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问题与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领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哲学已成为当代哲学领域的显学，甚至已经超越哲学领域，对政治、文学、艺术、教育以及经济学等领域发生了重要影响。已有西方学者预言，随着时代的发展，未来的所有哲学都是文化哲学。（参见曼海姆，第11页）不管这位西方学者在什么意义上作此预言，文化哲学的普遍意义乃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在这种形势下，文化哲学的基本界定却仍然见仁见智；下述问题依然存在：文化哲学的基本意义是什么，它的基本问题和学术领域如何界定。
我们应把关于文化哲学个别问题的研究和系统的文化哲学研究区别开来。文化哲学个别问题的提出和进入研究视野，只是文化哲学产生的前奏曲，而系统的文化哲学研究则是文化哲学获得自我意识，即由自在到自为的标志。依据这种区分，我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文化哲学的个别问题研究早在18-19世纪的哲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及社会学研究中就已经存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比较系统的文化哲学研究，如卡西尔明确使用了“人类文化哲学”(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这一概念；他以人的“符号”或“象征”活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这一本质活动演化出一个包括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历史在内的文化世界，据此他构造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关于人和文化本质的文化哲学。(cf.Cassirer)卡西尔的思想标志着文化哲学已经由原来的个别问题研究上升到系统的研究，由自在上升到自为。然而，系统的文化哲学研究在西方思想中尚属少见。特别是，由于文化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哲学的实践品格，文化哲学的根本性质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当今中国学术界，文化哲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然而，人们对文化哲学的理解仍然难以统一，以至于文化哲学研究在内容上已经被泛化：人们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一门学科产生之初所具有的多元性，从而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些混乱。这种情况很可能导致文化哲学自身的普泛化乃至逐渐消解，由此也成为中国文化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文化哲学的产生起自于时代的根本性变化，文化哲学的问题意识和基本意义关联于这一根本性变化。换言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总体现代化之成为可能，全球化所催生的“世界文化”理念以及人们对文化本身经验感受的迫切性，这三者是系统的文化哲学产生的催生剂。同时，文化哲学又以理论的自觉形态体现了这种时代的诉求。
前提之一：现代化的逻辑演进以及总体现代化观念的产生。遍布世界的现代化运动首先是从西方社会开始的。西方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从其肇始就伴随着一种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原罪”。资产阶级力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取代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要求人们把目光由遥远的彼岸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关心人的现世利益，于是在精神核心上以片面的工具理性取代了全面的理性概念。以此为核心精神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激励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提高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并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创造了丰裕的物质财富。但是，这样一种现实主义却在对抗中世纪宗教神学的超验世界观的过程中走向极端，它消解了此岸与彼岸的张力，使得一种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而产生，并成为伴随着西方现代化的“原罪”：现代化就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物质的丰裕——这是一种单维的现代化。这种单维的现代化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如，围绕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产生的因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而导致的自然的异化及能源、资源危机问题；围绕着社会与社会的关系而产生的资源的无政府竞争、国际经济秩序紊乱和世界安全危机；围绕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产生的人的异化、生活意义的丧失、个性的湮没等人的生存危机。
