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美国华裔学者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美国论文,华裔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1)01-0142-07
美国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始于19世纪30、40年代，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美国学人可谓凤毛麟角。1928年，美国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院长蔡斯(George Henry Chase)致函燕京大学洪煨莲，由于“柯立芝(A.C.Coolidge)教授的逝世和明年将去华盛顿国务院的亨培克(Stanley K.Hornbeck)博士的退出，使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地胜任指导远东历史研究的工作。”[1](P24)作为美国中国研究重镇的哈佛大学尚且如此，其他美国高校亦可想而知。富路特(L.C.Goodrich)1930年在天津妇女同乡会的演讲中，诙谐指出“合格教师(指从事中国研究和教学)的数量我们用两只手就可以计算过来”[2](P75)；费正清(John K.Fairbank)于1936年调查后发现，以远东为专业的专职者大概不到50人。[3](P68)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迫切需要了解远东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基于现实社会所需，美国的中国研究转向注重应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近现代中国问题。由此可见，真正从事中国史学史，尤其是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美国本土学者为数不多。
然而，自20世纪20、30年代以来不断有在国内接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从事中国史学研究的华裔汉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相继赴美，如洪业、杨联陞、邓嗣禹、房兆楹、何炳棣、刘广京、余英时、汪荣祖、王晴佳等。这些赴美的华裔学者中，不少人到美后潜心中国史学史研究，致力向美国介绍中国史学。得益于这些华裔汉学者，美国对于中国史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为深刻的认识。基于此，本文拟根据笔者所掌握的史料就美籍华裔学者在美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及其影响作初浅探析，旨在抛砖引玉，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华裔学者在美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概况
在赴美的华裔学者中，最早在美国开展中国史学研究，并对美国学界了解中国史学起着不可或缺作用的当属洪业。1928年秋，在美国哈佛大学讲学的洪业深感查检中国古籍十分困难，萌发编纂古籍索引的设想，1930年他向哈佛—燕京学社年会提交计划并获得通过，在学社资助下组成引得编纂处。该处索引编纂工作采用洪业提出的“简而备，疏而不漏”的编纂原则，选题广及群经诸子、佛道子目、前四史、宋辽金元明清传记、类书、诗文和现代期刊，兼及专书、引书、刊误、书目、专题及期刊论文。标引深度达到逐词、逐条，兼及作者、人名。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引得的著录都详加规定，参见方法也较为完备。为了方便读者检索，被索引的文献都采用了当时通行的版本，并编印了一批附有被索引文献的全文的“引得特刊”。为方便对比通行本的页数，该编纂处还发明了一种通行本页数的换算法。每种索引的正文都用“中国字庋
法”排列，书后附笔划和拼音检字表。从1930年成立至1950年停办(1941年12月～1945年秋曾一度中断工作)，该处在十几年间共编索引64种81册(其中正刊41种，附有原文的特刊23种)。洪业所主持编纂的这些引得，被誉为“20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4](P119)1946年春，洪业应聘到美国哈佛大学来讲学。当初只打算在美国住一两年，藉以补足战争期间接触不到国外汉学研究的缺陷，但是后来中国的政治局势变化得太快，他终于年复一年地在美国定居下来。从1946年到1980年，洪业发表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关于中国史学史方面的学术论著，如《公元719年唐朝廷的关于著书目录的辩论》(1957)、《公元708年前的唐代史学编纂署》(1960-1961)、《唐代史官的辞职信》等。①洪业晚年最精心的著作则是刘知几《史通》的英文译注。他对《史通》的兴趣发生得相当早，认为这部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史学体例进行了系统讨论之作。因此他发愤要把它译出来，让西方人知道中国史学造诣之深和发展之早。[5]
继洪业之后，对美国学界了解中国史学发挥着启蒙作用的是对中国史学有着精深造诣的杨联陞。他于1940年赴美就读哈佛大学，跟随贾德纳博士从事研究，194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完成《晋书·食货志译注》，获博士学位。自此之后的近半个世纪，杨联陞一直在美国从事有关中国语言、官制、边疆史、史学史、经济思想史、科技史、书画史、佛教史等方面的研究，正因为如此他曾自喻“敢比仰山杂货铺，何堪舜水再来人”[6](P303)。他在中国史学方面撰有多篇学术论文，如《二十四史名称试解》(1947)、《官修史学的结构——唐朝至明朝间正史撰修的原则与方法》等；②此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杨联陞对《汉书》、《史记》、《三国志》等中国史籍的英译本撰写了大量书评③，在书评中他对翻译的内容及其正确性提出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商榷意见，纠正翻译中的史实错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是把中国史学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
