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来自山东省五城市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东省论文,城市居民论文,社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中国正处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城乡地域界限、职业界限、干群界限以及传统的社会关系都受到了冲击，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其突出表现是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为人们的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社会流动率明显提高。本文拟对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进行考察。
我们将根据对山东省五个地级市居民的问卷抽样调查资料，分析当今城市居民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趋向，考察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
一、研究方法
社会流动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分层体系中，人们的社会地位或位置的变动。对社会流动进行操作化研究时，多选用职业这一指标，即把职业流动当做社会流动的操作化概念，用职业流动的结构和趋向说明社会流动的特征与方向。因为职业结构“构成了社会分层主线的基础”〔1 〕。
这里，参照我国对职业类型划分的有关标准，把职业群体分成下列类型：1.农业劳动者，即从事农、林、牧、渔等生产的人；2.私营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这类群体构成复杂，异质性高，从小商小贩到大老板都有，但他们所占比例较小；3.工人，主要包括产业工人，建筑、运输工人等；4.商业服务业人员；5.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教师、从事各种科研活动及文化事业的人员；6.管理干部，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管理人员。
1996年7月至1996年10月，我们在山东省的济南、青岛、潍坊、 枣庄、聊城五个地级市，运用分层抽样法进行了问卷调查。每个城市发放问卷300份， 样本是根据本项研究所涉及的六种主要职业者（农业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干部），以非比例分层法抽选的。共发放调查问卷1500 份， 回收1325份，回收有效率为87.5%。
本项调查的对象是30岁以上的男性在业者。按照社会流动研究的一般惯例，我们没有调查女性在业者。我们关注的重点是通过对这些男性在业者的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等情况的调查以考察代际职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他们职业地位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对资料进行分析时，我们将首先使用“流动表”说明代际职业的继承和流动程度。然后，通过运用“地位取得模型法”作多元相关与回归分析，说明影响人们社会地位的世袭性因素和成就性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结构性社会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与特征。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职业结构与流动趋势
在用职业结构的变化说明社会流动的特点时，常用流动表加以分析，即对父辈的职业和子辈的职业进行交互分类。具体做法是把父辈的职业或被调查者（子辈）的第一个工作作为他的职业流动的起点，把他当前的职业作为其职业流动分析的止点，以此考察代际或代内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流动表一方面可以反映出从父辈到子辈职业的继承与流动关系（流出表），另一方面则能反映出职业组成人员的来源构成（流入表）。我们所得到的山东省城市居民职业流动的流出表和流入表见表1、表2。
在表1中，最后一行是被调查者（子辈）的职业分布情况。 在该表的左上角到右下角的对角线上分布的数字代表的是不流动率，即子辈职业对父亲职业的继承率或世袭率。可以看出，在每一行中，这个数字是最大的，这说明父亲职业对子辈职业有着直接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其父亲是工人的职业继承关系最大（45.3%）。相比来说，父亲是专业技术人员的继承率（30.1%）较低，他们当中有更多的人向其它职业流动。对角线右上部的数字反映的是向上流动率，左下部的数字则反映了向下流动率。
表1.从父辈职业到子辈职业（1996）的流出表（%）
被调查者职业12 3 4
农业私营工人商业、服
父亲职业 劳动者 个体户
务业人员
1.农业劳动者
31.5 4.415.3
9.0
2.私营、个体户 6.532.2 6.5 19.4
3.工 人1.7 5.945.3 15.7
4.商业、服务业人员 4.5 8.014.8 36.4
5.专业技术人员 3.3 4.120.3 12.2
6.管理干部 2.2 3.424.2
9.0
被调查者总体
15.8 5.322.0 12.3
被调查者职业56 总
专业技
管理
父亲职业 术人员
干部 计
1.农业劳动者
21.118.7
100.0
2.私营、个体户 29.0 6.5
100.0
3.工 人
14.017.4
100.0
4.商业、服务业人员 25.011.4
100.0
5.专业技术人员 30.130.0
100.0
6.管理干部 23.637.6
100.0
被调查者总体
21.021.2
97.6[b]
注：a.指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后表皆同。
