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精神”及“图书馆价值观”讨论之阅读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价值观论文,图书馆论文,精神论文,公共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图书馆自它产生的第一天起，人们对它的客观职能就做了准确的定位：保存人类文化遗产资源，并开发利用这些资源。[1] 对这些资源最大限度地积聚、开发和利用是人们进行图书馆工作的最基本的初始目标，亦是社会建立图书馆以达到某种终极目的的基础性工作。这个终极目的就是社会对图书馆价值取向的规定，也是图书馆自身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对图书馆所采用的操作方式和工作内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多年来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不同的社群和个人因其奉行的社会价值观和图书馆价值观有较大，甚至完全不同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图书馆事业整个运作体系的内在本质，造就了广阔时空范围内图书馆运作的巨大差异和鲜明特色。图书馆价值体系内容的形成与其所处地域内社会的制度设计、经济水平、文化结构、伦理准则构成的社会整体价值取向有着互为表里的关系。作为社会制度产物的图书馆，必然带有其母体社会所有的基因特点，遗传的保守性根植于它的方方面面。当这种价值取向与公民个体和社会群体的利益及伦理准则相一致时，图书馆与社会之间产生良性互动，推动二者做正面方向的运动。当这种价值取向与公民个体和社会群体的利益及伦理准则相违背时，则成为一种落后的价值体系。社会便选择放弃这种旧有的价值观念，建立一种比以往先进的价值体系，以适应公民个体和社会群体的利益选择和伦理要求[2]。
社会和图书馆先进的价值取向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对旧有价值体系中进步成分(抑或有生命力之成分)的保留；二是从外部社会及图书馆价值体系中移植引入自身缺乏的先进成分。二者结合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新的价值体系，导引图书馆追寻符合公民个体和社会群体价值选择的新目标。通观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在中国百余年来的发展史，因其外部环境的差别，不同时期的图书馆价值观经历了不同向度的选择，呈现出了各具特色的实践过程和实际效果。
现代图书馆进入中国是晚清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满清上层开明官员为医治创痍满身的国家，施行“救亡图存”方针政策的产物。咸道之际，“大清”这个有着世界财富总量百分之三十四生产能力的“天朝帝国”，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鸦片贸易”罪恶行径的摧残下，早已失去了“康乾盛世”造就的强大，在急于寻求市场与资源的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门洞大开。中国君臣与庶民从“天下宗主”和“世界中心”的美好梦境中醒了过来，遭受着俯身画押和割地赔款的巨大屈辱与无尽伤痛。面对如此不堪之困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清廷部分开明官员开始了对自己的祖国所遭受苦难之源的探究，以寻求救国之途。这种探究既有对满清统治下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教育之现状全方位检讨与批判的深层探索；也有抱“中体西用”之观念，试图通过造船制炮的浅表层变化以期收强兵之效，达到守“祖宗”封建专制之“法”和保“溥天下王土”的双重目的。[3]
全方位深层次诊断晚清社会之病的先驱为晚清集思想家、诗人和学者于一身的龚自珍。龚自珍是对晚清社会现状做全面解剖与深刻批判的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和启蒙者，他怀抱匡时救国之志，对下层劳苦大众表达了强烈的悲悯与关怀，对摧折国家民族生气和活力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揭露了封建专制统治者“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的专横霸道之嘴脸。他指出正是统治者的专横霸道才造成了“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的悲惨局面。他痛心疾首地强烈批评了知识文化界“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的文化犬儒主义倾向。龚自珍的无畏批判精神感动和影响了一大批忧国爱国之士，梁启超先生对龚自珍在当时学术思想界产生的影响作了极为准确的评价：“其于专制政体，疾之滋甚，集中屡叹恨焉”，“龚自珍……喜为要眇之思……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切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4] 受龚自珍影响的首要人物当推其好友魏源。与龚自珍强烈的批判专制独裁，拆毁封建“庙堂”的特点与贡献相反，魏源的特点和贡献已跨过了单纯的批判与申讨的层次，而在于正面的积极的探索与建设。魏源与其好友林则徐一样，与强大对手交锋的同时，不忘探寻对手强大的原因。他们探寻的结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也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林则徐除承当行政和军事上组织力量抗敌御侮重担之外，还撰写了了解西方应对西人的《四洲志》和《华事夷言》，林著是为打败入侵者而去了解研究入侵者的开山之作。林则徐成为清廷苟安议和的牺牲品之后，魏源继林则徐之志，编撰了更具深度的《海国图志》。提出了此后较长时段内朝野上下救亡图存人士行动的两大纲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5] 尽管这只是一种处于皮毛阶段的认识和举措，但他们此举的巨大价值在于，让中国的上流社会开始低下了盲目骄傲的头颅，向他人甚至敌人学习，探寻强兵救国之路。
