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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就成为了以小说为中心来叙述这种样子？那么，不以小说为中心呢？比如所谓的新时期文学，首先到场的“先锋”，甚至比小说更彻底的“先锋”，一直坚持到现在的，明明是诗歌和话剧——如果我们把“先锋”理解为对文学成规和僵化体制、制度的反抗和反叛。因此，我们对新时期“先锋文学”谱系的叙述，即使不以诗歌为中心，而是从诗歌开始，从十七年，从“文革”开始，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肯定是另外一种景观。在未有先锋小说之前，先锋诗歌，甚至是先锋戏剧，做了中国当代文学革命的前锋。而就小说而言，我们观察先锋文学，一个重要的指标往往是发表和出版。因此，“1985年”新小说之前，我们会提及王蒙、宗璞等的意识流小说、象征主义小说的实验。但我现在意识到，和先锋的创作实验一样重要的是“1985之前”我们如何获得“先锋”的文学观点？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这种获得当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和阅读。确实，中国那些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的起来的作家都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阅读史。而我现在要观察的是现代主义文学观在中国扎根的过程中的反反复复。 回到八十年代文学现场，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态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问题，而是整个八十年代政治生态的一部分。有一种倾向，谈论八十年代，把八十年代想象成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开放时代和政治开明时代。这种假想，在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之下，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假作真的“事实”。但我们应该意识的是，改革开放是八十年代的一部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同样是八十年代的一部分。当代文学有一本刊物《探索与争鸣》一直没有等到很好的研究。读这本杂志，你会直观地感受到新时期文学史其实是一部批判史。早些年，有专门的著作对当代文学的“争鸣”史进行过梳理。在中国当代，所谓的文学“争鸣”，往往是对作家进行不止于“审美立场”的批判。某一个阶段的政治时风会恰逢其时地成为批判的尺度。即便如此，对中国当代文学，我不认为“纯文学”能够看清楚文学问题。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恰恰是要研究文学和政治之间的相互深刻的侵入、嵌入和融入，但这不意味着以政治尺度取代文学的尺度，而是应该将文学安放在中国大的政治生态中，去看文学生产的复杂生成。 再有，文学史的研究，单个的文本单个的作家往往屈服于某一个时代的文学大势。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需要这样的个人“臣服”，但就具体单个的作家作品，我们是不是可以有解放式的研究方式？——将个人从宏大的历史中解救出来，研究一个一个作家的“一个人的文学史”。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课上，我曾经尝试让学生做过以王蒙、北岛、汪曾祺、张贤亮、莫言、韩少功、高行健等作家为中心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史。学生意识到个体的文学生命不应该被“简且直”的文学史生硬的切割和肢解。“一个人的文学史”能够让我们看到“课本文学史”之外不同文学世界，比如以高行健为中心来观察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就会发现不能仅局限在“课本文学史”的先锋话剧，而是他作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观一个确实的开始。高行健和当代先锋文学的关系，他在《没有主义》一书中的《迟到的现代主义与当今中国文学》《隔日黄花》都涉及到，关于他对当代先锋戏剧的贡献，“课本文学史”均有或多或少的叙述，我们且按下不表，除此之外，他在书中写到： 我八零年开始在广州《随笔》上连载的谈现代小说那些文章本无人注意，由黄纬经提议，八一年秋天结集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王蒙看到后立即对刘心武说：这要在文化部门口(中国作协当时设在文化部大院里)引起一场武斗。他这玩笑居然言中。次年六月，他在上海《小说界》上发表了一封致我的公开信，以他特有的幽默，不仅热情肯定了我这本小册子，还建议我“再探”！接着，刘心武在《读书》上又发表了推荐这本书的文章。年底，《上海文学》随后发表了冯骥才、刘心武、李陀就这本书的三人通信。① 王蒙、刘心武、冯骥才、李陀这些“课本文学史”响亮的名字，这些昨日的文学大佬，这些八十年代初期文学天空的明星，可以看看他们对《现代小说技巧》的反应。在给高行健的信里，王蒙这样写：“我正在给《十月》赶一部近十万字的中篇，忙得头晕脑涨。谁知只一翻看，就放不下了，一口气把你的九万字论著念下来了。”②李陀说：“《初探》这本小册子算不算得上一篇‘奇文’？我说不准。但它在北京的许多朋友中流传的时候，恐怕大家的兴奋心情中确有‘奇文共欣赏’的意思。”③最按捺不住兴奋的应该是冯骥才：“我像喝了一大杯味醇的通化葡萄酒那样，刚刚读过高行健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如果你还没见到，就请赶紧找行健要一本看。……在目前‘现代小说’这块园地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情况下，好像在空旷寂寞的天空，忽然放上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多么叫人高兴。”