基于这种认识，西方世界普遍兴起了对现代化的反思热潮，以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成员为代表的社会哲学家、以佩鲁为代表的发展理论家以及现代化研究者，从各个角度对西方的现代化观念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一方面促进了传统现代化观念的解体及现代化的多元化，这种多元的现代化观念的支配作用使现代化实践呈现出多种样态。另一方面，从精神核心上，这种批判导向对与工具理性相对的生存和生存智慧等精神文化的关注；在现实层面，这种批判也促使一种新的现代化观念产生——一种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观念。这是一种与单维的现代化相对立的总体现代化观念。总体现代化观念的提出很快就得到了实践上的响应，西方种种以传统现代化观念为目标的“反现代化”运动，以及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提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现代化建设问题，从总体上反映了这一趋向。总体现代化观念的提出和进入实践，意味着完整的生活世界和完整人这一人类“千年福祉”的实现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现实条件，并已经进入人类现实的历史过程。这是人类历史的一场巨大的变革，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性转换；这种生存方式的根本性转换将深深地影响人类的思想境界和理解方式，同时使得更加全面的文化视野展现在人们面前。
前提之二：全球化的文化逻辑以及一种超文化形态——“世界文化”理念的生成。现代化也同时伴随并促进了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必然带来各种文化形态的交流、冲突和融合，这种交流、冲突和融合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以往所无法比拟的。全球化的基本矛盾是同质化和异质化的矛盾：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借全球化之机，力图把自己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普遍化，同化与自己不同的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由此而形成一种同质化倾向；与此相反，第三世界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感受到一种来自于发达国家强势文化的压力，于是纷纷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个性，以其个性与强势文化的普遍化相抗衡，从而形成一种异质化倾向。同质化和异质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初期坚守的不可调和的文化逻辑。
然而，同质化和异质化两种倾向之间不可调和的、僵死的对立，恰恰说明它们都不可能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建设性逻辑。随着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交往的拓展和加深，通过多元文化的相互作用，将形成一种建立在各民族共同需求基础上的统一的价值核心，全球化中的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观念的消极对立将被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理念所扬弃。以往在理论上被当作乌托邦观念、在实践上仅仅被看做一个界域性概念的“世界文化”，作为一种“超文化”类型，将第一次富有内涵并成为一种可经验的现实。“世界文化”既不是西方文化的一元化，也不是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原子化，而是不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机整合，正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中所区分的那样，“统一性完全不同于一致性，它不是基于消除各种差别性，而是基于使这些差别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整合。”（拉兹洛，第231页）可见，全球化作为一种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性转换和理性重建，必将逐渐生成一种全新的文化经验、思想境界和价值依托，进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同时，这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又使得理解全球化内在的文化冲突问题有了革命性的转换和彻底解决的可能。
