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柳宗元赋体文学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柳宗元论文,刘禹锡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54(2004)01-0066-04
作为中唐时期极为重要的两位文学家，刘禹锡和柳宗元由于彼此相似的政治命运，以及非同寻常的个人友谊，而经常被后人在哲学思想、人生态度和文学创作上相提并论，互相比读。单就文学方面的研究而言，目前对两者的诗歌、散文的研究较为深入，而对他们的赋体文学创作似乎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无论是在个体研究，还是在对比研究方面都显得相对薄弱。本文将以刘、柳的赋作为文本，同时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对两者的赋体文学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言之赋，主要是指以赋名篇者，但是为了便于扩展推延，间或也论及一些相关的骚体、七体等。
一 刘、柳赋的共同特征及成因
（一）鲜明的贬谪主题
由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失败，刘禹锡、柳宗元匡扶朝政、拯救民生的雄伟抱负付诸东流，政治上遭受到了沉重打击，两人分别被贬为朗州和永州司马。从煌煌京都到蛮荒楚地，两位文人经历了政治环境和地域环境强烈反差，心灵上承受着常人难以体悟的剧烈痛楚。即使到了贬所，刘禹锡、柳宗元依然受到迫害，唐宪宗曾经下达诏书，八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1]。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迁谪的困苦与生命的忧患往往又成就了不幸文人的千古大幸，那就是玉成了他们的文学之极工。宋人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对遭贬的“八司马”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2]正因为刘、柳等人能够“自强”于“无所用于世”的困境之中，才得以“列于后世”且“名卒不废”。
朗州和永州分别处于沅水、湘水流域，沅湘乃战国屈原流放之地，具有浓郁的楚文化历史底蕴，尤其是具有贬谪文化的深厚积淀。屈子“信而见疑，忠而被谤”[3]的不幸遭遇与两位文人的政治遭遇十分相似，再加之共同的地域文化环境，使得刘、柳二人在内心深处与屈原产生了深刻的共鸣。贬谪虽然无庸置疑地给文人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艰辛，却往往玉成了他们的非凡的文学成就。从表现内容上来说，贬谪无疑是刘禹锡、柳宗元文学作品中最为常见的主题。
就赋体文学而言，刘、柳二人的大多数赋作皆作于贬谪时期，尤其是贬谪沅湘时期，贬谪成了他们赋作的鲜明主题。刘禹锡除了《伤往赋》为悼亡之作外，其余诸篇如《谪九年赋》、《楚望赋》、《何卜赋》、《砥石赋》、《望赋》、《问大钧赋》等都具有十分鲜明的贬谪主题；柳宗元的《梦归赋》、《佩韦赋》、《解祟赋》、《惩咎赋》、《闵生赋》、《囚山赋》等都从不同侧面以不同方式反映了他贬谪时期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绪。柳宗元《惩咎赋》有云：“幸皇鉴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适。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4]在这里赋家更是直接在赋中点明贬谪的题旨。两人的赋作之中既有对险恶地理环境的直接描摹，如“南方气泄而雨淫，地慝而伤物”[5]（《砥石赋·序》）；又有对奸佞小人的刻画，对帝都和故园的思念，如“高莫高兮九阍，远莫远兮故园”[5]（第6页）（《楚望赋》）、“苟远适之若兹兮，胡为故国之为慕”[3]（第62页）（《梦归赋》）；还有对个人命遇的哀叹，如“哀吾生之孔艰兮，循凯风之悲诗”[4]（第55页）（《惩咎赋》）。总之，从刘、柳的多数赋作中，读者皆可感受到鲜明的贬谪主题。
（二）强烈的骚怨精神
与贬谪主题相关的是，刘禹锡和柳宗元两人的赋作均蕴涵着强烈的骚怨精神。刘、柳二人在不同程度上对屈原的文学和精神予以了继承和创新，从心理上而言，他们都具有浓郁的屈原情结。从他们的赋作来看，这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对楚辞的继承，更表现为精神上对屈子骚怨的接受与传承。
