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作用论文,在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日本的报纸杂志上，智库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名词。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日本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专门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机构。它们涵盖了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推出一系列政策报告。那么，日本的智库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目前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又是什么因素在阻碍日本的智库不能扮演与其欧美同行一样的角色呢？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做一初步分析。
一 日本智库的沿革及其现状
智库来源于英文中的“Think Tank”。《纽约时报》在1967年6月刊载的一组介绍兰德公司等机构的文章中首创了“Think Tank”即智库一词。①目前，智库一般被定义为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
(一)日本智库在经过一段快速扩张后进入相对缓慢的发展阶段
战前，日本就曾有过一些为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服务的知识密集型集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机构是隶属于“南满铁路公司”的“满铁调查部”。成立于1907年，其任务是专门对中国东北和内地、苏联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调研。“满铁调查部”在其存世的40年间，先后提交各种专题报告一万多份，堪称当今日本智库的“祖师爷”。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外向型拓展，迫切需要日本应对国内外日趋尖锐复杂的矛盾，智库便应运而生。1959年12月，前首相吉田茂创建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并亲任首任会长。这是日本在外交领域的第一家智库，在国际上一直享有盛誉。2008年1月9日，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公布了除美国外全球最具影响的十大公共政策智库的名单。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赫然名列其中。②1965年和1970年，野村综合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先后问世。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前身是野村证券公司调查部，它以拥有国际视野、重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而著称。三菱综合研究所由原三菱经济研究所、三菱原子能工业公司的综合计算中心以及技术经济情报中心合并而成。野村综合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都拥有数百名专职研究人员，称得上是日本智库中的“大哥大”。
20世纪60年代未，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大经济实体。“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给日本持续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画上了句号。伴随着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从中央政府到地方自治体乃至大企业都需要探索新的发展战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智库热”在日本悄然兴起，十年里竟陆续有100多家智库诞生。1973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根据这项法律，1974年3月成立了由各级政府出资、经济企划厅和国土厅共同管辖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NIRA财力雄厚，历届理事长都是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经济通”，因而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日本智库的“总管”。③
“智库热”在80年代继续“发烧”。由于日元升值的原因，80年代后半期新建的智库很多是以大银行和大商社为背景的。比较著名的有三和银行系统的三和综合研究所、樱花银行系统的樱花综合研究所、富士银行系统的富士综合研究所、日本生命保险公司系统的日生基础研究所、大和证券公司系统的大和综合研究所，等等。这些金融、证券系统的智库，适应日本经济在全球范围扩张的需要，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智库进入了发展速度渐趋缓慢的“盘整”阶段。其间，由于日本经济持续滑坡，一些财源基础脆弱的智库被迫关门，智库总数较80年代减少约20％。但这段时间也陆续有一些新的智库问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于1997年同时问世的东京财团和21世纪政策研究所。东京财团的主要出资者是日本财团，它网罗了一批顶级学者就日本的内政、外交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在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担任首相的五六年间，东京财团与政权中枢走得很近。21世纪政策研究所隶属于经团联，其经费充裕，影响也比较大。在地方智库中，堪称后起之秀的是由新潟县、青森县、山形县等11个县于1993年共同出资建立的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其研究方向明确，力量雄厚，在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
(二)日本智库机构精简，以接受委托研究为主
