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过程中职业获得方式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中论文,方式论文,职业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以市场转型为背景来研究社会分层的变化，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不仅在宏观层面上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而且也影响到个人社会资源的获得方式。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国家再分配权力在市场过渡中所发生的变化。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在引入市场以后，原有的再分配权力逐渐衰落（参见倪志伟、丽卡·马修斯1998）。单位制的解体以及体制外经济部门的迅速发展，似乎都显示出国家再分配权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衰落。然而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又显示出市场的发展并没有打破旧体制的运转。“我国所谓‘体制外’结构的发展并不足以取代体制内结构，原有的再分配经济由于所控资源和所掌握的行政权力，仍然保持着强有力的地位”（李路路语，参见袁方等，1998）。本文认为，虽然国家再分配权力在一定范围内仍然保持着有力的地位，但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衰落，本文试图通过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分析，探究这种国家再分配权力的衰落过程；其次，本文还试图分析在国家权力衰落的过程中，市场和社会关系对于它的替代作用。
本文的研究视角是以市场转型背景，分析人们第一份职业获得方式的变化。职业被社会学研究者看作是个人与社会的连接点，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人在社会中占有资源的多少。因此，对于社会分层和流动来说，职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研究同时表明，从市场分割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的状态，人们在加入劳动力市场时所处的位置以及所获得的第一份工作（初职），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具有重要作用。分割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与否（特别是在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今天），还需要通过分析来论证。然而，我们认为，初职就象一个人职业生涯的起点，拥有高起点的人自然容易在职业生涯中最终获得较高的成就。于是，初职的获得被我们视为在个人最终职业地位获得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分析职业获得方式的变化，我们可以透视国家再分配权力在资源分配上作用的变化。
在对职业获得方式的研究当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一般认为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方式（张宛丽1996）。首先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再分配方式，即是由国家统一地分配人们的工作，这在许多研究中，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分配特点；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市场来获得工作，强调人们直接在市场中与雇主接触，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寻求获得工作；第三种方式是通过个人的关系。后两种方式与再分配之间的区别在于，是通过运用劳动者自身的资本、而不是由国家来统一分配来获得职业。通过“关系”与通过“市场”的区别在于，市场强调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生产能力主要与人力资本而不是与其他社会资本有关），而关系强调了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强调“关系”的理论认为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市场关系是嵌入在社会关系里的（肖鸿 1999），因此个人的社会资本对于职业地位以至社会资源的获得具有重要作用。
一般人们认为，在改革以前，人们获得工作的方式主要是国家统一分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的配置由国家劳动部门统一安排。在这种分配方式下，个人的政治特征受到较高的重视，同时个人也缺乏自主选择权，因此不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的人力资本优势。改革开始以后，国家逐步放开了对工作分配的控制权。市场调节开始起作用，于是人力资本的价值开始得到体现，“文凭热”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机制的转变过程。从九十年代初期，力求考取研究生的人数就开始大幅度上升。然而，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个人的社会关系对于获得工作的重要性。无论是弱关系命题和强关系命题（肖鸿 1999），都显示出除国家控制以及个人人力资本外，人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关系”）在职业获得中具有重要意义。现在的问题是，经过近20年的改革，我国劳动力市场或市场化程度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再分配的权力是否已经衰落？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发挥着作用？其衰落的过程是怎样的？市场的作用是否发挥的很充分？社会关系在职业获得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本文试图通过对于近期进行的调查数据的分析，通过分析职业获得方式的实际情况，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比较，探讨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再分配权力、市场和社会关系各自相对地位的变化过程。
