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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211年，蒙古国发动了对金战争。1234年，蒙古国灭金，统治北方广大农业区，即所谓“汉地”。原来金朝统治地区内，燕京、平阳二地是图书出版的中心。燕京原名中都，是金朝都城所在，1215年，蒙古国占领中都，改称燕京。这个城市虽然遭受很大的破坏，但仍有一定规模的商业、手工业，刻版印书亦未中断。耶律楚材在戊子年（1228年）于自己家中刊印他的《西游录》[1]，灭金的一年（1234年），楚材的老师燕京名僧万松著《释氏新闻》，楚材“请刊是书行于世，因为之序”。同年，他为李纯甫的遗著《榜严外解》作序，文中说：“老师（指万松老人——引者）助锓木之资，欲广其传。”[2]两书是否刊印不可得知，但由这些动议可以想见燕京当时仍有刻版印书的能力。乙未、丙申年间（1235-1236年），南宋使臣“在燕京、宣德州见有历书，亦印成册，问之，乃是移剌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颁行，鞑主亦不知之也”[3]。可知耶律楚材曾自行刊印历书。类似的情况应该还有。此后不久，名士姚枢一度任燕京行省郎中，因对行台长官不满辞职，便到辉州（今河南辉县）苏门聚徒讲学。他“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自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版《四书》，田和卿尚书版《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皆于燕。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版，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诸书，散之四方”[4]。姚枢自己在燕京刻书，还鼓动杨中书（杨惟中）、田和卿尚书等在燕京印书。可见私人印书在这一时期的燕京是颇为流行的。当时印书一般都用雕版印刷，姚枢教弟子杨古用活字印刷术印书，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杨古活字印刷的地点，不外燕京、苏门二处，可惜已无法查考。这一时期燕京刊刻的书籍流传至今的，有赵衍在丙辰（1256年）刊印的唐代李贺诗集《歌诗编》[5]。平阳在金代亦是一个刻书中心，在蒙古国时期仍在继续。全真道主持的规模很大的《玄都宝藏》便是甲辰年（1244年）在平阳玄都观完成的，历时八年。平阳张氏晦明轩在金代便以刻书闻名，这一时期继续出版各类书籍，有《重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增节标目音注精义资治通鉴》等书问世，流传至今。燕京、平阳之外，还有一些地方也在刻书，例如，壬寅（1242年）孔元措在曲阜刊印《孔氏祖庭广记》、丙午（1246年）析城（属邓州，今河南邓州）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集注》等。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文化凋敝，印刷的书籍为数不多，而且都是私人经营的。
在蒙古前四汗时期，政府没有设立专门的书籍出版机构。蒙古灭金后，由于耶律楚材的建议，在1236年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6]，这一举措常为研究者看成元代官方出版事业的肇始（注：据目录学家缪荃孙说，中统二（1261年）平阳段子诚刊行的《史记索隐》，“刊于平阳经籍所”。这是目前所知惟一与经籍所有关的书籍（见《嘉业堂藏书志》第122页，复旦大学出版，1997年）。如此说可信，距离经籍所始建已有二十余年了。）。其实，这不过是耶律楚材在战乱之中为了保护部分“汉地”名流，使他们免于刀兵之灾冻饿之苦的措施，用意主要不是编纂出版经籍。至于有的著作认为《元秘史》（即《蒙古秘史》）可能是编修所、经籍所的作品，则是没有根据的。《元秘史》原来是用蒙古文写成的，后来才译成汉文，由汉人组成的编修所、经籍所怎么可能编撰蒙古文史书呢！何况，此书所述，是蒙古大汗家族的早期历史。一直到元代中期，蒙文史书《脱必赤颜》对外还是保密的，金朝灭亡之初，汉人更不会接触到。