目前，日本全国约有300多家智库。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三类：(1)拥有各类专业研究人员，独立开展研究；(2)以自身研究人员为主，延揽部分外部专家进行共同研究；(3)主要从事项目管理，研究课题基本上仰赖外聘专家。日本的智库以第二、第三类为主。
根据NIRA2007年对271家智库进行的调查，研究人员和职员合计不到10人的智库占总数的43.8％，10—19人的占29.7％，两者合计占智库总数的73.5％。就组织形态而言，271家智库中属于营利法人的为132家，占48.8％；财团法人102家，占37.6％；社团法人23家，占8.5％；特定非营利法人8家，占3.0％；独立行政法人3家，占1.1％；其他3家，占1.1％。④日本智库中营利法人的比例如此之高，与欧美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调查表明，这271家智库在2005年度共承担3993项研究课题。其中，由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体和大企业委托智库研究的课题共2935项，占总数的73.5％，由智库自主决定研究的课题共939项，占总数的23.5％，另有119项是外部提供资金赞助的项目，占总数的3％。不过，从总体上说，自主研究的比例呈缓慢增加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智库的自主研究比例仅为17％—18％。相比之下，十年间这一比例提高了5—6个百分点。⑤
在NIRA调查的这271家智库中，从事国土开发研究的位居第一，占智库总数的22.1％；从事宏观经济分析的占18.1％；综合类和产业类的分别占10.3％和10.0％；纯粹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仅占3.3％，加上从事政治、行政研究的智库，合计也不到总数的10％。⑥
(三)日本的外交智库分属“官”、“民”两大系统
日本从事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智库分为两大类：一是具有政府背景，甚至是直接隶属于有关省厅的智库；二是民间筹资、独立运营的智库。
在官方色彩较浓的智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经济研究所、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从诞生起就与外务省关系密切，其历任理事长和所长除个别人以外都是外务省的退职大使。⑦研究人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务省的派遣人员。2006年11月30日，安倍内阁的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演讲，推出了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最初由内阁会议任命，目前虽已降格为隶属于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研究机构，但其规模在日本政府系统的智库中仍然独占鳌头。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是以防卫厅和经团联为后盾建立起来的，主要接受政府有关战略问题的委托研究。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前身是保安队的研修所，其所长、副所长均由防卫大臣任命。
民间智库中从事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有PHP研究所、日本国际交流中心、日本国际论坛、世界和平研究所、冈本组合、亚洲论坛日本会议，东京财团、冈崎研究所等等。这些民间的外交智库或聘用退职外交官，或干脆由前外交官主持。例如，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是前外务省东南亚一课课长伊藤宪一；冈崎研究所理事长兼所长是日本前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冈本组合的代表是前外务省北美一课课长冈本行夫。世界和平研究所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8年创建，并一直担任该所的会长。现任所长是日本前驻美国大使大河原良雄。该所在国际上有较高知名度，是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认定的美国以外全球最具影响的30个公共政策智库之一。⑧
二 智库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外交决策都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属于最高层次的国家决策之一。日本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日本外交决策的过程日趋多元化，智库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一)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新变化
日本政府的所有决策都按自下而上的“禀议制”模式确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作为“第一推动力”的是外务省各地区局的课长一级官员。其程序是：外务省相关课大致确定有关政策的概要后禀报到主管局——主管局局长出面与外务省其他部门乃至外务省以外的相关省厅沟通——外务大臣官房就其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进行验证后，由外务省的局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在内阁官房副长官召开的事务次官联席会议上审议通过——由内阁会议通过后提交国会，获批准后付诸实施。
当然，在外务省以外也存在着影响决策的若干因子。它们分别是：(1)自民党政调会及其下属外交部会、国防部会和各种特设的委员会。其意见经过总务会或两院议员全体大会批准后即为自民党的方针，而外务省不能忽视自民党作为执政党的态度。(2)在野党。在野党可以在国会提出质疑甚至投反对票予以阻止。(3)以经团联为代表的财界及其他利益集团。(4)大众传媒以及国民的呼声。
长期以来，外务省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它掌管着日本派驻各国使领馆所搜集的大量情报，按照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适时地提出应对方针和策略。首相作为最高决策者，在外交上几乎完全听命于外务省官僚。因此，不要说在野党和传媒界，就连自民党有时也被外务省官僚牵着鼻子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智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从总体而言是比较弱的。唯一的例外是，20世纪70年末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等智库在大平首相的推动下，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正是依靠这一战略，日本才顺利渡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⑨
