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的演进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自然资源论文,理论论文,环境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07X(2013)05-0026-09
随着发展中国家普遍频发的环境事件以及愈加明显的全球化环境问题，环境经济问题研究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备受关注。在这方面国外研究起步较早，相对比较成熟，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本文分别对古典经济学中关于资源的论述、一般均衡模型、外部性理论、产权与交易成本理论，以及生态文明等国内外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关基本理论进行较为详尽的回顾和评述，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些能够解决当前资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要结论。
一、古典经济学对自然资源经济学发展的贡献
古典经济学理论具有丰富的有关资源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思想。在古典经济学中，自然资源通常被看做是国家财富及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受到土地供应的制约和支配，关系到生活水平的长期发展前景，这一线索贯穿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并由此形成了研究资源稀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先对经济增长问题作出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他认为，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在商品市场中可得到反映。“各种动物的增殖，和其生活资料成比例。没有一种动物的增殖能超过这个比例……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产。”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进程是一个不稳定的动态过程，当一国所获的财富已达到其土壤气候和地理条件所允许的限度，以及人口达到其领土所可维持的限度时，增长便达到其上限，即静止状态。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考察了自然资源的异质性并提出了稳态经济的概念。如果土地有自然肥力的差异，随着需求或人口的增加，这些资源将按照从高到低的质量系列逐步得到开发利用。由于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人们将扩大利用资源的范围，并不断追加投资，使粮食的价格上涨。地租不断提高，利润不断下降，使资本积累减少和劳动生产率下降，从而迫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并转为稳定状态。在此过程中，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进步通过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或提高单位劳动的产出量，有时可部分抵消报酬渐减规律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集中考察了人口、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马尔萨斯将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作为前提，强调土地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作用，并提出了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即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理论。人口在没有抑制的情况下，按几何级数增长，这就使得人口的数量增长呈加速之势。自然资源是一定的、有限的，因而生活资料的增长是缓慢的，呈算术级数增长。静态地看，现时的人口与资源矛盾并不十分突出；但从动态看，经过一段时期以后，人口增长量将超过自然资源所能够承受的水平。如果人类不认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仅自然环境与资源将遭到破坏，而且人口数量将以灾难性的形式，如饥荒、战争、瘟疫等而减少。自然资源是绝对稀缺的，不会因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而有所改变[1]。
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把自然和气候条件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因，首次将自然环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他认为，经济系统中的土地资源除具有生产功能外，还具有人类生活空间和自然景观美的功能，人们的思想源泉和激励动因均与大自然密切相关。穆勒认为，虽然有限的土地数量和有限的土地生产力构成真实的生产极限，但这一极限只是无限未来的事。社会进步和技术革新不仅会拓展这一极限而且还可以无限推延这一极限。然而，他并不同意人类滥用自身的能力去征服自然[2]。
二、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与一般均衡理论——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的基石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市场机制作过著名的论述：“由于每个人都努力用其资本来维护国内产业，并且努力经营，使其产品的价值达到最大；他就必然努力促使社会年收入尽可能地增大。的确，他并不是有意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究竟能增进多少。他之所以宁愿投资国内产业而不是国外产业，考虑的只是自己资本的安全，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最大，所考虑的也是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那不是他的部分意图，也不一定对社会有害。通过追逐个人的利益，增进了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增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更好。”[3]
