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方志的旅游地理学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我国古代论文,价值论文,旅游论文,方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广泛而详细地记录了各地方的山川形势，关隘、古迹、奇观、金石等自然和社会史料，是对一个行政地区的地理和历史的记载，其间蕴藏着丰富的自然旅游地理和人文旅游地理资料，具有很高的旅游地理学价值。本文拟对我国古代方志的旅游地理学价值及其开发利用进行初步研究，以期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注意，使此资源得以开发应用。
一、方志的渊源与类目
方志的名称最早出现于战国时《周官》的“外史掌四方之志”。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山海经》、《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都是记述全国地理之书。汉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是较早有系统的总志雏型，它根据朱赣《风俗》之说和刘向《七略》、《别录》写成，内容有州郡的经野、区域、户口。晋常璩仿其撰《华阳国志》，综述一地之沿革地理、风俗、人物于一书之中。挚虞依《禹贡》、《职方》而作《畿服经》又详载州国郡县的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的道里、土田、民物、风俗、人物，奠定了方志体例的基础。唐人图经虽增加了贡赋、学校、怪异、古迹、祥瑞、歌谣等门，但基本内容与前代无异，唐代《括地志》及以后的《元和郡县志》均未超逸其范围，且仅记地理而不及人物。宋人撰《太平寰宇记》始恢复《华阳国志》、《畿服经》的体制写入了姓氏、人物以及官爵、诗词杂事等。从汉到唐的地理、图经内容不过地形、疆域、气候、土产等地理范围，到宋代才发展到历史方面。至此，方志的体例才确定下来：大致分疆域、建置、水道、田赋、物产、学校、祠祀、兵防、职官、名宦、选举、人物、艺术、游寓、列女、艺文、名迹等（注：完成于乾隆（1743年）的《大清一统志》共计342卷，规模甚巨，包括内地18省，1600府州县，其府州县部门概按建置沿革，山川形势，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物产、风俗、古迹、关隘、堤堰、津梁、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以及流寓等项记述，而此等项目，遂成为后来编纂方志的标准内容。），较之以往仅记地理沿革、物产、山川的地理书、记载人物先贤的郡书、记载风土民俗的风土记、记载城邑宫殿的都郡簿更为完善周备。自此我国省志、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等地方志的编写非常盛行。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现存方志8264种，11万多卷，这举世罕见的中国历代方志著作是我国旅游界尚未充分开发利用的一座富矿。
方志虽有传统的编纂格式，但其内容亦因地方特殊性而多有变通，就地方性而言，大运河所通过的各府县，对于运河或漕运记载特别详细，而那些有名胜古迹和四通八达的都邑地方的志书，则对名胜古迹多所记述，甚至出现一些专记山水、古迹、寺观、祠墓等史料的专志，如记名山胜川的有《泰山志》、《衡山志》、《游名山志》及《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幽州图经》和《江城名胜记》、《天目山名胜志》，记建筑民居的有《三辅黄图》、《洛阳宫殿簿》。记寺观的有《洛阳伽蓝记》、《华山精舍记》，记坟墓的有《圣贤冢墓记》。记岩洞的有《临安岩洞志》、《临安三洞记》。
