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颠覆与思想的锐进——谭嗣同对湘军评判的心路曲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湘军论文,心路论文,曲线论文,偶像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3-0114--05
湘军乘太平天国狂飙而兴，对晚清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又因为湘军崛起于湖湘大地，故对于近代湖南社会、湖湘文化、湖南士风民气影响尤甚。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自湘军之后，湘人普遍有了一种湘军情结，“湘军已演化为湘人的一种心态，一种潜意识”。[1](P121)
的确，从众多纵横捭阖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之上的湖湘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浓重的湘军情结。然而，颇耐人寻味的是，维新志士谭嗣同(1865-1898)在其一生不同时期对湘军竟然有迥然不同的评价：早年的谭嗣同对湘军有着天然而质朴的认同感。他崇仰湘军，颂扬湘军的赫赫功业，视“中兴名臣”如同偶像。但是到后来，谭嗣同对湘军的态度骤然改变，非但不以之为荣，反以之为耻，不予之以爱，反予之以恨，最终走向了湘军的对立面，成为“首发议抉湘人（引者注：指曾国藩等）负天下之大罪”[2](P217)者。谭嗣同在其短暂生命的不同阶段中，为何会对湘军有如此不同的评价？在这种巨大变化之下究竟隐伏着怎样的心路曲线？本文试图结合晚清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变革的具体历史情境，从几个方面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一 湘系子弟的身份与早年对湘军的崇仰
谭嗣同生于晚清湖南浏阳一个官宦家庭，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并曾两度兼署湖广总督。谭氏父子与湘军中一些重要人物颇有渊源。光绪三年(1877)，谭继洵由陕西巡抚谭钟麟荐于左宗棠，得由京官外放，补甘肃巩秦阶道。其时，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左宗棠为首，以刘锦棠“老湘营”为骨干的西北湘系集团，其主要成员杨昌沼、魏光焘、谭钟麟等均系湘籍。谭继洵任职甘肃巩秦阶道，遂成这一集团之一重要分子。谭嗣同本人在刁斗声寒的西北也有一段半类军旅半类游侠的生活：“嗣同间至军，皆橐鞬帛首以军礼见”，“臂鹰腰弓矢，从百十健儿”。[3](P20)谭嗣同在西北时即初露头角，受到后来成为新疆首任巡抚的刘锦棠的赏识。梁启超《谭嗣同传》称谭“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3](P553)谭嗣同胞侄传赞在《复生府君》中也说谭嗣同“弱冠从新疆巡抚刘襄勤公军，西域底定，刘大奇之，特荐于朝，以知府归浙江补用。”[4](P1)谭嗣同自己在挽刘锦棠联跋中也谈及此事：“昔巡抚新疆时，余兄弟皆蒙其疏荐。”[3](P100)
从以上的情况看，谭嗣同其实也算是湘军系统的官宦子弟了，虽然他不像其父辈那样与湘军人物关系紧密深厚，他接触湘军人物也基本上是在青少年时代，等到他后来成年走上社会，参与政治活动时，湘军已走向衰落，“中兴名臣”更是花果飘零。但青少年时代的这种特殊经历，使得谭嗣同对湘军这支子弟兵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与自豪感，对“中兴名臣”颇怀敬仰欣慕之情，这在谭嗣同早期诗文中时有所见。
谭嗣同《忠义家传》论湘军之盛：“自有湘军以来，司马九伐之威，畅于荒裔；踔厉中原，震砻水陆；剑椷西域，戈横南交；东挞瓯粤，北棱辽海。四五十年中，布衣跻节镇，绾虎节，以殊勋为督抚提镇司道，国有庆，拜赐恒在诸侯群牧上，生拥位号，死而受谥者凡数百人。至若膺大衔虚爵，极武臣之伦品，归伏邱陇，或潜身卒伍，其数乃又不可纪录。所至通都大邑，沍乡炎徼，一鄙一
，莫或无有湘人之踪。遂周二十三行省，莫或不然，亦莫或不惮懾之。”其声威何至于如此，谭氏推原其因，“岂有它故？风气劲剽，无生还之心，出百死以贸之耳。”[3](P41)《浏阳谭氏谱》叙例中，谭嗣同引湘系显达诸公谭拔萃、谭钟麟、谭碧理等辈为谭氏一族之光大者。[3](P49)在《记洪山形势》一文中，谭氏对罗泽南、胡林翼辈据守洪山、金口与武昌成犄角之势以对抗太平军的军事才能与故实颇有赞誉。[3](P18)而在《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三十九》记叙提督崔伟赞佩左宗棠及湘军之军事才能与坚忍镇定之节操，实有假口誉美湘军之意。[3](P144)
谭嗣同早期思想趋于保守排外，经甲午之变，其思想始勇猛激进。即便如此，谭嗣同仍然很希望国人能以湘军窳败为镜鉴，“转则豁寤”，去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3](P174)，以此为自强图存之起点，“乘此导之，亦千世而一时也。”[3](P174)因而，他对颇具远见与开放意识的湘军人物多有正面议论，盛赞曾国藩、曾纪泽、左宗棠、沈葆桢、彭玉麟等“更事既多，识力乃卓”、“洞彻洋务”、“深入其蕴”。[3](P228)对左宗棠、郭嵩焘、曾纪泽尤为推崇，“善夫！左文襄请造轮船之疏曰‘彼既巧，我不能安于拙；彼既有，我不能傲以无。’夫傲之一字，遂足以亡天下而有余。”[2](P157)“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3](P173-174)