现代经济学的一大成就是理解亚当·斯密这一论点的确切含义。供求相等是否会导致所有投入和产出实现一系列完全而一致的供求均衡。尽管亚当·斯密在两个世纪以前就认识到竞争市场的重要性，但要对这些问题给出有力的回答，还需要增加一些有力的数学分析和经济学思想。一般认为，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列昂·瓦尔拉斯发现了一般均衡的理论和方程。然而，他没能提供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这种体制下确实存在一个均衡点。到了20世纪中期，数学天才约翰·冯·纽曼以及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和德布鲁，运用了像拓扑学和集合论这样强有力的数学工具，才对竞争均衡的存在性给出了一个完整的证明。这个革命性的发现表明，即使在许多不同的地区存在成千上万种投入品和产出品，即使货物生产和销售的时间并不相同，但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总是存在至少一组价格使得所有的投入品和产出品的供求实现完全均衡[4]。
一般均衡理论基本思想是在偏好既定的条件下，消费者选择适当的商品组合，使得自身的效用为最大。由于消费者拥有初时的财富，所以其超额需求为负。当消费者可以得到利润份额时，消费者的收入约束不再是超额需求的净值等于0，而是等于获得的利润或亏损总额。因此，消费者的收入约束条件下效用最大化行为可以描述为：
在得到单个消费者的需求之后，所有消费者的需求在可能的价格下的和给出了总的市场上的需求函数：
一般均衡的效率有以下两个命题给定：
命题1：偏好是局部不满足的，
是一个带转移的价格均衡，那么配置
是帕累托最优的。特别地，任意的瓦尔拉斯均衡配置是帕累托最优的。
在对竞争经济有效性的实际证明中有两个决定性的突破：先是帕累托引入了“效率”这个概念，后来阿罗和德布鲁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明。今天，经济学家们倾向于强调竞争的动态优势——竞争突破传统，鼓励创新和应用最实用的技术。历史研究证明，竞争不仅能够“正确定价”，而且导致强劲的投资和加速技术变革[4]。
一般均衡理论所得出的结论要在一系列极为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而这些假设条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往往并不存在。事实上，在现有经济中，很难找到一个市场符合完全竞争的规定，大多数市场中也没有瓦尔拉斯设想的拍卖者。一般均衡理论缺乏现实的基础，从而也就缺乏实践的应用价值。但是很多经济分析离不开这一理论基础，没有一般均衡理论，市场失灵和外部性问题就无从谈起。一般均衡理论是分析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
三、福利经济学：外部性理论
如果一个消费者直接关注另一个经济行为人的生产或消费，我们就说这种经济情形包含了消费外部效应。同样，生产外部效应发生在一个厂商的生产可能性受到另一个厂商或消费者选择的影响的时候。外部效应最主要的特征是存在人们关注但又不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问题正是由于缺乏外部因素市场才引起的。如果外部效应出现，市场就不一定能产生资源的帕累托有效供给。然而，其他一些社会机构，例如法律系统，或政府干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市场机制从而实现帕累托效率的[7]。纠正外部效应的传统办法主要包括：征收庇古税和构造补偿机制。
构造补偿机制。由于信息问题，用庇古税来解决外在性问题一般来说是不恰当的，不能期望税收当局清楚地了解外在性所强加的成本。于是，有些西方学者又提出了解决外在性的另一种思路。这种思路的出发点是，产生外在性的经济主体有可能很清楚他们强加给其他经济主体的成本。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构造一种补偿机制来使外在性内在化。这个方案包括建立一个外在性市场，外在性市场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运行：鼓励企业正确地或真实地显示他们强加给其他经济主体的成本。具体操作分以下两个阶段：
宣告阶段。X企业和Y企业报出一个庇古税
或
，它们也许是、也许不是有效率水平的庇古税。选择阶段。如果X企业生产单位的产出，那么它就得支付数量为
的税，而Y企业可获得数量为
的补偿。此外，当两家企业报出的税率不同，即≠时，将处以罚款；当=，罚款等于零。
这种方案是通过为两个经济主体设立相反的刺激来运作的。X企业总是有一种追赶Y企业宣告的刺激，但是又要考虑Y企业的刺激。如果Y企业认为X企业将为它提出一个很大的补偿费要求，那么它希望让X企业被征收尽可能少的税——结果是X企业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出。另一方面，如果Y企业认为X企业将为它提出一个很少的补偿费要求，那么他就希望让X企业被征收尽可能多的税[5]。
来自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性使环境问题不断增加。未受管制的市场经济将会制造过多污染而污染的控制却过少。未受管制的厂商通过比较私人边际收益和私人边际成本决定控污(和其他公共品)的数量。有效性则要求社会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政府可以使用多种方式将外部性引发的非效率内部化或加以修正[4]。
四、制度经济学：产权与交易成本
科斯对庇古理论批评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完成了他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的释》中说：“在《社会成本问题》发表时，经济学文献中几乎看不到有关不同责任规则对资源配置效应的讨论。经济学家跟随着庇古，谈论的是无补偿的损害，并暗含着谁致害、谁赔偿。但是，责任规则通常不是经济学家十分关注的论题。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解决因生产者行动产生对他人有害效应的问题，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制定相应的税收和补贴体制，并强调税收的作用。”并引用鲍莫尔的论文《论税收与外部性》的结论来强调庇古理论的缺陷：“就其理论基础而言，庇古传统的结论实际上是无懈可击的。”而且一旦实施庇古税制(这是不可能的)，资源配置将是最佳的。科斯没有否定这一点，但指出这种税收建议是梦呓。
科斯对斯蒂格勒提出的科理定理也做个说明：“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谁拥有产权无关。”这是科斯定理的实质。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以较大的篇幅复述了这一观点，阐明这一结果取决于零交易费用的假设。“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将相等。”由于如斯蒂格勒所提出的，零交易费用会促使垄断者“像竞争者那样行动”，因此可以说，伴随着零交易费用，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将相等。由此可见，斯蒂格勒关于科斯定理的阐述与科斯在自己的论文中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是不同的。科斯所说的是产值最大化，并没说到不一致问题。社会成本代表着生产要素在替代的用途中会产生的最大价值。
零交易费用的世界已常常被说成是科斯世界。科斯世界正是科斯竭力说服经济学家离开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资源配置将不取决于法律规定。斯蒂格勒将这一观点复述为“科斯定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追随庇古的经济学家就试图运用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必须总是相等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差距以及为此应该做些什么。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正确的。一旦考虑交易费用，许多有关措施只得束之高阁，因为做出契约安排肯定会使他们陷入成本大于可能获得的收益的困境。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部分或所有契约安排因成本过高而无法达成[9]。