忽必烈即位后，推行“汉法”，社会经济逐渐复苏，文化事业也有所起色。忽必烈设置了一些与文化有关的官署，其中便有专门刻书的机构。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各方面对书籍的需要增多，“汉地”民间印书业亦得以逐步恢复。原宋朝统治下的南方，书籍出版事业兴盛，改朝换代，对此并无多大影响。在全国统一以后，无论南北，图书出版业都有相当的规模，但南方明显超过北方。仁宗朝（1312-1320年）重开科举取士，带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书籍的出版更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元代中期以后出版事业比前期有更大的发展，无论数量和品种都显著增多。
二
元朝的印刷出版事业，可以分为官府、学校、民间和寺院四个系统。
元朝中央政府内设兴文署，“掌雕印文书”，有署令、署丞，下设校理、楷书、掌记等工作人员，雕字匠四十名，印匠十六名。兴文署初设年代不详。至元四年（1268年）改编修所为宏文院。六年，迁平阳经籍所于京师，并入宏文院。宏文院此后未见记载，可能与兴文署有一定关系。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元朝设秘书监，同年十一月兴文署“交属秘书监”。十三年，兴文署并入翰林国史院[7]。至元十五年四月，元朝政府“以许衡言，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8]。这些书版应该就归于兴文署。但此后兴文署一度撤销。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正月，“复立兴文署，掌经籍板及江南学田钱谷”[9]，秩从六品，隶属于集贤院。兴文署可以说是中央政府的正式出版机构，据说曾刊印过《资治通鉴》和胡三省的《通鉴释文辨误》（注：叶德辉：《书林清话》卷4《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王国维：《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观堂集林》卷21。按，吴哲夫认为，兴文署出版雕印力量有限，胡注《通鉴》卷首王磐序系伪造，兴文署出版胡注《通鉴》之说实不可信，见《元兴文署资治通鉴版本问题疑辨》（台北《故宫学术季刊》第20卷第2期）。但是关于它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就它的人员配置来看，印刷的规模实际上是有限的。元朝后期，文宗图帖睦尔爱好中原传统文化，为此设置奎章阁学士院、艺文监等机构。艺文监下有广成局，“秩七品，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10]。这也是一个官方的出版机构。但是广成局的情况也是不清楚的。从现有的纪载来看，兴文署和广成局两个正式出版机构似乎没有刊印过多少书籍。元朝中央政府组织编纂的重要书籍，常常指令行省雕版印造。如辽、金二史修成后，便“将这史书令江浙、江西二省开板，就彼有的学校钱内就用”，各印造一百部上送。宋史修成后，亦由中书省指令江渐行省“精选高手人匠，就用
去净稿依式镂板，不致差讹，所用工物，本省贡士庄钱内应付”[11]。御史台将有关文书先后编辑成《宪台通纪》和《宪台通纪续集》二书，前者“于南台官钱内应付开板纸札工本”，开造印书，后者“于南台脏罚钱应付工本纸札，教浙西廉访司”印造[12]。这些书籍分别由江浙和江西行省、南台、浙西廉访司直接派遣官员，招募工匠，开工印造，不经过出版机构。中央一些机构也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通过中书省，指令行省印造某种书籍。如大德四年（1300年）太医院刊行的《圣济总录》（这是宋徽宗时纂修的一部医书），是由江浙行省派官监督印造的。司农司几次刊行《农桑辑要》，都是通过中书省，奏奉圣旨，交给“江浙行省开工印造”的[13]。以上中央刻书大多指定江浙行省承担，一则因为江浙财力雄厚，二则江浙刻工、印刷水平较高。但总的来说，元朝中央政府刊印的书籍是有限的。至于地方各级行政机构（行省、路、府、州、县）下面都没有专门的出版机构，一般也不过问书籍出版事宜。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魏天佑在福州“命工翻刊”“蜀本《通鉴》”，于二十八年刻成”[14](p.234)，这应是他个人的兴趣（注：此本栏外有“解物人沈盛、沈茂”字样，下有花押，说明刻成后曾解赴中央。此书或亦系中央下达的任务。）。