如果说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开启了批判探索和学习的大门，冯桂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和郭嵩焘诸人则使之成为一项波及全社会的救亡图强运动，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又把这场旨在富国强兵的运动推向了最高潮。尽管这场运动在诸多必然和偶然因素的影响下在物质层面以失败而告终，但在精神层面彻底开启了古老而衰朽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门。“图书馆”就是从这扇大门里走进了古老的中国大地。
赋予图书馆救亡图存的任务，可看作中国图书馆学人对图书馆事业价值的最早判定。这一价值观的巨大意义是在中国这一文化与文献被少数人垄断的封建主义国度里，终于有了普及现代文明和文献的社会性装置。这种以图书馆事业为重要基地，教育培养千百万振新图强纾难救国的合格人才的价值取向，充分证明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图书馆人的事业追求充满着健康与无私的精神。这一价值观也是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戊戌维新运动失败教训的深层次的认识与汲取：在一个有着数亿人口的国度里进行一场上到国家政体下到百姓生活翻天覆地变化的社会运动，必须有千千万万高素质的人才和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国民，而图书馆就是培养千千万万高素质人才和现代国民的巨大摇篮。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创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价值趋向使然，现代图书馆进入中国之始在价值观的确立上就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晚清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价值观与封建专制主义的价值观有着文化基因上的天然联系，在他们的图书馆价值观里，“国家”、“天下”成为图书馆事业进行价值选择的唯一尺度和出发点。而现代民主观念中关于追求个人完善、尊重个人阅读权利与信息自由的内容则杳无踪影，使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理念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有了先天的重大缺失。这一缺失整整延续了漫长的一个世纪。
辛亥首义，时至民国，为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长足发展创造了条件。全新的政治体系和教育体系的重构，凸显了图书馆的需求与价值。即以英美政治体系为参照而建立的中国政治体系必须包含图书馆这样的社会装置，以体现执政者之职能和作用；以全民教育为目标的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更需要一大批具有较高质量的图书馆，以充足的文献资源保障科学化的现代教育得以顺利进行。正是这一需求与价值催化了民国初期“图书馆运动”的兴起，这一运动为中国图书馆事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之外，还诞生了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产生了以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皮高品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贯东西，又极具有本土特色的百科全书式的图书馆学大师，培养和造就了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并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工作者队伍。[6] 同时，民国时期的图书馆事业在学术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兼容并蓄的精神，在当时图书馆学术队伍里不仅有一批像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皮高品诸位先生这样的图书馆专业教育培养的学术大师，也有一批非图书馆专业教育培养的学术大师，如梁启超、袁同礼、柳诒征、蒋廷黻、王云五，王献堂，王重民，张秀民等人加入了建设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队伍。这些非专业出身的学术大师以其独具的知识背景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弥补了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出身学者的不足，他们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图书馆界本身，在更加广大的范围内产生积极的影响的同时，提高了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梁启超先生，他不仅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巨擘，即使在二十世纪的整个中国学林也是他人难以企及的执牛耳者。