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与建设小康社会——对基诺、拉祜、佤、傣、哈尼等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状况的调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诺论文,拉祜论文,云南论文,边疆论文,小康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13(2002)06-0013-06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团结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55个少数民族中的绝大多数分布于祖国边疆。云南，不仅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且民族成分较多，在世居的25个少数民族中，基诺、拉祜、佤、傣、哈尼等15个少数民族一般被认为是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教育兴盛与社会经济发展，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小康社会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改革开放前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状况的改变与社会进步
1.解放初期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历史基础和基本特征。基诺、拉祜、佤、傣、哈尼等五个云南特有少数民族分别居住在滇南或滇西南边疆山区，“山高坡陡、地势险峻、落差较大、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相对封闭”是这些少数民族居住与分布的最基本特征。解放之初，云南五个特有少数民族的社会发育程度一般来说都比较低，分别处于原始公社制末期、封建领主制和封建地主制等不同阶段。基诺、拉祜、佤等少数民族大都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阶段；而傣、哈尼等少数民族则一般处于封建领主制时期；部分哈尼族由于受到汉族经济文化的较大影响，则进入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阶段。
与不同层次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联系，解放之初，云南5个特有少数民族均缺少正规的系统教育和规范的现代教育。民族教育和文化的延续与传承、存在与发展，往往是通过村社长老的传统教育、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教育和宗教寺院的经堂教育进行，情况复杂，差异较大。基诺、拉祜、佤等民族信奉“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其民族子弟的教育，主要依靠村社长老的耳闻口授和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进行教育，以刻木、结绳等方式记数和记事，处于教育的蒙昧状态。在解放前的哈尼族社会中，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封建领主曾明令禁止本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平民子弟读书，甚至禁止少数民族说汉话，致使解放之时许多哈尼村寨找不到一个识汉字的人。[1](P62-155)傣族则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几乎所有聚居地都有佛寺，仰仗“佛寺教育”传承民族习俗和文化，且仅限于男子，至于广大妇女，则完全被排斥在受教育的行列之外。教育的落后，严重影响并制约着这些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都极为低下。如上个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西盟佤族人均占有口粮仅120公斤，80%以上的家庭缺粮达半年之久，靠采集野生食物充饥；[2](P3)又如澜沧拉祜族地区，1949年人均口粮仅151公斤，人均纯收入仅27元。[3](P138)
2.国家对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大力扶持和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诺、拉祜、佤、傣、哈尼等云南特有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没有充分物质准备和现代教育的前提下，这种跨越式发展带来的最突出问题，就是这些少数民族严重缺乏现代化建设的人才。面对如此迅猛发展的现代化浪潮，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各少数民族只有以超常规的方式才能避免拉大与时代发展的距离，其现代化建设如没有外力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为了加快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边疆少数民族摆脱原始落后状态，党中央、国务院和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在大力指导并帮助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大力扶持和帮助他们发展文化教育，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规，组织力量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兴教办学，创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基诺、拉祜、佤、傣、哈尼等云南特有少数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步入规范的国民教育创建和发展时期，其文化教育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走上了历史的新时代。
1951年，云南省教育厅决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开办一批由国家“食宿包干”、“管吃管穿管住管学习”的省立民族小学，或在普通学校设立“民族班”，招收少数民族学生集中进行教学。国家对民族学校和民族班给予特殊政策照顾，选派一大批优秀教师支教、优先安排经费、建盖校舍及生活设施，强调“教育民族化”，实行“双语文教学”和“双语言教学”。民族小学及“民族班”学生免收学杂费，供给课本纸笔等。1956年后，停止食宿包干，但对农村的少数民族学生仍免收学杂费，免费供给教材。1961年起，省立民族小学对少数民族学生又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4](P220-221)在国家的关怀和帮助下，这些民族的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解放初期，西盟佤族地区没有一所学校，1954年在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开办识字班的基础上，首创了西盟、力所两所小学，招收了80名学生。[2](P2)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在1951～1952年先后开办了10所省立民族小学，新建10所县立小学；到1953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时，已建成省立民族小学11所，一般民族小学26所，计有10个民族的高级和初级小学生3979人，其中傣族2504人，哈尼族121人，拉祜族23人，少数民族学生占学生总数的78.30%。1955年秋，全州小学发展到52所，其中专设民族小学34所，包括傣族小学23所，哈尼族小学5所，基诺族小学3所，瑶族小学2所，拉枯族小学1所，还有兼收少数民族学生的小学14所，共计有116班，学生4785名，少数民族学生数占73.23%，傣族学生占53.19%。1956年，州内小学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与1955年相比，增加小学44所，77个班级，少数民族学生增加到3180人。[4](P3,221)在发展规范的国民教育体系的同时，以小学为依托，成立业余文化学校，在农村普遍开办了识字班，利用农闲进行扫盲教育（包括傣语言文盲和汉语言文盲），组织政治文化学习，为顺利实现各民族的直接过渡奠定了基础。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党和政府根据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地区之间文化教育基础各有差异的特点，实事求是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法规，在红河以南哈尼族聚居地区大力开展扫盲运动，增加教育经费和师资，改善办学条件，多次掀起办学热潮。[1](P155)伴随教育的初步发展，基诺、拉祜、佤、傣、哈尼等云南特有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为例，195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941万元，而到195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已达到1795万元，社会进步明显，生活水平、人口素质等有所提高。