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罗默的新增长理论及其在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中的应用

周绍森¹，胡德龙²

(1.南昌大学 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47；2.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 保罗·罗默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当中，解决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技术进步外生化和收益递减两大缺陷，形成了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绩，从新增长理论角度来看主要得益于人力资本、科学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等方面的进步。借鉴新增长理论模型，立足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确立了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五项主因素：技术创新、经济结构、生态效率、开放度、人力资本，构建了“主因素分析模型”。用主因素分析模型对我国31省市区以及长江经济带11省市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把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解为五项主因素贡献之和。新增长理论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主因素分析模型

2018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斯德哥尔摩揭晓，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Romer)由于“将技术创新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中”，创建和发展了新增长理论，使罗默登上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台。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因为在全球气候方面的杰出贡献也获得了此项殊荣。

从“光与色”的角度来看，画家在此借鉴了印象派的外光技巧和色彩表现。窗外射入的强烈阳光使少女和桃子都处在一片柔和的逆光之中，而宽敞明亮的墙壁和台布又反射出温和的光线，使处于背光的少女仍不失光辉。谢洛夫在此采用浅蓝灰、淡绿、粉红和嫩黄等各种明亮色彩，构成了一幅近乎透明的新鲜画面。这些接近糖果色的色彩不禁令人联想到活力四射的青春与甜蜜芬芳的气息。作品的整体色彩可谓艳而不俗，亮而不耀，使人仿佛能闻到桃子诱人的香味，感受到少女袭人的青春气息。

一 新增长理论的产生及罗默的贡献

(一)新增长理论发展渊源

1.古典经济增长思想

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研究经济增长原因时，提出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两种：一是提高劳动效率，主要取决于劳动分工；二是资本积累。他在《国富论》(1776)一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P5)古典经济理论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D.Richardo，1821)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并认为劳动质量的提高才是增加社会财富的关键，他还力图证明利润增长决定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因素是通过综合静态分析把劳动和资本作为增长的主要因素来说明经济增长财富积累的原因。

2.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1)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

(5)市场化程度M ：经济体制对科技进步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市场化程度是从体制上反映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

(2)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古典经济增长以综合分析理论图景演进为公式化的理性分析，把导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纳入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2](P312-320)}。1957年，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在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引进了一个总量生产函数。

分别计算了冬小麦和春玉米不同生育阶段的需水量和有效降水量，并计算了不同生长阶段两者的差值，计算结果分别见表2和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冬小麦整个生长季节的需水量太原站和介休站分别为467 mm和475 mm，有效降水量分别为140 mm和155 mm，水分亏缺量分别为327 mm和320 mm。两站之间的需水量、有效降水量和水分亏缺量相差极小。同理，比较两个站玉米生育期的数据发现，所有数据也非常接近。因此，说明灌区内的气象条件总体比较均一，空间变化小。

Y =A ·F (K ,L )

在观念的转变上，由传统的水土保持向水土保持与水源保护并重转变，从单纯服务农业生产向服务首都城乡发展转变，承担起保护首都饮用水源、提高城市综合防灾减灾功能、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人水和谐的任务。坚持“养山、进村、入川”，拓展水土保持工作内涵和外延，更好地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养山”就是要充分依靠大自然力量修复生态，恢复植被，涵养水源；“进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改善村镇人居环境，保护水源；“入川”就是要加强河道生态治理，畅通河道，加大废弃坑塘治理力度，利用雨洪增加蓄水。

(1)

式中，Y 为产出；K 、L 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这里土地作为固定因素而未列出)；A 为时间函数。为了得到经济增长率，对生产函数求导，并作离散化处理，得到

(2)

式中，表示经济增长率；表示资本增长率；表示劳动增加率；α 、β 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为经济增长率扣除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带来部分的余额，索洛认为这就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索洛用余值法实际测算了1909年至1940年资本和劳动增加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分别为11%和38%，这样“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1%左右，已经超过了资本与劳动增加所作贡献的总和，从而揭示出“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3)丹尼森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1962年爱德华·F·丹尼森(Edward Fulton Denison)在索洛等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计量模型进一步对各项经济增长因素作了细致探讨。经他测算，美国1948—1981年经济增长扣除资本增长贡献15%和劳动增长贡献19%外的“余值”即“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为66%，其中教育直接贡献为19%，知识进展、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等因素的贡献为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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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超过年检有效期上路行驶，这属于违法行为，交警发现是要扣车和将车拖走，并且会对驾驶员做出处罚。如果没被交警发现，在验车时也会受到处罚。一旦机动车超过年检有效期后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有权拒绝商业险赔偿，只会按照交强险条款赔偿。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得到的赔偿只是赔对方损失，不赔自己。