二、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科技部研究中心1998年在珠海市所进行的城镇居民职业流动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在珠海市一共抽取了642名当地城镇居民。表1显示了抽取样本的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分布情况。性别分布显示男女样本比例为46.7%和53.3%，这种女性稍多于男性的差异可以由珠海所特有的产业结构来解释，由于珠海的服务业比较发达，因此在就业劳动力的性别上存在着女性稍微多于男性的情况。年龄分布显示，样本年龄段在25至44岁之间的人占总样本的67%，这主要是因为珠海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年轻城市。教育水平分布显示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是珠海劳动力市场中的主要构成部分。
表1：样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
性别 年龄（岁） 教育水平
男
女 16-24 25-34 35-44 45-54 55-64 >=64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中等职业教育 大专 本科及以上
频数 300 342
89265
165
70 26 2747104 21595117 64
比例% 46.7 53.3 13.9 41.3
25.7 10.9
4.0 4.27.3 16.2 33.5 14.8 18.2 10.0
研究变量：
本文在探讨影响人们初职获得的因素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变量：
1.参加工作年代。依照上面的假设，以市场转型为背景，可将参加工作年代分为三个时期：(1)80年以前，这是因为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始于80年代初，而本文主要讨论城市居民的职业获得方式；(2)80年至93年，这是城市改革开始逐步深入的阶段；(3)93年以后，一般认为这是改革的深化阶段和攻坚阶段。
2.行业。本文的假设是，行业对于不同的职业获得方式有着分割作用，这是因为：(1)在新兴的行业部门中，国家再分配权力的作用会得到削弱，而在传统的行业中再分配权力则应当保持有较强的作用；(2)在国家权力下放程度较大的行业中，国家再分配权力的衰落发生明显。可将行业分为三类部门：工业部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服务行业。本文认为，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是国家权力控制力依然很强的部门，而服务行业多数为新兴的经济部门，服务行业和工业部门都是国家权力下放程度较大的部门。
3.所有制。本文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不同所有制单位所发生的变化会相异。所有制的差异可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类，国家再分配权力的衰落首先应当发生在体制外的部门中。
4.职业获得方式。依照前面的讨论，将职业获得方式分为三种：国家分配，体现了国家对于资源获得途径的控制；通过市场，主要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本在市场上依据价值规律而实现；通过关系，强调对于个人社会资本的运用，强调通过非经济资本（人力资本），而获得工作。事实上，以上三种职业获得方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社会关系理论本身就将市场定义为社会关系网络。但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在这里使用的区分，立足于这样的区分角度：国家控制、市场支配和社会资本。
三、分析
1、国家再分配权力的衰落过程。
用参加工作年代和职业获得方式进行交互分类，得到表2。
表2：不同年代的职业获得方式：
参加工作年代 80以前(%)81年-92年(%)93年以后(%)
职业获得方式
国家分配68.5 49.1 39.4
通过市场6.3
12.9 15.6
通过关系25.2 38.0 45.0
总计254
279
109
从表2中可以看出，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的逐渐过渡，人们获得工作的方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由劳动部门安排的比例从80年以前的68.5%逐渐下降到93年以后的39.4%，这在总体上反映出国家再分配权力对于人们的职业获得的控制力逐渐衰落。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控制行业变量，可得到不同年代与职业获得方式的交互分类表（参见表3）。
表3：不同年代进入单位所有制与职业获得方式
年代 80年代以前(%)81年-92年(%)93年以后(%)
职业获得方式
工业部门国家分配67.8
39.3 27.5
工业部门通过市场 7.0
12.9 17.5
通过关系25.2
47.9 55.0
合计 115140
40
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国家分配75.5 91.4 75.0
通过市场 4.1
1.7 6.3
通过关系20.4
6.9 18.8
合计 4958
32
服务行业 国家分配57.935.121.6
通过市场 8.822.121.6
通过关系33.342.956.8
合计 57 77
37