我国古代的地理学家多系旅行家，他们记录所见所闻的地名、特产、风土人情，因此发展了志书的地理学。在这类志书和游行中，蕴藏的旅游地理史料就更加丰富。如，贵州旧时因交通不便，颇多险隘，多洞壑，水穿山而过。自唐代以来，迁官游客多记之以诗，明清后复记之以文，如明徐宏祖《滇游日记》、《黔游日记》，清檀萃《黔囊》，陈鼎《黔游记》，张澍《黔中纪闻》，吴振棫《黔语》等均涉及贵州的溶洞。光绪《云南通志》所载《华亭山记》、《罗汉壁记》和《吴道士新开石室记》则将昆明西山三个著名风景名胜点的林、岩、山、泉、僧寺、自然风光等细加描述。掩卷之余，黔滇地方的幽、奇、险、静美景如在眼前。
二、方志中的自然旅游地理资料及作用
方志的许多门类中包含有旅游地理学的资料，虽然这些资料的蕴藏颇为散漫，且多集中于人文方面，但确有一些自然地理方面旅游资料，比较明显的为名山奇洞、火山和温泉等名胜的记载。如，乾隆《黔滇志略》对于分布在贵州、云南的四十二个著名岩洞有精辟叙述，从每个岩洞所在位置、名称由来，到洞内顶部倒悬的石钟乳、底部耸列的石笋、石柱都有生动的介绍。《徐霞客游记》也对云南地区的31个溶洞进行详细记述，给后人展现出姿态各异的洞穴风光，帮助我们了解那些厚层石灰岩的分布及地貌特征，这对于今天开发云贵两省的溶洞资源的考察利用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浙江省温岭县（旧称太平县）大溪的方山、南嵩岩和太湖山为温州、台州的界山，其中方山景区中的羊角洞属于乐清雁荡山八大景区之一。方山是北雁荡山的支脉，本名“方城山”，王羲之《游西郡记》记云：“临海南界有方城山，绝
壁立如城”。唐时改称“王城山”后称“方山”，以其山略呈方形，顶平如铲，遂以为名，明谢铎誉为“东南第一名山”，清邑人谢瑜《方山杂诗》则进而形象描绘：“仰止方岩千纫几，巍巍高大与天齐。当头白日青云接，万里江山一望低”。方山周围十里绝壁皆在百米以上，气势磅礴，远望庄严肃穆，所以又号为“邑之镇山”，（注：曾才汉，叶良佩《嘉靖太平县志·舆地上》。）古人在方山上供奉杨府大神，有威镇四海之意。方山既有许多奇峰叠，深壑绝涧，异洞神穴，碧水飞泉，历史上许多骚人墨客也就方山留下不少优秀的诗文，王居安、谢铎和赵大佑甚至把自己的字号与方山之名挂上钩，谢铎曾取方山之石，制成32只棋子和镇石，送给挚友李东阳，李东阳喜不自禁和诗答谢。然而，由于将方山景区隔绝于南嵩岩、太湖山景区之外，竟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开发，其原因虽与方山地处台州、温州交界之处，行政区划致使开发措施不一有关，亦因研究部门特别是旅游研究部门不注意挖掘有关方志史料、对方山的历史地位评价不确，宣传不力。致使其名声不能远播。
三、方志中的人文旅游地理资料及作用
方志还有更丰富的人文旅游地理的资料，但这些资料不能简单地利用。如，风俗民情为旅游地理的重要部分，但方志对于风俗民情的处理，常只胪刊旧志的记载，而对当代风土人情特别是各民族的不同风情则记载不详，因此以现代旅游地理学的观点来评价方志中的风俗一门，自不免感觉呆板和贫乏。然而，倘能汇合不同方志对风俗的记载，对于今天开发民情风俗游确有参考价值。如，方志中对民情习俗的详细记载有助于我们对各地民族风俗的了解。如西双版纳傣族的服饰，男子一般多穿无领对襟或大襟小袖衫，下着长管裤，白布或蓝布包头，有纹身的习俗。妇女则多穿浅腓色小背心，外穿大襟或对襟圆领窄袖短衫，下穿花色长统裙。而这些服饰形成的原因在方志中有较详记载，据《蛮书·名类》所载，元代以前，西双版纳傣族的服饰是“以青布为通身裤”，即穿一种以“青布”缝制的没有衫（衣襟）、领（衣领）的通身裤。到元代中叶以后，傣族服饰越来越趋向于蒙古化、契丹化。因此钱古训《百夷传》称“男子衣服多效胡服，或衣宽袖长衫，不识裙袴（裤）”。李思聪《百夷传》亦载“男子皆衣长衫，宽襦（即衣）而不裙”，就是说男子都穿衣衫，衣服宽大，而不穿裙，与元代以前的“贯头衣”大不相同，其原因是元朝对缅作战和镇守的主要力量系蒙古军和由北方契丹、女真、高丽与汉族人组成的军队，这些少数民族将士留驻当地，其生活习俗当对傣族发生影响，其中包括服饰的影响。
地方志还提供了大量的文艺资料：地方志所录的金石、古迹、艺术、歌谣和诗文、种类繁杂、数量庞大，许多是正史中无法找到的。特别是当地的名胜古迹不仅是奇观，同时也是“野性”的载体和文化的体现，最受古人重视。如，王象之采李吉甫、乐史及王存书中纪名胜古迹者而撰成《舆地纪胜》200卷（今缺22卷），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则是观阁苑囿记载中极得后人称誉的一种。
