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话语与社区实践: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解读_社区建设论文

国家话语与社区实践: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解读_社区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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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社区与大问题:社区建设的实践与理论意义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分化的显著标志是,社区观念已经世俗化、妇孺皆知,社区与社会、社区与市场、社区与国家关系逐渐显露,社区发展在社会生活与国家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微不足道的小社区已处于社会经济政策议程和国家发展战略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发生了史无前例和翻天覆地的结构变迁,其中最引人注目和意义深远的是社区逐渐“浮出水面”:社区价值观及其蕴含的社会涵义广泛传播,社区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日趋增多、相互交织,社区与社区发展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社区议题形成与发展绝非偶然现象,是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结构变迁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反映社会发展趋势。政治上,国家角色由父权、全能主义转为权威和有限角色。政企分开与政府职能转变催生市场经济体系,社区成为民间社会的象征,在政治生活与社会资源分配中占据一席之地;经济上,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让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力量成为影响社会生活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社区与市场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并存共生,推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社会上,由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结构转型与阶级分化导致社区成为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在社会生活与阶级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文化上,传统封闭、单一、狭隘、僵化的社会心理变得日趋开放、多样、宽容和活跃,国家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念日趋弱化,社区为民间社会与个人主义营造适宜的社会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在结构转型与社会现代化处境下,社区观念与社会结构发生相似变化;社区参与和基层民主政治方兴未艾,社区经济与地方经济发展繁荣昌盛,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相互促进,社区文化与社区精神各具特色。社区不仅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而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宏观决策、社会现代化与社会管理共同关注的战略性主题。

城市社区建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具有无比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社区是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工作学科共同关注的传统主题,是观察社会变迁的基本视角。社区发展实践直接关系所有人的生活环境与生活质量,关系国家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状况,关系社会秩序与社会管理基础,关系社会质量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发展实践具有丰富多彩的理论意义,蕴含理论创新的巨大潜能。社区发展涉及一系列基础性理论议题,例如社区概念内涵外延,社区分类与类型,如何培养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社区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区发展与民间社会的关系,社区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社区、市场、家庭与国家的关系,社区参与途径与形式等问题。目前,社区建设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社区发展理论研究与理论指导严重滞后。社区建设实质是欧美国家的社区发展传统。有鉴于此,本文采取文献回顾方式,从历史借鉴与国际比较角度,在探讨欧美国家社区发展实践与理论发现基础上,重点探讨社区发展的基本目的与主要功能是什么,目的是为促进中国社区建设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与操作化的政策建议。

文献回顾:欧美国家社区发展目标的演变

社区发展是欧美国家社区工作的重要方法与组成部分,拥有独特任务目标与过程目标。欧美国家社区工作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范围内容、工作方法与价值取向多种多样,各种社区实践类型并存共生,共同组成丰富多彩的社区工作体系。1955年,加拿大社区专家罗斯认为,北美社区组织传统起源于社区发展、社区组织和社区关系三大渊源。[1]1957年,英国人巴腾提出非指导性(Non-directive)社区工作模式,为社区发展理念与模式奠定理论基础。[2]1968年,美国著名社区专家罗斯曼提出社(地)区发展、社会规划和社会行动的经典模式,社区发展理念与模式应运而生。[3]社区发展既是社区实践主要模式,又是社区工作基本方法。虽然社区发展模式已获普遍认同,但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环境、制度安排与文化模式赋予其迥然不同的内涵外延,而且社区发展目标界定角度多种多样。例如总体与具体目标、直接与间接目标、现实与长远目标等。目前,欧美国家主流的社区工作目标分类是区分任务目标和过程目标。过程目标主要是从改变人们的信心、知识、技巧或态度角度界定的,任务目标主要是从改变物质状况与社会环境角度界定的。[4]实际上,过程与任务目标是社区工作的一体两面,二者相互依赖与相互交织,根本无法截然分开。各国社区工作者通常面临的两难选择是,以过程目标为主,任务目标为辅?还是以任务目标为主,过程目标为辅?或者是过程目标与任务目标并重?或者是因地制宜地确定其他目标?