从表3中可以从行业的角度看出国家再分配权力衰落的具体过程。在政府和事业单位中，国家再分配权力的作用仍然非常强，仍然在较大的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国家再分配权力的衰落主要发生在工业部门和服务行业部门中，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发展和新兴经济部门的兴起，国家再分配的权力在这些部门中随着改革的进行而逐渐衰落。大多数服务行业是在改革以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再分配权力无力渗透到其中；而工业企业是改革的最初领域，国家在工业企业部门主动放弃了相当大的权力，不仅有大量体制外企业的发展（私营、外企），而且随着国有是处于体制内，并且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国家仍然强有力地控制着其中的资源分配。
国家再分配权力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别。控制单位所有制，得到不同年代与职业获得方式的交互分类表（参见表4）。表4中显示，在国有单位中，国家再分配权力并没有明显的衰落迹象，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非国有的单位中，国家再分配权力对于职业获得的作用日益减弱。这样的现象表明，国家再分配权力在总体上的衰落，事实上主要来自体制外经济部门的发展。在改革以来，进入国有单位的劳动力比重已经从80年以前的68.1%，下降到93年以后的47.7%，而进入非国有单位的劳动力比重从80年以前的 31.9%上升到93年以后的52.3%（参见表 5）。由于劳动力进入国有和非国有单位比重的转移，使得国家再分配权力在总体上呈现衰落趋势，而在国有单位中国家再分配权力事实上仍然保持了较强的控制力。
表4：不同时期职业获得方式与进入单位所有制
年代 80年以前(%)81年-92年(%) 93年以后(%)
职业获得方式
国有 国家分配77.6
68.2 71.2
通过市场 3.5
10.2 7.7
通过关系18.9
21.7 21.2
合计14315752
非国有国家分配34.3
22.4 10.5
通过市场14.9
17.2 22.8
通过关系50.7
60.3 66.7
合计 67116
57
表5：不同时期劳动力进入的单位所有制
年代80年以前(%)81年-92年(%)93年以后(%)
国有 68.1
57.5
47.7
非国有31.9
42.5
52.3
合计 210 273109
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我们认为，虽然在总体上可以得出国家再分配权力在职业获得上的作用显示出衰落的趋势，然而国家再分配权力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人们的职业获得具有重要作用，它依然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从行业来看）和国有制单位中（从所有制来看）的职业获得中具有较大的作用。其衰落的过程主要发生在非国有经济部门和改革深化的工业部门以及新兴发展的服务行业。
2、市场的作用。
从表2中可以看出，市场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在逐渐增加，其作为职业获得方式的比例从80年以前的6.3%上升到了93年以后的15.6%，这反映出市场在配置劳动力的过程中作用日益增强；然而总的情形并非如同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市场已成为一种主要的劳动力配置方式。从表6和表7中可以看出，市场配置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是非国有单位和工业部门以及服务行业，这也正是国家再分配权力逐渐推出的领域。
表6：不同年代职业获得方式与工作单位所有制
职业获得方式国家分配(%) 通过市场(%)通过关系(%)
80年以前 国有 82.8 33.3
44.3
80年以前
非国有 17.2 66.7
55.7
合计13415 61
81年-92年国有
80.5 44.4
32.7
非国有 19.5 55.6
67.3
合计
133 36104
93年以后国有
86.0 23.5
22.4
非国有 14.0 76.5
77.6
合计43 17 49
表7：不同年代职业获得方式与单位行业
职业获得方式国家分配(%) 通过市场(%)通过关系(%)
80年以前
工业部门 52.753.3 50.0
80年以前
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 25.013.3 17.2
服务行业 22.333.3 32.8
合计148 1558
81年-92年 工业部门 40.750.0 64.4
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
39.3 2.8
3.8
服务行业 20.047.2 31.7
合计135
36
104
93年以后 工业部门 25.641.2 44.9
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55.811.8 12.2
服务行业 18.647.1 42.9
合计 43
1749
上述现象表明，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或者在职业获得中还没有占有显著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市场机制的引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规范运行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也提出一个问题，市场机制的引入是否会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发挥作用。事实上，社会的发展总是不能够完全符合人们的期待，任何事物对于社会发展都具有“意外”的潜功能，引入市场机制的过程也是如此，我们试图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国家再分配权力逐渐让位给市场，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到，社会关系的作用在这种权力的转型过程中日益显著。
3、社会关系的作用。
数据分析显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借助“关系”成为人们一种较为普遍的工作获得方式，其比例从80年以前的25.2%上升到45.0%（参见表2）。从表2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事实上在80年以前，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换以前，国家再分配权力也并非垄断了职业获得方式，利用个人关系而获得工作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事实说明，在社会主义体制中，仍然存在着个人和国家的互动关系，并非国家完全控制了个人的行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个人关系的作用在改革以前真正的市场不存在的情况下，使得市场类型的交换成为可能（彭柯 1998）。