3.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建

1960年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 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认为人力资本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具有的能力”，是由于人在后天获得投资所具有的健康、知识、技术、能力等素质。他认为人力资本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源泉，并通过“增长余值法”，计算出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的提升对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贡献达33%^[4](P1-17)。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4.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经济增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任何经济体都将逐渐收敛到各自稳定水平，这不能解释发达国家所表现出的人均产出持续增长的现实。而在索洛经济增长方程中，利用“技术进步”的作用使之人均产出的增长率是递增的，但这里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外生变量。因而“收益递减”和“技术进步外生化”成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两个重大缺陷。正是在破解这两大难题中，催生了“新增长理论”，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图 1经济增长理论演进示意图

(二)罗默新增长理论模型

新增长理论(即内生增长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常以保罗·罗默(Paul M.Romer)1986年的论文《收益递增与长期递减》与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的发表作为其产生的标志。而后罗默1990年论文《内生技术变化》的发表则成为新增长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1.罗默新增长理论模型

(1)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模型

1986年，罗默的题为《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的论文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5](P1 002-1 037)}。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3)

Y _i 为i 厂商的产出水平；k _i 为i 厂商生产某产品所拥有的专业化知识；K 是N 个厂商的专业化知识的累计总和；X _i 为i 厂商投资的资本与劳动等生产要素。

上海能源发展经历了五个方面的转变：(1)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展和结构优化转变；(2)从集中为主向集中与分布相结合转变；(3)从主要依赖传统化石能源向更多利用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转变；(4)从主要注重保障供应向供应侧与需求侧双向互动转变；(5)从简单提供能源产品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变。

这一模型将专业化知识与物质资本、劳动一样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中。因为知识具有可再生性和“溢出效应”的特点，知识的投入和积累呈现边际生产率递增的态势，从而能够提高资本投入的收益率。物质资本投入促进知识增长，知识增长又促进资本效益递增，这种良性循环促进了经济长期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最终生产函数包含资本、劳动、技术、人力资本等四大要素，而在平衡增长情况下经济增长率g 与人力资本存量H 成正相关，与研究与开发部门的生产率δ 呈正相关，与贴现率r 呈负相关，与人口规模则不存在关系。

(2)揭示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长期增长中决定性的作用

3.3 长效常态教育与培训对提高护士职业性腰背痛知识水平的必要性 针对护士流失率逐年上升［6］;护士不断更新以及习惯容易反复的现状，提高护士职业性腰背痛的认知水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医院的管理者，必须对此问题有全面的认识，阶段性的培训只能代表现阶段的结果。因此，建立长效常态机制开展综合教育与培训，提高护士职业性腰背痛认知水平是非常必要的，如此方能减少护士职业性腰背痛的发生，确保护理质量，提高护士和患者的满意度。

该模型的分析是由三个经济部门展开的(见图2)。

图 2三部门模型示意图

研究与开发部门：A (t +dt )-A (t )=δH _A (t )A (t )dt ,δ 为研究与开发活动生产效率的参数。

中间产品部门：

(4)

最终产品部门：

(5)

平衡增长率：

(6)

H 为人力资本；r 为贴现率。

(2)四要素模型

2.对罗默新增长理论的评价

罗默1986年和1990年两个内生动力模型的发表，确立了他在新增长理论领域先驱者的地位，而一般都以他的这两个模型的发表作为划分内生增长理论发展的两个阶段的时间节点。在罗默1986年模型问世后，一些经济学家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逐渐将人力资本、人口、政府政策、商品和资本流动等也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带来了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高峰期，这也被人们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完全竞争为假设来探讨增长率的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有卢卡斯(Lucas)在1998年提出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贝克尔(Becker)、墨菲(Murphy)和特玛拉(Tamura)在1990年提出的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增长同步的模型；巴罗(Barro)在1889和1990年论证了公共产品和设施是经济增长的又一源泉的几个模型等。其中卢卡斯提出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是作为内生增长理论诞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人们认为卢卡斯开辟了与罗默技术内生化模型不同的另一条思路。在1990年罗默发表《内生技术变化》一文提出新的模型是对他1986年模型的进一步深化，使他率先进入了内生增长理论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垄断条件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人们普遍认为，这确立了罗默模型在新增长理论“正统”学派的地位。