地方的学校（包括各级官学和书院）在书籍出版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元朝的地方学校，一般都有学田和房产，可以收取地租和房租维持学校的各项开支。有的地方学校田产众多，除了日常开支外还有羸余，便可用来刻书。元朝地方政制，分行省、路、府、州、县，行省不设学校，路、府、州、县均有儒学。一般来说，路学规模较大，府、州、县学规模有限，有力量刻书的，主要是路学。近代著名藏书家叶德辉曾罗列见于明、清两代著录的元代学校刊本共五十种左右，绝大多数为路学刊本，个别为州学、府学刊本，亦有以路学为主，联合州学、县学共同刊行者。从地区分布而言，刊行这五十种左右书籍的儒学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有浙西（嘉兴路学、杭州路学、平江路学、无锡州学）、浙东（绍兴路学、庆元路学、婺州路学）、江东（宁国路学、饶州路学、集庆路学）、江西（赣州路学、瑞州路学、信州路学、临江路学、龙兴路学、抚州路学）、福建（漳州路学、福州路学）等地区，位于江北的只有扬州路学和中兴路学[15]。扬州路治即今江苏扬州，中兴路治即今湖北江陵，两地都邻近长江，亦是富庶之地。这五十种左右书籍，从时间来区分，刊行于世祖到武宗时期的有十余种，刊行于仁宗至顺帝时期的有三十余种，特别是顺帝时期，近二十种。也就是说，元代地方儒学的书籍出版，就地区而言以江南路学为主，就时间而言以仁宗至顺帝时期为主。这五十种左右书籍的情况，应该说是有代表性的。地方儒学刻书可以成宗大德年间“九路刻十史”为代表。此事始于大德九年（1305年），参与者为宁国路学、徽州路学、饶州路学、集庆路学、太平路学、池州路学、信州路学、广德路学和铅山州学，实为八路学、一州学，原计划刻十七史，但只完成十史。后来集庆路学藏有各种史书的版片，很可能便是此次“九路刻十史”的产物[16]。
书院是学者讲学之所，始创于唐朝，宋朝趋于兴盛，进入元朝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地方儒学一样，书院也有学田，用来维持日常的开支，富裕的书院有余力可以刻书。书院刻书的情况与地方儒学大体相同，亦以江南各地书院为主，以仁宗至顺帝时期居多。书院刻书以杭州西湖书院最有名。有时书院与地方儒学合作刻书，如《至正金陵新志》便是由集庆（元文宗时改金陵为集庆，即今江苏南京）路学与溧阳州学、溧水州学、明道书院共同刊行的。溧阳、溧水均属集庆路，明道书院在集庆。
地方儒学和书院刊刻的书籍，以经、史居多，前代或当代名人的诗文集亦占相当比重，此外有医书、字书、类书等。儒学和书院刊行的书籍，一般来说，不以牟利为目的，质量较好。清初学者顾炎武说：“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书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勖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17]书院刻书的优点，儒学也是具备的。书院和儒学刊行的书籍，很多是中央机构或地方监察部门下达的任务。中央机构如，史学家苏天爵的名著《国朝文类》，经翰林国史院官员建议，由中书省“移咨江南行省，于钱粮众多学校内委官提调，刊勒流布”。后来由西湖书院刻版印行”[18]。地方监察机构即各道廉访司。上述“九路刻十史”便是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副使伯都发起，廉访司“遍牒九路”，由九路（实为八路一州）儒学协力完成的[19]，九路（八路一州）都是江东建康道行使监察权力的地区。又如，至正五年（1345年）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根据廉访使沙剌班的建议，行文抚州路儒学，刊印虞集的文集《道园类稿》[20]。后至元五年（1339年）江北淮东道廉访司根据廉访使苏天爵的建议，上报御史台，要求刊印马祖常的文集。经御史台批复后，“发下本路（扬州路——引者）儒学，依上刊板，传布施行。”此前扬州路儒学还曾根据监察部门的要求刊行王结的文集[21]。由廉访司发起印书的例子还有不少。前已有人指出，中央机构和地方监察机构下达印书任务，“事不一例，然多在江浙间。”[22]这是因为江浙一带儒学、书院经费比较充足的缘故。此外也有地方行政机构下令学校印书的情况，但为数不多。明代有人说：“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23]博学如钱大昕亦说：“诸路儒生著述，辄由本路官呈进，下翰林看详，可传者命各行省檄所在儒学及书院以系官钱刊行。”[24]这种说法流行颇广，迄今仍有人相信，甚至以此断言元朝各级政府对书籍出版实行严格的管理，并进而推论在这方面元代比其他朝代表现更为突出。这显然是上面一些例子造成的以偏代全的误会，事实上由政府指令出版的书籍为数有限，书院、儒学刊行的书籍，还有很多是自己决定的，与中央机构或地方监察机构无关，并不存在普遍由各路呈报并经“翰林”审查批准的问题。而且，大量民间出版的书籍，都与政府机构没有关系。总的来说，有元一代，政府对书籍出版是很少过问的，并不存在严格的管理。
