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流行文化进入教科书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教科书论文,学校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08)05-0022-05
2005年被称为语文教材改革的“战国时代”，流行歌曲、武侠小说、新闻人物、通俗文学等相继进入语文教科书，一时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网络上更是针对“流行歌曲也能爱国”、“刘翔比黄继光更具榜样性”、“教科书谁上谁下”等话题展开激烈讨论。这不仅仅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教材改革，更是我国道德教育改革的良好契机。本文试图透过“流行歌曲进入教科书”这样一个事件挖掘其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影响。
一、事件回顾：“蜗牛也能爱国？”
在2005年3月公布的《上海市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曲目》中，周杰伦的《蜗牛》和《真心英雄》、《中国人》等流行歌曲位列其中，由此展开了“蜗牛也能爱国”的网上大讨论。周杰伦这一青少年极力追捧的流行乐坛偶像随即频繁地出现在教育视野中，除了这首《蜗牛》，另有5首作品入选学生教材或考试内容，包括入选台湾小学教材的《听妈妈的话》、入选某地区小学教材的《上海1943》、成为台湾高中联招历史考题的《爱在西元前》、成为台湾某学校语文考题的《发如雪》，还有《青花瓷》歌词默写成为武汉某中学的考题。与此同时，罗大佑的《现象七十二变》入选大学语文教材，崔健的《一无所有》进入高中选修课本，《弯弯的月亮》进入粤教版的课本，都引发了很大争论。
在这个被流行歌曲充斥的时代，流行文化的信任危机引起人们的关注。家长和教师的担忧有增无减：该让今天的孩子们唱什么样的歌？如何把它们的注意力从那些流行偶像歌手那里吸引过来？陪伴几代人的儿歌、传统爱国歌曲就这样离我们远去了吗？于是，我们看到了由《蜗牛》入选爱国主义歌曲引起的这场热烈的讨论。各大媒体纷纷投来关注的目光，不同领域的学者积极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予以理性的审视，而这场讨论的主角——广大青少年更是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赞成者声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明星可以刺激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做法是有益探索，具有现实意义”……反对者也在追问“《蜗牛》与爱国主义何干”之后积极地做出了回应：“简直是开玩笑”、“跑调的道德教材”、“我们缺的不是流行是经典”，等等。[1]如今，这场讨论似乎渐渐平息，但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思考：这些流行歌曲为何会有传统教科书无法匹及的吸引力？可当大家真正喜欢的东西想要登上“大雅之堂”，为何招来如此多的质疑和拒绝？流行歌曲这样一种流行文化元素一旦进入作为法定文化的教科书，会有怎样的遭遇？
《蜗牛》可以入选，肯定有其优势与合理性。正如选择曲目的负责人所言：“发现周杰伦是中学生最爱偶像之一，且《蜗牛》歌词与思想内容上进，唱起来朗朗上口，又为广大中学生所深爱，遂选歌时毅然敲定此曲……”《蜗牛》里没有激昂的口号，但却在大众化的旋律中唱道：“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挂着轻轻的仰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让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这样通俗易懂且优美的歌词能够激励青少年积极奋发。从小处着眼，从青少年的实际心理需求出发，培育他们健康的精神品质，引导他们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同样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精英，黄继光、邱少云是革命年代的英雄，周杰伦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他的音乐天赋与勤奋好学、他对理想的那份执著追求与永不言败、他对亲情的体悟和珍重都值得我们今天的青少年学习。而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是那一时代文化的凝练，它最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理想与追求。周杰伦歌曲的入选体现了教材的时代感，表达了学校文化向大众文化的逐步敞开，更让学生找回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当“流行”遇上“爱国”：流行文化与法定文化遭遇之分析
(一)流行歌曲、流行文化与青少年亚文化
从文化的属性来看，流行歌曲既属于流行文化，又是一种青少年亚文化。
1.流行歌曲与流行文化