(1)创建了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

罗默1986和1990年两个模型论证了经济体是怎样依靠自身内部的技术进步使之产生规模效应，收益递增。罗默在1986年的论文中，明确指出关于经济增长理论三大前提：一是经济增长基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内涵是制造高级产品的新思想(专业化知识)；二是技术进步必须由经济内部因素导致，即由普通经济主体(生产厂商)所提供；三是这制造高级产品的思想(知识)是“非竞争性”的，即可积累、可复制、可再生，具有“溢出效应”，能以较低的代价被所有厂商所利用。而所有厂商共同积累的新思想(知识)形成社会的总积累，作为一个关键变量(生产要素)加入经济增长模型的生产函数中(见式(3))，其规模效应可以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在罗默1990年的论文中，进一步将生产结构作为知识总积累的载体，将知识分成以人力资本为载体的部分和知识积累创新的技术进步部分。通过对研究与开发、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三个部门严谨的数学分析得到在均衡状态下最终产出为包含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见式(5))。在这个内生化模型中，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具有“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边际生产率的递增性，及其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知识、技术与投资之间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提高投资收益率，使经济收益规模递增。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外生化”和“收益递减”这两大缺陷的问题。

辅导员和教师要关爱学生，及时发现学生的情绪波动情况，多与学生交流沟通，排解其内心的压抑，尽可能地为其提供生活和学习上的帮助。教师要与学生平等相处，开导他们要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避免心理问题影响其健康成长。

1990年，保罗罗默在JPE发表了《内生技术变化》一文，进一步发展了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一个含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等的四要素模型，揭示了知识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6](PS71-S102)}。

为拓展学生视野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教师们收集了基础工业工程的案例库和习题库，并制作了管理系统，方便查询和更新，目前教学效果良好。

新增长理论通过两种方式实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外生变量“技术进步”内生化：一是把技术看作一种知识，通过知识积累的外部作用，即全社会总体知识水平的提升所带来的生产要素和规模报酬递增来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或者通过在已有的知识储备基础上，加大对研究与开发部门的投入来产生新知识，设计新产品，持续地加强劳动分工导致规模收益递增来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二是把“技术进步”具体化，将其转化为人力资本等工具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作用，通过增加全社会人均受学校教育时间和生产岗位上“干中学”的积累，使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达到生产要素与规模收益的递增，从而使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由此可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长期增长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3)新增长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各国经济增长中人均收入增加存在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新增长理论揭示出，影响现代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有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这也就表示了各国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存在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各国人力资本存量和科技水平发展的差异性。人力资本存量和科技水平越高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率就越高，人均收入增加则越快。而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人力资本总体水平即国民文化程度不足，没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对研究与开发的要素投入，导致技术水平处于落后状态，这也导致这些国家陷入“低收入陷阱”，经济得不到增长甚至产生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国家及国民陷入贫困的落后状态。

(4)新增长理论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对各国(地区)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一方面，罗默新增长理论模型揭示了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人力资本的规模与技术进步。基于此，各国纷纷大大提高对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重视程度与投入水平。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只有加大对教育与科技发展的投入，提高国民总体人力资本水平，加大对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引进先进技术，并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才能发挥后发优势，在经济上赶超先行国家。另一方面，罗默新增长模型表明，完全竞争市场带来的增长并不是最优的，垄断竞争市场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只有在产权清晰并具有保护的社会制度下，市场才能充分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如果没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任由人们进行复制模仿，则会导致创新积极性降低，激励效果减小，社会经济创新性不足将导致经济增长缓慢，不利于一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而各国(地区)必须建立起相应的产权保护、激励创新、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制度。