元代民间出版事业相当兴旺。当时的民间出版事业可分私宅印书和书肆印书两种，而以书肆为主。叶德辉曾将宋、元两代民间印书事业加以比较，他说：“元时书坊所刻之书，较之宋刻尤伙，盖世愈近则传本多，利愈厚则业者众，理固然也。”[25]以地区而言，元代民间出版业最发达的地区是福建的建宁路（路治今福建建瓯市），特别是建宁路下辖的建阳县（今福建建阳市），在中国出版史上享有盛名的麻沙和书坊（注：麻沙、书坊（崇化）两地相距十里，人们习惯将两地刻本统称为“麻沙”本。）（即崇化）就在这里[26](p.118)。建宁古称建安，早在南宋时期，建安就“号为图书之府”[27]，元代，建阳书坊名称可考者近四十家，其中著名的有余氏勤有堂、刘氏翠岩精舍、刘氏日新堂、虞氏务本堂、郑氏宗文堂等。“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28]。这种情况，继续到元代，余氏勤有堂仍是当地出版业的龙头。建阳之外，杭州、大都、平阳等地，都有相当规模的书坊。此外，其他地区亦有一些印书坊肆。
叶德辉说：“大抵有元一代，坊行所刻，无经史大部及诸子善本，惟医书及帖括经义浅陋之书传刻最多。”[29]其实，坊肆所刻书籍中，经史子集亦占相当比重，因为在当时经史及诸子中亦有能赢利的畅销书。以余氏勤有堂而论，所出书现存而年代可考者有二十种左右，其中经、史即有十二种，文集两种。上述建阳其他书坊亦都刊刻数量不等的经史类书籍和各种文集[26](pp.185-211)。书坊刊刻的亦有善本，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建阳余氏勤有堂刻印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国朝名臣事略》（苏天爵著），郑氏宗文堂刻《静修先生文集》（刘因著）等，都是印刷精良、很有价值的好书。当然，书坊刻书，以牟利为目的，必须迎合社会的需要。从现存的元版书籍来看，有四类书是书坊所出而书院、儒学很少过问的，一是医书，二是学校和科举应试用书，三是日用类书，四是通俗文艺作品。医书如余氏勤有堂的《增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建安叶氏广勤堂的《王氏脉经》、燕山（大都）窦氏活济堂的《针灸四书》等。学校和科举应试用书如平水王氏中和轩的《礼部韵略》（这是科举考试时唯一可以带入考场的书）（注：此书当时畅销，还有多种刊本。）、建安虞氏务本堂和余氏勤德堂共同刊行的《类编历举三坊文选》（注：此书刻印于至正辛巳（1341年），所收为元朝前八科科举考试的各类文章，供应试者揣摩之用。国内只有残本。元刻全本存日本嘉业堂文库。此类科举程文当时书坊印行甚多，但流传至今绝少。）等。日用类书有建阳郑氏积诚堂刊印的《事林广记》（后至元本）（注：《事林广记》成书应在南宋末，存世元刻有三种，除了积诚堂刊本外，还有建阳桩庄书院刊本（故宫藏至顺本）和西园精舍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至顺本）。此书原来应是坊刻本，后来建阳有的书院看到有利可图，亦加以翻印。）、《事文类聚翰墨大全》（注：此书一般认为是建阳书坊出品，但未署书坊名。）。通俗文艺作品主要是杂剧和小说等。存世的杂剧刻本或题“大都新刊”、“大都新编”，或题“古杭新刊”，无疑分别刊于大都、杭州两地，都应出于书坊之手，但均不见署名。小说有建安虞氏刊刻的《新刊全相平话》等。书坊出书，无论品种或数量都要多于官府和儒学、书院刊书。当然，书坊所出书籍之中，有相当部分是为抢占市场匆忙制作的，刻版（版面设计、刻工）、印刷、纸张、装帧的质量都比较差。
民间刻书之另一种，便是私宅刻书，或称家刻。这种刻书方式在中国由来已久。前面说过蒙古国前四汗时期耶律楚材家中曾自行刻书，元朝统一以后，家刻仍然存在，一般采用“家垫”的名义。最有名的是相台岳氏荆溪家垫刻印的《九经三传》；相台是义兴（今江苏宜兴）古名。（注：此书过去一般认为是南宋岳珂家塾刊本。经张政烺先生考定为元刊本，见《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张政烺文史论集》，第166～188页，中华书局，2004年。）此外有花溪沈伯玉刻《松雪斋文集》，花溪在浙江归安。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元代私宅刻书为数有限，比不上前代。叶德辉说：“元时私宅刻书之风，亦不让于天水。”这个说法是可疑的。事实上，他所列举“元私宅家塾刻书”，有不少其实是书坊刻书，如刘君佐翠岩精舍。