“流行”，在一个时代意味着什么？英国文化研究创始者威廉斯在《关键词》中这样定义“流行”：“流行，意味着为多数人所喜闻乐见；流行，处在高级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比较之中；流行，用于描述一种‘人们为自身而制造’的文化；流行，意味着大众媒介通过商业利益对人们的强加。”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流行文化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流行文化的产生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大众传媒产生并迅速发展的结果。它是以现代传媒为载体，以特定年龄的成员(主要是青少年)为受众，以批量生产为特征，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的的一种媒介文化。[2]
流行歌曲在现代都市流行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歌星”成为许多少男少女的梦想，这从“超级女声”、“非常6+1”、“快乐男生”等全民选秀节目中也可见一斑。作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它具有流行文化的共性，流行文化的时代性、商业性、日常生活性等特征都在流行歌曲上有所体现。“通俗性”是流行歌曲的首要特征，它以其简单流畅的旋律、通俗易懂的歌词以及流行歌手特有的亲和力深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流行歌曲之所以广为流行，主要原因是它真正唱出了人们的心声，抒发了心底最真实的情感，容易引起共鸣。流行歌曲没有太多的道德说教，更多的是一种娓娓道来，低声倾诉着最真实的社会与自我。作为一种共识性的社会符号和通用语言，流行满足了人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其次是快速更替性。借助商业运作、媒体宣传，流行歌曲被批量生产，又迅速投入消费市场，即时消费性决定了它短暂的周期。
从社会学的视角观照流行歌曲，它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它本身又是一种文化产品，折射出商业生产与市场消费的运作；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它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变革；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符号，它表达了特殊受众阶层——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及内心需求。
2.流行歌曲与青少年亚文化
青少年是流行歌曲最主要的消费对象和最积极的推广者，因而流行歌曲就成为一种青年亚文化。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青少年群体特殊的内在需求。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化的过渡时期，在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强烈地体现出边际性人格和多元化、个性化的价值选择。流行文化不仅是他们寻求自我的工具，更是借以认识社会和向社会表达的手段。第二，青少年流行文化根源于文化趣味的代际差异。年龄的差异导致了青少年追求文化与其他年龄层的人的不同，形成了自己的“同辈文化”。青少年们可以获得共同的话题、话语，分享共同的情感与趣味，关键是借此获得一定的身份认同。第三，“时尚压力”与“符号诱惑”的积极应对。应当说流行音乐在宏观上形成了一种“时尚压力”，这种压力虽是潜在的，其影响却不能被忽视。不喜欢流行音乐的人被认为是落伍了，思想过时、心态老化，也不会被同辈群体所接受和认同。而从微观层面来说，流行文化给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送去新奇的、充满刺激与想象的“符号诱惑”。加之青少年特有的猎奇心理和爱好模仿、追随时尚的特性，他们成了流行音乐最忠实的听众。第四，学校生活减压的工具。流行歌曲是学生枯燥、严肃的学习生活之余的合理宣泄工具。流行歌曲中体现了青少年个性化的风格和主体意识的张扬，流露出青少年不被理解的无奈和对回归主流的渴望。当青少年面对同一性危机和角色转变困难的无助时，当他们内心带着孤寂地面对主流时“失语”的一丝无奈，流行文化为他们提供了展现自我的另类“前台”和获得身份认同的归属感。
(二)现象透视：教材改革折射新问题
流行文化进入教科书是最近两年的教育热点事件，除了上面提到的流行歌曲，还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刘翔奥运夺冠的新闻报道、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经典对白等纷纷“涌”入教科书。一时间，人们发现那些“经典”被“流行”所取代，“英雄”也给“偶像”让位，新教材这种适应时代发展的改革折射出许多新问题，于是我们听到了各方或赞成或反对的声音。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到底谁有资格进教材？人们心存疑虑：一向被视为“民间力量”、“草根文化”的流行文化可以进入庄严的教科书吗？它会给正处于身心发育期的青少年怎样的价值导向？整天学习这些流行的东西，是否意味着“经典”的缺失和文化传承的断裂？学生的精力和注意力一旦被吸引过去，还可以维持正常的基础的知识传承和价值观传递吗？
首先，应当看到，新入选的这些“流行元素”都是深受当代青少年喜欢的流行文化，这充分反映出教材编写者紧跟社会潮流，充分考虑到青少年的身心发展需求，是对时代发展的积极应对。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声音，流行歌曲也正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不管是唱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峡两岸中国青年面临社会转型时所特有的迷惘、困惑、痛苦和思考”的罗大佑，还是为全亚洲人争了气的奥运冠军刘翔，不管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还是周杰伦的歌曲，它们都以鲜活的形式，最真实地记录着中国社会行进的一段段轨迹。所以在教材里，适当地注入新鲜血液，是时代所趋，也是历史必然。