二 构建“主因素分析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贡献的测算

(一)中国改革开放 40多年经济腾飞的经验：新增长理论视角

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起点，4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③生态景观线。景观线建设中要突出生态人文特色，体现“人水和谐”理念。水是景观体系中极具吸引力和生命力的元素，清新宁静的水域空间、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成为群众的休闲场所，构建堤防生态景观线已经成为河道治理的必然。从纵向的亲水开敞景观空间、横向水陆景观空间渗透通道、竖向景观空间层次效果三个方向入手，按“四季常青、三季有花”的要求，立体种植花草苗木，创造连续协调的景观通道，使区域文化和历史文脉在景观空间中得以体现和延续。

我国先后提出“科教兴国”和“科教强国”战略，将科学教育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198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来，花了25年的时间即在2010年已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9.08年，平均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劳动力人口中高等教育程度比例极大提升，从20世纪末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10%到现在40%。2017年，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达到1.95亿，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高度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强化对科技人才的激励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从1985年开始，国家从改革科技体制入手，在科技界充分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颁布了一系列科技政策，大力扶持科技事业的发展。开始试办博士后流动站，批准实施了“星火计划”。1986年启动实施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1988年制定实施了“火炬计划”。1991年为发展基础性科学研究启动实施了“攀登计划”。1995年正式启动“211工程”重点支持拥有较强科研能力和相应学科基础的高等院校的发展。1999年开始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1999年正式启动“985工程”。进入新世纪，国家把对自主创新的激励摆在头等位置。2006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明确了新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方针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迅猛，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显著提高。

3.释放“人口红利”，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人口红利”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和规模优势导致高劳动参与率对国家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人口红利”从以下三方面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一是高水平的劳动参与率。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经济增长中人口的参与率高。二是高储蓄率。储蓄是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高储蓄率意味着资本形成率也比较高。三是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从劳动年龄人口构成来看，中国“人口红利”主要在农村，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发挥了劳动力要素重新配置的巨大效应，创造出了新的生产力^{[7](P104-110)}。

4.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核心与主线。党的“十四大”(1992)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五大”(1997)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2012)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者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人们常用‘五六七八九’形容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可以说，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民营企业体系，就没有现代产业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就是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如习近平2018年11月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所强调的：“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8]。

5.坚持改革开放，吸引大批的国外投资和先进技术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成为其第143个正式成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加入WTO让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让中国找到了不断深化改革的坐标，让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从2001—2018年，中国深度参与多边化贸易体制，与其他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服务和技术方面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资源融合、市场融合、资本融合、规则融合促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要素，推动中国国内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和对外经贸体制的不断改革，让中国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水平一步步登上更高的高度。2001年，中国GDP在全球的比重仅为4.02%，到2017年这个比重达到了15%。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0.51万亿美元，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4.02%，2017年进出口总额上升为4万亿美元，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12%^{[9](P127-128)}。与之相应，中国加入WTO为所有成员国提供了更多贸易和投资机会，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长。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资更具吸引力。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贸易顺差中的贡献率最高曾达到过60%左右，中国现在对外资的开放程度特别是制造业对外资的开放程度非常高。

加入WTO“倒逼”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一是具有竞争和示范效应。市场准入的扩大为进出口企业带来竞争压力，迫使它们按照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按照国际标准、营销规则进行生产和交易，以规则应对贸易争端。二是具有结构转化效应。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中国国民从温饱型消费向享乐型消费转变，促使产品向需求和消费型转化。中国单一的国有经济垄断局面被进一步冲破，民营经济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三是具有体制转换效应。加快了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以及企业从计划经济的约束转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自我适应的速度，劳动力就业从计划安排转向自主择业，促进了要素市场的流动和政府职能的变革。四是重视规制效应。中国对要用规则管理市场经济的认识加深，并强调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的建设。

(二)“主因素分析模型”的构建

我们依据罗默内生增长理论建模思想，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实际，将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因素分为投入要素和科技进步(全要素生产率)两部分。并从我国科技进步(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由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单位能源效益的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五个方面共同影响而形成的，构建了“主因素分析模型”。

