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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现在，发展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而发展问题只有和增长问题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得以解决。解决增长问题的关键是形成一种系统的增长理论，它既要确立系统增长目标，将增长和经济、政治、人文及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又要将增长同环境因素耦合起来，形成一种可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和超循环的机制。
关键词 系统；增长；系统经济增长
一 经济增长目标：一个从单一性到系统性的过程
经济增长一般是指在社会经济系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及国民收入不断提高的经济现象，传统上，它在一般经济理论中被表达为生产可能性曲线不断向外推移。现在，那种以实利主义态度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GNP)，将主要目标集中于经济物品数量的思维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了。越来越多的人将经济增长同经济生活的质量联系起来，也即更强调国民经济净福利(NEW)这个概念。然而这还远远不够，必须将其同社会历史的总体进步联系起来。
（一）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局限在生产领域，而且在这方面它们的基调也是悲观的，它们认为，经济最终必然会迟缓甚至停顿，最后使人们的生活水准只能达到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水平（生物性需求）而无法提高。这一理论一般被称为古典派的生存水准增长理论(Subsistence theory of growth)，这一理论仅仅将经济增长同人类生存结合起来，甚至连单纯经济发展的目标都没有提出来。
经济增长理论在古典经济学派这里“停顿”了，它从四个方面给人类经济增长套上了枷锁。
1.最适度人口量(Optimum population)与最大人口数量的限制。最适度人口就是人均实际生活水平最高时的人口量，而根据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这势必导致人口的继续增加，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在维持人的生存水平的基础上人口达到了最大化。这实际上成了经济增长可能与否的响应界点，超过这一基础水平，人口的增长将使经济停顿或生活水平下降，并导致贫困、饥饿和非正常死亡。
2.生存工资理论或工资铁律(Iron or brazen law of wages)。古典派认为，随着人口超过最大适合量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变慢或停顿、工资下降、生存水平降低，特别是使人们的生活贫困、饥饿及非自然死亡，必然使人口数量发生大的调整，从而使个人人均工资或所得提高。但这又势必导致人口的增长，最后，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或工资所得最高只能维持在生存水平上并在此基础上循环或波动。
3.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与上述推论相关，古典经济学派将维持生存的生活水平视为一个人口陷阱，也即，纵使提高人均产出，其结果也只能使人口增加，从而使生活水平无法跳出这一陷阱。
4.黯淡科学(Dismal Science)。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人类长期的均衡的经济生活最终只能是维持生存，纵使科学也无能为力，所以它们实际上也否认了科学改善经济增长的可能。
（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
随着自然资源的新发现、科学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生产技术的更新和资源替代、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古典派非增长理论中的许多假设已经不攻自破，而且人口增长也远没有马尔萨斯预言的那么大。经济增长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它已经被经济实践所证明。在这种基础上，新古典学派的一些学者如马歇尔、熊比特等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抱有十分乐观的态度。它们认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利息率的变动来调节储蓄和投资进行资本积累，在此基础上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生产技术的更新与发展（熊比特认为，技术创新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力），并通过价格机制和工资的变动来增加劳动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它们更注重微观经济分析，特别是区位理论和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它们的经济增长更倾向于技术创新或技术进步。
由于对宏观经济系统没有予以太多的注意，由于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调控持否定意见，这一经济增长理论的片面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也被后来的经济实践所证明，这种经济增长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显得无能为力，对于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反经济增长的矛盾现象显得无可奈何。
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也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因此，它一般又被称为凯恩斯学派经济增长模型(Keynesian economic growth model)。它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其储蓄率呈增长函数关系，而与资本－产出比率呈减函数的关系。在资本－产出比率一定、固定的情况下（这在实际经济中很难，而且，由于边际报酬递减率的作用，就是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也很困难，但这并不排除在局部的、区域性的、短期的经济系统中存在的这种可能性），一个国家只要能够提高储蓄率就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一般来说，国家工业化程度越高，其资本－产出比率就越高，这在储蓄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这说明，从这一模型来看，发展工业化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的意义。此外，重工业较轻工业的资本－产出比率要高，所以，发展重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很大，不过，由于轻工业的资本－产出比较快，所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轻工业也是一条无可奈何的积累之路。
这一模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基本假设在长期的和现实的经济活动中都是不能成立的，这一点类似于凯恩斯经济学及大多数微观经济分析理论，而且，这一增长模型主要倚重于投资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方面，反映的基本也是一种比较单一的增长目标。此外，它特别容易引导经济产生不稳定、不均衡的大的倾斜。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一模型过于注重资本的作用，而没有将人的因素，特别是劳动力的因素考虑进去。
索罗模型存在的问题和哈－多模型从本质上看完全一致，只是形式上更丰富，且增加了劳动价值论的内容，但其分析的、线性的特征仍然十分明显。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一般属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线性阶段模式”，它提出了经济增长或起飞的三个重要条件：