b.其他职业者占2.4%。
表2.从父辈职业到子辈职业（1996）的流入表（%）
被调查者职业12 3 4
农业私营工人商业、服
父亲职业 劳动者 个体户
务业人员
1.农业劳动者
91.138.232.1 33.3
2.私营、个体户 1.014.7 0.7
3.8
3.工 人2.020.638.2 23.3
4.商业、服务业人员 2.010.3 4.6 20.1
5.专业技术人员 2.0 7.4 8.9
9.4
6.管理干部 2.0 8.815.4 10.1
总 计 100.1
100.099.9 100.0
被调查者职业56 父辈
专业技
管理
父亲职业 术人员
干部总体
1.农业劳动者
46.441.246.3
2.私营、个体户 3.4 0.7 2.4
3.工 人
12.415.418.2
4.商业、服务业人员 8.2 3.7 6.7
5.专业技术人员 13.913.9 9.4
6.管理干部 15.725.114.1
总 计 100.0
100.0
97.1[a]
注：a.其他职业者占2.9%。
在表2中，最右边一列的数字是被调查者父辈的职业分布， 将之与表1中调查者职业分布相比，可以看出， 父辈与子辈的职业分布有很大的不同。该表左上角到右下角对角线的数字反映的是与父辈职业相同的人员的比例，这一系列数字在各行中最大，表明各职业成员来源于与父亲职业相同的家庭的人员最多。如，调查对象中的农业劳动者有91.1%出身于农业劳动者家庭。而专业技术人员与父亲是相同职业的比重则只有13.9%，这说明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出身分布较为广泛。
根据流动次数的分布（见表3），我们还计算出了不流动率、 向上流动率、向下流动率、结构性流动率和循环流动率，见表4。
表3.父辈职业到子辈职业流动次数表
被调查者职业12 3 4
农业私营工人商业、服
父亲职业 劳动者 个体户
务业人员
1.农业劳动者185 26 9053
2.私营、个体户2 10
2 6
3.工 人 4 14 10737
4.商业、服务业人员4
7 1332
5.专业技术人员4
5 2515
6.管理干部4
6 4316
总计203 68 280
159
被调查者职业56 总
专业技
管理
父亲职业 术人员
干部 计
1.农业劳动者124 110 588
2.私营、个体户9
2 31
3.工 人 33 41 236
4.商业、服务业人员
22 10 88
5.专业技术人员
37 37 123
6.管理干部
42 67 178
总 计267 2671244
表4.职业流动率表
流动类型
百分率
不流动率35.2%
总流动率64.8%
向上流动率 48.4%
向下流动率 16.0%
结构流动经 30.9%
循环流动率 33.9%
表5显示了不同职业群体职业流动途径的差异。它表明， 从流动途径来看，成为“农业劳动者”的流动形式多为“子继父业”，成为“工人”的流动形式多为“单位招工”，而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的流动形式多为“国家分配”。
表5.不同职业群体的流动途径（%）
职业 12 3 4
农业私营工人商业、服
流动途径 劳动者 个体户
务业人员
子继父业 73.810.110.4 12.4
国家分配 2.4 1.424.0 24.8
单位招工 2.9 4.347.9 26.1
托人介绍 1.911.6 2.8
9.3
外面调入 —— 2.912.2 10.6
其 它
18.969.6 2.8 16.8
总 计
99.999.9
100.1 100.0
职业56
专业技
管理
流动途径 术人员
干部
子继父业 2.93.2
国家分配 53.6
45.3
单位招工 18.8
14.0
托人介绍 2.95.8
外面调入 21.0
26.6
其 它0.75.0
总 计
99.9
99.9
n＝1311x[2]＝1153，列联系数＝0.68
对于代内流动，我们主要考察了被调查者自1979年以来的变化情况。在这些被调查者中，1979年已工作的人占三分之二多。与1979年时相比，这些人中有52.4%认为目前职业“更好”，有31.3%的人认为“无变化”，认为“更差”的人只有6.2%。 但不同职业群体回答的差异较大，如表6所示：
表6.目前职业与1979年时的职业比较（%）
职业
12 3 4
农业私营工人商业、服
变化 劳动者 个体户
务业人员
无变化
42.928.040.7
36.6
更 好
53.666.050.0
46.2
更 差3.6 6.0 8.9
16.6
总计100.1
100.099.6
99.4
职业56
专业技
管理
变化 术人员
干部
无变化 32.026.5
更 好 62.370.6
更 差 5.7 2.4
总计 100.095.5
（二）职业地位取得的因素分析
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有：（1 ）世袭性因素。（2）个体性因素，包括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期望、 工作业绩等。（3）结构性因素，包括社会分层结构、社区环境（城乡）、工业化与经济发展、人口迁移等。下文将通过对地位取得模型和结构性因素的分析，来解析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
1.地位取得模型分析
地位取得模型分析法（status attainment model）， 又称路径分析法（path analysis），是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P.布劳和O.D.邓肯在他们合著的《美国的职业结构》（1967）中最早提出的。它通过综合考察人们的社会出身、教育、职业生涯起点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说明这些因素对职业地位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种多变量回归分析可以建立一种多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模式，从量上说明世袭性因素和个人成就性因素对职业地位影响的程度。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了下列与人们的职业地位相关的几个主要因素：被调查者父亲的文化程度（V[,14]）、职业（V[,15]），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V[,3]）、户口（V[,2]）、职业（V[,4]）、收入（V[,9]）等，对于这些变量按不同的等级取值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建立了如下的相关关系矩阵（表7）和路径模型（图1）：