假设1：科技进步的变化是平滑的。从理论上来说，某项重大基础性理论问题的解决使得知识进展发生突变，然而知识需要通过应用、反复试验、推广等各环节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所以科技进步的变化应该是比较平缓的。然而用余值法按年度计算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呈明显的周期性，而且波动幅度非常大。在经济繁荣时期，生产能力往往发挥得比较充分，科技进步贡献率就大；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由于生产能力没能得到充分发挥，科技进步贡献率就小。直观感觉好像是科技进步的巨幅波动引起了经济的震荡，事实并非如此。这意味着必定存在一个经济变量，它的波动性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具有非常强的耦合性和一致性。也就是说，该变量的增长率下滑，经济增长率也下滑；该变量的增长率下滑的幅度较大，经济增长率也下滑较大。我们认为该变量就是对经济增长的投资(资本形成)。

假设2：上期资本存量与当期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存在差异，即上期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与当期资本形成的产出弹性不同。

假设3：总量生产函数规模报酬未必不变。大多文献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然而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自由竞争市场)，所以本实证分析放松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

第一个问题，谈一谈掌握资料的技能。作家论和作家评传都是从掌握资料开始的，没有充分的资料就没有发言权，更谈不上研究。所以资料呢，是论或评传基础的基础。下面就掌握资料技能我谈几点，包括掌握各方面的资料，掌握了资料之后如何为自己所用。

假设4：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在观测期保持不变。

假设5：为希克斯中性科技进步。

综合以上五条假设，本实证分析的理论模型设定为：

(7)

科技进步分解为五大主要因素：

(1)人力资本H ：蕴含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提升的结果。

(2)研究与开发R ：直接推动科技进步的基础，研发投入在科技创新中起着关键作用。

(3)单位能源效益E ：提高单位能源效益改善生态环境是科技进步的重要体现。

(4)产业结构S ：产业结构的优化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体现科技进步成效的重要因素。

系统中所使用的硬件均采取以下措施提高其可靠性：1) 元件降额使用，例如：光电开关等使用时间为其额定寿命的1/4时更换新的光电开关；2) 元件筛选，例如：让扫描枪处于加温振动等模拟环境下，使得相对差的产品可以提前失效；3) 硬件冗余，如使用两个光电开关等，一个光电开关失效时另一个光电开关元件可以继续工作；4) 信息冗余，如条形码在制定时加入冗余位，同时对二维码进行多次采集，提高条形码扫描的可靠性。本系统设计一个安装平台，平台独立安装在地上，平台上再放置各种元件，可以降低振动对系统的影响。

1890年马歇尔(Marshall)《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马歇尔十分重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强调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的作用。此外，他也很重视科学技术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并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技术中运用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1912年以技术创新理论而闻名的经济学家熊彼得(Schumpeter)开拓性提出创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并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打破均衡的动态过程。

1.1.1 患者的一般资料。回顾性分析2011年2月—2016年11月我院收治bsICH患者182例作为研究对象。求中，男性122人，女性60人，年龄31～82岁，平均年龄为（59.0±11.7）岁。

(三)应用“主因素分析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

1.用“主因素分析模型”对我国各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进行测算(1980—2007年)

运用“主因素分析法”对我国1980—2007年间的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测算结果见表1。

我们采用岭回归的方法来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岭回归法是由A·E·Horel在1962年提出的一种能够统一诊断和处理多重共线性问题的特殊方法，它实际上是一种改良的最小二乘法，以放弃最小二乘的无偏性，损失部分信息，放弃部分精确为代价寻求效果稍差但更符合实际的回归方程。进行岭回归必须预先设定一较小的岭回归参数，使得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小于10即可。

表 1主因分析法测算中国各因素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 1980— 2007年)

2.用索洛余值法进行佐证

采用相同数据运用索洛余值法对“主因素分析法”模型进行了佐证，结果表明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为43.65%，见表2。

“主因素分析法”测算结果与余值法测算结果相差2个百分点，偏误率小于5%，说明把科技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五大主要因素是科学合理的。主因素分析模型关键在于揭开了“科技进步”的黑箱，并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性。

表 2余值法测算中国各因素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 1980— 2007年)

表 3科技进步贡献率预测( 2010— 2020年)

3.对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预测

在对物质资本积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预测基础上，并按照在2010—2020年期间继续保持较高的科技进步率和经济增长率来预测能否实现《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提出的2020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的目标。上述研究是我们承担的国家软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贡献率研究”(2008GXS1B022)的研究成果。在结项时，专家组认为“运用计量模型的方法对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贡献做了定量研究，数据详实、推理严谨，在本领域的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1.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人力资本进一步提升