冷战结束后，在日本的外交决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日本外交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冷战的结束特别是苏联的解体，使国际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不仅所掌握的经济筹码分量越来越大，而且面临的挑战也日趋深刻和复杂，外务省官僚仅靠传统思维和有限的专业知识已难以应付。
第二，外务省在外交决策中的核心地位发生动摇。从2001年开始，外务省官僚中连续曝出丑闻，对外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加上日本冲刺“入常”和处置某些地区事务失当，导致外务省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相对下降，首相官邸开始更多地倾听外部专家和智库的意见。
第三，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参与外交决策的意愿上升。随着日本政界新老交替步伐的加快，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逐渐站到政治舞台的中央，他们不甘心被外务省官僚牵着鼻子走，寻求在对外决策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一些智库也趁势而起，成为其谋士和智囊。
第四，在野党力求在外交政策上别树一帜。在日本政坛，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最大在野党民主党问鼎政权的实力明显增强，其已不满足于在讨论外交政策时只说“不”的现状。由于其暂时还难以驾驭官僚集团，于是便更多地利用学界精英和智库为其出谋划策。
第五，日本大众传媒在引导舆论、左右政局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剧场型政治”大行其道的结果，不仅让一些政治家迅速走红，也促使学界精英和智库越来越热衷于利用传媒造势，以试图影响外交决策。
总之，随着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日本外交决策机制逐渐由一元化向多元化演变，智库扮演的角色日益加重。从NIRA对2005年各类智库研究课题的调查来看，国土开发、环境、交通等领域委托研究的比例接近90％，自主研究比例仅为10％左右，而国际问题领域的自主研究比例却高达60％。这说明，日本智库越来越倾向于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介入和影响日本的外交决策过程。⑩
(二)日本智库影响外交决策的主要途径
日本的智库并不直接参与外交决策。它主要通过两大途径对外交决策施加影响。
第一种途径，适时发表有关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用引导舆论、形成民意的方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的外交智库普遍重视用引导舆论、形成民意的方式来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日本最大的四家外交智库是联合出版英文杂志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世界和平研究所和日本国际论坛。近年来，它们越来越热衷于将自己的政策报告公之于世，不仅有文字版，还有网络版。这些政策报告所涉及的都是日本外交当前所面临的紧迫课题。例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从2005年以来先后向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有《如何解决朝鲜核问题》、《有关日本与东盟的安全合作的建议》、《日本对黑海的政策——为实现“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从上海合作机构着手推进我国的欧亚外交》、《核能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11)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从2005年以来先后撰写了《国际恐怖活动的现状与展望》、《朝鲜经济状况调查》、《欧盟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的现状与展望》。2008年3月最新发表的报告是《洞爷湖八国首脑会议前夕日本应对恐怖主义的对策》。(12)日本国际论坛从1988年发表第一份政策建议《日本、美国和亚洲“四小”的结构调整》以来，总共发表了30份政策建议报告，其中11份报告是近7年出台的，如《变化中的亚洲与日本对华关系》、《印度的崛起与日本的应对之道》、《俄罗斯的国家本性及日本对俄战略》等。(13)世界和平研究所从2005年以来陆续推出了一些政策报告。例如，《21世纪日本的国家形象》、《东亚共同体》、《国际组织、地区共同体、国家和NGO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海洋国家日本的未来走向》和《日本的对华战略要看准中国的发展前景》等。(14)
第二种途径，由智库代表充当首相顾问或参与政府组织的各种恳谈会、顾问委员会及首相、官房长官的私人咨询机构，以此推介自己的主张。
这一特点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不过，在小泉、安倍和福田这三届内阁任内，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小泉纯一郎是新世纪诞生的第一位日本首相。他上任伊始便延聘“东京财团”理事长、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竹中平藏和“冈本组合”代表冈本行夫担任内阁参事。竹中平藏后来还曾出任小泉内阁的经济财政大臣、负责邮政民营化的总务大臣。他所代表的“东京财团”也因此成为日本最炙手可热的智库之一。冈本行夫也毫不逊色，他一度被任命为负责外交事务的首相辅佐官，牵头撰写了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的报告。冈崎研究所理事长冈崎久彦虽然没有拿到一官半职，但也是首相官邸的座上宾。小泉上任后于2001年6月29日至30日首次出访美国，在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与布什总统会晤。冈崎受命提前赴美国“打前站”，进行私下沟通，足见其受小泉器重的程度。小泉曾经主张，日本只要搞好日美关系，日中关系、日韩关系自然就会改善。这是小泉“东亚外交”走进死胡同的根子，而这一想法恰恰来自冈崎久彦。(15)