刘、柳对于楚辞在形式上的承袭甚为显著，这既有文体层面上的，亦有语词层面上的。刘禹锡《何卜赋》设为问答，用以解惑，其源出于《卜居》、《渔父》；柳宗元《囚山赋》将“智者乐山”的传统反其义而用之，以山林为樊笼，其源则出于《招隐士》。前人已经指出柳宗元的“九赋十骚”多为仿骚变骚之作，“十骚”自不待言，“九赋”之中《解祟》、《惩咎》、《闵生》、《梦归》、《囚山》五篇皆为以“兮”字句为典型句式的骚体赋。刘禹锡《望赋》、《山阳城赋》两篇也是由“兮”字句组成的骚体赋。
刘、柳赋作的骚怨精神以“士不遇”情绪为核心体现，同时又可剖分为两个方面的心理矛盾，包括自我与外界的对抗，以及自我内部的对抗。正如柳宗元在《佩韦赋》中所云：“嫉时以奋节兮，悯己以抑志。”[4]（第42页）从心理矛盾的指向上说，“嫉时”属于外向，“悯己”则属于内向。“不遇”作为中国古代文人普遍不幸，肇始于屈原、贾谊，其后司马迁、董仲舒皆有专文哀怨“士不遇”。此后，此种哀怨情绪递相祖述，绵绵不绝，可谓代有其人。中唐时期，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政治背景，遭受贬谪之苦的文人众多，他们的诗文之中“不遇”的哀怨情绪此起彼伏。具体到刘、柳赋作，其间流淌的“不遇”悲叹构成了作品的主流情绪。如果说“进路呀以划绝兮，退伏匿又不果”[4]（第56页）（《惩咎赋》）表现的是柳宗元进退维谷的窘迫，那么“何吾道之一穷兮，贯九年而犹尔”[5]（第13页）（《谪九年赋》）则是刘禹锡对长久厄运的质疑，以及对现实不公的愤怒追问。
从自我与外界的对抗来说，多表现为基于“视白成黑，颠倒妍媸”[4]（第47页）（《瓶赋》）的黑暗现实与重重危险所带来的强大心理压力。柳赋之中，既有“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4]（第54页）（《惩咎赋》）的深重危机感，又有对黑白混淆、贤愚颠倒的现实的深刻揭露。刘赋之中常以利器无用武之地来比喻贤才难以施展抱负，揭露现实的荒谬和反逻辑。如“利物蒙蔽，材人惆怅”[5]（第4页）（《砥石赋》），是以利剑蒙锈来比拟忠贞蒙冤，而“有利器而倒持兮，曾何芒刃之足舒”[5]（第16页）（《山阳城赋》）则是对贤者失位的怨恨。
这种自我与外界的冲突紧张到无法调和的程度之时，矛盾就转变成了自我内心的矛盾。对现实是屈服默认还是保持对峙？前路如何抉择？这些尖锐的矛盾与深沉的困惑最终都演化成为一种心灵自我的抗争。就自我内部的对抗而言，既有“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4]（第58页）（《闵生赋》）的深重忧虑，亦有“心伊郁兮将语谁”[5]（第10页）（《伤往赋》）的孤独。
（三）深邃的哲理阐释
赋兴于楚而盛于汉。汉代大赋以体物为主，小赋则以抒情见长。魏晋六朝以来咏物小赋日渐兴盛，多为托物言志之作。虽间有说理之作，然综而观之哲理之赋尚处于发展之中，始终未居主流。刘、柳既是中唐著名的文学家，同时又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对于二人的哲学思想成就，前人之述备矣。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他们雄辩的理性思维对于赋体文学创作也有所渗透。仔细品读刘、柳赋，便可发现其中不乏深刻的哲理阐释。
刘、柳赋中有对治国之方和为君之道的精妙阐释，体现了他们致君尧舜的良好愿望和矢志不渝的政治参与热情。刘禹锡《山阳城赋》写治乱之事，能把兴废得失归于人事，作出“积是为治，积非成虐”的理论概括。《砥石赋》则云：“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为物天，君为人天。安有执砺石之具，而患乎无贤欤！”[5]（第5页）“天为物天，君为人天“既是哲学观点，也是政治口号。君主既为“人天”，自当以“砺石之具”，化钝为利，化愚为智，进而使天下百姓“成器”，成为国之贤才。其《平权衡赋》借“权衡”以喻为政之道，所谓“美君臣之同体，犹权衡以合德”，认为“宰准绳之在心，庶轻重之不惑”[5]（第616页）。柳宗元《披沙拣金赋》旨在说明“求宝之道，同乎选材”[4]（第1329页）。其《晋问》之中，当柳先生盛夸晋之北山，其才可取之时，吴子却答曰：“吾闻君子患无德，不患无土；患无土，不患无人；患无人，不患无宫室；患无宫室，不患材之不已有。”[4]（第422页）对于君子而言，德、土、人、宫室、材五者之间，以德为重，其余诸项地位渐低，体现了鲜明的重德理念。赋的最后部分，先言晋文公霸业之盛，而又以尧舜之遗风作结，可谓曲终奏雅，寓意深远。赋末以吴子的口吻提倡俭让谦和，道出了政通人和的治国之道：“俭则人用足而不淫；让则尊分而进善，其道不斗；谋则通于远而周于事；和则仁之质；戒则义之实；恬以愉则安而久于其道也。”[4]（第428页）