科斯的上述结论是以“交易费用为零”作为假定前提的。由交易费用为零得出的解决外在性问题的科斯方案后来被称作“科斯第一定理”。显然，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不会是一个现实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假想的世界。于是，由交易费用大于零又得出了“科斯第二定理”。其内容是：“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由于存在正数的交易费用，产权的调整和重组是有代价的，因此在存在外在性时，产权交易能否发生，要取决于产权的一种安排是否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或者说，产权调整和重组后的产值增加量是否大于产权交易过程所产生的成本。否则，产权最优配置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源最优配置就不会实现。而最优的产权配置应该是交易费用最低的产权安排。不同的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安排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产权制度是决定经济效率的内生变量[5]。
科斯定理的魅力在于它将政府的作用限定在最小范围之内。政府只不过是使产权明晰，然后交由私人市场去取得有效率的结果。然而，应用该定理的机会极其有限，因为达成一项协议的成本可能非常高。特别是当涉及很多人时，尤其如此。如今，人们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虽然明确分配产权可以解决某些外部性问题，但是对于大多数外部性，特别是与环境有关的外部性问题，还需要政府更多的积极干预。这种干预可采取的形式包括规制、经济惩罚、对采取矫正措施的厂商给予补贴以及创建外部性的市场[10]。
五、生态经济学：物质平量理论
环境为经济提供了可以通过生产过程转化为消费品的原材料以及使这种转化得以顺利运行的能量。最终，这些原材料和能量以废料的形式又返回给了环境。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关系可被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封闭的系统是没有投入物(能量、物质等)得自于系统之外同时也没有产出物脱离这个系统。把地球及其周围大气视为封闭系统，这在热力学第一定律中概括为：能量和物质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这条定律意味着从环境流向经济系统的大量材料或者在经济系统中积累起来，或者以废弃物的形式返还给环境。当积累过程停止时，流入经济系统的材料量与流入环境的废弃物的量相等。热力学第二定律也限定了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如果就能量过程而言，这个定律意味着从一种能量到另一种能量之间并不存在着完全有效率的转化，并且能量一旦使用之后，也就不能用于更进一步的工作。热力学第二定律还提示了如果没有新的能量输入的话，任何一个封闭的系统一定会最终消耗尽所有的能量[11]。
在经济系统中，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就是在进行一系列的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也遵从质量守恒定律。因此，经过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之后，商品的物质实体并没有消失，只是从原来有用的物质变成了无用的污染物[12]。
正是基于质量守恒定律，R.U.Ayres和A.V.Knees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中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建立了Ayres-Knees模型[13]。其主要思想如下：
伴随残余物排放而出现的环境外在性乃是通常的经济活动的正常的并不可避免的结果，假设不存在累积，则进入系统的全部投入的质量应等于全部产出的质量。
最终需求的函数①的总产出：
Ayres和Knees假设，最终产品被“消费”后，就直接进入环境，并且投入一产出部门所排放的残余物同产出水平是成正比的。对后面一个条件，有下式给出：
式中，
是对角线矩阵，它表明部门单位产出所排放的残余物数量，而t是部门废物流量矢量。由于废物的产出包括最终商品和投入一产出部门排放的残余物，总的物质平衡等式可写成：
式中i是表现为行矢量的和数矢量。物质投入的总质量出现在方程式(7)的左边，而物质总质量的产出则出现在方程式的右边。把物质的投入与产出表示为对经济商品最终需求的函数，足以充分表现出残余物的普遍性。从方程式(1)(6)和(7)，得出：
Ayres-Knees模型在把经济系统物质应用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划分为一个重要的类别这一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的贡献。埃里斯和尼斯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要对物质流量的全部环境意义作出恰当评价的话，那么无论何时何地掌握其全貌是必不可少的。对环境规划采用零碎的方法，就极易导致转移环境的影响，而不是消除环境的影响。记下总的物质流量记录，至少能不断地提醒人们，经济活动不得逾越自然物理定律的界限[14]。
六、发展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
根据布兰特兰报告，可持续发展是指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在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尤其指穷人)的同时，又不牺牲后代满足他们需要的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又是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活动的方方面面紧密相关的重大课题，人们对这一崭新的理念有着不同角度和层次的理解，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无论是体系结构还是一些具体内容仍然处于发展完善之中[15]。可持续发展是综合考虑了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后得出的关于人类发展战略的科学结论，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16]。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是：突出发展的主题，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根本区别，发展是集社会、科技、文化、环境等多项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可持续发展是全球的协调发展[17]。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微观基础如下：