欧美国家社区工作最初的基本目标是,提供多样化与高质量服务,改善弱势群体与劣势群体的生活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与福利水平,有效满足变迁的社区需要。这种目标主要适用于19世纪中晚期的欧美国家和20世纪中期的发展中国家。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率先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失业、贫困、疾病、住房、犯罪、文盲和环境污染问题丛生,严重影响正常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回应变迁的社会需要,建构和谐的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营造良好生活环境,创造机会平等与公平的社会环境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基督教会团体、中产阶级、上流社会妇女和倡导渐进式改良的费边主义者,通过不同方式接触贫民,走进社区,开展社区工作。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起源于英国,后来扩散到欧洲大陆和北美的慈善组织会社和安置所运动。第一个慈善组织会社1869年成立于英国,第一个安置所1884年在伦敦开展工作。慈善组织会社主要工作是协调社区内不同慈善组织救济穷人的服务,科学管理社区内的社会救济活动,最大化地满足穷人的基本需要。安置所运动主要是在都市贫民区开展服务,主要内容是组织和教育居民争取社区环境改善,改善邻里关系和培育守望相助精神,减少犯罪和改变穷人的文化,营造安全、舒适的社区生活环境。当时英国开展的成人教育、互助互济的合作社事业和殖民地管理事务也是福利型社区工作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5]。显而易见,这种工作目标性质是任务取向的,其实质与精髓是改善个人与社区福利状况,如何发展社区福利是核心工作目标。

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态度,提升目标群体的社会意识,这是社区工作的又一重要目标。这种目标主要适用于二战后欧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工作。二战后,欧美国家经济繁荣、社会富裕、生活稳定。英国率先进入“福利国家”时代,说明基本生活需要和主要社区问题已经解决。物质福利与基本生活需要的优先地位,已让位给精神心理卫生和发展性需要。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民族独立、建立主权国家、实施社会改革和发展经济的时候,面临物质资源极度匮乏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巨大差距,面临如何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突出问题。在此背景下,联合国倡导、支持和实施的社区发展理念与计划应运而生。1948年联合国提出“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念。1952年联合国成立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小组,主要职责是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社区发展运动,组织实施“联合国发展十年”计划,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6]。社区发展项目与计划多种多样,社区工作队伍也截然不同于19世纪末期欧美国家的社区工作。社区发展计划主要内容是以社区为基础,由政府部门会同社区中的民间团体、合作组织、互助群体通力合作,组织、发动、启蒙和教育社区居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清楚表达自己的需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通过自助与互助方式解决面对的问题,进而通过社区发展实现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7]这种社区工作目标性质是过程取向的,其核心特征不是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和满足某种特殊需要,而是侧重于改变决策者、社会精英和地方领袖的观念与态度,提升社区工作对象的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问题和需要,而不是直接提供福利服务。

培养社区能力,注重能力建设,是欧美国家社区工作目标体系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目标主要适用于二战后欧美国家的社区工作,也适用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确立能力建设目标反映欧美国家社区工作处境与价值基础的转变,说明社区工作内容与模式的变化,标志社区工作进入成熟阶段,社区工作及其目标已达到超越物质福利的较高层次。这类社区工作的主要目的不是解决社区问题,提供社区服务和满足社区需要,而是主要关注社区能力建设。能力建设型社区工作的基本特征是,社区工作者不仅要为人们提供服务,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要采取增加人们的自主、自尊,促进他们有能力和工作者一道工作以解决自身问题的方式工作。[8]在某种意义上说,社区能力具体表现为社区组织的能力与社区居民的能力。美国著名学者罗斯曼将社区能力分为两类,一是解决特定问题和满足特殊社区需要的能力。二是社区人士发现问题,寻找社会资源,建立社会联系和解决问题的一般能力。[9]英国学者托马斯提出较具影响力的能力建设目标二分法,一是资源分配层面的能力,二是发展层面的能力,这其中包括培养社区居民的政治能力。政治能力就是令市民对政治感兴趣,掌握更多政治知识与技巧去参与政治事务。[10]简言之,社区能力建设是典型的过程目标,价值基础是自助、自决、自尊和参与。能力建设是个层次较高的目标体系,旨在通过居民参与解决自己的问题,发掘人们的潜能。

社会改革与有计划社会变迁是综合性与宏观取向的社区工作目标。这种目标既适用于欧美国家,又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并无社会环境与条件限制。这种工作目标分别在19和20世纪末期显得格外重要。19世纪末期,是采取社会改良与有计划变迁,还是采取社会革命与自由放任政策模式,以回应社会问题,满足变迁的社会需要,是英国社会激烈争论的核心社会议题。[11]20世纪末期,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人们意识到制度创新与社会改革的必要性,认识到有计划变迁的重要性,以社区和组织为基础的宏观社会工作日趋流行。[12]英国著名格尔本卡恩(Gulbenkian)基金会报告认为,社区工作的基本目的是通过分析社会处境,与不同群体组成关系以便产生希望变迁的过程,并影响社会变迁进程和改变权力分配。具体来说,社会变迁取向的社区工作目标有三:一是人们民主参与思考、决定和计划的过程,以及人们在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服务发展和制度运作中扮演积极角色。这意味着社区工作是创造地方民主的基本途径;二是培养相互关怀与社区照顾的美德,增强个人的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三是善用社会资源,有计划和整体性满足人们的特殊需要与社区需要,实现社区整合与社会整合,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福利水平,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13]显而易见,有计划社会变迁目标的精髓是宏观取向的制度创新,它既是过程与任务目标的有机结合,又是对发展社区福利、提升社会意识与社区能力建设目标的高度整合。