前提之三：文化发展的逻辑、文化总体性以及文化本体经验的凸显。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同时也是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从人类认识的发生史来看，文化的演化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文化曾由一个浑然一体的整体分化为不同的文化领域、文化部门，如宗教、艺术、道德、科学、经济、政治等，其中每个文化领域和部门都构成人类理解生活的独特视界，具有一定的世界观意义。应当说，这种分化是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这种分化却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首先，不同文化门类所形成的理解视界乃至世界观产生了差异性。不同的文化门类形成了特殊的认识事物的视野，这种视野同时也是一种局限。一块石头，在艺术家眼睛里可能是一件艺术品，而地质学家所看到的则可能是石头的构成成分、形成年代等，这是文化分化形成的理解视界乃至世界观的差异及局限所致。其次，这种差异性导致了相对视界的隔绝化。文化的分化是人类认识和理解深化的自然过程，但是随着认识和理解的进一步加深，这种自然过程却被极端化，以至于完全割断了文化各门类之间应有的内在联系，使得文化各门类产生了一种自我封闭倾向。从技术层面上说，这种分化的自我封闭倾向也表现为，各文化门类分别形成了一套理解世界的专业术语，这种专业术语由于过分“专业化”以至于无法互译和相互理解，使得各门类之间发生了沟通和交流障碍。这种隔绝使得文化的基本价值即真、善、美、神圣性等作为不同领域的价值核心相互对立、相互冲突，以至于我们所认识和理解的世界也被分裂了。这是人类认识进程中的一个悲剧。再次，伴随着相对视界的隔绝，文化各门类产生了一种绝对化倾向。这种绝对化倾向把门类文化自身的局部价值超范围地普遍化到一切文化领域，形成一种以虚假的“普遍”价值为核心的文化意识形态，从而导致文化生态的失衡，这往往造成一种文化危机。
从总体性角度来看，各种文化门类的相对性意味着它们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文化整体中才能获得，离开了文化整体，个别文化门类的意义和价值只能被歪曲。所以说，文化的分化并不能消解文化各门类的内在联系。正是这种本体论依据，使得不同的文化门类、不同的专业和学科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纷纷向相邻学科渗透，形成了很多边缘学科——这些边缘学科正标志着文化各门类之间本源的联系。
在这种日益强化的文化总体化的趋向中，文化本身的经验逐渐由生活世界的“隐背景”凸显为生活世界的“显背景”；由文化各门类的机械堆砌生成为具有有机内涵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意义实体：文化本身作为组织生活的“经纬线”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迫切的经验感受，在人们的心理、意识和思想中逐渐形成关于文化的整体经验——人们已经能够或者有条件打破原有的门类或学科的局限，感受到文化本身。这与以前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以前，门类文化的局限遮蔽了文化本身，使这一经验无从产生；而现在，这种整体经验一旦形成，文化的总体性就将成为哲学的主题。曼海姆认为，在这种文化总体性的经验之中，“我们所有的哲学则都已变成文化的哲学”。（曼海姆，第11页）可见，文化总体性的强化以及对文化本身的经验感受是文化哲学产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根据。
文化哲学产生的三个前提，即以人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总体现代化的实践诉求、全球化所催生的“世界文化”理念以及文化总体性世界观的形成，它们对文化哲学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人以什么方式认识和理解世界，人就以什么方式存在着。文化哲学产生的三个前提改变了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改变了人的生活境界，标志着人的生存方式将发生一种根本性转换。当人以一种个别文化门类的形式去理解和认识世界时，人就以一种片面的方式存在着；相对于完整人，这标志着人的存在的分裂。而新的认识方式则标志着一种总体性的生存方式的生成。
其次，这种认识和理解方式的转换，从而人的生存方式的转换，在哲学上的效应亦将是革命性的。哲学是人的认识和理解方式的集中体现，因而上述转换意味着哲学自身形态的转换：它不仅转换了哲学自身的存在方式，其所提出的问题也扩大了哲学的视野，为哲学提供了新的问题域，提供了一种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新的思想境界和思维方式。在这种意义上，许多传统的哲学问题都可能在一种新的坐标系中得到一种全新的阐释。同时，这一根本性转变使一切哲学似乎都无法回避文化问题，文化哲学成为当代各种哲学形态所蕴含的潜流和底蕴——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或者说文化哲学的系统研究，只是这种潜流和底蕴的集中体现和自觉形态。这也许就是曼海姆预言的真实含义。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文化哲学的理论层面、哲学意旨和实践目的。
从总体上说，系统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自己的元哲学理解和形而上学运思，同时凭借这种形而上学运思，对现实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状况进行整合和理性重建。所以，文化哲学研究具有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三个基本层面。
哲学的文化价值研究这是文化哲学的前提性研究，目的在于确立文化哲学的合法性：只有确立哲学之普遍的文化价值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哲学在文化中的超越地位，才能确定文化哲学的合法性。
