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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变迁，文学继承本土优良传统，回应现实挑战，在与世界文化潮流对话性的关联中，积极拓展自身，大胆探索，锐意创新，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文学在由市场经济发展所带动的社会文化的转型面前，还显得比较被动。与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变革与创新比较，文学创新能力还比较孱弱。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创新意识明显不足，状态低迷，内蕴浅薄，语言贫乏，情感枯竭，想象力大逃亡。文学失去往日的动人景观，日益边缘化了。
也许，文学的动人景观及其在社会文化精神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只有在生活单一、精神空间相对狭小的社会里才有某种存在的理由，我们不能要求文学成为人们精神消费的唯一方式或主导方式，不能要求文学担当超出自身之外的非文学的功能和任务，也不必把文学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来认识。文学和人类的其他精神产品一样，既有在特定层面发挥作用的有效性，也有溢出这一特定层面之后的无效性和无能性。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把对乌托邦的执迷和非理性的热情引入文学，会造成文学信仰的专制化，文学表达的垄断化。文明社会需要平常的心态，平常的文学。但是，平常的心态，平常的文学并不意味着文学对现实的顺应性生存态度，或者，文学可以解除担当，放纵自我，随生活流一起漂浮，游荡。不是的，文学作为一种主要是搀扶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品质的精神生产活动，还应该秉持一种属于文学的精神的高贵和优越，有一种质询生活的姿态和立场，和面对流俗敢于说“不”的勇气和自觉。窃以为，正是这种可贵的文学精神，保持和生成着文学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并不都是轻松甜美，可口可乐——犹如吃饱喝足以后躺在沙发上的困顿。文学理应担当比轻松闲适一类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精神。没有精神的支持，文学肌体就会缺“钙”，文学功能就会委顿，文学原创性就会匮乏。精神之于文学是一个远比时尚之于文学更为迫切的需要探讨的话题。曾经有人问沈从文为什么写作，沈从文坦率回答：“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34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我们感兴趣沈从文这段话的意义，不在于沈从文所描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而在于沈从文对写作的那种近于宗教的情绪。在沈从文看来，写作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是发自灵魂深处的一种信仰，犹如宗教的情绪。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保持了沈从文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须臾不可或缺的姿态和立场——顺境时他保持着警觉，逆境时他昂起高贵的头颅。作家孙犁说，他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写作，新写出来的文字，对他是一种安慰、同情和补充。孙犁是为了化解自身的寂寞、痛苦和虚空而写作的，写作成了他抚慰伤痛，充盈生命的方式。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这位在奥斯威辛之后坚持写作的的作家，因其作品支持了个体用其脆弱的经历对抗野蛮的历史霸权；考察了个体生命与思想在一个几乎彻底地屈从于政治强权的时代里存在的可能性而获得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接受授奖仪式上，凯尔泰斯·伊姆雷发表了题为《我找到了！》的演说，重提当年萨特提出的“为谁写作”的问题。在凯尔泰斯·伊姆雷看来，写作有着严格的私人性，写作是为了抵制从众的诱惑，写作是“抵制专制和独裁的工具”。正是这样一种拒绝妥协的态度，使凯尔泰斯•；伊姆雷激发出非凡的自由思想，使他能够在“大屠杀文学”的同类作家那里，以见证人的身份，明白无误地提供证词——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他的作品也因此获得了一些超越当下立场，反思人类命运的普世性，刷新了对文明状况反思的高度。
显然，上述作家尽管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呈现的文学世界迥异，但不约而同地涉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写作？他们思考的结论几乎是相通的。那就是，为理想、为信念、为人类精神的高贵和自由，我们可以把这一类写作归结为“存在性写作”，以区别那种只是为了某种切近的功利目的而发生的写作行为。在“存在性写作”的视界里，写作是个体生命的燃烧，是对常识、经验的警觉和质询，又是对可能生活的发现与拓展，更是对生命境界的提升和召唤。这类写作的创造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自觉担当起了为神圣的存在命名的任务，在这种意义上，命名就是创造。
二