国家话语与社区实践: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解读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政府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与简政放权,劳动、工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深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原来由工作单位提供的生活福利转移到地域社区,工作单位与生活社区在地理空间上分离,城市更新改造与居民住宅新区建设导致社区类型多样化。1980年代中期兴起的社区服务使社区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社区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4]1990年代以来,一方面社区服务内容早已超出社区服务范围,另一方面社区服务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谋求社区综合发展的社区建设应运而生。1991年民政部提出社区建设思路,确定北京西城区、沈阳沈河区等26个国家社区建设实验区,目的是探索推进社区建设工作的运行机制,建立和完善社区组织,探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新模式,加快以社区服务为主的福利事业的发展。2000年11月,中办和国办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标志社区建设运动进入高潮,社区建设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15]简言之,结构转型与社会发展使社区观念深入人心,社区服务向社区建设转变过渡。

城市社区建设目标复杂多样、体系宏大,既直接反映当前城市社区发展的现实状况,又间接反映城市社区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按《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今后5-10年城市社区发展的主要目标是:(1)适应城市现代化要求,加强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建设,建立以地域性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构建新的社区组织体系;(2)以拓展社区服务为龙头,不断丰富社区建设内容,增加服务项目,促进社区服务网络化和产业化,努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趋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3)加强社区管理,理顺社区关系,完善社区功能,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4)坚持政府指导和社会共同参与相结合,充分发挥社区力量,合理配置社区资源,大力发展社区事业,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素质和整个社区的文明程度,努力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现代化社区。[16]简单说,社区建设核心目标是构建新型社区组织体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创建现代化社区。城市社区建设目标特征明显,一是目标繁多,体系庞大,综合性与理想化色彩浓厚;二是阶段性特征突出,明确指出这些是未来5-10年城市社区发展追求的目标;三是社区政治发展与社区管理是贯穿社区发展目标体系的主题思想;四是社区建构特征鲜明,国家是社区建构的主体,公民参与依附在政府指导原则之下。更重要的是,城市社区建设目标既直接反映当前社区发展的真实状况,又间接反映社区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如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如何推进组织创新,建立新型社区组织体系、运行机制与社区管理体制,创建现代社区既是社区建设的难点与重点,又是社区工作的关键问题。

中国学者对社区建设目标的理解不同于国家政策声明,社区建设目标的社会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社区建设是个社会系统工程,目标选择是社区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直接关系到社区发展是为了什么,以及如何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根本问题。但是,目标问题在社区建设运动早期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17]1990年代晚期以来,伴随城市社区建设的普及提高,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尝试从不同角度来解读社区建设目标,对城市社区发展实践提出多种多样的理论解释。一是从社会变迁与社区建构角度提出,社区建设实质是街居组织体系建设,目标是建构自主与能动性的“地方性社会”;[18]也有学者认为,可将社区建设看作是城市化的继续,既是城市发展的继续,也是市民现代化的继续。[19]二是从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变迁角度,透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社区关系,认为社区发展实践和社会变迁趋势是走向强国家与强社会的目标模式。[20]三是从城市基层管理面临的基本矛盾与现代社区管理体制建设角度,提出社区建设是加强基层政权和基层民主建设,探索社区管理新形式与基本手段。[21]四是将社区发展目标分为短期与长远两类,短期目标主要是有形的社区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长期目标是无形的社区文化建设与人文环境的“社区发育”。[22]还有学者详细界定近期与长远目标体系的具体内容。[23]五是从社会关系质量下降,社会冲突增多与社会秩序角度,提出城市社区建设“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的双重目标模式。[24]六是从社区参与和基层民主政治角度,提出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是社区居民自治。[25]七是依据市民社会理论框架和城市社会发展实践,提出城市社区建设以建构市民社会为核心目标。[26]简言之,中国学者对城市社区建设目标的理解与国家话语之间存在明显距离,而且理论角度多种多样,千差万别。