同样，除了说心情，还说自己的现代小说观：“当前流行世界的现代文学思潮不是一群怪物们的兴风作浪，不是低能儿黔驴技穷而寻奇作怪，不是赶时髦，不是百慕大三角，而是当代世界文坛必然会出现的文学现象。……在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之前人们大多把小说和故事归为一体；而当代某些人就不满足这种上世纪所流行的有头有尾、中间有起伏高潮的小说写法了。他们认为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并非如此；人的大脑活动方式是流动、跳跃的、纷杂而不连贯的，作家应当遵循人的正常思维活动方式来写作。当代的乔伊斯、福克纳、沃尔夫等人都这样尝试做了。于是人们称他们为‘现代派’。”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基本的文学事实，1980年代西方世界的现代主义早已退潮，但在中国还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所以冯骥才要把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现代主义，或者“现代派”，说成“当代”。在“球籍”焦虑的八十年代，世界的“当代”是我们一下子就想追赶的目标。和时代情绪一致的是，冯骥才使用了“改革”这个词：“这一改革实际是文学上的一场革命”，同时也说到了“实验”——现代派带有“试验性”。④事实也证明，这些敏感者都成为了这个时代引领文学风气之先者。有意思的是，其中还有人较真谁更早在中国介绍“现代派”的：“把行健的书和你们三位的信说成是‘寂寞空旷的天空’中大的或小的，漂亮的或‘难称漂亮’的‘风筝’，恐非持平之论。无论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还是现代小说技巧的探讨，各地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出版了一些论著。几年以前，《外国文学研究集刊》就连续几期发表了外国文学研究所许多同志写的笔谈。因此，应该说‘天空’并不‘寂寞空旷’，‘风筝’也远不止三只、四只。”⑤ 还可以看出的是，这伙人一开始就意识到现代派对既有文学陈规的冒犯，我们不能肯定他们都有世故的政治敏感，虽然后来他们中有的被指认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意识到可以想见的冒犯和破坏，王蒙谨慎地指出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共同的西方源头：“你的诸论恐怕会被称之为‘现代派’理论的吧？其实，我不甚了了。什么是现代派？什么是意识流？什么是象征主义？以至什么是现实主义。其实‘现实主义’这个词儿也是外来的，查一查《文心雕龙》或者《诗品》吧，恐怕没有‘现实主义’这个词儿。”⑥他似乎有意不提，即使有一个共同的西方源头，在西方，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不兼容、冲撞和冒犯。现在看，冯骥才说：“现代派并不像某些人理解那样：似乎它成为当今国外文学的主流”，就像老朽文坛开出的一剂安慰剂。就算他们够小心了，该冒犯的，还是冒犯了，这是先锋的本性使然。不冒犯，不先锋。在高行健的回忆中： 作协冯牧先生有个讲话，说是有个小作家写了本不仅荒谬而且反动的小册子，不只在许多中、青年作家中造成恶劣影响，连有的大作家也叫好。现实主义正面临严重挑战，这关系到我国文学的方向和道路问题。这长篇讲话几乎全文发表在向上通报的作协内部刊物上，随即又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将这结论见诸《文艺报》。我在作协的朋友相继转告，我当然也就知道这所谓读者来信出于那位编辑的手笔。 连为这本小册子写序的老作家叶君健也未能幸免。据说是“现实主义遭到了严重挑战”，“关系到我国文学的方向与道路问题”，便由《文艺报》发起，先在文学界，继而在整个文艺界开展了一场持续到不久之前(1987年，笔者注)的对现代主义的批评，同时把对“朦胧诗”和稍后的对我的那些实验戏剧的争议也都纳入到这个争论中去，而且触及到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其实，这之前，已先有对王蒙的一些用意识流手法写的小说的非议和对严文井在《北京晚报》上支持王蒙的公开信的议论。所以说，这场争论还发端于王蒙。⑦ “现代派”文学观在八十年代早期的命运，高行健不是个例，有更激烈的，成为政治时风的靶子，比如诗歌界的“崛起的诗群”事件。徐敬亚的运气比高行健更差，因为他恰逢“清除精神污染”。我们在对徐敬亚的批判中看到那些当代政治批判中熟悉的修辞：“徐敬亚同志的《崛起的诗群》发表后，引起不少反响。这是一篇主旨十分清楚，可以说是旗帜鲜明的文章。它提倡现代主义，排斥现实主义，要把现代主义独树一尊，或者尊它为主流，至少是预言它成为‘未来的主流’。”⑧如果也用他们的修辞，《文学评论》这一期“关于当前文艺思潮的笔谈”是对徐敬亚和现代主义的全面“围剿”(没有“犯围剿”，至少在当时不可能)。而这次“围剿”，其实是一次“清场”。转年的第一期刊物，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清除精神污染是文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则更“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企图以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和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来改变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走西方现代派的道路，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宣扬了错误的观点。牢记、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注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倾向。”⑨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历次政治裹挟着的文学批判中，总有这些不同的踊跃的身影，发出同一种声音。