在小泉之后继任首相的是安倍晋三。他与日本主要外交智库的关系也很密切。在安倍执政期间，“东京财团”主任研究员、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颇受重用。北冈伸一是2006年12月启动的中日历史问题共同研究项目的日方召集人，也是首相官邸主导一系列恳谈会和专家咨询小组的负责人。2007年6月29日，北冈伸一在“关于重新建立安全保障法律基础的恳谈会”上呼吁修改宪法解释，以便让自卫队可以拦截射向美国的弹道导弹。这一讲话被认为是对集体自卫权“禁区”的一次冲击，是安倍所倡导的“摆脱战后体制”的重要一环。
福田康夫对外交问题一直十分关切，他在担任小泉内阁的官房长官时曾邀集一批学者专家就建立取代靖国神社的国立追悼设施问题进行探讨。但由于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这些专家撰写的报告出台后就被束之高阁。2007年9月，福田康夫上任伊始就提出了既要重视日美同盟又要注意改善与亚洲关系的“共鸣外交”主张，明显地与其两位前任拉开了距离。2007年12月6日，福田内阁“外交智囊”的名单首次见诸报端。这个名为“外交政策学习会”的智囊班子由防卫大学校长、原神户大学教授五百旗头真牵头，成员中的冈本行夫本身就是智库代表，其他成员也多半在重要的外交智库中兼任研究委员或项目负责人。(16)
(三)日本智库对中日关系走向的分析和对策建议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日关系一度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如何突破僵局，使中日关系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自然引起日本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日本外交智库积极出谋划策，发表了一系列政策报告。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国际论坛和PHP研究所发表的两篇政策报告。一篇是由已故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牵头于2006年10月发表的《变化中的亚洲与日本对华关系》；另一篇则是由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副会长渡边昭夫领衔于2007年12月撰写的《日本的对华综合战略》。这两篇报告的共同点是：第一，它们都从战略的高度强调了妥善处理对华关系的重要性。例如，日本国际论坛的报告指出：“日中两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并存，是近160年来日中关系史上从未经历过的事态。……保持日中关系的顺畅，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和经济乃至对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繁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7)PHP研究所的报告则强调：“日中两国的经济关系已经发展到相互依存的阶段，都希望双边关系能稳定和持续发展，互相都已经不能忽视对方的关切。而且，日中两国在经济以外的领域加强合作不仅对双方利益攸关，而且对地区和世界也有重大的贡献。从这一意义上说，两国关系可以说是‘基于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18)
第二，两篇报告都对中国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试图将中国的发展纳入日本所期望的轨道。日本国际论坛的报告指出，对日本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让中国在经济上成为“发展的中国”，在政治上成为“稳定的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成为“与其他国家协调的中国”。PHP研究所的报告强调，在“成熟大国”、“霸权大国”、“未成熟大国”、“不稳定大国”四种可能性中，中国最有可能成为“未成熟大国”，即国内存在较多矛盾及社会问题，经济增长一时放缓，但能够持续发展，继续朝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目标迈进。对日本来说，应该促使中国成为“成熟的大国”和“可以信赖的邻国”。
第三，两篇报告都对如何掌握对华关系主导权，促使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建议。日本国际论坛的这项研究开始于2005年10月，最后一次讨论是在2006年8月31日，时任首相还是小泉纯一郎。其九项建议中，第一项就是呼吁日中两国领导人尽快恢复互访，并使这种互访定期化、制度化。其建议中比较有新意的，还有“加强日中两国在安全保障和军事领域的对话”、“推进以留学生和学者为中心的教育交流”、“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历史共同研究”，等等。PHP研究所的报告中共有16项建议，其内容包括“日本率先建议召开日美中首脑会谈”、“定期召开日中在政治、安全领域的高层磋商”、“设立常设机构，投入更多的智力资源研究和制定对华战略”、“促进日中两国在环保和节能领域的合作”、“积极吸引来自中国的资金、投资家和游客”、“继续实施有助于提高中国民众生活水平和法治程度的对华援助”，等等。应该说，这些建议都很有前瞻性，有的已经付诸实施。
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篇报告中无论是对中国的国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分析，还是对日本如何保持对华优势的判断，都有不少中方难以苟同的观点。例如，日本国际论坛的报告断言，中日间的历史问题起因于中方刻意渲染日本没有痛改前非，企图以此消除国民中存在的劣等感，培植所谓的“大国意识”。报告强调，日本如何追悼战死者(包括参拜靖国神社)是其内政问题，不容外部干涉。同时，报告还多次提及自由、民主主义和法制等基本的价值观，主张日本要积极宣扬基于这种基本价值观的立场。PHP研究所报告的基调相对比较积极一些，但也有指责中国军费增长过快、导致邻国将中国视为威胁和潜在威胁的内容。