[5](P287)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平协商土改”和“直接过渡”完成后，人民的生产生活逐渐改善，要求教育工作在巩固发展国民小学教育的同时，开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为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服务的普通中学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以改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实现工农业生产能力和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做好准备。据此，1963至1964年，中共云南省委发出“教育工作必须面向农村，面向山区，面向边疆”的指示，[4](P5)要求采取多种形式普及小学教育，开办中学教育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等。根据这一精神，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当地各级政府运用增办定点小学、巡回小学、耕读小学等形式，开始了小学教育的普及工作。至1965年，全州小学校发展到629所（含办学点），在校学生34767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24090人，占69.28%；[4](P5)同一时期开办初级中学4所（其中勐腊县中学、勐海县一中、二中以招收傣族和哈尼族学生为主），步入了中学教育的发展阶段。另有专门从事农村职业技术培训的中学22所，先后招生千余人，主要培训学习当地农业发展中适用和急需的技术，受到农民欢迎。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全州有中学51所，在校生21521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5945人，占27.62%，民族中学教育初具规模。[4](P223)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到1965年，全县已建成完全中学1所，初级中学1所，在校高中生131人，初中生456人（1950年仅有1所初级中学，50余名学生），小学216所，在校小学生16785人（1950年仅有50余所小学，22.50余名学生），以拉祜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学生占学生总数的53%，比1950年增加了6.6倍，升入各大中专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的数量也逐年增多。[5](P30-31)
3.云南特有少数民族对现代教育的接受与实现其社会转型和自身发展的作用。现代教育制度和机构的建立，给基诺、拉祜、佤、傣、哈尼等云南特有少数民族带来了接受现代正规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使这些民族的教育出现了跨越式发展，人口素质显著提高，思想观念明显改变，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示了社会主义道路光明的前途。尤其是一些优惠政策和特殊教育措施的实行，如双语教育、寄宿制、民族班、扫盲班、农业技术培训等，不仅确保了这些少数民族顺利地实现了社会转型，也解决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发展急需的各种技术支撑问题，推动并加快了生产发展，使“刀耕火种”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在基诺、拉祜、佤、傣、哈尼等云南特有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教育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已开始初步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已初步显现。如在哈尼、基诺、拉祜、佤等少数民族社会中，过去是依靠频繁迁徙乃至采集和狩猎而获取生存繁衍的物质资料，通过各种教育培训活动，使他们学会了初级的农业耕作技术并相对固定地居住下来，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不断改进农业耕作技术和栽培技术，学会使用良种、作物病虫害的预防等新方法以及小型农业机械，逐步提高了农业产量。在农业得到发展的同时，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改变，这些少数民族也不同程度地发展起有自身特色的工业、交通业、邮电通讯业、商业等现代产业，使它们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跨越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
二、新时期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对其社会进步的重大影响
1.改革开放后云南特有少数民族对现代教育的新渴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左”的错误思想得到清算，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生产力出现了一定的超常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以及科教兴国战略的逐步实施，基诺、拉祜、佤、傣、哈尼等云南特有少数民族也和全国人民一样，进一步认识到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把教育和科学技术当作自身生产力跨越发展的最重要手段，希望通过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通过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但是，由于过去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起点低，条件差，基础薄弱，因此，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仍较为滞后，与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极不适应，自身优秀文化的传承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因此，“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治穷先治愚”，不改变教育的落后状态，不大力发展现代教育，就不能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并更好地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落后状态，已成为基诺、拉祜、佤、傣、哈尼等云南特有少数民族的普遍共识，反映了他们对现代教育文化发展的新渴求。
2.党和国家对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教育扶持的新举措及其效果。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边疆少数民族的教育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扫除青少年文盲、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是整个教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为了较好的解决这些问题，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缩短与内地发达地区的差距，党和政府采取并实施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使基诺、拉祜、佤、傣、哈尼等云南特有少数民族的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有了新的发展。1980年，云南省政府拨出专款550万元，决定兴办40余所全寄宿制民族中、小学，采取特殊措施，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能够逐级升入大学或中等专业学校深造，培养少数民族的高中级人才。寄宿制小学生食宿在校，国家每月每生发给15元生活补助费；中学生由国家免费供给伙食，并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给予书籍、文具和寒衣补助。1984年，云南省政府为加速发展高寒山区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教育，又拨出专款举办学生住宿半包干的半寄宿制小学1000所，国家除在校舍建设、师资配备等方面以特殊照顾外，还发给入学的少数民族学生每人每月生活补助费7元，免费供书籍。[4](P230)近年来，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党和政府对边境一线的少数民族小学生实行特殊的“三免政策”（免学费、杂费、书费），每生能够享受150元的国家资助。