市场的侵蚀而深陷绝境，“贫苦的劳动者在无情机制的压力下被结合成了这样一个阶级”，但是阶级形成从逻辑上并非斯宾汉姆兰法令取消的直接结果，而是工厂法和社会立法的结果，最终完成的标志是19世纪70年代工会被承认为工人提供有效的保护。易言之，“脱嵌”虽然构成了工人阶级形成的起点，但“自为”意义上的阶级形成依然有待社会自我保护和经济系统对于社会系统的“嵌入”状态的实现。
③根据学术惯例，本文所涉及的县级以下地名及人名均为化名。
④周潇(2011b)在同一地区的教育民族志观察到大量初中生辍学提前进入工业场所。与传统辍学行为中的贫困主因不同，这种辍学是农民(工)及其子女主动选择的行为，其大背景则是农民大规模外出务工下的村庄变迁与教育变化。
⑤此处的“脱嵌”于城市社会与孙中伟等人提出的“脱嵌型雇佣关系”有相似之处，后者以联接、适应、代价3个指标来衡量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发现大部分(65％)的农民工存在离职意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更高(孙中伟、杨肖锋，2012)。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脱嵌型雇佣关系”侧重于“工作嵌入”的视角，属于格兰诺维特意义上的“嵌入性”取向，而本文所指的“嵌入性”则更强调波兰尼意义上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整体性关系。关于“嵌入性”的两种取向，参见符平，2009。
⑥65％以上的农民工的辞职行为是出于对工厂不满而进行的主动辞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课题组，2013: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