后来，在维新运动中，谭嗣同还常引湘军成败为湖南推行新政，举办实学实业，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立论张本。他在《上江标学院》中说：“湖南向称人物荟萃之邦，自曾、胡诸公戡平巨憝，功伐烂然。然以去岁日人犯顺，战事方殷，赴援湘军亦复溃散，不可收拾。可知虚憍之气无所可施，而时事艰危，万非从前绥靖逆氛可比。为今日湖南计，非开矿无以裕商源，非制器无以饬军政，而开矿、制器等事，随在与算学相资，故兴算一节，非当世之远模，抑亦湘省之亟务。”[3](P182)谭嗣同还在《湘报》上撰文《论湘粤铁路之益》，其中有言，“湘军之光，功耀区宇，天下谈地利者，咸注目湖南”[3](P424)，借湘军曾经具有的声威，以增汉粤铁路经湖南而不由江西之说资。
总的说来，在甲午之变前，尽管谭嗣同对湘军之事功偶然也有微词，甚至对湘军杀威之盛，湘人“以杀人为学”进行了强烈谴责，“是何不仁之甚者乎？”[3](P41)但是就整体而言，谭嗣同评价湘军和臧否其人物的基调，还是相当积极的，即使在一种矛盾的心态下，依然感到先辈的骄傲和荣光。
二 偶像的颠覆：对湘军神圣性与合理性的解构
值得注意的是，从甲午之变开始，谭嗣同对湘军的评判有了极大的改变，他对湘军以否定和批判为主，态度非常激烈。这种否定和批判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
其一，他从湘军败坏人心风俗，助长国人矫虚之气、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立论，从道德价值的角度来批判、否定湘军。他认为，“大劫将至矣，亦人心制造而成也”[3](P466)，晚清时局，内忧外患，危如累卵，而当局者却仍不思振作，勾心斗角，党同伐异，置国家安危、民族大义不顾，“此风尤以湘人为剧。”[3](P467)征之事实，可举两端。甲午前后，刘坤一与彭玉麟有隙，刘乃妄信虚言，将彭玉麟费二十年经营建造、颇为完固的海防炮台一律拆毁重造，致使南洋各炮台无一可恃，“若和议不成，更有不堪设想者，辱国羞天下不暇恤矣。”[3](P14)又言谭钟麟颟顸自私，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不但自己不能“别筹一善策”，反而嫉才妒能，“且去年刘襄勤之奉召北援，恐其大用，颇向当路倾轧之，公尔忘私，固如是乎？”[3](P158)究其原因，“此皆由数十年湘军强盛所使然。”因此，谭嗣同认为，“湘军名震天下，通盘打算，其利甚少，而人心风俗之受害殆不可胜言。”[3](P467)庆幸其家乡，“浏阳俗贵谨厚，以湘军之盛时犹不得分其末光，则终亦无由渐其恶习。”[3](P174)
由于受湘军的影响，在当时所普遍养成的一般“亡国之士”、“亡国之民”，他们深闭固塞，抱残守旧，又嫉贤妒能，矫虚排外，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给国家带来了更大的危险，“中国举事著著落后，寖并落后之著而无之，是以陵迟至有今日。”[3](P205)谭嗣同将此等士风民气的形成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落后的局面归咎于湘军，对此进行了痛诋：“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湘人既挟以自骄，各省遂争慕之，以为可长恃以无败。苟非牛庄一溃，中国之昏梦，将终天地无少苏。夫西人之入中国，前此三百年矣，三百年不骇诧以为奇，独湘军既兴，天地始从而痛绝之；故湘人守旧不化，中外仇视，交涉愈益棘手，动召奇祸。又法令久不变，至今为梗，亦湘军之由也。”[3](P345)
其二，曾国藩在湘军初起时，发表《讨粤匪檄》为湘军打起“保卫乡土”、“扶持名教”的旗号[4](P232)，给湘军镇压人民的反抗假以护教卫道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谭嗣同从普通民众的立场出发，对湘军“保卫乡土”、“卫教卫道”的神圣性进行了解构，从根本上否定了湘军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谭嗣同对湘军在镇压国内人民反抗时所表现的异常野蛮、凶悍和残暴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将湘军之功与“中兴”之业予以彻底否定。1864年7月19日，金陵城破，湘军大肆烧杀淫掠，昔日繁华富庶的六朝古都遭受空前浩劫。谭嗣同对此义愤填膺，愤怒声讨，“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逋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倦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矣。”[3](P345)后来，谭嗣同至金陵，亲历其劫后萧索，闻父老讲述历史真相，“犹深愤恨”。[3](P466)此外，湘军魏光焘部炮将邓增率兵屠戮陕甘回民老弱妇孺以为功，其残暴实不减于金陵屠城，谭嗣同认为，“此等事不论何国皆无之，即土番野蛮亦尚不至此。”[3](P466)这就是湘军打着“保卫乡土”、“卫教卫道”旗号所造成的令人发指的暴行罪孽，谭嗣同要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3](P345)“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赏，享大名，瞷然骄居，自以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3](P346)
谭嗣同还揭露了湘军为筹饷筹粮而对普通平民的沉重压迫和敲骨吸髓的剥削。这一点在谭嗣同的一些诗作中有明确反映，如《六盘山转饷谣》、《和景秋坪侍郎甘肃总督署拂云楼诗二篇》，其内容反映的正是左宗棠平定陕甘回民起义时从东南诸省筹措军饷的情况。《和》诗“西人转饷疲东国，南仲何年罢朔方”两句下有注：“甘肃军饷，岁四百八十万，皆仰给东南诸省。”[3](P63)这就很明确地表明，湘军勘定西北之功，实际上是建立在对东南劳动人民的重重盘剥之上，而这种重重盘剥，不但陷人民生活于深重苦难之中，也对社会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霜严露冷犹常事，劫火烧残草不肥”，[3](P72)整个社会一片萧条荒凉景象。