1.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率必须大于10%以上，且要尽量控制人口的增长率，因为人口每增长1%，就抵消了1%的经济增长率。
2.建立经济主导部门(Leading Sectors)。通过倾斜，使主导经济部门既能发展快，也能带动其它部门的发展，又能赚取外汇，引进技术。然后，将之逐渐传播或推广到各个重要的部门。
3.进行制度上的改革。
这一增长模型是一种非均衡的向主导部门倾斜的战略，它实际上也涉及到了有关有序分层的战略，但从本质上看，还是一种片面性的经济增长战略，虽然它十分强调部门间的联系，然而对经济增长本身却仅仅限于技术的创新及对旧部门旧技术的更新替代上。
罗伯特逊－诺克斯模型同以上的主要局限于一国的近似封闭的模型不同，它主张从开放的经济系统去考察经济增长问题。从开放的经济系统出发，这一模型指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1]。这一模型指出，对外贸易对经济的增长有最为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它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使经济乘数最大化。其次可以一定程度克服资源的稀缺性，使世界资源得到尽可能合理的分布，产生互补经济效益。此外，可以产生比较利益（两优取其更优，两劣取其次劣），即一方面使经济产生直接利益，通过交换，各国都可以获得多于自己生产的消费量，即享受高于自己生产力的生活，使需求尽可能最大地被满足，使经济处于一个开放系统和非平衡系统，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产生间接动态利益，即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通过一系统动态的转换过程，把经济增长传递到国内各个经济部门，从而可以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在60年代以来，经诺克斯等人的发展，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of growth)的思想被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时，这一模型已经从节约社会劳动力、提高区域经济的技术水平（通过平移，免去了封闭性探索性研究所走的弯路，大大节约了时间，也大大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大大降低成本、形成一体化、统一化的市场并在扩大规模经济、优化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深化了这一模型。
这一模型关于对外贸易能带动或激发经济增长的思想，较之那些封闭地考察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来说，是十分正确和科学的，和现代系统理论也是基本恰合的。这一模型的主要问题是，过分夸大了对外贸易的作用，而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缺乏深入的分析。此外，也对这种经济可能带来的不合理经济结构没有充分注意（如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这种剥削可能使一种经济增长是以另一种经济的衰退为代价，而且更甚的是，这种经济增长可能会使整体经济受损）。最后，它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片面增长目标理论，在对对外贸易加以特别的注意的时候，对市场扩大、科学技术的进步、先进的管理，特别是对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充分注意。
赫克谢尔－俄林资源禀赋模型是对在国际贸易中，通过比较成本或机会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深化，它认为，产生比较成本（含绝对成本）或机会成本的差异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的禀赋（生产要素及经济资源）不同；一是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不同（生产要素的密集度，如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土地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专家密集型等）。
这一模型与一般开放模型不同的是，除了能说明比较成本或机会成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外，还可以通过影响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收入分配来促进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冈·斯托尔珀和保罗·萨缪尔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斯托尔珀－萨缪尔逊定理”提出，从没有自由贸易转到自由贸易，将会使在价格上升的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而使在价格下跌的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报酬降低[2]。这实际上揭示了在区域经济或国家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的非平衡现象，即从开放系统看，经济的增长是通过主导型经济有序分步骤地带动的（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一模型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指出了自由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而且会使生产要素价格均等，以致使国家间所有工人都能获得相同的工资率，所有的土地单位都能获得同样的地租报酬[3]。但由于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完全专业化生产这种情况，所以，不可能真正实现。然而，它反过来说明，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这种差异性更进一步表明，现实经济是一个非平衡的差异协同的系统，正是这种差异性刺激了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也刺激了经济特别是世界经济的不断增长。
当然，这一模型的问题也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它和所有的这类模型一样，没有把劳动价值论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而将商业活动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这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系统的，从元经济学的角度看更是说不通的，只有把它放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并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手段才有其科学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和大多数模型建模的问题类似，其中的许多假设也缺乏现实基础。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难发现，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目标正不断从悲观走向乐观，不断从单一性和狭隘性走向系统化和整体化。现在，尽管在西方经济学中，增长经济学(Growth Economics)和发展经济学(Develompment Economics)还是分离的，即只将增长经济学视为研究发达国家或地区长期稳定和持续平衡增长的途径的理论，而将发展经济学视为研究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何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走向现代化，实现经济飞跃。也就是，还没有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真正联系起来，即，主要还是将经济增长理解为我们前面所说的产出的增长，即一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数量的增长，这通常以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otional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或国民收入来衡量。但这并不能完全反映国民生产的实际增长和实际生产水平或管理水平，也没有把污染以及为治理污染等花费的代价等因素估算在内。因此，还需将经济增长同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广泛地结合起来，即除了国民生产总值等增长外，还要使经济结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伴随着发生重大的等衡变化。诸如，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使农业所占比重下降，使制造业、公用事业、金融贸易、建筑业等比重相应提高，以及促使劳动力就业结构、教育程度、职业培训等有较大的提高。此外，要把经济增长同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结合起来，使经济增长同人的文化增长、知识进步、精神发展、道德进步、政治体制及民主化发展等因素结合起来。不仅如此，还要将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同生态发展结合起来，实现等衡增长。