其次，教材的这种变革也把榜样从神龛上请了下来，还以血肉丰满的形象，增加了亲切感和可学性。多年来我们一直神化教材，过分夸大了教材的作用。尤其是语文教材，不仅要求注重文学价值，更要求注重思想内涵，肩负着文化传承的重任，其所秉承的意义和作用超越了其他任何教材。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教材过于注重教化，没有打动学生，没有触动心灵，显得沉重而严肃。进教材的作家都是鲁迅、老舍、茅盾、朱自清、叶圣陶这样的大师级人物，编选的课文都是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或是伟人的时政杂文，政治色彩或价值意蕴鲜明。而学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对鲁迅的文章有陌生感和距离感，没有新时期的刘翔、杨利伟这般亲切。
(三)问题剖析：流行文化进入教科书之遭遇
流行文化进入教科书为何引起了如此强烈的争论，首先有必要从教科书的社会本质来考察。在课程社会学视野中，教科书是一种代表了统治阶层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法定知识载体，其本质是社会控制的工具。阿普尔将其概括为“属于特殊人群的合法知识”的化身。教科书通过使现有的社会关系合法化和占据支配地位的身份合法化实现了社会控制。从表面上看，教科书传递的知识是中立的，而实际上是统治阶层根据其统治需要来组织教材内容，从而构成社会的强势文化，与之相左的文化都难登大雅之堂，由此产生了文化霸权。教科书内容的选择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传承与价值选择的过程。我们长期以来接受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和道德理念都是国家公民所需要的基本素养，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在我国，不仅品德课和政治课教材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其他课程的教材也都承担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功能。所以，教科书中蕴藏着知识与权力的斗争，内涵着利益的纷争，也体现了文化的霸权，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
流行文化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但由于其内容上的良莠不齐和形式上的前卫张扬，这种“时尚压力”流行的东西不是对每个人都具有影响力。而且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各有所爱，各取所需。可一旦进入教科书，成为一种法定知识，教师与学生便别无选择。它们被赋予法定知识所具有的神圣感和严肃性，学生要像往常一样，学习、背诵甚至考核这些平日里可以自由哼唱的流行歌曲。所以，当武汉某中学的考题中出现了《青花瓷》的歌词默写，学生们感到奇怪，但还是以考题来认真对待。对此，教师认为这样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专家则认为这样毫无意义，甚至会对学生造成误导。对于一种现象的截然不同的反应正反映了流行文化碰撞法定文化后的尴尬遭遇。它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定文化，又不再是简单传唱的流行歌曲，究竟如何应对？
作为一种被民众喜欢，在街头广为传唱的流行歌曲，除了享有极高的认同感和满意度，更有法定知识难以达到的广泛自由度。可一旦进入教科书，便被人为地赋予了很多价值期望，肩负着向青少年传递“爱国主义”以及其他的主流价值观的任务。作为一种来自民间的“消费意识形态”，流行的力量难以阻挡，影响力很广但不会持久深远；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法定文化具有绝对的权威，其统治影响可以很久远，但难以达到流行文化的那种认同感和影响力。如何使二者互补，有效发挥流行文化对法定文化的促进作用，是当前教育者和教材编写者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三、流行文化进入教科书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流行文化进入教科书虽然属教材改革范畴，但也影响到学校道德教育。人们担心流行文化充斥校园会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榜样教育等产生不良影响。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应时代发展之举对道德教育改革的启示：新时期我们怎样爱国？应当树立怎样的榜样？