谭嗣同还进一步批判湘军，指斥湘军对内野蛮残暴，抵御外辱却矫虚怯懦，根本不足恃，“捲天下所有，曾不能供前敌之一败。”[3](P158)当外敌环伺，国势倾危之秋，朝廷百僚却是既瞽瞀于军事，无才将兵，又昏庸颟顸，懵懂于外情。[3](P204)军中士卒“皆集于临事，非素教之也”[3](P347)，情况同样糟糕。此种军队，“使当大敌，将士环向而泣，至有宵遁者，其不战而溃，不待智者知之矣。”其结果，“奉天败，高丽败，山东败，澎湖又败；旗军败，淮军败，豫军、东军、各省杂募就地召募之军无不败，即威名赫耀之湘军亦败，且较诸军尤为大败。”[3](P157-158)真正符合“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3](P346)之断语，哪里还谈得上“保家卫国”、护教卫道”！
谭嗣同对湘军的种种批判，去掉了笼罩在湘军之上的神圣光环，对湘军的神圣性和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相当彻底的解构。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谭嗣同心中，湘军的形象已经轰然倒塌。他早年崇仰的偶像已经被颠覆。
正是基于对湘军所标榜“保家卫国”、护教卫道”神圣性的解构，以及对湘军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否定，谭嗣同最终在情感上走向了与湘军的对立面。他站在与湘军完全敌对的立场，对太平天国起义予以深切的同情。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发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经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最终惨遭失败。而湘军正是太平天国的死敌对头。湘军因应清廷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需要而兴起，又因为平定太平天国起义而得其威名。湘军的崛起与壮大，是与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谭嗣同由批判、否定湘军，进而对太平天国将士被迫进行反抗的遭遇深表同情：“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挺［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他认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有“助纣为虐之罪”。[3](P345)不难看出，谭嗣同看待问题的立足点至此已经完全发生转移，作为湘军对立面的太平天国将士成为其情感倾注的对象。
尤为令人惊骇的是，因为对湘军的痛恨与仇视，谭嗣同竟然将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打败湘军的日本军队美化为“神武不杀”的仁义之师，甚至对日军的侵略行径也大加称赞，百般回护。他分析甲午中日之战湘军溃败而日军致胜的原因说，“若夫日本之胜，则以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乎多杀。”[3](P346)在谭嗣同看来，日军战时不追奔逐北、赶尽杀绝，战后优待俘虏，在其驻兵中国的地方遇有灾荒则对灾民施以救济，这比之湘军以残杀人民、游勇、会党而激反天下，实在要高明得多。他因此感叹：“嗟乎！仁义之师，所以无敌于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杀而已矣。《易》曰：‘神武不杀’。不杀即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详，盖图之哉！”[3](P346)
这种议论，的确是骇人耳目，不可思议。实际上，谭嗣同之所以有这类匪夷所思的愤激之论，固然与他对外国侵略者的凶残本质以及侵略伎俩的认识不足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对湘军野蛮残暴的痛恨，使得谭嗣同情感的天平已经完全偏向了作为湘军对立面的外国侵略者，他的议论也因此严重地偏离了理性的轨道。
三 偶像颠覆的深层原因
从偶像崇拜到颠覆偶像，谭嗣同对湘军的态度和感情前后变化之巨，反差之大，令人诧异，也耐人寻味。在此试联系当时社会历史境遇和谭嗣同思想观念的变化来剖析其原因。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败于向来为之所轻视的蕞尔岛国日本。甲午之变，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彻底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对国人心理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与刺激。深重的灾难和民族危机促使思想界对时局作出更深一层的思考。在这种环境中，谭嗣同的思想和学风都因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既忧性分中之民物，复念灾患来于切肤。”[3](P168)从此，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专制主义，从而铸成一种勇猛无比，冲决世间一切网罗的“仁学”精神。正是基于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谭嗣同对凶残镇压人民反抗、竭力维护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湘军和“中兴名臣”有了强烈的痛恨。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是谭嗣同从崇仰湘军到最终激烈批判和否定湘军的重要转捩点。