从这一部分大师和其成果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图书馆事业及其管理者必须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承认“图书馆学”是树种繁多的森林，绝非眼界狭隘的自耕农家后院的苹果园。今日图书馆学界所遭的白眼，与图书馆学界认定专业“成果”时驱逐鄙视“异类”的做法不无关系。树种单一的小果园永远不会长出令人瞩目的参天大树，孤独的图书馆学人只能在自家的果园里翻跟头撒欢，以达自娱自乐之效。学术上的兼容并蓄和学术能量相互交流，也是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给我们遗留的宝贵遗产之一。
虽然成就不菲，但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时代风云在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连绵战火导致的经济匮乏使图书馆数量与文献严重不足；外敌的野蛮入侵和掠夺使图书馆事业遭到了几近于毁灭性的打击；国家和民族类似于晚清时期的不幸际遇，使体质孱弱发育不全的图书馆事业亦不得不挑起“救亡图存”的重任。[7] 尽管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家们以其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在图书馆学术理论的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限制了图书馆学理论全面健康的发展。晚清发端时期形成的图书馆价值体系存在的缺失在理论层面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补，在实践层面依然如故。我们不得不承认，前五十余年的学术探讨和事业实践，为今日实现图书馆价值观缺失的修补创造奠定了基础。当时修补图书馆价值缺失的代表人物是杜定友和刘国钧先生。杜定友先生提出了图书馆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一切人的公共脑子”，“中国图书馆为人民服务，对于读者，不分阶级，一视同仁”的著名观点。[8] 这一观点当视做人类社会对图书馆价值的哲学阐释。而刘国钧先生“近代图书馆具有自动化(自行用种种方法引起社会上人人读书之兴趣)，社会化(将注重对象由书籍而变为其所服务的人，使图书馆成为社会之中心)，平民化(应为多数人所设)”之论点则是对图书馆价值的基础性设计。[9] 两位大师以其过人的学识和品德使中国图书馆价值观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广大民众的阅读权利和信息自由仍然是镜花水月，追求个人的阅读权利和信息自由在文献和设施匮乏的条件下，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求。况且在脱胎于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之大成的民国时期，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缺乏观念与实践的足够空间。尽管以胡适、鲁迅、林语堂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对个人的权利自由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努力与探索，限于当时具体国情的制约，对社会实践所产生的作用亦极为有限，遑论在图书馆事业领域的影响。[1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为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支点，中国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转入了与晚清和民国时期完全不同质的发展时期，形成了一个既有高山，又有峡谷的马鞍型发展过程。此前图书馆学的理论和图书馆实践的方法基本源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张图书馆的人本理性和全面的社会记忆功能，图书馆价值观的全民性和图书馆实践的工具性是其主要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前17年，基于特殊的政治现实和国际环境，中国的思想理论、政治框架、经济模式和文化制度几乎是苏联思想理论、政治框架、经济模式和文化制度的翻版。作为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图书馆自然离不开其社会母体的基因特点，在全面继承了苏联图书馆学思想理论、图书馆价值观和图书馆技术方法的同时，对过去源于西方世界的图书馆学思想，图书馆价值观和技术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清理，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工作者也“在新时代的感召下，自觉地完成了思想改造过程，谋求以自我积累的知识和技能为祖国服务”。[11] 这一时期的图书馆事业在政府和图书馆界的巨大努力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全国县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从1949年的55所，发展到1965年的573所，高等学校图书馆由1949年的132所，发展到1965年的434所，工会图书馆由1949年的44所，发展到1963年的43，546所，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也建立了一批新馆，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个图书馆事业发展高潮。