元代宗教经典刻印颇为兴盛。道教有《玄都宝藏》，始于窝阔台汗九年（1237年），成于乃马真后三年（1244年）。历时八年，役工五百有奇，成书七千八百余卷[30]。佛教经典印造颇多。“太宗则试经、造寺、雕补藏经”[31]。金燕京有弘法寺，“收贮经板”[32]。这批经版原是金潞州（今山西上党）女子崔法珍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雕成的，后进献朝廷，安放在弘法寺内。太宗（即窝阔台汗）雕补的藏经，即指此而言。“弘法寺藏经有板，经乱之后，师（善选——引者）亦被命校勘，补其阙遗”[33]。耶律楚材有《补大》藏经版疏》，亦为此而作[34]。后来，忽必烈因“弘法寺藏经板历年久远，命诸山师德校正讹谬，鼎新严饰，补足以传无穷”[35]。忽必烈曾印藏经三十六部，分赐外邦他国，应即此藏。弘法寺所藏经版经过雕补曾经印造应无问题，但能否称为《弘法藏》（即是否成为一种新的大藏经）则存在争论。至今意见不一[36]。这是有明确记载在大都印造的一种大藏经。元朝后期英宗到顺帝初期，元朝政府可能在大都刻印过另一部大藏经”[37]。元代南方至少有三部大藏经版。一种是《碛砂藏》，它是南宋时期平江府陈湖（今属江苏吴县）碛砂延圣寺刊印的一种藏经；始由民间捐助，僧人负责，入元以后，得到地方官员的赞助，补刻部分经版，刊印流通。另一种《普宁藏》是余杭（今浙江余杭）南山大普宁寺刊行的一种藏经。普宁寺是白云宗的一所寺院，元朝灭南宋后，白云宗领袖争取到皇室和国师的支持，向信徒募缘，用十余年时间，雕刻经版，印刷流通。还有福建建宁路建阳县（今福建建阳）报恩万寿堂刊印的《毗卢大藏经》，报恩万寿堂是白莲宗的寺院[38](p.103-105)。除了这几部以外，可能还有别的大藏经[39]”。大藏经篇幅浩大，雕印费工，印成以后，主要贮藏在大的寺院。还有一些寺院，刊印若干佛教经典，供僧尼和信徒使用。例如中兴路（路冶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刊印的朱墨两色套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三
以上讲的都是汉文书籍。元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政府提倡使用多种民族语言文字。印刷出版各种民族文字的书籍，是元代出版业的一大特色。元朝政府曾组织力量将一些儒家经典翻译成八思巴体蒙古文或畏兀式蒙古文，其中有的还印刷出版，见于记载的如，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月，“刊行蒙古畏吾儿字所书《通鉴》”[40]。大德十一年（1307年）武宗即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就是后来的仁宗。“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仁宗——引者）曰：治天下者，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像《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41]。同年八月，“中书右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42]可知这一年曾同时刊行《大学衍义》、《孝经》和《列女传》的蒙文译本。现在流传下来的蒙古文、汉文合璧《孝经》残本（藏故宫博物院），应即此时的作品。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四月，“命奎章阁学士院以国字译《贞观政要》锓板模印以赐百官”[43]。理学家许衡、许师敬父子纂辑历代帝王嘉言善政为一书，名《皇图大训》，此书由人“润译以国语”，元文宗认为“此书有功于世道”，而且“文字尔雅，译说详明，便于国人，故首命刻之”[44]。所谓“国语”即蒙古语，“国人”即蒙古人。以上几种是有明确记载的正式刻印的蒙文翻译作品，类似的情况应该还有。这些都是官方安排刻印的，元文宗时设立的艺文监，其职责之一是“以国语敷译儒书”，下设广成局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45]。除了经史的翻译之外，还有其他民族文字出版佛教经典。