但是，仅仅从历史事件出发并不足以说明谭嗣同批判和否定湘军的内在逻辑根据，解释他改变初衷的必然性。联系谭嗣同一生的思想学术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谭嗣同从早年崇仰湘军到最终激烈地批判湘军，其深层的原因在于谭嗣同放弃了他早年认同和尊崇的“圣人之道”，转向了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
谭嗣同早年深受旧学的影响，认同和尊崇所谓的“圣人之道”，即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纲常伦理。他认为“道之不可变者，虽百世而如操左券”[3](P236)，对古老的封建主义充满了信心。为此他极力排斥和反对近代科学和新的生产关系，他说：“中国圣人之道，无可云变也，而于卫中国圣人之道，以为扑灭之具，其若测算制造农矿工商者，独不深察而殊旌之，甚且耻言焉，又何以为哉？”[3](P131)试图永远保持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清王朝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承继者，湘军在其濒临灭亡之际力挽狂澜所建立的“中兴”之功，维护的正是封建主义的“圣人之道”与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正是由于对封建主义“圣人之道”的认同和尊崇，早年的谭嗣同崇仰湘军，视之为偶像。
但是，谭嗣同毕竟不是冥顽不化、昧于时势的纨绔膏粱。从1884年撰写代表他早期保守思想状态的《治言》之后，经过十年人生忧患和“殆坐欲新而卒不能新”的思想“纷扰”[3](P2)，到19世纪90年代，谭嗣同终于从封建主义的营垒中分离出来，思想观念发生了提升与超越。他放弃了早期曾坚持、遵从的封建主义的“圣人之道”，对封建专制君主的“私天下”、对封建伦常等级制度、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表现出了极端的仇恨和憎恶，同时对西方的民主社会制度又倾心向往。这些，成为谭嗣同最终打破偶像，批判和否定湘军的深层原因。
而谭嗣同思想观念的提升与超越，又是与他自我超越的内在基因以及他的整个学术思想的变化紧密相关的。谭嗣同虽出生于官宦家庭，但年少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3](P553)“自少至壮，遍遭纲纶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受。”[3](P289)这种遭遇使谭嗣同对封建伦常残酷性有真切的体验。同时，青年时代举业仕途的艰阻，仗剑远游、周历山川、目睹中华大地疮痍凋零的经历，养成了他“倔强能自立”[3](P54)，“发扬蹈厉，不守绳墨”[6](P86)的坚强、独立和叛逆的性格。这种性格成为谭嗣同实现其思想观念自我超越的内在基因，也是他批判和否定湘军所不可或缺基本动力和勇气之源。
谭嗣同实现其思想观念自我超越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其学术受到王船山、黄宗羲反封建君主专制的民权思想、反清民族主义思想，以及西方近代民主政治观念的影响。
黄宗羲和王夫之经历了明清易代、王朝更迭、天崩地解的社会变迁，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弊害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以“天下之利”、“天下为公”为评判标准对专制君主展开了猛烈的批判。黄宗羲痛斥封建专制君主“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屠毒天下人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7](P2)王大之也提出“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8](P1175)
谭嗣同对黄宗羲，王夫之卓然超绝的学行十分景仰。他称自己“私淑船山”[3](P156)，并以继承船山职志自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3](P164)谭嗣同赞誉黄宗羲、王夫之的民权思想，“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3](P338)，“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次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亦具此义。”[3](P464)他吸收王船山、黄宗羲的民权思想、公私观念，从辨正君民本义，分析君主产生的原因入手，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批判和否定，“原夫生民之初，必无所谓君臣，各各不能相治，于是共举一人以为君。夫曰共举之，亦必可共废之。故君也者，为天下人办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骄奢淫纵者也。”[3](P462-463)他认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3](P349)，国家是人民公有的，而非“独夫民贼”之私产嗣续。但是，专制君主却违背共举立君的初衷，背弃“君末也，民本也”的根本，君临天下而据天下为一己之私，荼毒天下人民，“岂谓举之戴之，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一切酷毒不可思议之法，由此其繁兴矣。”[3](P339)不仅如此，专制君主还以君权神授的欺罔之谈赋予自己的至高权威以神圣性，“天与人不平等，斯人与人俞不平等。中国自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3](P333)