从事中国史学研究并对美国中国史学研究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华裔汉学者还有邓嗣禹、余英时、汪荣祖、王晴佳等。邓嗣禹于1932年燕京大学毕业后，留学哈佛大学，与林语堂、陈寅恪等同为哈佛燕京学社成员，师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于1942年获博士学位，后长期任教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并被哈佛等名校聘为客座教授，从事中国历史、中国史学史及目录学的教学与研究。在美期间，邓嗣禹先后撰述的关于中国史学方面的论著有《中国文献选编题解》(1936)、《近五十年的中国史学》(1949)、《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学》(1962)、《王夫之的历史观及其历史著述》(1968)等；④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名牌大学任教数十年的余英时，在中国史学和史学理论方面有着精湛的研究，先后著有《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1981)、《历史与思想》(1976)、《史学与传统》(1982)、《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1976)等，他的著述中英文著作较少，多以中文发表其学术著作，但并不影响其在英语世界的影响，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即是显证；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执教30年的汪荣祖，先后撰著过《史家陈寅恪传》(1976)、《史传通说》(1988)，《康章合论》(1988)、《章太炎研究》(1991)等史学专著；现任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王晴佳，其早年博士论文即是《中国史学家与西方：现代中国史学的起源》，自此之后长期致力于比较史学史、比较文化史及史学理论的研究，其英文著述有《通过史学创造中国：五四以来的史学方法》(2001)、《史学的转折点：跨文化视角》(2002)、《世鉴：中国传统史学》(2005)等。⑤除此之外，房兆楹、何炳棣、刘广京等其他华裔汉学者或就美国本土学者的中国史学研究著述撰写过书评，或在中国史学方面作过一些研究。例如，何炳棣曾就美国学者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史记》英译撰写过书评，评述其翻译中所存在的问题；刘广京撰有《世界观与农民起义：后毛时代历史学的反思》，专门介绍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史学界关于农民战争研究概况。⑥毫无疑问，他们的研究或书评同样对美国的中国史学研究有着促进作用。
二、华裔学者对美国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影响
由上可见，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华裔学者成为美国中国史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费正清曾感慨道：“我们在美国所从事的对中国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依靠——其中之一是来自中国的富有才干的学者。”[7](P399-400)华人学者在美国的中国史学研究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朱政惠先生如是指出：“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或者华人历史学家，在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过程中，始终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8](P169)具体而言，华人学者对美国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递来自中国大陆的史学信息。由于华裔学者所具有的语言优势及社会支援系统，使得他们在介绍中国国内史学研究信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邓嗣禹于1949年2月在《远东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介绍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概况的长文《近五十年的中国史学》。在该文中，他介绍了19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史学在20世纪所出现的变化，重点是概述了自20世纪初以来至1949年中国的史学流派及中国学者在史前史、古代史、中国通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专门史、中外关系史、艺术史等领域的研究情况；尤为值得重视的是，邓嗣禹对这近50年来中国史学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著述进行了精炼的评述。例如，他在介绍社会史和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时这样评述道，“杰出的作者是郭沫若、李玄伯、陶希圣。