[12] 不可讳言的是在巨大成就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问题：对以前图书馆学“全面的批判清理”和对老一辈图书馆学家过度的“思想改造”，加之图书馆学刻意地迎合图解意识形态，图书馆界非常彻底地抛弃了用半个世纪时间辛勤劳作所建立的图书馆学理论和技能中先进合理，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成分，以苏联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为样本，“克隆”了自己的图书馆学体系。加之“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想的巨大影响，令人敏感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成为包括图书馆学在内所有学科探讨的禁区，偶尔涉及也是口诛笔伐的对象，信息权利和信息自由更是如此。[13] 多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和极“左”意识严重渗透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工作的诸多领域，图书馆价值观的被扭曲导致其职能随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而摇摆。过分地强调政治教化和“宣传作用”，国内本身出版物品种的单一，国际文献资源的输入不足和图书馆工作人员以政治风向决定文献取舍标准的做法，严重影响了文献资源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其不良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长期的；读者获取文献信息的权利也因考量其政治身份的高低而受到严重损害；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造成的向苏联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模式的一面倒，割断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无法得到外界的先进信息，影响了图书馆学的水平提升和事业的发展。[14] 事实证明，这种强烈的政治依附性，除了影响当时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之外，也给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在未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走向更加危险的局面埋下了伏笔。极“左”观念制约下独立精神的缺乏是中国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事业职业素质不高的重要病灶，也是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屡受重创，图书馆价值观的缺失得不到彻底修复的根本原因。诚然，鉴于当时的现实情况，要当时的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事业具有独立精神是一件困难的事，甚至是一种苛求。
1965年底极“左”的病灶全面爆发，“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这是一场长达十余年波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所有领域的巨大灾难，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也在劫难逃。1976年底，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饱受摧残与创伤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逐渐从昏迷中复苏，并迎来了建国以来发展最为顺利的时期。
1977年，在“文革”中饱受迫害的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首先领导并主持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高考。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大龄青年怀揣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希望，与比他们年轻十多岁的应届高中生同场竞争，双方中的佼佼者以优异的成绩走进了高等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的课堂，接受正规的图书馆学及相关学科的专业教育。此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绝大多数在“文革”期间被关闭的图书馆恢复开放，新建了大批不同类型和不同级别的图书馆；图书馆学家们及教师得以返回课堂与图书馆重新开始了教学与科研工作；大量在“文革”中被冠以“封资修黑货”与“毒草”的国内外各种文献的解禁和新的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的出版，为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大量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学习并引进了国外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与技能，提升了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水平；数以百计专业刊物或复刊或创建，为广大图书馆学家和专业工作者搭建了学术研究和技能探讨的舞台；大量民众尤其是青年人，成为图书馆的读者。以1977年高等院校恢复考试招生为标志，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创造和持续了最为辉煌与持久的黄金时期。[15]