哲学的文化价值研究实际上是对哲学的一种元(meta-)研究，它将得出一种对哲学性质的独特理解。近代以来，哲学的外延逐渐退却，这使得哲学可以在一个更大范围里规定自己、理解自己的意义；同时，诸多文化学科的兴起如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为人们开阔了视野，从而哲学开始融入文化，人们开始在文化中考察哲学。这一时期及此后很多哲学家的著作都融入了文化人类学的内容和成果，如维柯、斯宾格勒等等。美国哲学家杜威则明确指出，不能把哲学史当作一个孤立的过程来研究，哲学史是文明和文化史的一章。他要求把哲学的故事和人类学、原始生活、宗教史、文学和社会制度的研究结合起来。（参见杜威，第13页）可见，从传统哲学的自我界定到杜威把哲学看作文化史的一章来研究，从“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到“文化批判”（卡西尔），是符合哲学发展的逻辑的。
关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普遍的文化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哲学的演变过程来了解。在哲学史上，哲学最初是包罗万象的：它几乎涵盖所有的文化学科，包括人文学科和主要的科学技术学科。换句话说，哲学实际上就代表着文化总体。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发展，文化开始分化，产生了不同的门类，这是人类深入理解世界所必须经过的认识环节。与此同时，哲学的疆域则逐渐退缩，它不再代表文化的总体，而成为文化系统中的要素之一。但是，哲学这种文化要素或文化门类却具有一种特殊性，即它是文化系统中的“无实用价值”要素——正是根据这种学科分化以及哲学的“无实用价值”性，近代以降的西方哲学史上产生了种种哲学或形而上学终结的说法。但是，哲学作为文化系统中的“无实用价值”要素，却能够在文化系统中长期存在、不可或缺，并且曾一度成为文化之王，成为文化学科的元标准以及文化学科合理性的裁判者。这一现象曾引起人们的惊奇：如果哲学是一种“无实用价值”要素，那么哲学作为一个文化门类其作用和意义就会成为问题，难道哲学是人们茶余饭后的奇思幻想？考察这一问题涉及哲学在文化系统和结构中到底有什么功能和作用。其实，哲学在文化系统中确实没有功利效用，这一点就连实用主义者的代表人物詹姆斯也是承认的。(James,p.6)然而，哲学虽然没有具体的功利效用，它却有重要的意义，正像詹姆斯所说，哲学虽然不能用来烤面包，但是它却能照亮人类的前程。(ibid)我认为，哲学的主要功能和作用不在于功利效用，而在于一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意义和系统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不在于外在的对象而在于内在的功能：在这种功能作用之下，文化各门类之间才能在内在意义上联结为一个整体——如果没有哲学，文化只能四分五裂。换言之，哲学以其构建的终极关怀作为“经纬线”或者“意义纽带”，将文化各门类“编织”为一个统一整体；同时，也正是这种终极关怀才能“照亮人类的前程”。在此意义上，文化的各门类都是“哲学的”，或者都是“哲学化的”，因为它们都蕴含着一种终极价值。
哲学在文化系统中普遍的文化价值决定了哲学在文化中的超越地位。哲学在文化系统中的这种结构意义和系统作用，使得哲学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文化门类，它是文化的精神和灵魂；借用拉卡托斯的概念，可以把哲学称作文化的“硬核”。从功能上说，哲学是文化的管理者和文化价值的沟通者——文化分化后确实需要这样一个管理者和沟通者担负起整合文化的重任。在这种意义上，哲学是以文化作为中介与世界相连接的；哲学几千年来对世界统一性的不懈追求，实际上就是以隐喻的形式对文化总体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只是这种隐喻形式往往把问题弄得晦暗不清：它以隐喻的表面所指遮蔽了其实际所指。
可见，哲学在文化各门类中的超越性及特殊地位是无法消解的，它根源于一种分裂的文化存在。现代西方颇为盛行的后现代主义主张在文化中消解“大写的”哲学，消解哲学之王的地位（罗蒂），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存在几千年的哲学是无法靠一种思想分析而被消解的；作为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特殊要素，哲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存在有其本体论上的根据。
文化形而上学文化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意义的延伸，是相对于研究具体文化现象的诸多文化科学而言的，又可以把它称之为文化本体论。文化形而上学研究是关于文化总体性、文化各门类之间本源的内在联系和文化的深层价值和意义的研究。哲学的文化价值研究确立了文化哲学或者说哲学研究文化、管理文化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同时也说明了其他文化门类如科学等研究文化、管理文化的非法性，当然这里不排除具体文化门类可以作为研究方法而被采用。文化形而上学则在此基础上，对文化的总体性本身以及由于领域性分化和地区性特色形成的不同的文化精神和基本的文化价值进行研究，进而构造一种文化总体性理想，并在此基础上对现实文化进行一种理性重构。