表7.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矩阵
V[,9] V[,15]
V[,2]V[,3]V[,4]
V[,9] 1.0000.1570.2780.3840.371
V[,15] 1.0000.3510.2450.262
V[,2]1.0000.4970.552
V[,3] 1.0000.576
V[,4] 1.000
图1. 各变量关系的路径模型
在图1中，单箭头表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双箭头表示相互关系。直线上的数字表示路径系数。其数值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变量关系的作用程度。例如被调查者本人的文化程度，是父亲的文化程度和父亲的职业对本人职业影响的中间变量，它对一个人的职业地位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路径系数为0.40），对“户口”的影响也非常显著（路径系数为0.44）。由此可见，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变量。表8 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表8表明，人们的文化程度越高， 他们的职业地位也就越高。
表8.文化程度与职业的关系（%）
职业12 3 4
农业私营工人商业、服
文化程度 劳动者 个体户
务业人员
文 盲 9.9 4.3 0.3
8.1
小 学41.5 15.912.5 28.6
中 学47.3 60.963.2 38.5
中 专 1.4 15.914.2 18.0
大 学—— 2.9 8.7
6.8
研究生—— —— 1.0 ——
总 计99.9 99.999.9 100.0
职业 56
专业技
管理
文化程度术人员
干部
文 盲
————
小 学3.3 2.2
中 学
13.814.4
中 专
24.630.0
大 学
50.449.8
研究生7.6 3.6
总 计 100.0
100.0
注：x[2]＝767.32 列联系数＝0.61 n＝1311
“户口”不但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而且决定着人们的职业类别，即“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间的差别远比职业之间的差别大。因此，它对人们职业地位的影响也非常特殊。在此路径模型中，它对职业地位的路径系数达0.34。在下面的结构流动分析中，我们将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
2.社会流动的结构性因素分析
上文在不考虑社会结构有重大变迁的情况下分析了与个体性因素直接相关的社会流动。实际上，我国自70年代末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由此所造成的结构性流动非常显著。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使城乡流动明显扩大。
在当今中国社会，传统的世袭性身分制度虽已不复存在，然而，建国后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城乡居民进行了严格划分。这种制度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它极大地限制了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封闭的城乡结构开始被打破。由于提倡发展多种经营和提倡多种所有制并存，调整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过去的户籍制度与就业制度，特别是恢复了高考制度，因而，有越来越多的人由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近年来出现的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更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流动〔2〕。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在被调查者中，属于农业户口的人占29.2%，非农业户口者占70.8%。但在他们的父亲中，农业户口者占52.9%，非农业户口者占47.1%。可见父子两代之间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表9 更明确显示父辈为农业户口者，有更多的子辈成为非农业户口者，呈明显的向上流动态势。
表9.从父亲到儿子的户口变动表（%）
被调查者户口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总 计
农业户口49.1
50.9 100.0
非农业户口6.8
93.2 100.0
总 计
29.2
70.8 100.0
注：x[2]＝280.2 列联系数＝0.42 n＝1308
第二，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促进了社会流动的发展。
一般认为，目前中国最主要的阶层有三个：农民、工人、干部。他们大略分别属于国外通常所说的农业劳动者（Farm ）、 体力劳动者（Manual）和非体力劳动者（Nonmanual）。此外， 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属于新出现的职业阶层，但他们的数量仍然较少，其构成也较为复杂。