方志中还常常提到“八景”。朱士嘉先生认为“八景”的记载大概始于宋代《潇湘八景图》，虽然有些地方的八景有名无实，但其中确有名胜古迹，故对方志中的“八景”需进行研究（注：《隋书·经籍志》。）。浙江省中部浦江县的仙华风景区，号称越中第一仙峰，以奇、秀的山顶峰林为胜，辅以神奇峡谷、晶莹湖水，其旅游开发前景十分广阔。仙华山在宋代已有“仙华八景”（华柱丹光、仙坛灵草、中峰啸月、深穴嘘风，剑峡迟鸾、卦尖望鼎、药壶闪影、龙门飞瀑）。历代所称“浦阳十景”中，仙华山即占三景（仙华岩雪、宝掌冷泉、昭灵仙迹），故吴应台（崇祯）、薛鼎铭（乾隆）、黄志璠（光绪）所撰《浦阳县志》的舆地形胜志均称仙华山“一邑之胜概，浦邑之望山”。今天对仙华山进行研究时，如能利用这些方志的若干记载，这对于发展浦江旅游事业是有好处的。
方志的建置沿革或其他有关项目中，绝大多数都有地方设治及筑城的记录。至今我国幸存的著名古城有12座，其中完整的西安、平遥、兴城、寿县、商丘、襄阳、崇武、榆林、荆州等9座。正是根据曾道唯（光绪16年）《寿州志》所载，我们知道寿县城墙建子宋熙宁年间，至今有910多年历史。城呈四方形，周长7141米，东南西北四门依次曰宾阳、通淝、定湖，靖淮，东北拐与西北拐各有排水涵一个，为别处古城所无。由于寿县城墙兼有军事与防洪双重功能，所以，1991年5月至7月特大洪水袭击安徽，淮河两岸数百里一片汪洋，四门紧闭的寿县古城却巍然屹立于滔滔洪水之中。遗憾的是，安徽省这座唯一城墙保存完好的古城却未引起旅游部门注意，也未给予以投资修缮，因此向当地旅游等有关部门介绍《寿县志》等有关资料，或许将改变此现状。
在地方志书中，往往较具体地叙述了本地方的园林建筑、文化遗迹、名人故居和遗迹等等。如位于鄂西北均县境内的武汉山，被称为“天下第一仙山”，拥有庞大的道教建筑群，其规模远远超出了五岳。从同治时陈维模主纂的《长阳县志》中的记载，即可了解其历史演变；而根据同治13年刊刻的王士铎《上元江宁两县志》所载：秦淮河畔的学宫始建于东晋咸康三年（337年），因成帝司马衍淮王导建议：“治国以培养人材为重”，立太学于秦淮河畔。后经历代扩建，学宫逐步完善，已形成规模，到明清时代，成为我国东南一带最大的儒学之地。南京旅游部门即凭方志的有关记载塑造了秦淮风光带中夫子庙三大文教古建筑群之一的学宫建筑群，现已成为南京市最火爆的景点之一。
四、方志的利用
方志中既然蕴藏有很丰富旅游地理学资料，故方志的旅游地理学价值，尤其是对中国文化旅游地理的研究价值，当不言而喻了。但过去对此认识不够，更谈不到有计划的利用和研究了。加之地方志研究者往往多胶执章学诚主张的“方志为史”之说，过于重视其文献价值，而忽视地方志导游的功用。直至当代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提出了从地方志书中汇录编纂名胜古迹资料，为发展我国的旅游事业服务的建议。还在1980年元月写成的《夜半偶记》中他就提议：“似可组织人力，即以地方志中适合于旅游者之多方面兴趣而引人入胜者，编写导游指南”。还在三十年代，黎绵熙即将地方研究和旅游事业结合起来了。（注：见《光明日报》1981年8月16日。）不过茅盾和黎绵熙提出的课题，至今仍未找到圆满的答案。因此，还需要我们对地方志和古籍中有关的旅游资料系统、全面整理，并将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进行研究、整理和叙述，为我国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开辟新的途径。
1.古代方志的“艺文”、“金石”多收录不见于正史的本地土著作品，尤其是艺术方面的更多。如雕塑，《续修昆明县志》、《昆明市志》都谈到筇竹寺的罗汉，在清朝光绪年间，该寺住持梦佛和尚请来了四川“隆昌帮”的名匠黎广修师徒四人到昆明；花了七年时间，塑成五百阿罗汉。当时昆明，每十天赶一次圩集，他们必前往观看街上各种人的神态衣着，回来后加以塑造，因此造型各别，栩栩如生，人的趣味多，神的趣味少，被誉为“东方雕塑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这些资料亟需进一步发掘、整理。