通观新时期20余年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实践的历程，图书馆价值观呈现出明显而稳定的持续进步的趋势。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整个社会对极“左”思想观念的批判与清理，图书馆界也清理和废止了图书馆学和实践领域的极左观念和行为，“阶级斗争工具”观念的破除，在极大地敞开了图书馆大门，保护社会民众利用图书馆的权利的同时，也把意识形态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的干扰降到了最低点，使图书馆文献资源全面系统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这时的学术研究不乏极有深度的学理探索，由于惯性作用，图书馆学界也出现过一些明显有逐波跟风的投机倾向，图解政策式的“学术观点”充斥着众多的学术刊物和“学术论著”，把图书馆的价值功能简单化甚至庸俗化。[16] 这种简单而肤浅的跟风行为，在近期导致专业学术水平的低下和文献资源的不整，就长远而言由于文献资源的不全面和系统性差而导致图书馆记忆功能的模糊。随着社会进步和图书馆学的发展，图书馆学领域的简单跟风倾向得以扭转，走上了探讨学理，追寻本源的正确道路。其中尽管不乏低水平而又有跟风特色之作，但幸运的是图书馆学界的学术中坚力量保持了头脑的清醒和学术的良知，保证了图书馆价值取向的正确和健康的发展。
我国图书馆学界关于图书馆价值取向和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图书馆的整体功能价值的认识排除了以往单纯片面以某一方面“为中心”跟风缺陷，建立了立体全面的认识。吴慰慈先生认为图书馆具有文献信息流整序，传递文献信息，开发智力资源和社会教育，收集和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及满足社会成员文化欣赏娱乐消遣的五大职能。[17]“娱乐消遣功能”成为继四大功能之后的第五功能充分显示了图书馆终于放下了骄傲的贵族身架，显示了图书馆的平民化特色。这一简洁直观表述的积极意义在于，图书馆学家们终于有了完全的独立精神和健康的职业理念，这五项职能就是图书馆创建“大文化”的职业精神，是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开始摆脱卑琐的标志，这是一种对图书馆价值公理式的表达。王子舟先生认为人人都是知识的缺乏者，人人都有补充知识的欲望，图书馆学及图书馆的任务就在于研究知识集合问题和完成知识集合任务，满足知识受众的知识欲望。[18] 人人“知识的缺乏”与“补充知识的欲望”正是图书馆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消弭人人“知识的缺乏”，满足人人“补充知识的欲望”是图书馆永恒的使命。充满书卷气息的平和表达中流露出阮冈纳赞式的民主精神，表达了新一代图书馆学人全新的学术境界和价值情怀。于良芝先生认为，图书馆的职业使命主要在于保存知识记录，保证知识继承；追求社会教育；进行情报传递；促进阅读；促进社会和谐，包容，平等五个方面。[19] 这是一种对图书馆价值观集成式的表述，是对世界范围先进图书馆价值观的继承。这些观点的出现无疑是图书馆学研究在近年来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图书馆学研究走上正途的标志，也是图书馆学家们站在相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语言方式对图书馆全面作用和价值做出的准确阐释。
我国图书馆价值趋向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又一标志是在图书馆读者的法权和图书馆伦理层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图书馆读者的法权和图书馆伦理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图书馆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20-21] 就研究成果的深度而言，尤以近期为最。这一研究起始于“图书馆人文关怀”和“图书馆人本精神”的道义讨论，以社会保障每一个人的阅读权利和信息自由达到高潮。[22] 杜定友先生远在1927年就开宗明义地宣扬图书馆公平自由的无区别服务，开中国图书馆学家在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领域研究图书馆之先河。[23] 1999年吴晞先生以“人文关怀”为题，明确宣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倡导的人人无限制利用图书馆的思想，介绍了美国和日本等国保障“所有人”、“所有居民”的“拥有接触任何形式记录(资料)的权利”的情况。对“国内制定的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图书馆条例，法规没有……涉及图书馆人文精神”的情况温婉地表示了“遗憾”。吴晞先生明确将图书馆的人文精神定位为“保障每一个人利用图书馆的权利”，并指出“只有人文关怀，才是图书馆之所以成为图书馆，图书馆之所以在社会上存在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理由”。