此前，还未曾有过日本智库如此聚焦中日关系、集中发表政策报告的局面。这既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日本智库影响力逐渐增大的标志。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两篇政策报告都在发表的同时提交给了首相官邸。PHP研究所这份报告原定在2008年4月推出最终报告。为了配合福田康夫首相访华，特意在2007年12月将中期报告公之于世。共同通讯社和中日两国的主要报纸迅即进行了报道，颇受关注。
三 影响日本智库在外交决策中发挥作用的主要障碍
尽管日本智库近年来在外交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但从总体而言，其影响和地位还不能与欧美各国的同行相比拟。事实上，除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和平研究所等少数智库在国际上有一点知名度外，大多数智库很少为人们所知悉。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文科学领域的人才济济，智库创立的历史也比较长，出现这种结果确实令人遗憾。
根据日本国际大学副教授信田智人的分析，导致日本智库在外交决策中作用比较有限的原因是：(1)在政治层面上，日本的官僚系统过于强大，而缺乏政党轮替也造成智库的“市场需求”不足；(2)在制度层面上，外务省垄断信息，而智库在筹集资金上遭遇种种限制；(3)在供应层面上，由于日本的学术界崇尚“史料至上主义”，智库难以集聚足够的人才从事公共政策研究。(19)应该说，这一判断是很有见地的。
具体来看，影响日本智库在外交决策中发挥作用的主要障碍是：第一，日本政治决策传统程序的束缚。日本政府的所有决策都按自下而上的“禀议制”模式确定。各省厅一向扮演着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双重角色。官僚们从执政党那里得到了全权委托，从一开始就排斥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的参与。近年来，日本外交决策虽出现多元化趋势，来自政界、财界、学术界、传媒界及智库的影响明显上升，但外务官僚在外交决策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基本格局却没有根本变化。重要的外交信息始终被视为国家机密而对智库保密，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外交神秘主义”的影响，智库即便有一些积极的建言也很难被外务省官僚吸纳。
第二，日本精英阶层横向交流的缺失。在日本的学术界、智库和政府部门间不存在类似美国的那种“回转门”式人事交流。政府公务员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群体，外务省尤其如此。日本的外交智库中目前有不少退职外交官挑大梁甚至担任一把手，而逆向的流动就比较罕见。前面提到的东京财团理事长竹中平藏和“冈本组合”的冈本行夫虽然被遴选为内阁参事、首相辅佐官，尊则尊焉，与外务省却还是挨不上边。2002年后，上智大学教授猪口邦子、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分别出任日本驻维也纳裁军大使和驻联合国副代表。2004年，《日经商业周刊》主编谷口智彦更被任命为外务副报道官。但这些任命只是极个别现象。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智库成员到外务省任职的先例。
第三，日本社会资金管理机制的限制。资金“瓶颈”是制约日本智库发展的重要原因。日本现行税制中没有类似美国《联邦税法》第501条C项第三款的条款，智库长期以来无法享受接受捐款免税的优惠。虽然2001年税制改革后规定特定非营利法人在满足认定基准的条件下可获得接受捐款免税的待遇，但资格审查异常严格，只有少数政府系统智库可作为“特定公益增进法人”享受接受捐款免税的待遇。1999年1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的1034个民间组织中对税收制度表示“满意”的只有5.2％。此外，依靠基金运营收入维持的智库，由于投资领域只限于国债等极其狭隘的领域，所以其运营收益在低利息时代就会逐年下降，难以为继。2004年3月，野村综合研究所将其宏观经济分析部门“剥离”给了野村证券公司。究其原因，是由于宏观经济分析难以为该研究所赚取可观的咨询费。但这样一来却使野村综合研究所正式与智库“绝缘”。《朝日新闻》在报道这一动向时不无感慨地说，日本智库已进入了“寒冬”时代。(20)
当然，智库作用受限的最根本原因，是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外交和安全保障问题上一向追随和依赖美国，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余地。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曾感慨地说：“外国批评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国际社会上的声音微弱，世界上知名的日本政治家甚少。我想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对美国的过分依赖已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社会风潮。”(21)由冈本行夫牵头起草的《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也强调“为推进未来的日本外交，需要制定明确的国家战略”，而“这是迄今为止的日本外交所欠缺的”。(22)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要不要拟定对外战略的议论日益高涨。这无疑是外交智库施展拳脚的有利时机。但是，无论是首相官邸还是外务省，其主要精力依然放在如何应付迫在眉睫的各种挑战上，很少考虑中长期课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外交智库的“市场需求”还未真正激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可持续发展。
2007年3月，一个名为国际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智库在日本宣告成立。据《每日新闻》透露，该中心以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为样板，将基于独立的立场就经济、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向政府提出建议。(23)该中心以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为顾问、前经团联会长奥田硕为会长、著名评论家田中直毅任理事长，阵容颇为壮观。而且，主要大企业也纷纷解囊支持，不虞经费匮乏。但其究竟能否改写日本智库的历史，人们将拭目以待。
注释：
①三井情報開発株式会社『日本にぉける民間シンクタンクの役割』，http://research.mki.co.jp/overview/j-tt.htm.