谭嗣同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明确地指出了国家与朝廷的分野。他认为国与民为一体才能构成完整的国家观念，“除民之外，国果何有？”[3](P341)王朝的更替与天下百姓是不相干的，“一姓之兴亡，渺渺乎小哉，民何与焉？”[3](P340)由此，谭嗣同对服务于封建君主专制的君臣观念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3](P337)他认为所谓忠臣，“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辅桀也，是助纣也。”“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不为辅桀助纣者几希！”[3](P340)历代所谓的“忠义”观念如此暗昧，“中国人犹自以忠义相誇示，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事矣。”[3](P334)
以此为论，他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行了总的清算，“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3]((P337)谭嗣同的这种认识表明，他早年所信奉的“圣人之道”已经被彻底否定。
王船山、黄宗羲学术思想中浓厚的反清民族主义意识对谭嗣同也影响至深。在晚清的历史境遇下，王船山、黄宗羲所强调的华夷之辨以及反抗满清的壮烈行动和言论，“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过来。”[9](P29)谭嗣同就是无数觉醒者中的一位先驱人物。一方面，他揭露满族入侵中原时的野蛮残暴，“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羶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猰貐之巨齿，效盗跖之奸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刀擬华人，华人靡矣。”[3](P341)另一方面，他又揭露满清统治者在外敌入侵之时，宁可国灭种也不使汉族恢复旧邦的仇汉心态和卖国行径，“满、汉之见，至今未化，故视为傥来之物，图自全而已，他非所恤。”[3](P153)“况东事亟时，决不肯假民以自为战守之权，且曰：‘宁为怀、愍、徽、钦，而决不令汉人得志。’”[3](P343)满清的这种倒行逆施使得谭嗣同丢掉对它最后的幻想，迅速走向与之决裂的道路。他号召人民排满，“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3](P343)
此外，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的“人权”、“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等思想和价值观念对谭嗣同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甲午之变促使谭嗣同对西方重新加以审视。通过详考切究，谭嗣同对西方的民主政治给予了高度评价，把它比作中国传说中的三代之治，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与之相去甚远，“而有所谓民主者，尤为大公至正，彬彬唐、虞揖让之风，视中国秦以后尊君卑臣，以隔绝不通气为握固之愚计，相去奚止霄壤。”[3](P197-198)因此，他不仅表达自己“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3](P168)来建立民主社会的决心，而且还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帮助，“代其革政，废其所谓君，而择其国之贤明者，为之民主。”[3](P359)
王船山、黄宗羲等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以及西方近代民主政治观念为谭嗣同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使他跳出了封建主义“圣人之道”的窠臼，认清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从而展开了对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激烈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湘军作为清廷维护其封建专制主义“私天下”的工具，自然成为实现其理想中的民主政治的障碍，遭到谭嗣同的唾弃与痛恨。
作为湘系官宦子弟，谭嗣同对湘军的批判与否定如同入室操戈，其锋芒所向，极具杀伤力。同时，谭嗣同“首发议抉湘人负天下之大罪”所表现的冲破网罗的精神，也给湖湘文化所注入了创新和革命的因子，使湘军之后的一代代湖南人在接受湖湘文化精神滋养的同时，能够脱去陈迹，摆脱旧有思想的束缚，走出先辈的光环，以新的时代精神去开创新的伟业，由此而超越湘军，在历史舞台上有更为精彩的表现。
［收稿日期］2009-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