早在13世纪中叶，西夏故地即有人刊印西夏文佛经。元世祖时代政府主持雕刻河西字（即西夏文）大藏经版，共三千六百余卷，同时还雕刻华严诸经忏版。大德六年（1302年）完成，地点是杭州大万寿寺。当时印造三十余藏，施于宁夏（路治今宁夏银川）、永昌（路治今甘肃永昌）等处寺院。后来又陆续加印。此外还有活字刊印的西夏文佛经[46](p.198～211)。元世祖忽必烈时代有位著名翻译家畏兀人迦鲁纳答思，他“以畏吾字译西天、西番诸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47]。自19世纪后期起，考古学家在新疆吐鲁番发现了大批回鹘（畏兀儿）文佛经，其中密藏经典《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就是迦鲁纳答思翻译的，现存此经残片大多为印本。还有一件畏兀儿字佛经残卷，有“至正二十一，牛年，三月一日于甘州印刷”字样。说明直到元朝末年仍在刊行畏兀字佛经。
中国古代的印刷可以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大类。雕版印刷起源较早，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甚至更早。活字印刷有明确记载，则自公元11世纪由毕昇始创。毕昇使用的活字用胶泥制成。南宋丞相周必大曾试行活字法，但总的来说，在宋朝活字技术似乎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活字技术传入西夏，目前已发现十余种西夏文活字印刷物[48](pp.38-54)。似可认为，西夏的活字印刷已有相当规模，木活字或是泥活字，尚难断定。蒙古前四汗时期，姚枢曾命弟子杨古以活字印书，已见上述，杨古所为应和毕昇一样是泥活字。13世纪末14世纪初，东平（今山东东平）人王桢任旌德（今安徽旌德）县尹，制作木活字，用来刊印《旌德县志》，获得成功。他在自己的著作《农书》后面，附载《造活字印书法》一文，概括地叙述刻字、修字、贮字、排字和印刷的工艺流程，这是中国印刷史的一篇珍贵文献。但是，元代印书一般仍是采用刻版的办法，活字印刷是罕见的，元代后期，奉化（今浙江奉化）知州马称德曾用木活字印刷《大学衍义》[49]。可惜的是以上所说两种木活字印本都没有保留下来。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御试策》，刊印于顺帝时，应是活字印本。但所用是何种活字，至今无定论。敦煌曾发现大量畏兀文木活字，已知存世有1014枚[50](p.90)。这些畏兀文木活字的时代无确切资料可以断定，元代畏兀人大批迁至河西走廊定居，因此这批木活字属于元代的可能性是很大。
一般认为，元代刻书有几个特征。即所谓：黑口，赵体，无讳，多简[51](pp.213-215)。所谓“黑口”，就是每一片中的上下两端，有墨印的又宽又粗的黑条子。但亦有不少书籍是白口的例子。“赵体”即赵孟頫的字体。赵孟頫是元朝的艺坛领袖，他的书法风行一时，在书籍刊印上也得到表现。但这主要是在仁宗以后，以前不多见。“无讳”即不重视避讳。避讳指言语或行文时避免君父尊亲的名字，行文时常用同义或同音字代替，也可用原字而省笔画。避讳起源很早，到唐、宋时期，政府和社会都很重视避讳。忽必烈推行汉法，至元三年（1266年）四月对地方政府上进的表章格式作出规定，其中之一是“御名庙讳皆合回避”[52]。这一规定以后曾不止一次重申，仁宗时实行科举考试，规定“试卷不合格”，首先便是“犯御名庙讳”[53]。也就是说，提到皇帝的名字和庙号就不录取（注：元代科举考试时应试考的对策中常提到“太祖”、“世祖”等庙号，但均高一格书写（见《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壬集）。犯庙讳可能指没有抬高一格而言的。）。但对书籍出版并没有类似的要求。因此在元代刊印的书籍中可以说看不到避讳的迹象。“多简”指元朝刻书多用俗字、简体字，这主要见于书坊印刷的供民间阅读的书籍如日用类书、法律文书，小说、剧本等。但一般经史子集都不用俗字或简体字。
以上对元代出版事业作了简要的叙述。可以看出，朝代的更替，并未导致出版事业的衰落，有元一代出版事业仍有发展。从地区来说，在元代，南方的出版事业比北方更为繁荣，尤以福建建阳为最。从时间来说，中期以后比前期更为兴盛。元代的出版，以汉文书籍为主，此外有为数可观的其他民族文字书籍，这是元代出版事业的一大特色。
【收稿日期】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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