二 系统经济增长：当代经济发展主要目标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到，人类关于经济增长的思想历经了一个从消极悲观到充满乐观、从单一性到片面性再到系统性整体性、从静态到动态、从均衡性到非均衡性的过程。从当代系统经济理论的观点看，系统经济增长必须要有序分步骤地进行。
首先是要实现单纯经济的增长。为此，就要将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结合起来。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由于各执一端，所以，许多方面甚至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可能不具有“完全”和“典型”的性质，再加之具体经济活动可能具有直接操作的经验性质，所以，这可能并不影响一些各自矛盾的经济学理论在各自的经济领域中呈现某种正确性并在具体而真实的经济活动中取得一些成就。但正是由于其各自的片面性、形而上学性和分析性，使得这些在某种局域下、在某种时间内、在某种具体情况下具有一定真理性的经济理论，在新的经济领域中特别是在新的拓展的经济领域中，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在新经济条件发生的变化中不再行之有效。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可以反复看到的，任何一种有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其之所以有影响正在于它在特定经济领域中、在特定阶段中、在某种具体经济情景中曾是行之有效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凯恩斯学派也好还是供给学派也好（不一而足），它们都曾对经济增长或克服各种经济危机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每一种经济理论都只是针对当时迫在眉捷的经济问题的一种应急理论（如凯恩斯主义之于通货膨胀，供给学派之于滞胀等），所以，它们或者只是解决了一个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或者只是使要解决的问题得以暂时缓解而使其它问题却突出出来，从经济发展的现实看，更多的情况则是，问题的暂时性的解决不仅导致了其它问题被突出出来，更主要的是，就事论事就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使问题在得以表面性和暂时性的解决后，却可能使问题以隐蔽的形式潜在地存在下来，直至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质量、结构上的突变，这一老问题又以一种新的更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典型的，在凯恩斯主义方法克服通货膨胀的暂时的有效行为后，却隐藏并导致了“滞胀”的产生。
其次，这就要求我们在实现经济增长克服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必须首先要从“最坏处”着眼，即首先将局域经济也看作一个辩证的系统和整体，看成一个均衡与非均衡非线性相互推动的一个非平衡过程，要尽可能掌握最大化的信息并做最全面的综合和分析。哥德尔和车尔赤等人已经指出，矛盾性只有在系统中才能存在，只有具有矛盾性，系统才是“完备的”。广而言之，也就是说，在经济理论中，只有系统经济理论才可能包容各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理论和方法，这是一种经济学“通论”所必须具有的特质。只有这样，在解决具体经济问题时，由于问题远没有系统经济理论所包容的问题那么多，那么复杂，也只有这样，从综合到分析化、操作化的有序、分层的现实经济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科学和合理，才真正有可能突破“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或“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才真正有可能在具体经济活动中，实现从多元化综合中通过不断地消去选择实现最优化的经济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将一般系统经济理论同具体经济活动结合起来。这是系统经济增长理论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
接着，我们必须要尽力消除各种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第一，是要克服稀缺性。这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通过经济组织工作的系统化和整体化来实现，解决诸如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能否或如何再生产等等问题，也包括克服由于各种人为的或体制上的原因导致的短缺经济这种奇怪现象，使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或欲望同可能的经济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就是通过熊比特和贝尔等人所说的“科技创新”，努力实现资源替代，或象马克思所说的“创造缺乏形成整体”，实现经济扩张。
第二，是克服早被古典派认识到的关于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给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如人口问题和战争问题等。
第三，是克服经济增长本身所带来的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代价，如生态问题、能源消耗问题等。此外还要克服工业化现代化使经济片面发展带来的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如农业和粮食等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更要克服那些由于追求单纯经济增长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这比较突出，如重效率而不重效益，重效益而不重公平等。
第四，特别要克服经济增长中由于多种复杂原因引发的各种经济危机给经济增长带来的难以弥补的损失和灾难。为此，就要建立新的系统辩证的经济增长核算体系和系统。该体系和系统已经意味着它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增长理论所确定的单一性指标和指数。
最重要的是，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经过长期的探索，人类现在已经认识到，仅仅关注人类经济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将其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发展”同“增长”的关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如有的学者认为：“除了已计算出来的增长和与之相联系的结构变化外，人们还可以给‘发展’一个特殊的意义：它表示在增长导向下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系统变化”[4]，有的学者则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指和以前相比产出的各类有所不同以及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增长意味着以更多的投入或更高的效率去获得更多的产出。发展的含义则不只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量分布的变化。假如以人类的‘增长’和‘发展’作比喻，增长包含诸如身高和体重之类总量的变化，发展则包含诸如体质协调、学习能力或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之类机能的变化”[5]。