近年来，我国各阶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农民”阶层，由于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农民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已有许多人离开了土地，从事各种非农产业。总之，新时期的阶级阶层结构变化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产业结构的变动，使那些与现代经济紧密相联的职业群体无论在总体规模还是在社会影响力方面都有明显的增长，而且有一亿多原来的农民正在转变为工人；二是深刻的职业分化使原有的同一阶级内部出现了具有不同经济地位和利益特点的社会阶层，原来相对重合的收入、地位、声望三个社会序列发生了分离；三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使得中国社会新出现了一个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私营企业主阶层〔3〕。
表10. 从父亲到儿子的阶层流动表（%）
被调查者阶层
农 民工 人干 部总 计
农 民
32.9 25.4 41.6 99.9
工人[a] 2.6 62.4 35.0 100.0
干部[b] 2.8 34.1 63.1 100.0
被调查者总体 17.4 37.3 45.3 100.0
注：a.包括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
b.包括知识分子及各类党政管理干部。
表11.各阶层间流动率
流动类型 百分率
不流动率
48.2%
总流动率
51.8%
向上流动率 41.8%
向下流动率 10.0%
结构流动率 31.3%
循环流动率 20.5
然而，我们的调查表明（如表10和表11所示），近年来，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水平还不是很高，阶层结构的封闭性还未根本改变。特别是将表11与表4相比，阶层“不流动率”（48.2%）明显高于表4中的职业“不流动率”（35.2%）。
三、当前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有问题
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是发生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这一背景之下的，由此而存在着一些特有的问题：
第一，行政因素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
由于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行政因素对于社会流动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表5说明， 目前社会流动的渠道带有一定的不规则成分，行政因素的作用过强。在职业序列中，位次较高职业的流动渠道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例如，职业序列中位居第一的管理干部的流动渠道，“国家分配”占45.3%，“外面调入”占26.6%。“国家分配”是标准的行政行为，“外面调入”基本上也是一种行政行为。这样看来，在管理干部中，有71.9%的人是经由“官方”渠道实现流动的。再如，职业序列中位居第二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动渠道，“国家分配”占53.6%，“外面调入”占21%，两者相加为74.6%。
第二，户口对于社会流动仍然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中国自建国以来对于户籍实行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这种严格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设定了严格的城乡界限，二是区域之间居民的户口有较强的固定性与封闭性。1978年以后，中国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显然，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户口对于社会成员获取职业地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图1表明，目前， 户口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山东省城市居民职业地位的获得，其重要程度仅次于文化程度。
第三，“单位体制”中用人制度的亲缘化倾向对于社会流动存在着不利影响。
我国建国以后逐渐确立的“单位体制”在用人制度上存在着明显的亲缘化倾向。据有人对某地14家国有工业企业作过的一项调查：1983年，这些企业职工总数为2154人，1989年增至4006人，增幅为86%。而有亲属关系的职工由当年的251人剧增到1989年的1422人，膨胀了4.75 倍。有亲属关系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由11.65%上升到33%〔4〕。由于这种亲缘化倾向是以拒斥其他许多社会成员通过正常的流动渠道进入本单位工作为重要特征，因而，极不利于正常的社会流动。
四、与社会流动相关的几种趋势
山东省城市居民社会流动的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中国与社会流动相关的几种趋势：
第一，社会分化呈现出多样化且常态化的趋势。
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化程度很低，社会流动率也很低，这主要表现在：（1）农民、工人、干部三大身分板块之间的隔绝。（2）同一身分板块内具有浓厚的同质性色彩。在同一身分板块内，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很小，如个人的收入非常相近，可供选择的职业很少，人们和工作地点、工作单位的联系十分稳定。在这种情形下，层内流动程度是相当有限的。（3 ）社会成员获得某种社会位置往往取决于许多先赋性条件。这一切强化了社会结构的刚性，并使中国缺乏一种产生于社会成员层面的有效的社会活力。