2002年9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又制定了《云南省基础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对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提出了新的规划和举措。到1993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共有小学1147所，近半数学校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在校生95060人，少数民族学生达76060人，占80%。[4](P222)其中，由省级核定的勐海县民族小学和景洪县基诺乡中心小学为全寄宿制小学，共有19个班，在校学生1022人；半寄宿制小学发展到88所，在校学生9733人，使适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90.6%。[4](P231)1990至1993年间，累计有15039名半寄宿制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有11057名，其中傣族学生3385名，哈尼族学生2978名，拉祜族学生976名，基诺族学生378名，占进入初中学生总数的69.79%。[4](P231)在小学教育不断发展的同时，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学教育也有较大发展，至1993年，州内共有普通中学72所（完中为17所），在校学生24345人（少数民族中学生14577人）。其中，有专门民族中学4所，计36班，学生1875人，占当年全州少数民族中学生数（14577人）的12.86%；[4](P103-223)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普通中学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如勐海县哈尼族聚居区的格朗和中学、景洪县基诺族聚居区的基诺乡中学、大勐龙中学等，在招生对象、教育教学管理各方面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中学性质。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到1997年，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已发展到937所，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大大提高，从1992年的84.2%提高到了93.5%。[5](P27)在西盟佤族自治县，2001年全县各级各类学校达到149所，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5%，初中适龄少年入学率达35.42%。[2](P2)
现代教育的发展，提高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素质，有力地推动着边疆少数民族的跨越式进步。如在基诺族聚居的基诺乡（据2001年统计，全乡11321人，95%为基诺族），到2001年，这个万余人口的民族乡，已有初中毕业生4800多名，高中、中专毕业生450多名，大专以上毕业生60多名，全乡具备初中以上学历的社会成员已占到总人口数的46.9%，先后成为“青壮年基本无盲乡”，并通过“普六”和“普九”验收，文化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给该乡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同年，全乡国民生产总值达3929.36万元，第一产业2680.36元，第二产业45万元，第三产业1203.9万元，乡镇企业营业收入419万元，财政收入89万元，粮食实现自给有余，人均602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1400元，并形成以砂仁、橡胶、茶叶、水果为主的农村经济发展支柱。[6])(P2-3)又如在哈尼族聚居的红河县（据2000年统计，全县26.8万人，哈尼族占74%），到2000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达4.2亿元，地方财政总收入达1396万元，粮食总产量为7703万公斤，人均有粮290公斤，农民人均收入674元。[20](P2)
基础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建设培养出大批实用人才。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根据农村产业结构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设置了农业学、畜牧学、农业经济管理、茶叶栽培、甘蔗栽培、制糖制茶等专业，拨出专款，划拨实验基地，1985-1991年，共向社会输送毕业生477人。[8](P107)又如西盟佤族自治县，也结合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迈出自身的步伐，先后开办了橡胶、茶叶、农田水利等专业技术班，培养了大批实用性人才。职业技术教育的起步，又为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沧源佤族自治县通过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改土施肥，合理密植，推广“两杂”，综合防治，地膜栽培，病虫草害防治等科技措施，粮食产量大大增加；在西盟新厂乡的佤族，则通过“林矿并举、粮食自给、长短结合、全面发展”的模式，优化了资源，提高了效率，促进了发展。
3.基本经验总结。回顾50多年来基诺、拉祜、佤、傣、哈尼等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1)教育是推动边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强大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全面发展，关键在人的素质提高，而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教育给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不同素质的人们，创造了一个同一提高素质、获得全面发展的基础和起步平台，使人们可以超越时空，相互学习和借鉴，共享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超越一个或几个历史时代顺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取得巨大的历史进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依靠教育、发展教育。
(2)在发展边疆少数民族教育时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到与时俱进。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我们只有从边疆少数民族特有的实际出发并采取有针对性、有创新性的特殊政策，他们的教育才能顺利地不断向前发展，并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3)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是边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保证，也是他们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边疆少数民族之所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落后状态，在民族群体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归根到底不仅是物质基础的薄弱，更为重要的是民族素质的低下，结症在于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工程内容之一的教育事业的落后。解放后，党和国家把边疆少数民族作为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视为关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仅牢牢把握住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而且给予大力扶持和帮助，正确地解决了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中“输血”和“造血”的关系，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现代教育发展的关系等重大问题。
(4)对于边疆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体而言，现代教育必须“民族化”，必须形成一定的民族形式，只有这样，教育的应有功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在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他们形成了有别于其它民族的一系列特征和独特文化。在他们与现代社会对接的过程中，这些特征必然会客观地在各方面表现出来。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结晶的现代教育，要融入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并发挥作用，就需要与他们的民族特性和优秀文化有机结合，无论从形式到内容，还是从方法到手段，都要求使之“民族化”，构建新的民族形式。只有这样，现代教育才能与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或层次的人们相结合并充分发挥其重要的、基础性的特殊功能。