令人莞尔的是，也就隔了一年《文学评论》发表的文章就自打耳光说：“更值得考虑的还不仅在于某些文章出现了‘左’的毛病，而是在于这类文章在一段时间内形成的一种气氛，一种趋势，一种无形中规划的轨道。”⑩ 在对先锋文学的观察中，我们往往强调作家个体的探索勇敢。存疑的是，中国当代作家有这样自觉的勇敢吗？《文艺报》《人民文学》《文学评论》……在阅读这些八十年代早期的文学的“北京报刊”(八十年代《上海文学》《收获》《上海文论》《文汇月刊》等文学的“上海期刊”和文学的“北京报刊”的差异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时，我忽然意识到所谓“85新小说”的探索和自由，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无形中规划的轨道”。1984年底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同创作应当是自由的一样，评论也应当是自由的。评论自由是创作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科学的、说理的、高水平的评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文学评论》立即作出回应：“新春昭示着新的耕耘。读者拿到这开年第一期的时候，我们首先推荐论坛一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意在繁荣文艺生产之作，是相应‘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这个总召唤的。”(11)在同期的论坛和第2期的“评论自由谈”专题，“自由”成为一个关键词。“批评界的软弱无力，是需要克服的现象，但是这是个由来、积重难返的病态，所以会造成这种病态，有它的历史原因，原因不是别的，正是长期‘左’的思潮在批评工作上占着统治地位的结果。”“这种思潮，把批评的民主精神完全败坏了，剩下的是主观、武断、棍子、无限上纲。批评的结果是出现一派清一色，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的存在，稍有不慎，便被施以帽子政治判决之类的罪名。一次次的批评几乎弄成一次次的政治批判，弄成运动。对艺术问题、认识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都纳入到政治的性质何政治路线上来，把精神现象中不同的质混淆在一个政治概念里，对不同问题的对象都一律驱赶入批判对象的行列。”(12) 值得一提的是《文学评论》第2期编后话的“过去的经历和新近的经验”： 过去的经历和新近的经验证明，清除“左”的干扰，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棍子，帽子，围攻，有形的，无形的，一直妨碍文艺事业的正常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不清除“左”的危害，“创作自由”“评论自由”以及“双百”方针就是一句徒有其名的空话。“左”的思想和作风，是当前文艺发展的主要障碍。我们应当大声疾呼，群起而攻之。本期“评论自由笔谈”发表了这方面的言论。我们相信，真理、香花、佳花、百花总会战胜各种错误、丑恶的东西，惟有保证作家和评论家的“自由”，才能使文艺进一步繁荣昌盛。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龙腾虎跃，姹紫嫣红，在艺术上提出了许多亟待研究、总结的新课题。本刊愿提供篇幅刊发价(疑为“这”)方面的论文佳作。这一期发表的《小说的时间观念》《小说节奏试论》等四篇文章，虽然只是涉及到小说艺术创新的几个侧面，甚至不是主要侧面，但它们毕竟发微探幽式地为小说艺术研究开拓了一点新意。(13) 如果我们对比《文学评论》的四篇文章，几乎是回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但时过境迁，只是这一次许了中国文学一个“自由”的开始。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1985的新小说，探索小说，或者更大范围的先锋文学，都是这“自由”之后的“一种无形中规划的轨道”？ 希望我的疑问和追问，不会让你浮想联翩。 ①⑦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59、159-160、98-99页。 ②⑥王蒙：《王蒙致高行健》，《小说界》1982年第2期。 ③李陀：《“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④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⑤陈丹晨：《也谈现代派与中国文学——致冯骥才同志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12期。 ⑧邓绍基：《明显地表现了一种错误倾向》，《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 ⑨《清除精神污染是文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署名本刊评论员，《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 ⑩裘尚川：《文学理论批评要继续反“左”》，《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 (11)编者的话，《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 (12)洁泯：《信任 自由讨论 疏导》，《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 (13)编后记，《文学评论》1985年第2期。标签：文学评论论文; 先锋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论文;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上海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王蒙论文; 高行健论文; 冯骥才论文; 文艺报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