②外交政策研究所编：《智库与市民社会》，2008年1月，http:/www.fbri..org/research/thinktanks/mcgann.globalgotothinktanks.pdf.
③NIRA的首任理事长是曾任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局长的向坂正男，第二任理事长是前国土厅事务次官下河边淳，第三任、第四任理事长分别是前经济企划厅事务次官星野进保、盐谷隆英，现任理事长是东京大学教授伊藤元重。关于NIRA是日本智库“总管”的提法，参见：宫川公男「政策形成過程とシンクタンク」、『総合研究開発機構の步み——NIRA30年史』、2004年、7頁。
④総合研究開発機構『シンクタンクの動向2007』，http://www.nira.jp/doukou2007.pdf、16頁、18頁。NIRA这项调查不包括大学附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也不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体内的政策研究机构。
⑤同上书，第24、25页。
⑥同上书，第16、21页。
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担任理事长或所长的分别是日本前驻苏联大使中川融、新关钦哉，前驻美大使松永信雄和前驻联合国大使小和田恒、佐藤行雄。
⑧http://www.fbri..org/esearch/thinktanks/mcgann globalgotothinktanks.pdf.
⑨参见徐之先、徐淡编著：《日本的脑库》，时事出版社，1982年，第38页。
⑩総合研究開発機構『シンクタンクの動向2007』、24頁，http://www.nirgo.jp/doukou2007.pdf.
(11)http://www.jiia.or.jp/indx_teigen.html.
(12)http://www.rips.or.jp/from_rips/houkoku.html.
(13)http://www.jfir.or.jp/j/index.html.
(14)http://www.iips.org/j -page2.htm.
(15)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对笔者的介绍。
(16)外交政策学习会的成员共11人。五百旗头真以外的10人是“冈本组合”的代表冈本行夫、庆应大学教授小此木政夫、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京都大学教授中西宽、政策大学院大学副校长白石隆、经济同友会副代表干事小岛顺彦、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前总裁筱泽恭助、日中友好会馆副会长(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前理事长渡边修。其中，田中明彦兼任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的研究委员，是东京财团安全保障研究项目的负责人；白石隆是东京财团亚洲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北冈伸一是东京财团政治外交研究项目和联合国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中西宽是日本国际论坛的评议员。
(17)日本国際フォ一ヲム編『変容すゐァヅアの中での对中関係』、2006年10月、10頁，http://www.jfir.or.jp/j/pr/pdf/28.pdf.
(18)PHP研究所『日本の对中総合戰略』、2007年12月、2頁，http://research.php.co.jp/.
(19)信田智人『日本の对外政策におけゐ学者シンクタンクの役割』、2007年12月6日慶応羲塾大学の開かれたシンポヅエゥムでの発言。
(20)山田厚史「「総研」ゃめた野村総研シンクタンク冬の時代」、『朝日新聞』2004年6月11日。
(21)中曾根康弘：《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第3页。
(22)『21世紀日本外交の基本战略』，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2/1128tf.pdf.
(23)斉藤信宏「経済界研究所小泉前首相が顧問に，会長は奥田氏」、『每日新聞』2007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