同时，刘、柳赋中又不乏对事物发展规律性的探讨，通过理性的思辩将对事物规律的探讨和把握提升到哲理的高度。刘禹锡《何卜赋》云：“人宵五行，动止有则。四时转续，变于所极。……极必反焉，其犹合符。”[5]（第12页）事物的发展总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律，五行运转，四时轮回皆有自然的准则，物极则必反。《问大钧赋》则由连州三年不得升调，而发挥出了有关智与愚、生与老的道理，提出了“道存壸奥，无示四隅”[5]（第2页）的用智之道和“苍眉皓髯，山立时行，去敌气与衿色兮，噤危言以端诚”[5]（第3页）的处老之道。即使《伤往赋》这样的抒情作品，他也能从一己私情推广出“苒苒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气兮，散聚相寻”[5]（第10页）的人生哲理，从而深化赋作的思想主题。长期的贬谪之苦，深化了刘、柳对人生的理解，进而促成了他们对老庄的深刻体悟。柳宗元在他的《瓶赋》和《惩咎赋》中，显示出对于“道”的深刻理解：“归根反初，无虑无思。”[4]（第48页）“曰道有象兮，而无其形。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不及则殆兮，过则失真。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万类芸芸兮，率由以宁。刚柔弛张兮，出入纶经。”[4]（第54页）
二 刘、柳对赋体文学接受之差异
同样的政治遭遇，相似的地域文化环境，以及长久的交往与友谊，再加之难分伯仲的才情，使得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赋体文学创作具有了许多相似性。然而，由于个体禀性和人生态度的差异，以及审美情趣的倾向不同，又使得刘、柳赋必然具有各自的文学特性。总体而论，刘、柳二人对于赋体文学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其贡献的具体内容与方式又各有千秋。
（一）从对屈骚精神的接受来看，柳多固守而刘则多显超越
前文已经论及，刘、柳赋作皆具有鲜明的贬谪主题和强烈的骚怨精神，都表现出浓郁的屈原情结。然而，仔细比读他们对屈骚精神的接受，便可发现两者之间还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言之，柳宗元在其赋作中表现出对屈骚精神固守的一面，体现为对个人高洁品质的坚持，对理想与信念的护守，以及宁折不屈、九死不悔的执着；其核心的情感特征是深广的怨愤。两相比较，刘禹锡在其赋作之中在承继屈子精神的同时，又表现出对它的超越，体现为对痛苦的漠视，对忧郁的稀释，以及对痛苦精神世界的自我拯救，进而获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其核心的情感特征是豪健。
柳宗元《惩咎》、《闵生》二赋不仅从语词上，而且在精神上都体现出对屈原《离骚》以及《九歌》部分篇章的模拟。当自我与外界矛盾不可调和，尖锐的冲突到达极至的时候，柳赋与屈骚一样频频表现出为了固守理想和执着信念宁愿牺牲生命的愿望。且看柳宗元在《惩咎》中心灵的自白：
哀吾生之孔艰兮，循凯风之悲诗。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为！逾再岁之寒暑兮，犹贸贸而自持。将沉渊而殒命兮，讵弊罪以塞祸！惟灭身而无后兮，顾前志犹未可。……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4]（第55-56页）
这里出现了“殛死”、“沉渊”、“殒命”、“灭生”等一系列死亡的意象，表明与屈原一样，生死抉择同样也成了柳宗元精神世界中最为震撼人心的矛盾碰撞。既然忧郁无法排遣、矛盾无法化解，柳宗元更多的是效法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操守，表现出对屈骚怨愤的固守。
与柳赋不同的是，刘禹锡赋作中常表现出于困苦中求豁达、忧郁中求豪放的情感特征。刘赋虽然也有对现实的怨愤和对命运的诘问，但是比较而言，刘禹锯赋作中少有柳赋那种频繁出现的死亡意象。换言之，刘禹锡虽然与屈原在心灵上也存在着共鸣，但他并不直接效仿屈原处理矛盾的方式，更没有效法其生命的结局方式，而是努力将生命的焦虑予以化解，引向超脱的境界。他的《秋声赋》就一反宋玉《九辩》以来文人悲秋的老调，表现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和“奋迅于秋声”[5]（第18页）的昂扬情调。我们认为，屈原以来的迁谪文学是以“怨愤”为核心的，这一传统到刘禹锡这里才有较大的突破。刘禹锡以豪壮超迈的风格打破了迁谪文学的骚怨传统，开拓了迁谪文学豪健向上的新风貌。而独特的个性是刘禹锡打破传统，创新迁谪文学的根本原因。[6]