(5)大力加快城镇化建设是解决边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进程中诸多矛盾、困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教育质量和民族素质、追赶时代步伐、培养民族创新能力的惟一选择。在边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尽管成绩巨大，但面临的困难、矛盾和问题也不少，特别是“山高坡陡、地势险峻、落差较大、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相对封闭”的特点，决定了边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成本相对较高，更新观念的困难很大，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捷径只能走城镇化建设之路。
三、大力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是云南特有少数民族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推动力
1.小康社会建设的基本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和实践“什么是小康社会，怎样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基本问题，对未来小康社会的大体建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要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从世界上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发展道路和现实状况、从各式各样的评价体系和人们的认可程度看，小康社会的建设不仅包含着经济生活水平的基本估价，而且还包含着人的素质、精神状态、生存环境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状况。在所有这些目标中，每一项都涉及文化教育功能的发挥和显现，需要教育为其提供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源泉。这充分说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重要和突出。通过发展教育，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社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不仅是现代社会最为普遍的共识和做法，也是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取得进步的基本规律之一。
云南5个特有少数民族的发展进程也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即这些少数民族无论是在社会的存在和维系，还是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问题上，教育所起的作用都是无法否认的。50多年来，边疆少数民族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而其中的每一步历史性变化和跨越，都深深地打上了文化教育继承、变革、推广、扩大及提升的烙印。文化教育的发展，为边疆少数民族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源泉。在迈向小康社会之始，边疆少数民族又将面临新的起点和跨越，其中人才的储备与积累、现代技术的创新与运用、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是其必备的一个基本条件。
2.教育的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建设小康社会。不论从历史的经验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我们都不难看出，教育的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边疆少数民族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需要认真对待并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现代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晶，支撑着人类社会取得进步的基石。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是接受现代信息和技术、提高民族竞争能力、缩小边疆少数民族与其他先进民族差距的便捷途径。但也要看到，教育的现代化是与特定的民族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必须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民族文化是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劳动创造的成果，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集中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不论从形式到内容，都需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加大民族文化的对外开放力度，通过教育的现代化过程，增强民族文化的创新，提高民族文化的竞争力。因而，既不能把现代教育当成外在于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之外的事物，也不能剥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去单纯地强调教育的现代化和同一性。
应该说，边疆少数民族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仅只有不足与挑战，而且同样存在着优势和机遇。它既能够从现代教育中汲取丰富营养，又有优秀民族文化这一特殊的载体作有力支撑，这是边疆少数民族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独具的优势所在。作为建设小康社会极其重要的基本条件之一的民族文化教育，承载着为小康社会建设提供智力资源和强大精神动力，赋予边疆少数民族小康社会乃至现代化建设深厚民族底蕴的艰巨任务，因而也有着其十分广泛的存在、丰富、发展和创新空间。可以说，民族教育的现代化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结合，是边疆少数民族独有的强大优势，将成为推动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
3.大力发展教育是云南特有少数民族的振兴之路。综合对基诺、拉祜、佤、傣、哈尼等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调研，揭示出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教育是一项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伟大事业，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是执政兴国、变革图强的第一要务。“科教兴国”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思想，充分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潮流与时代精神。50多年来，边疆少数民族在现代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和推动下，在其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很好传承的基础上，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借助现代教育建立和发展的平台，跨越了其他民族需要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才得以完成的社会变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边疆少数民族要取得社会经济发展的进一步跨越并达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没有文化教育的超常规发展，没有文化教育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收稿日期】2002-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