在珠海这样一个市场化改革走在前列的城市，调查显示出在人们的职业获得方式上，替代国家再分配权力的机制主要不是市场，而是“关系”。国家再分配和市场选择都可以被看成一种稳定的制度，而“关系”被认为是一种非制度性的方式。但是，这并非表明“关系”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就不具有重要性。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已经在地位获得研究中得到了重视，有研究认为，在转型时期，源于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再分配”体制的权力授予关系与属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交换关系的作用都是不稳定的。无论“权力者”还是“市场者”，都不可能完整地或顺利地占有权力资源或市场资源，因此，决定了二者所各自凭借的资源配置的制度规则的不完整性及脆弱性；这就必然导致行为者为其地位获得（如权力者在尽力修补将会下降的地位优势，市场者在努力把握将要提升的地位优势）寻找补偿地位得失的一种替代手段。从逻辑上讲，它自然使得原本存在的、制度安排之外的非制度因素凸现出来（张宛丽 1996）。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的时候，人们进入这一正在发育的市场就会发现，在许多国家行政权力的作用确实有所下降、或改变了作用方式的地方，理性的、健全的市场体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较为不规范的环境下，哪怕人们是进行最一般的社会活动，也离不开特殊的社会关系。因此，人们必定要找到弥补经济关系和行政权力关系不足所需要的替代物，以建立社会交往所必需的基本信任预期。这时，人们那些与生俱有的、或初级的社会关系形式自然就会成为最方便的替代物，尽管它们也许并不十分适合市场交换关系（李路路 1995）。
四、讨论
总结上述有关劳动力初职获得的分析，我们得到两个事实。
第一，从总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在劳动力市场的领域中，国家再分配权力逐渐衰落，这表现在人们获得职业越来越不是依靠国家分配。但是，应该明确的是，国家再分配权力的衰落过程依不同的所有制和行业部门而显示出极大差别，国家再分配权力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以及国有单位中保持着较强的控制力，这说明国家再分配权力的衰落是伴随着体制外经济部门发展以及权力下放而发生的，然而体制内的市场化并不显著。对于劳动力个人来说，那些国家再分配权力保持较强控制力的领域仍然具有着资源获得上的优势。同一调查的数据显示，国有单位较之非国有单位，其成员在住房和医疗福利方面更有资源优势；同样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较之工业部门和服务行业，在住房和医疗福利方面也具有资源获得优势（参见表8、表9）。
表8：单位行业与所有制之间住房福利比较
住房来源 所在行业 单位所有制
工业部门
服务行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
非国有
本人单位分配(%)34.3 33.0 51.756.724.8
（总数）204 218 180 305 246
表9：单位行业与所有制之间医疗福利比较
医疗费负担所有制所在行业
国有 非国有工业部门服务行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
全部由个人负担(%)7.5 51.639.538.017.8
（总数） 305 246
205 216180
第二，在国家再分配权力衰落的领域中，市场机制开始在人们的职业获得上发挥作用，然而在国家再分配权力逐渐退出的领域中，取而代之的机制更多的不是市场而是“关系”。在国家再分配权力退出和市场的正常运行之间出现了极大的“真空地带”，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寻求非制度性的资源来获得职业。这里，自然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规范发育不完善的因素其作用，但“网络结构观”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市场本身就嵌入在社会关系里。市场中的竞争要素并不仅仅意味着单纯的个人性人力资本，而是意味着社会关系中的所有资源。“市场”的运行离不开社会关系的基础，至少“信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基础，即使是在市场交易中，人们也总是偏好和自己熟悉的人打交道。因此，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资源的一种普遍手段。强调“关系”的作用并不否定市场的作用。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以来，更接近于市场的人力资本在职业获得中的优势已经得到证实，这说明市场已经开始运行并发挥了资源配置作用。本文强调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劳动力市场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与“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只是出于传统的影响和分析的需要，二者之间才被区分开来。对于职业获得来说，即使是通过关系介绍而获得职业，人力资本依然会是一个重要的考核标准。因此如何评价市场在职业获得中的作用，涉及到对于“市场”的理解问题。
我们相信混合体制的局面还将持续，同时也认为对于职业获得而言，国家再分配权力将逐渐衰落，而市场和社会关系的作用会日益增强。那么，在职业获得方式的变换过程中，具有什么优势的人能够获得好职业？通过什么途径能够获得好职业？这对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影响会怎样？这是以后研究中应当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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