前者受马克思影响，后二者受摩尔根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带有很多革命思想和很有价值的观点，只是有些明显的错误……当郭先生的贡献总是倾向于打破的古史体系时，陶先生的成就是揭示古代社会整体的真实情况，他重要的著作有《中国社会的分析》和《南北朝经济史》；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和《史前期中国社会》同样价值连城，前者引用了很多新概念，后者是考古资料的简要归纳”；再如，在清朝学术史研究方面，邓嗣禹指出“尽管掌握材料的范围和方法如此不同，梁启超和钱穆的著作都必不可少；但应该先读梁启超的书，因为钱穆的书简要整理了别人讨论过的问题”[9](P148-149)。显然，邓嗣禹通过此文将20世纪初至1949年这近五十年中国学者的中国史学研究概况向美国学界作了准确而简洁的介绍，美国学者借助此文便可对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研究概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1979年，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之时，美籍华裔学者相继回国探访并与国内史学界进行学术交流。他们返美后即撰写文章向美国汉学界介绍中国国内的史学研究状况。例如，刘广京、黄宗智曾先后于1979年底至1980年初回国，并同国内史学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返美后，他们分别撰写了《世界观与农民起义：后毛时代的历史学反思》和《当前中国的明清史及近代史研究》，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史学界在农民起义、明清史及近代史领域的研究概况及其所出现的新变化。在中美因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其他问题在意识形态、政治及军事上处于尖锐隔绝对峙状态导致基本学术信息交流中断达二十多年之际，刘广京、黄宗智等华裔学者所撰述的有关中国大陆史学研究概况的文章，无疑有助于美国汉学界了解封闭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大陆史学。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赴美求学，并有为数不少的人在美国高校执教，他们在中美学界间架起了史学研究信息沟通的桥梁。曾求学、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晴佳于1987年赴美留学，1992年获博士学位后便一直执教于美国罗文大学。近年来，他常往返于中美学界，在将西方史学信息引入中国学界之同时，亦将有关中国史学的信息带入美国学界。
概而言之，华裔学者利用较之美国本土学者所无法具备的语言和学术方面的独特优势，将中国史学信息准确而及时的传递给美国学界，使得美国本土学者得以了解和掌握中国国内学者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理论方法及成果。
第二，矫正美国学界对中国史学的误解。要真正理解中国史学尤其是传统史学，不仅需要具备阅读中国史籍的语言能力，还必须对中国史籍所蕴涵的史学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唯其如此，才可逐渐掌握中国史学传统的精髓和要义。然而，许多美国本土汉学研究者且不说其对中国史籍的了解程度，即便是从事中国史学研究所需的基本素养——语言能力亦十分薄弱。1973年，以599位中国学家为样本的调查发现，只有25％的人完全具备汉语能力、40％能够阅读、34％具备较流利的口语能力、9％的人能够用汉语写作。[10](P112)林德贝克(John.M.H.Lindbeck)曾对美国中国学家的汉语水平如是评价：“没有一个非华裔的美国学者真正精通双语；全美仅有不超过两到三人能够用汉语写出适于刊载在中文期刊上的文章。”[11](P97)由于不具备看中文书籍的能力，美国汉学研究者时常犯下“郢书燕说”的错误。例如，罗伯特·哈特韦尔(Robert Hartwel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讨论11、12世纪宋代社会的专文。在文中，哈特韦尔把《欧阳文忠公集》的“文忠”合读，“公集”合读；明琼山海瑞汝贤编的《元祐黨籍碑考》误为是“琼山海”、“瑞汝贤”编。[12](P697-715)
专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尚且如此，其他学者自不待言。由是可想见，这些不具备充分语言能力的美国学者在认识和理解中国史学尤其是传统史学时不可避免地存有误解。美国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实为儒家史学，而儒家史学旨在为道德服务，故是有史而无学；没有史学观念的中国史学，只能收集与编排史料，缺少辨别真伪的能力；只知编年，而殊乏综合与解释的技艺，以至于史学意识停留在相当低的层次。对于中国的史官制度，则认为官修代表官方立场，史官为政府所雇用，必具官方的意识形态与偏见，甚且往往有违真实，无从具有个人独立的观点与立场[13](P91-99)。简而言之，中国传统史学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切影响，把重点放在褒贬上，沦为道德工具，而历代中国政权雇用史官，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又沦为政治工具，以至于没有独立的史学意识，在方法上亦因而停滞在编排与剪贴的层次。[13](P106)例如，萨金特(Clyde B.Sargent)认为：“中国史家的任务是维系政治道义的正统性，编撰史料主要是旨在暗示目前政治事件与这种正统政治标准的关系。历史记录目的在于将其作为一种对政治事件的道德解释，以指引后世统治者的政治道德。在他们的脑海中，最为突出的职责是有必要根据正统标准将历史描绘成它应该怎样而不是它是怎样。对于他们而言，历史不是综合全面分析经济历史与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主要是为统治者的政治道义教育服务。”[14](P134)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亦提到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西方人批评司马迁的《史记》，“像一部没完成，未经整理，有点失控的史书；司马迁似乎像一个没有头脑的抄写者，他不加区别地乱抄乱写，自相矛盾，缺少编修所要求的一致性和控制力的感觉”[15](P99)。