社区福利与文化共同体:任务目标与过程目标的整合

社区建设目标选择取决于社会状况与发展阶段,取决于社区结构变迁方向与发展动因。社区建设运动时代背景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工业化与现代化是社会发展趋势,也是确定社区建设目标的制度背景。如果要准确理解社区建设目标,应将城市社区放在结构变迁处境下,从社区结构特征与社区建设发展动因角度深度理解社区建设目标。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城市社区基本未经历现代化洗礼和“社区解组”、“社区崩溃”的痛苦,加之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城市社区传统特征浓厚,形成“都市村庄型”的社区结构与社区组织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与现代化浪潮猛烈冲击传统社区,都市化与现代化导致社区解组与社区崩溃现象出现。社区结构与组织体系发生革命性变化,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变化相互交织与强化,并集中反映为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社会秩序与社会管理等重大现实议题,从而使社区议题处于国家发展的中心。在此背景下,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发展基层民主与强化社区管理均迫切需要社区建设,社会整合与社会管理成为社区建设发展的基本动因。[27]有鉴于此,社区建设主要目标是发展社区福利,解决社会变迁与都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满足劣势群体和社区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通过改善生活质量达到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缓解社会冲突,实现社会整合和重建社会秩序的社会目标。同时,通过培育现代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自主式社区参与来建构文化共同体的目标同样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简言之,社区建设目标是过程与任务目标的有机结合,是发展社区福利、提升社会意识和能力建设目标的高度整合。

社区福利为主,文化共同体为辅的社区建设目标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拥有明确的范围与内容,指明社会转型时期社区建设工作的基本途径与发展方向。社区福利是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是以社区为基础和为了社区的福利体系。社区建设起源于社区服务业,又超越社区服务业。按照1993年时的理解,社区服务业主要由社区福利服务业、便民利民服务业和职工社会保险服务业三部分组成。[28]当时社区福利是个小概念。社区建设运动开始以来,社区建设内容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几乎覆盖社区居民工作生活的所有领域。2001年时,官方确定的社区建设内容已扩大为拓展社区服务,发展社区卫生,繁荣社区文化,美化社区环境,加强社区治安五大部分。[29]2002年中央文明办等九部委又增加社区教育、社区体育、社区科技、社区法律四大领域,社区建设成为名符其实的社区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建设活动的共同主题是改善社区居民生活状况,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目的是谋求绝大多数人福利最大化发展。不言而喻,在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要满足尚存在困难的处境下,在社会福利与公共福利尚不发达,但是人们普遍追求现代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的处境下,如何发展社区福利便成为社区建设的首要目标。只有在发展和完善社区福利制度的过程中,社区居民才能自然“发现”他们的共同兴趣与社区利益,才能培育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才能真正实现社区参与和社区自治,才能形成现代取向和多姿多彩的社区文化模式。换言之,发展社区福利是社区建设的现实任务目标,培育文化共同体是长远的过程目标,二者优先次序明确,相互影响。

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目前,社区建设目标已不再是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个重大的现实与政策问题。目标问题既是理解社区建设运动的基础与关键,又是把握社会变迁方向的基础与关键,还是认识转型期中国社会性质与深层次结构变迁关系的基础与关键。社区是观察社会变迁的最佳视角。社区建设目标是社会发展目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理解社区发展目标,将社区发展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这意味社区建设目标问题的理论与政策意义远远超出社区层次,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社会发展普遍面临的战略性问题,重要性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政策目标既决定政策模式与社会行动策略,又决定政策实施的社会后果与影响。欧美国家盛行的任务与过程目标是区分目标的有效手段。目标体系是个错综复杂与动态发展的开放体系,战略与一般目标、现实与长远目标、国家与社区目标、组织与个人目标、政治与经济目标、社会与文化目标并存,选择目标的角度不同,确定的目标体系便有所不同。为解决社区发展工作目标的复杂性与综合性问题,欧美国家社区工作者发明任务与过程目标的分类体系。我们可将任务目标视为工具(现实)目标,过程目标视为终级(长远)目标。这种二分法对我们观察分析纷繁复杂、多姿多彩和千变万化的社区实践及其目标体系大有益处。

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体系是,以发展社区福利制度为主,培育文化共同体为辅,以任务目标为主,过程目标为辅,社区福利与文化共同体相互促进,任务与过程目标有机整合。欧美国家社区发展目标由发展社区福利开始,经由提升社会意识、能力建设阶段,最后回归有计划社会变迁的历史演变轨迹,及社区发展目标层次结构与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清晰可见。社区发展目标典型反映欧美国家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背后蕴涵丰富的理论假设,依托深厚文化积淀与坚实价值基础,例如社区参与和社区自治。中国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在与自己生活关联密切且比较具体的社区事务方面参与程度较高,但在其他方面较低,社区参与意识还没有达到社区主人的应有水平;从城市居民构成来看,年轻一代社区参与积极性不高,较高文化程度市民群体的社区参与意识也并不比较低文化群体更强烈,甚至相反。[30]这说明社区发展目标选择应考虑文化传统积淀与价值基础。中国是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问题突出。如何通过发展社区福利的任务目标,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最终形成由共同利益联系的文化共同体,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过程目标,这是目前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目标。这个目标体系的真谛与实质是,最大化满足变迁中的人类需要,谋求全人类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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