假设在一个两期模型中，如果一项可耗竭资源的需求曲线呈线性，且在各个时期保持稳定，这样第t年的逆需求曲线可以被写为
在第t年生产数量
的总收益是这一函数的积分(逆需求曲线下面的区域)
进而假设提取该资源的边际成本是常数以c，所以在t年提取任意数量的总成本可以通过下式给出：
如果该资源总的可用数量是Q，则一项资源在n年内的动态分配满足此最大化问题
含义：(P-MC)随时间而以比率r增长。
即使有效率的市场也不一定产生可持续发展。提高效率是值得做且有用的，但并不足以生成可持续性福利水平。理论上，动态的有效配置产生符合后代利益的可消耗资源的提取利润[11]。但实际上不一定如此，保障可持续性通常要求当代给后代进行补偿，但是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使得补偿水平太低，而且合适的补偿也委难确定，也不知道支付金钱是否能正确补偿后代放弃他们应用的所有选择。市场不完全常常使得可持续发展更不可能，代与代之间的外部性如气候改变，给后代增加了极大的成本[11]。
根据Atkinson和Pearce的研究[18]，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程度可用以下方法。
式中，Z是可持续发展指数；S是国内总储蓄；Y是GDP；
M是人造资本耗减值；N是自然资本耗减值。一个国家如果总储蓄多于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折旧，则是可持续的，即Z＞0或Z=0；如果Z＜0，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一方法在累计单一自然资本时没有显著的权重可用。况且许多自然资本并不存在真实的价格，只有影子价格。
一般认为操作性更强的可持续性标准是哈特维克-索卢可持续性准则(Hartwick-Solow Sustainability Rule)。约翰·哈特维克(John Hartwick)用非下降消费来解释可持续性(在效用仅取决于消费时，非下降效用和非下降消费是等值的)。哈特维克研究了确定可实现非下降消费的条件，推导出该条件以特定的储蓄准则为中心，这一准则称为哈特维克准则。该准则认为，开发不可再生资源得到的收益(收入超过边际开采成本的部分)储蓄下来，再作为生产(物质性)资本投入，在这一条件下，产出和消费的水平在时间上将保持为常数。索卢认为可持续状态旨在满足代际平等的相关准则，人均消费的非贴现效用在无限时间上是常数。对一个经济体而言，人均消费的非贴现效用达到并且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是充分且必要的，但要推论出这一点却非常困难。假如问题变成消费而不是效用，问题的分析将容易得多。为简化起见，索卢(像哈特维克那样)以消费而不是效用作为衡量可持续性的准则。消费在代际间非下降这一条件常被称为哈特维克-索卢可持续性准则[19]。
在寻找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办法是必须认识到，市场力量是极其强大的，试图寻求阻止那些力量或与它们对着干的协议是注定要失败的。利用市场力量，并引导它们转向提高国际合作的可能性的方向的协议是可能的。采取的步骤需要以多少有些非常规的方法去思考、去行动。无论是对有效的考虑，还是对伦理的思考，都能引导涉及环境的私人和社会选择的意愿。后者的参与确保了所有部分的公平待遇，而前者则主要关注利用资源时不产生浪费。
七、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生态文明建设
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从而揭开了全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的序幕，也意味着环保运动由群众性活动上升到了政府行为。伴随着人们对公平(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认识的加深以及对一系列全球性环境问题所达成的共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随之形成。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该委员会在其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更是高度凝结了当代人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认识。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与“新型工业化道路”，随后，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为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提出做出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来，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把生态环境建设提升到生态文明建设，并从理念、行动两个方面阐述了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基本构想。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将生态文明从理论层面转变成指导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也是我国面向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庄严承诺。
之后，学术界对生态文明建设作了很多研究。解振华在全国循环经济试点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指出：生态文明的提出，丰富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文明观的内涵。它是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观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周生贤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形态，它包括自然生态问题、人的精神生态问题，它以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民走向持续、和谐、发展的文明之路。邓玲提出制定和实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必须直面我国的特殊国情，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卜祥记认为在生态文明的研究中，我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乃是在理论根基上，即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上。刘福森认为西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遮蔽了自然具有的生态价值，堵塞了人类通往自然的伦理之路，只有重造人类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物质家园才能得到切实的保护。
2012年，胡锦涛在《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讲话中，在谈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把生态文明的理论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赋予新的了新的内涵[20]。