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人均收入的上升，更意味着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变化。所谓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指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结构的变化，诸如在经济发展中农业在国民生产中所占份额的减少程度和工业在国民生产中的份额的增加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农村人口的减少程度和城市人口的增加程度；一是消费结构的变化，诸如在总消费中必需品消费的减少程度和耐用品奢侈品消费的增长程度、进而在消闲品和服务方面的花费的增长程度等等。所谓体制方面的变化，主要是指经济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诸如是否是最大多数的人参与经济发展过程，而且，不仅参与利益生产而且也参与利益的享受。除此之外，还应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当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休闲、服务、人口的数量和生活质量及年龄结构产生影响时，实际上，已经使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同社会发展相“伴随”，即“伴随着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政治结构的变化”[6]。实际上，哈根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已经具有了这方面意义，他指出：“经济发展一词有两重意义，它用来指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加上物质利益分配的改善，也就是最低收入家庭的营养、卫生和教育条件的改善，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以及生活变得较为体面……它也用来指增长的综合效应，即计划的与非计划的效应以及有益、有害或中性的效应，指产品种类、生产方法、就业格局、人口增长率、对外贸易以及城市化等等方面的变化”[7]。
这样一来，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核算就不能仅仅局限在某一经济主体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的包括产品和劳务在内的产出的增长，而且，要把“伴随”的“社会发展”即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考虑进去，即也要将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等因素的变化考虑在内。
现在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for Social Research)提出的衡量“增长”和“发展”的16个指标及阿德尔曼、莫里斯体系提出的41个指标已经认识到了系统经济的“增长”或“发展”的意义。不过，问题仍然存在，一是仍然偏重于数量化，而在数量化研究上又存在数据或建模上的一系列问题。一是仍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指数概念过于狭窄，过于注重一些琐碎的经济指标，也过于注重福利问题。一是它只反映了某种价值观体系，因此，以自我价值观为中心建立的加权指数和指标也存在许多问题。除此之外，它也是一定文化、政治体制的产物，在这方面难免存在加权的分歧性并完全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从三个大的方面给出了我们关于“增长”和“发展”的建模基础和指标体系，这也是当代系统经济理论的必然要求。
为此，就需要充分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整个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结合起来，一方面，要重视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数量化意义，如基本必需品的消费量，收入和分配的均等程度，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其所“伴随”的社会发展的质的变化，如教育普及程度、健康水平、就业情况、平均寿命、人权状况、营养、公共卫生、居住条件、妇女儿童的权益、工作条件等关于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质的“实际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Life Index)。由于这不是可以简单量化处理的，因此，必须要借用“加权”（如均等加权或贫困加权）的办法。除此之外，要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中将一切负面的效应“减去”，以真正客观地度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水平。如果说在“实际生活质量指数”中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数量意义着重点是产出（即福利的直接量度）而不是投入（如人均医生数、摄取的热量单位或入学时期等间接量度），那么，在这里，比较投入和产出的比值确定投入的效率则十分重要。这就在一定投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把对技术效率水平、体制的优化、要素结构的作用突出了出来。即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数量意义上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即将过高的投入或过高的投入对产出的比的负效应从“增长”和“发展”中除去。此外，要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中“伴随”的人的心理或生理上的质的许多问题（如紧张、焦虑、社会压力、快节奏、竞争、生物适应性、社会治安等）对“增长”和“发展”的负效应除去。也要将各种高浪费或高资源消耗的负效应从“增长”和“发展”中除去。也要将由此引发的工业污染，或其它生态环境的破坏及这种生态问题特别是由此引发的突发性自然灾变及其它负面影响（如水土流失、沙漠化、乱砍乱伐、掠夺性开采、温室效应、臭氧层被破坏、核废料等放射性污染及其它化学垃圾的污染等使空气污染、海洋污染、草场被破坏，使人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危胁并使经济成本提高等诸多情况）给“增长”和“发展”带来的负效应“除去”。
On the Theory of Systematic Increase
Zhao Kairo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Nowadays,the problem of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theme of our times.But only the problem is linked with the problem of increase,should it be solved really.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crease is to form a theory of systematicincrease,which should not only establish the target of systematic increase,but also combine the increase with the developmentof economy,politics,human and society organically,and alsocouple increase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to form amechanism of increasing good circle and super circle.
Key words system;increase;systematic economic increase
标签：经济增长理论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社会发展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