对于美国学界在中国史学方面的误解，华裔学者自认为身在美国就应尽一份力量矫正。例如，洪业在《公元708年前的唐代史学编纂署》一文中即对中国的史官制度进行辩护。通过对公元618至708年这90年间唐代官修史状况的研究，他认为“一些旧有的观念必定要受到挑战，……唐代的国史馆从来都不是王公大臣或秘书处的附属机构，它实际上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独立于宫廷或政府任何主要部门的机构”[16](P100)。又如，杨联陞在《官修史学的结构——唐朝至明朝间正史撰修的原则与方法》一文中指出，正史中具体呈现的原则中，最重要的是环绕在“为何”与“如何”等问题上。在回答“为何”这个问题上，记录的连续性与传达有用的参考资料为两个主要的原则；至于“如何”的问题，最重要者为两套相互矛盾的原则：忠实记录的原则之于伦理的偏见或专事掩饰(讳)，以及称颂与谴责(褒贬)的原则之于共同的评价。与此同时，杨联陞认为官修史学所常采用的集体修史及纪传体的方法可弥缝因官修史学原则导致减低对中国官修史书的信心与兴趣。[17](P101-108)显而易见，洪业、杨联陞等华裔学者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美国学界对中国史学的误解。
第三，协力提升美国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水准。如前所述，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真正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20四世纪40年代后，在区域研究的浪潮下，美国研究中国的主流转向了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近现代中国问题。基于此，美国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相对而言非常薄弱。一直到20世纪末，美国本土学者撰著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仅有嘉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一部即是显证。[8]为提升美国研究中国史学的水准，在美华裔学者或通过编撰工具书为美国中国史学研究创建基础，或通过课堂讲授、著述等方式加深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理解，或通过书评纠正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史学中的谬误。洪业自1930年起在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持编纂的64种索引中，既有关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引得，还出版了《二十四史》综合艺文志及综合食货志的引得，这些引得为美国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又如，何炳棣曾以书评方式对美国本土学者的中国史学译著中所存谬误予以指正。他在评论美国学者华兹生的《史记》英译本时就曾指出，华兹生在翻译汉代独特表述时仅是根据字面意义而没有用心考查汉代的机构制度和社会背景，故此必定会使读者因其翻译而对《史记》产生误解，游侠这个词的翻译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为此，他专门抽取了其中的四卷详细核查其翻译的准确性，并根据汉代制度和社会背景对其错误的翻译进行查明及纠正。[18](P172-173)
再以杨联陞为例，他于1947年在哈佛大学主讲中国史专题时，不仅系统地讲述了从商周一直到1800年的中国政治、社会及经济制度，而且对二十四史以及关于正史和其他史籍的各种各样注释作了重点介绍[19](P32-40)，从而使美国学生对中国传统史籍及学者对其所作的研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另外，杨联陞通过其著述解答中国史学中令美国本土学者不解的问题，在《二十四史名称试解》一文中他就尝试解答“在二十四史中，除《史记》与《三国志》外，有十三部称书，九部称史，这些名称纯为随意选择还是受到传统的影响？”对于这一问题，他给出的解释是：每一部取法《史记》的史书，其名称都以“史”字收尾，而以《汉书》为典范的史书则以“书”字结尾；最后五部正史之所以有所不同，具有意味深长的原因(涉及正统问题)[20](P239)。更为重要的是，杨联陞通过书评的方式对德效骞(Homer H.Dubs)翻译的《汉书》、华兹生英译的《史记》、魏特夫(Karl A.Wittfogel)主持翻译的《中国社会史：辽代》、嘉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等美国本土学者关于中国史学的译著所存失误之处予以纠正。杨联陞在评论华兹生英译《史记》时认为，“大体上，华兹生证明其精湛地把握了《史记》风格所代表的中国古典；根据可读性和可靠性的标准，他的质量翻译总体上是上乘的”；但是，也存在“一小部分的错误或可疑之处”，通过对照中文原文核查了卷一的3章和卷二的两章发现了诸如将“旦暮”翻译成“日夜”等二十几个错误。[21](P212-214)在为德效骞英译的《汉书》所撰写的书评中，他亦指出，“这是高度可信赖的中文文献的译本。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注释也具学术性。我注意到几个地方似乎需要修正或进一步解释。……如王莽国号的翻译、四种官方职位、生口等的翻译”[22](P435-442)。由于他的评论每每指向海外第一流汉学家的作品，并且篇篇都有深度，或纠正原作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便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朝前推进一步。