八、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的一些应用研究
20世纪50年代，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Resources for the Future，RFF)成立，Allen Kneese开始运用经济手段分析环境问题，研究集中在费用效益分析和发展价值评估等领域。60年代开始真正进入环境经济时代，Barnett & Morse的《稀缺和增长》(Seareity and Growth)受到广泛关注和引用；Christ & Potter将统计分析法引人资源估价中。70年代环境与经济从对立走向互补协调，环境经济学家试图找寻可资利用的价格机制、技术革新及环境政策等手段；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为环境资源有效配置提供了基础，如David James，Huib Jansen and Hans Opschoor的《应用环境经济学》(Economic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80年代研究更多地关注可更新资源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可耗竭资源折耗速率使资源利用的定量估计成为可能，T.Tietenberg的《资源环境经济学》较系统、全面地汇集了该领域里较为成熟的诸多内容[21]。90年代以来，加强了最优控制理论在资源环境问题上研究，如Roger Perman Yue Ma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Natur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以及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愈来愈受到关注。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绿色发展、低碳经济研究越来越多。学者们较之前研究内容更加深入、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研究范围也更具交叉融合性。
经济人假定是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也是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经济人假定只强调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考虑社会利益，虽然根据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能促进社会效益。但是对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环境等的外部性问题没有明确的界定，经济人假定无法正确处理外部性以及代际利益等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基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需要有科学合理的伦理观念的指导，在承认人对自然拥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义务和责任，把可持续发展观内化成为人们的伦理价值观，并融化到日常生活和行为模式中，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是解决自然资源与环境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22]。有了道德约束，则群体进行的就是阿马蒂亚·森所说的信任博弈——每个人都信任其他人会采用一个有益于社会的策略的博弈，社会最优从一开始就可以达到，因此也就不会出现类似公共地悲剧的外部性问题了[23]。
个体理性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自利的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并未得到充分的经验支持，很多经济社会现象无法得到与理论的经验验证，一些研究也证实了自利的理性行为与现实世界的偏离，主要体现为个体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同时并未产生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损害了社会的整体福利，即个体理性的结果与社会总体不一致[22]。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在给托德·桑德勒(Todd Sandler)的著作《集体行动：理论与应用》(Collective Action：Theory and Application)前言中写道：或许，我能擅用写前言的特权，将包容了大部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定律或格言呈献给大家。第一定律是：“有时，当每一个个体只谋求他或者她自身的利益时，群体的理性结果会自动产生”——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将个体为自己的努力联合起来，并保证结果具有社会效率(在我们熟悉的帕累托意义上，如果没有人受损，就不会有人受益)。第二定律是：“有时，第一定律站不住脚：无论每个个体如何努力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的理性结果最终不会生产”——只有依靠指路的手或适当的机构才能带来具有集体效果的结果。这两个定律具有最为重要和普遍的意义：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规律都可以被其中之一所概括[24]。
20世纪后半期以来，经济学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分析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新兴学科，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兴起，既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现象，也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著称的贝克尔认为，经济学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已囊括人类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决定[25]。但是，其他学科也在向经济学渗透，如伦理学和哲学，生态文明就是这种渗透的结果，把人类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方法上升到哲学和伦理学的高度，通过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变革传统的生产与消费模式，让人类自觉地走上绿色发展道路，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①采用在字母下面加一横线的符号表示用实物作为计量单位，以区别于用货币作为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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