我们知道，文化随着自身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分化和专门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门类：道德、艺术、宗教、科学等等；各个文化门类逐渐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文化价值和内在精神，如真、善、美、神圣等等。同样，不同的地域文化亦可归结为某种深层价值的差异。如前所述，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所有这些文化门类、文化形态都分别与人的特定的生活方式相关联，都构成了人的某种生活样态和存在方式，因而有一种天然的自主化、绝对化倾向，即以自己的世界观和生存方式为唯一“正确”的真理。但在事实上，相对于文化总体性来说，它们都具有相对性：脱离了文化总体联系的个别文化门类、文化形态，只能是一个局部、一个方面，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所以，文化哲学要把文化总体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究文化总体性的原始形成及其内在联系，探究对文化总体性进行理性重构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途径，在这一总体性基础上重建以人的完整性为内容的终极关怀。同时，文化形而上学还应在各文化门类、各文化形态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和制约机制、一种开放机制和沟通机制。就平衡和制约机制而言，我们可以借用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H·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概念。在斯图尔特那里，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特定文化形态适应环境的过程和由这种适应性所导致的文化习俗之间的相互适应性的理论。（参见斯图尔特，第2章）但是，文化哲学理解的文化生态还应包括一个维度，这是斯图尔特没有论述的，它就是文化系统内部的生态平衡问题，这同样应当是文化生态学概念的应有之意。这种意义是用来说明文化系统内部的各门类、各要素之间应有的一种平衡和制约关系——这种平衡和制约关系是文化稳定和保持良好状态的前提。任何时候，这种平衡和制约关系一旦被打破，必然会出现文化危机。因此，文化哲学应在认识文化各门类之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文化平衡机制。
文化批判 文化批判是文化哲学的第三个层面，也是文化哲学的实践层面。文化批判旨在通过现实批判的途径对文化现实进行理性重构，推进文化的发展。首先，文化批判奠基于文化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由文化形而上学提供文化发展的理想和基本的价值准则，使这种文化批判有一个稳定的理念，不至于像西方的某些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那样，堕入一种无所建树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泥淖。其次，文化批判的性质是总体性的，是批判之批判。这里的总体性一方面是指对文化总体性本身的反思批判，即对一种文化形态的总体性批判，另一方面是指在理性重构的文化总体性关照下的具体文化现象的批判，即文化哲学对任何具体文化现象的批判都必须是在文化形而上学构造的总体性理想关照下的批判；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文化批判是一种批判之批判。换言之，这种批判不是一种具体文化门类内部的批判——这种批判是每一个文化门类自身内部都具备的功能，是文化门类的自我批判。实际上，每一文化门类的内部研究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批判因素，但这种批判往往是一种内在的反思因素，或者至多是一种库恩意义上的相对于该文化门类的革命性的范式转换，与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文化批判并非同一层面。文化哲学所谓批判之批判是在各文化门类的自我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更广泛的综合和拓展，即把各种分裂的文化基本价值在一个广泛的层面上重新统一起来。就如杜威所说，哲学的批判就是把各文化门类的批判“再作进一步的批评而尽可能地使它们更为广泛而一致”。在这种意义上，杜威认为，文化批判的功能实质上是一种意义的澄清和解放，并通过意义的澄清和解放实现文化的统一。（参见杜威，第324页）我认为，这种统一在本体论上关联的是人的生活世界的统一，人的分裂的最终克服——这就是人的完整性的实现即人的解放，这是文化哲学最终的实践旨趣之所在。
文化哲学的这三个层面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哲学的文化价值研究确立了文化哲学的合法性，使文化形而上学研究成为可能，文化形而上学则为文化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和价值原则，文化批判则努力把文化形而上学的理念推进、贯穿到文化实践中去。
综上所述，从文化哲学的产生和研究层面中，我们可以判定文化哲学的基本性质。系统的文化哲学研究是随着一种新的文化存在方式和人的存在方式而产生的，文化哲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现实前提；文化哲学具有独特的元哲学设定，它在整体上转换了对哲学本身、哲学的功能和意义的理解；同时，文化哲学作为各门类文化和各地域文化的整合和沟通，它要消解各门类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相对视域以及绝对主义倾向，凸显文化本身的经验视界。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哲学具有自己的对文化世界的整体理解框架，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可见，文化哲学并非与科学哲学、历史哲学一样，是一种一般哲学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因而仅仅是哲学下属的部门学科；文化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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