当洪业70大寿时，哈佛同仁把1963年《哈佛亚洲学报》的献辞献给他，表扬他“对中国文学历史的贡献以及对几代学者严慈并加的辅导”[4](P171)。杨联陞去世时，哈佛大学所发的讣告称：“杨联陞教授在国际上以学术辨析能力与才思敏捷著称，是几代学生所亲切怀念的好老师，是协力培育与造就美国汉学的先驱学者之一。”[23](P173)对于洪业、杨联陞的这一评价，可视之为华裔学者对美国中国史学研究贡献的整体写照。洪业、杨联陞、何炳棣、邓嗣禹、刘广京、余英时、汪荣祖、王晴佳等华裔学者，他们对美国的中国史学研究有着基础性贡献和推进作用。正是他们，把中国史学知识和方法引入美国，为美国的中国史学研究创建基础，并使美国人更为深刻地领略到中国史学的精深。余英时曾称杨联陞是“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24](P160)，我们不妨借用这个说法，将这些在美国从事中国史学研究的华裔学者称之为“中国史学的海外媒介”，正是他们在中美学界之间架设了一条沟通史学的桥梁。
注释：
①William Hung ,A Bibliographical Controversy at the T 'ang Court A.D.719,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0,No.1-2(1957); William Hung,The T'ang Bureau of Historiography Before 708,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3,(1960-1961); William Hung,A T'ang Historiographer's Letter of Resignat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9,(1969).
②Lien-sheng Yang,"A Theory about the Titles of the Twenty-four Dynastic Historie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0,No.1(Jun 1947); Lien-sheng Yang,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Princeples and Methods of the Standard Histories from T'ang through the Ming Dynasty,In Lien-sheng Yang,Excusions in Sin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③Lien-sheng Yang,Review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9,No.3/4,(Dec.,1956); Lien-sheng Yang,Review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3,(1960-1961); Lien-sheng Yang,Review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3,No.1/2,(Jun.,1950).
④S.Y.Teng &Knight Biggerstaff,eds.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Peiping:1936; S.Y.Teng,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st Fifty Years,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8,No.2,(Feb.,1949); S.Y.Teng ,Historiograph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S.Y.Teng,Wang Fu-chih's Views on Histo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8,No.1,(Nov.,1968).
⑤Q.Edward Wang,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Albany:SUNY 2001; Q.Edward Wang & Georg lggers(eds).,Turning Points in Historiography: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Rochester: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2; On-eho Ng and Q.Edward Wang.,Mirroring the Past: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Honolulu,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
⑥Ping-Ti Ho,Records of China's Grand Historian:Some Problems of Translation:A Review Article,Pacific Affairs,Vol.36,No.2,(Summer,1963); Kwang-Ching Liu.,World View and Peasant Rebellion:Reflections on Post-Man Historiograph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0,No.2,(Feb.,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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