197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分化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常态化的趋势，从而对社会流动产生了推动作用，以往三大身分板块相互隔绝的局面已初步改变，社会流动程度明显提高。山东省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状况明显反映出这一点。例如，农民与非农身分之间的坚冰已被初步打破。又如，表4显示，山东省城市居民在职业方面的总流动率为64.8%， 这说明社会流动水平已明显提高。另一方面，表2还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 在被调查者中，除了农业劳动者的91.1%出身于父亲是本职业的家庭外，其他各职业成员多来源于父亲是别的职业的家庭，如，专业技术人员中只有13.8%、管理干部中只有25.1%、私营个体户中只有14.7%出身于父亲是本职业的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先赋性条件在社会流动过程中所起作用在减弱。
第二，注重个体利益已成为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中重要的行为特征。
1979年以前，人们社会流动的行为取向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个人对于社会流动的选择余地相当有限，当时的社会流动更多的是一种政府行为、集体行为，而不是个人的选择。如，60年代初期大批城市人口迁回农村的举动、60年代后期70年代前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均是由政府组织与实施的。另一个特征是，人们对于社会流动的考虑多是以“国家需要”、“建功立业”为基点，出自个人功利、生活安适考虑的流动取向为人们所鄙视。
1979年以后，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觉醒，他们更注重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的生活质量，这种世俗化的行为取向对社会流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人们对“实惠”职业的推重，比之于只有高声望的职业，他们更看重职业是否能带来较高的收入和是否拥有较大的权力。 表6显示，经济收益最可观的私营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对于目前的职业非常满意，有高达66%的人选择了比1979年时的职业“更好”一项，这个比例在所调查的六个职业中居于第二位。同“权”直接挂钩且收入不算低的管理干部对于目前的职业最为满意，有70.6%的人选择了“更好”一项。相比之下，同“实惠”职业距离远一些的职业如农民、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分别只有53.6%、50%和46.2%的人选择了“更好”一项。这些情况说明，当今人们社会流动取向已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
第三，受教育程度已成为影响社会成员流动的最重要的因素。
改革以前，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教育在中国社会的声誉及影响曾被人为地降低，不可能成为影响社会成员流动的重要因素。1979年以后，教育以及现代知识的价值得到了全社会的确认，受教育程度成为影响社会成员自身发展包括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本文的地位取得模型证明了这一点。该模型说明，在与人们职业地位相关的几个主要因素中，本人的文化程度对于一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最大，路径系数为0.40。表8 也表明：社会成员职业地位的高低序列同人们文化程度的高低序列几乎是重合的，如管理干部中具有大中专及研究生文化程度人数的比例为83.4%，专业技术人员中的比例为82.6%，商业服务人员中的比例为24.8%，工人中的比例为23.9%，私营个体户中的为18.8%，农业劳动者中的比例为1.4%。显然， 教育已成为社会成员实现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途径。
总起来看，山东省城市居民自1979年以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状况，是同中国的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的。它以合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为取向，提高了社会公正的水平，激发了社会活力，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广泛而持久的推动力量。
在本文的调查及资料分析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白红光副教授、郭大水副教授、刘慧晏副教授、张华筠讲师以及山东大学社会学系93级、94级诸多同学的帮助。在此，谨致由衷的谢意。
注释：
〔1〕Peter M.Blau and Otis D.Duncan,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N.Y.:The Free Press,1967,p.6.
〔2〕严格地讲，这种人口流动不同于社会流动。因为， 大部分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既没有“职业化”，也没有“城市居民化”。考虑到这一点，本项研究未将这部分社会成员列入研究范围。
〔3〕参见李培林等《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4〕杨关：《企业“家族”现象》，《社会》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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