反思当下文坛，我们不难发现，我们每年出版发表的文字数量着实不少，据一则材料说，我国长篇小说的年产量近几年每年都在500部以上，全国文学副刊多达600余种，全国写诗的人数已达到30万，加入中国作协的人数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000人，发展到现在的7000人，任何一年文学作品的总量，都可以轻易超过十七年文学作品数量的总和，不少年轻的作家出版了动辄几百万字的洋洋文集。但是，在文学数量繁荣的背后，我们谅讶于真正有精神有生气的作品并不多见，有思想撼动力、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悲天悯人情怀的佳作更是少而又少。我们不能说市场经济不利于文学的繁荣，更不能说时代的精神状况限制了文学的自由和创新，恰恰相反，越是物质昌明，经济繁盛，人们越是感受到内心的茫然与怅然，越是强烈渴望回到精神的故乡，文学越是有纵横驰聘的用武之地。当前文学状态的低迷，文学创新能力的孱弱，只能从文学自身找原因。与沈从文、孙犁、凯尔泰斯•；伊姆雷等作家比较，我们当下许多被称为作家的人，对以物质需求的满足为核心的世俗生活保持着本能的认同，他们更愿意把自己还原为市民社会的一员，而不屑于担当精神生产者的角色，放弃了文学活动之为精神、为生命，为信仰的纯粹性，在与现实的媾和中泯灭了作家身份。他虽然提笔为文，但文学之于他，不过是一种谋生介世换取物质需求满足的方式。他的写作驱力，不过是市场大众的需要，所以，他本能地跟着市场走，受众的需要就是他创作的动机，不问昨天、今天、明天，只求消费当下，即刻拥有。早在1993年，一位敏感的批评家曾针对某些作家对物质需求满足所表现的越乎寻常的热情提出了批评：“开阔的草坪，嫣繁的鲜花，潺动的碧水，激情的喷泉，沉静的森领，豪华的客厅，柔曼的歌舞哇！这才是生活。这才叫活着。其中值得注意的倒不是此文作者想的那一幅幅生活场景，而是他对这些场景的评价：这才叫活着！透过这段话，我们看见文学圈内蔓延的生活价值观，业已和商人、电影明显，企业高级职员的生活奋斗目标找不到什么区别。”（李洁非《物的挤压——我们的文学》，《收获》1993年9月第68页。）
应该说，这位批评家所批评的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不是有位作家说过嘛，小说，低档的像袜子裤衩，中档的像冰箱彩电，高档的不过是汽车、洋房，摆出来都可以划价或者换回点儿你喜欢的啥。这位作家看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商品价值，却没有意识到文学作为特殊精神文化产品在进入市场时的特殊性，把文学等同于一般商品，实际等于取消了文学存在的合法性，无意中为文学的物化，文学家的世俗化开脱。在这里，我们无意苛责作家的生存方式，更不想用那个“立法者”的标准对作家指手划脚。毕竟，作家也是凡胎肉体，他不能不为衣食住行这些实际的生计问题而操劳，更何况，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各种机会和各种欲望实现可能的社会，面对不菲的稿酬，成名的诱惑，触电后的大红大紫，以及汽车、别墅、时尚等现代性的物质指标，要作家站直啰，别趴下也不现实。靠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改善生活条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我们不必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问题在于，把作家存在的理由定位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与满足是否降低了作家的标准？马克思认为：“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诗一旦变成了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
三
我们正处在一个消费主义来临的时代，消费苦难，消费爱情，消费欲望，消费时尚，连文字符号以及由文字符号码成的文化产品也成了日常消费品。消费主义时代人们更愿意接受娱乐调侃、轻松抚摸、释放宣泄一类，以化解现代社会由于车轮飞速旋转所伴生的身心的疲惫，这是物质文化主导的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文学当然不能无视这个需求，而必须不断调整生存的方式和介入社会的方式。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当下语境下文学从价值取向、生成方式及接受方式等方面发生的变化。现在的问题是，文学，这个自由的缪斯女神在消费主义氛围中充满水分的疯长，以精神浓度的稀释为代价迎合时尚，以畸趣、媚俗的方式换取大众的青睐。媚俗，卡林内期库写道：“一种有计划、有意识地逃避日常现实的努力”，“是对于现代普遍精神真空感的回应，它以‘快乐’和‘兴奋’来填满虚幻的闲暇时间，它以无数千差万别的‘美的’表象来‘幻化’虚无的时间。”（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华瑞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263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结果，文学本然的精神担当被丢弃和旁落了，以至于一种流行的情绪弥漫开来，这个年月，谁要是谈论精神家园，谈论意义生产，谈论文学的批判立场，不是被嗤之以鼻就是被认为是迂腐或傻瓜。这，究竟是生活的常态，还是一种需要警觉的现象？我们的民族文化里本来就有巨大的消解机制，所谓“大团圆结局”、“精神胜利法”、“好死不如赖活着”等等，都不过是面对严酷的生存现实而选择的逃逸方式和消解方式，在堂而皇之的借口下，精神的追问，意义的探索，形上的寻觅等被大大地遮蔽了，旁落了，人生的紧张与焦虑也被大大化解了，或者根本不再是一个问题。当我们在文学中触摸不到那真实的生存以及由生存所伴生的疼痛和焦灼，触摸不到那荡气回肠、一咏三叹的生命旋律，更感受不到令人饮泣，长歌当哭的震撼时，文学的真正没落也就为期不远了。请看当下文坛：纤细柔弱，自作多情；沉迷不醒，自欺欺人；有欲望而无情感，有才气而无生气，有技巧而无精神，文坛漂浮着没有生命的风景。指出这些问题，只是就文学的非典型性的流行状况而言，并不意味着对文学的一味指责和全面否定。目地在于强调，文学创新能力的孱弱，与作家对世俗生活方式的自觉认同、精神向度的丢弃和文学立场的撤退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