之所以能够正视困厄，稀释忧郁，走向奋发，除了刘禹锡个人的豁达禀性之外，还与他善于以佛道思想排解忧愁有关。刘禹锡喜欢和僧人交往，钻研佛学，“困而后援佛”是众所熟知的事实。在其赋文中则更多地表现为道家思想的影响。《望赋》云：“有待者瞿瞿，忘怀者熙熙。虑深者瞠然若丧，乐极者冲然无违。”[5]（第14页）从中不难看出他对庄子思想的受容，人之所以为痛苦所困，皆因为“有待”，患得患失之就失去了自由；惟有“无待”方能到达逍遥的境界。此外，从他的《何卜赋》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庄子“齐物”思想的影响。为了解决“人莫不塞，有时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穷”[5]（第11页）的疑惑，赋家借卜者之口作出了这样的解释：
有天下之是非，有人人之是非。在此为美兮，在彼为蚩。或昔而成，或今而亏。君问曷由，主张其时。时乎时乎！去不可邈，来不可逃……得非我美，失非我耻。其去曷思，其来曷期。如蹈常而侍之，夫何卜为？[5]（第12页）
是非美蚩皆存在相对性，而且可以随时转化，这里刘禹锡有意淡漠了得失来去，从而获得心灵的自我宽慰。他在《问大钧赋》的序言中曾经说作《谪九年赋》的目的在于“自广”。所谓“自广”，就是自我宽慰，从而获得心灵的自救，将心态从窘然引向豁然，从凄然引向浩然。从这层意义上说，有着“诗豪”之誉的刘禹锡又何尝不是一位雄视古今的“赋豪”呢？
（二）从对赋的文体接受来看，刘、柳皆有继承而柳则更富创新
刘禹锡和柳宗元的作品中，直接以“赋”名篇者，在他们的正集中皆为九篇；《刘禹锡集诗文补遗》尚辑有《平权衡赋》和《三良冢赋》；而《柳宗元集外集》则尚辑有《披沙拣金赋》、《迎长日赋》和《记里鼓赋》。实际上，柳宗元的除了正集“九赋”和外集中的三篇之外，尚有《乞巧文》等“十骚”，虽以“文”为题，但从宽泛的角度而言，也可属于广义的赋体。此外，柳的《晋问》则明显是模仿和创新了西汉枚乘的《七发》。还有归为“问答”类的《答问》、《起废答》，以及归为“对”类的《对贺者》诸篇，从中不难发现它们对汉代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一类赋体的继承与创新。所以说，柳宗元的赋体文学作品不仅在数量上、题材的多样性上较刘禹锡胜出一筹，而且在全面继承和推进各类赋体的发展方面功勋犹著。翟满桂同志在论及柳宗元批判继承汉代以后的辞赋时说：“他从形式上博采众长，使辞赋的艺术形式显得更为多样化。”[7]此言得之。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散文大家的柳宗元还把寓言的风格引入赋体文学之中，这样就使得传统以“体物”、“抒情”见长的赋体文学在叙事功能和讽刺功用上都迈进了一大步。他的《牛赋》将“日耕百亩”的耕牛与“曲饴随势”的“羸驴”两相比较，两者的命运迥异，最后发出了“牛虽有功，于己何益”的疑问，有力地抨击了贤愚倒置的不公正社会，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他在《瓶赋》中反用扬雄《酒箴》之意，表白自己“清白可鉴，终不媚私”[4]（第47页）的节操，并渴望能被人理解。《愈膏盲疾赋》借用医患双方的对话，以“膏肓之疾不救”，来说明“衰亡之国不理”[4]（第66页）的道理，从而巧妙地对为政者发出了警示。其余几篇描写恶臭动物的骚体赋，都具有寓言的特征。如《骂尸虫文》、《宥蝮蛇文》分别以尸虫、蝮蛇来比拟奸佞小人的可恶与防毒；描写器物的《斩曲几文》，则用以讽刺那些凭借谄曲获用的小人，同时猛烈抨击了曲直不分的昏暗现实。这些寓言化的动物赋和器物赋，具有故事性和讽喻性，丰富了咏物小赋的创作技巧，尤其是对魏晋以来俗赋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也有人将柳宗元《骂尸虫文》、《宥蝮蛇文》之类的作品称为讽刺小品赋。柳宗元的此类赋作对于晚唐李商隐的《虱赋》、《蝎赋》，皮日休的《忧赋》，陆龟蒙的《蚕赋》以及孙樵的《寓居对》等具有导夫先路的作用，堪称晚唐讽刺小品赋之先声。宋代梅尧臣、刘克庄，明代刘基等人的讽刺小赋也显然受到其影响。
综而论之，在中唐文学史上刘禹锡和柳宗元不仅在诗歌和散文创作领域成绩显著，而且他们在赋体文学发展史的地位也不容低估。两者的赋作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又在不同侧面，以不同方式丰富和发展了赋体文学。
收稿日期：2003-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