2.把所有旧志书上所记载的古迹保存起来，这是关系到抢救文物的重大问题。像《荥阳县志》提到的檀山原的刘禹锡墓，《郏县志》郏县小峨眉山的二苏冢现在仍有遗存。据此，有关部门应对其加以保护和开发。
3.方志中的“形胜”、“山脉”、“水系”等对当地地理的详尽记录，为今天旅游地理考察和研究积累了一定的资料可资利用。如李坤的《云南温泉志》和童振藻的《温泉志补》及刘楚湘的《腾冲县志稿》等，对地下热水的考察和综合利用，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4.方志中“祠庙”、“寺观”一类记载了古建筑的情况。对古建筑进行“修旧如旧”的维修时，就要借助于这些方志所记录的资料。如《安宁州志》记载曹溪寺有“天涵宝日”，讲的是始建于段氏大理时期的曹溪寺，大殿梁柱为斗拱结构，全县宋代建筑特有风格，是云南现存最早和比较完整的一座木结构建筑的古刹，特别是寺内的大雄宝殿上供奉有三世佛，殿下天窗外方内圆，其圆圈为空洞。如在天气晴朗、皓月初升的中秋之夜，月光由圆窗射入照于大铜佛像之腹部，白光如圆镜一般，人称“曹溪映月宝镜悬”。的确为运用天文、数学和建筑学巧妙结合而成的奇观。现在对曹溪寺修复，就要参阅上述资料才能弄清它的建筑形式，保持旧有风格。
5.为了搞好旅游资源尤其是文物普查，应搜集有关资料系统加以整理，参考“古迹”、“形胜”、“金石”、“艺文”等志目，写出旅游书籍，既可起导游作用又可作文学欣赏。如在天启《滇志》所载杨慎“安宁温泉诗序”中，杨升庵将天下温泉与安宁碧玉泉作了一番比较，指出此泉别具风格的七大特点，进而命名为“天下第一汤”。从此，使安宁温泉这一远离中原，湮没无闻的佳泉，一时名噪天下。
实际上一些地方的旅游部门利用方志建设旅游新景点已见成效，如位于浙江西南松阳县境内的延庆寺塔，据曹立身（乾隆33年）、丁凤章（光绪元年）的《松阳县志》记载，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行达禅师奉旨赴印度取经，历十年寒暑，得大经伦八部、舍利子49粒，受到朝廷嘉奖。行达为此发愿建塔，以藏舍利。经多年方筹募于成平二年（999年）动工，三年而竣。松阳县旅游部门根据方志的记载，经过两年的筹划和修缮，正式对游人开发，为浙江西南山区增加一处游览胜地。又如鹤鸣山（又称鹄鸣山）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然而四川有两处鹤鸣山，一在古蜀地大邑县，一在古巴地剑阁县。何为中国道教的发祥地？就只有依靠有关方志了。根同治6年《大邑县志》的“舆地”所载，鹤鸣山因其山形似鹤，“邑北有鹤鸣山，有身，有头，有翼，有嘴，口衔丹书，形如飞鹤，故名”，又说鹤鸣山紧连着“道家宝仙九室之洞天”的青城山，迄逶东南，有奇峰突兀，绝壁千仞，宛若鹤顶，名天柱峰。峰顶原有一座金碧辉煌，魏峨精美的古道观上清宫。由此可断言大邑鹤鸣山乃是道教的祖山和真正发祥地。又，云南省充分挖掘和利用方志中的民俗文化资源优势，建立了云南民俗博物馆和民族村，举办各种形式的艺术节，发展独具特色的民俗旅游，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仅民族村每年接待中外游客超过40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当然方志上的记载不尽如实，有关记载里往往夹杂有许多错误。如《河南通志》里就有同一古迹多处重复的现象，仅李密墓就有睢县和灵宝两处。蔡邕墓也有杞县、开封和尉氏三处。苏洲城东南25里的角直古镇上有一保圣寺，据康熙《吴县志》等地方志记载，寺内九尊罗汉像各具异态，栩栩如生，这些塑像为唐代著名塑家杨惠之所摹。但北京大学陈从周先生对寺内的古建筑，经过反复琢磨，推敲，又查考其他史实，认为山东长清县灵岩寺宋塑及四川重庆北温泉宋摩崖和保圣寺塑像如出一辙。据此推断保圣寺塑像石非杨惠之所作，而是出自宋人之手。（注：《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0年第2期。）因此，在对地方志中的旅游地理资料进行开发利用时，要对现存方志进行清理，取精去芫，就能充分发挥地方志的作用，为加速现代旅游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