[24] 由此可见，缺乏人文精神抑或缺乏民众个人权利的设计是中国图书馆事业最致命的缺陷。对此与六年前的吴晞先生相比，范并思先生的表述则显得直言不讳：“对于处在民主化进程起步之初，民众文化素质与信息能力相对地低下的中国，我们的确需要真正的图书馆制度，一种足以维护信息公平，保障民众信息权利的社会信息保障制度。这是中国图书馆界百年未成之业。”[25] 表达了一位先进图书馆学家的学术情怀，价值追求和道德勇气，也找到了中国图书馆事业从诞生到今日的根本病灶。程焕文先生则从社会和个人繁荣与发展的角度明确宣示，人人自由平等地利用信息资源是人类基本价值的体现，图书馆尤其公立图书馆就是体现和保障这一基本价值的社会机制。[26] 蒋永福先生认为，知识自由是现实条件下不受限制地进行知识的自由生产，自由接受，自由传播，自由利用和自由管理的状态；知识接受的自由权利是各民主国家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这是图书馆事业应该受到重视的法理证明；图书馆是国家为了保障公民的知识自由和信息权利而提供的制度性公共产品；现代社会人人都有自由平等使用图书馆的权利。政府的责任就在于保障公民基于知识自由基础上的知识权利。[27] 张层林先生则从图书馆基层实践的角度展开了探讨，他主张读者阅读自主，观点自由；读者享有使用图书馆的权利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巨大进步；在尊重读者选择，保护读者权利方面《图书馆权利法案》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图书馆要保护读者信息选择的自由，图书馆员在所有文献面前要居于中立，以保证不同观点的读者能公平地得到各自所需的文献。[28] 刘兹恒，李武二先生则告诫人们，现代信息技术的利用最有利于强势群体的信息获取，并使他们所拥有的优势进一步强化，这势必拉大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信息鸿沟，造成信息拥有与利用领域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双方综合利益分配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势必造成政治、经济、伦理诸多层面的问题。国家与图书馆界有义务积极主动地寻求有效的对策解决这一问题。[29] 沙勇忠先生从图书馆职业伦理的角度探讨了尊重和保护读者阅读自由及阅读权利重要意义，他认为，职业伦理守则是一种职业及其从业者符合道德操守的，运用专门化知识和职业技巧的一种承诺，体现了某一职业所积累的智慧；图书馆界要以《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为专业行为的伦理标准；要防止各种不正常因素对读者权利和信息自由的侵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30]
与传统印刷型文献注重理性探讨、长于学理阐释不同的是《大学图书馆学报》“读者沙龙(网络版)”[31]以及《老槐也博客》[32]、《超平的博客》[33]、《网络图苑》[34]、《游园惊梦》[35] 等个人图书馆学优秀blog以传统媒介无法比拟的技术优势，在讨论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其他论题的同时，以“国图事件”、“苏图事件”、“收费服务”和首都图书馆、杭州市馆为弱势群体服务为中心，就图书馆精神(也有人称其为公共图书馆精神、图书馆理念、图书馆价值观)展开了生动而激烈的语言交锋。以“老槐”为代表的“图书馆精神”论者认为：每一个公民无障碍、公平、自由、充分地从图书馆获取文献信息是他们神圣的权利，任何个人与团体都缺乏剥夺他们这一权利的法理依据。各种非规则的和损害读者利用图书馆权利的行为，都有背于图书馆的精神理念或价值追求，不利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而持相反意见者则认为：目前图书馆界大多数受到批评与非议的做法，是图书馆为弥补业务经费不足、稳定图书馆员队伍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责任不在图书馆本身。政府投资不足之因结出了读者权利受损之果，只谴责图书馆界损害读者权利，“精神理念论者”有捏软柿子之嫌。无论如何，这场空前的图书馆精神的大讨论必将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是中国图书馆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解放。图书馆价值在中国百余年不同阶段的特点表明，图书馆学人和图书馆事业价值观与整个国家民族的价值观处于一种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国家民族追求一种健康正确的价值观，必然伴随图书馆追求一种健康正确的价值观；当国家民族的价值观出现倾斜或偏差时图书馆亦然。这种现象既说明历代图书馆学家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以自己从事的专业阵地为国家和民族而奋斗，但同时也说明，数千年重“国家”轻个人的传统在数代图书馆学人的身上留下了太深的烙印，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学理与人格的独立和自觉，总是随着政治风向调整着自己或图书馆的价值观。范并思先生所说“图书馆百年未成之业”，作为图书馆事业灵魂的图书馆学家无法负主要责任也应当负重要责任。与屡经磨难的前辈杜定友、刘国钧们相比，今日的图书馆学人是幸福的，中国图书馆价值观大厦的百年缺损在自己的手中最终得以修复，时代为今日图书馆人完成这一修复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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