首先是对“爱国主义”的重新理解。长期以来，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多诉诸一些“口号式”的宣扬，活动形式也多是看革命影片、参观英雄纪念馆之类，把“爱国”狭隘得理解为革命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缺少新时期身边典型事迹的学习。这种爱国主义是“被制度和机构操纵的话语，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一种一厢情愿的情感强迫，对大众而言是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3]“爱国”并不是一个狭隘的范畴，爱国主义教育更不应该是单纯的说教。在今天的和平年代我们怎样爱国？学生怎样爱国？所以，我们应当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理解“爱国”，它不仅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寄托和国家向心力的体现，更需要适应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特点和接受能力，教育每个人从小处着眼，以积极的心态对待生活，使青少年成为人格健全、意志坚强、乐观向上的一代新人，这是一种务实的爱国主义教育。正如《蜗牛》中唱到的，“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这样的歌曲鼓舞着青少年为理想而努力，我们能说这样的决心、这样的行动不真实，不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吗？
其次是对学生“励志”精神的培养。在当前的流行歌曲中，有这样一类励志歌曲，他们以清新纯朴的歌词深深打动了广大青少年，将他们心底的感受与梦想娓娓道来。当年的《真心英雄》、《水手》等曾鼓舞了一代青年为理想而奋斗，面对挫折永不言败，这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德育教材。今天，同样有许多励志的流行歌曲，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如上面说到的《蜗牛》。当哼唱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范玮琪《最初的梦想》)，青少年学会了在困难面前选择坚强，增强了努力奋斗的动力。当耳边回荡着张韶涵那首《隐形的翅膀》，“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青少年懂得了要坚强地面对人生的无奈与挫折，才会实现人生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这不是一种很好的理想教育嘛！“隐形的翅膀”其实就是每个人心中不灭的希望，是一种信念和力量的象征。就是这样一些青春励志歌曲，给予我们最大的感动与力量。它把宏大叙事以一种生活化的语言传递给青少年，体现了对日常文化的尊重和接受。广大青少年之所以喜欢这类流行歌曲，除了对制作简单、泛滥成灾的“爱情歌曲”的审美疲劳，对基调过高和远离生活的“传统爱国歌曲”的无奈外，更主要的是这样的流行歌曲使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态，并激励自己不断进取。所以，流行歌曲里不只有男女情爱的体验与歌吟，也有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与反思；有对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思考与追问，也有对遭遇挫折和困难的青年人的鼓励与坚持。
流行文化进入教科书也让我们看到新时期榜样教育的变革。榜样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榜样的树立除了要有典型性、可学性，更要有时代感。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已不见革命战争年代的战火硝烟，传统的英雄榜样似乎离我们渐渐远去，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及感情认同的疏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传统榜样人物越来越淡漠，因此我们对榜样认知的价值观念需要刷新。以往人们对英雄、榜样的判定标准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在宣传典型人物时习惯于将其“神化”，成为完美道德的化身，给人不食人间烟火、距离遥远的感觉。还记得小学时教室里张贴着雷锋、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的画像，他们的事迹我们牢牢记在心中，今天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榜样，特别是与青少年的现实生活比较贴近的榜样。如今全国上下在媒体的引领下掀起了评选“感动中国”人物和“道德楷模”的热潮，学校教育也适时代所需，及时应对，刘翔被视为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典范，把他的事迹写入教科书，既贴近现实，又亲切可感，更有感召力。
总之，通过这次教材变革我们看到了德育理念的更新。在信息飞速增长、价值观多元化的新时期，道德教育的思路也应得到扩展，积极应对出现的新问题。面对流行文化，我们不应回避，而是要积极接纳，尝试从中汲取德育的可用资源，探索学校教育与流行文化之间良性沟通与互动的可能。同时，积极拓宽道德教育的诉求层面，从国家意识、民族情感、公民理念、健全精神等多个层面塑造完整的社会公民。另外，流行歌曲入选教科书体现了学校德育与社会生活的紧密结合，教育者开始更多地考虑学生的当下生活和思想状况，教材的设计不再从一些抽象、枯燥的教条出发，而是从鲜活的社会现象和艺术形式出发；也改变了我们对道德教育板着面孔说教的印象，而是从培育合格公民必需的能力和素养入手，增加了榜样的亲切感和可学性；不再把学生喜欢的流行文化都当作“洪水猛兽”，而是因势利导、积极应对。所以，我们应以宽容的态度看待教科书的这种新变革，积极接纳流行文化，发挥其应有的道德教育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