该项目研究成果由国家科技部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软科学要报》2009年第24期专题刊载，报送中共中央政研室、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各部(委办局)，各省(市区)。2010年在国家一级期刊《中国软科学》发表论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10](P34-39)(1) 该论文在中国知网该文被引93次，下载2 788次。按题目包含“科技进步贡献率”的562篇文献中，该文被引量第4位，下载量第1位。 。2012年9月21日应邀参加香山科学会议第S16学术讨论会“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并作大会评述报告。

(四)应用“主因素分析模型” (2) 经过多年研究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对原模型进行了修正，五个主因素分别为技术创新、经济结构、生态效率、开放度、人力资本。 对省市区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1.对三十一省区市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和聚类分析^[11](P24-61)(3) 周绍森、胡德龙：科技部科技评估与统计专项“地区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研究”(2013SE-0606)结题报告(2015年7月)，载于《经济社会视域下科技与教育文集》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4-61页。 。

应用主因素分析模型对中国三十一省市区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对三十一省市区2013年科技进步(TFP)、2001—2013年科技进步率和2009—2013年科技进步贡献率三项指标进行了聚类分析。

2.对长江经济带十一省区市科技创新驱动能力比较研究^{[12](P77-115)}(4) 参见周绍森、胡德龙：科技部国家科技统计专项“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及测算方法研究”(NSTS-2015-15)结题报告(2016年12月)，在长江经济带研究年会暨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高端论坛大会报告，2015年10月11日，九江。载于《经济社会视域下科技与教育文集》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7-115页。

依据五大发展理念，对科技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五个主因素的内涵作了调整，分别为技术创新、经济结构、生态效率、开放度和人力资本。以各因素的产出弹性的大小为依据对五项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进行了分类。

表 4中国省市区聚类分组情况

采用加权平均方法对五项主因素对经济增长解释力进行综合评价。

(8)

e _i 为第i 项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解释力。j 表示解释力的强度，j =1，表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

表 5长江经济带十一省市科技进步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Ⅰ)

注：B 1为技术创新，B 2为经济结构，B 3为生态效率，B 4为开放度，B 5为人力资本。

表 6长江经济带十一省市科技进步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Ⅱ)

注：括号内数字为频次。

为“强”；j =2，表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为“中”；j =3，表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为“弱”。p _ij 为第i 项主因素解释力为j 的频次。

若给权重赋值，w ₁=3，w ₂=2，w ₃=1，则5项主因素的解释力依次为2，2.82，1.45，1.48，1.82，1.73。按其解释力由高往低排序依次为经济结构、技术创新、开放度、人力资本和生态效率。

三 新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我国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排世界69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工业化程度70%左右，城市化55%左右，GDP当中家庭消费比例30%左右。今后如何使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以下我们从新增长理论出发，阐述几点建议。

(一)改革发展教育，大力提升人力资本，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一次人口红利源自人口的数量，适龄人口相对规模宏大，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快速的促进作用。第二次人口红利应主要源自人口的质量，即人力资本的大力提升。由于生育率持续走低及人口持续老龄化带来对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投资增长所产生的经济负面效应。为了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必须实现经济发展由劳动力数量驱动向质量驱动的转型。要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是要进一步加快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加大教育投资，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力度，积极引导私人和社会资金进入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鼓励办学模式多元化，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二是要提高生育率以保持人口优势。三是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

(二)尊重科学技术人才、科学家与企业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

建立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并扩散的激励机制。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因其存在较强的“外溢效应”，究其本质，这不是一般的市场现象，而是一种制度现象。因此，政府建立激励机制的关键在于构建完善的制度安排，将知识积累、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加以“内在化”，使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相一致，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对等，进而促进创新活动成为内在的持续发展。从创新到经济效益的转换过程中，必须保障对科学技术人才、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全社会的尊重，通过立法确保他们在知识和资本方面的产权，使得他们有创新和创业的利润动机。从而可以使足够的人从事科研创新。还有，科学家研发出来的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生产力，离不开企业家的努力。所以关键前提之一，是要充分发挥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三)进一步开放信息、技术和人员交流，打造学习互通竞争共享的国际平台

在对外开放中加速知识积累与技术创新。通过各种渠道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现阶段我国不仅应注重引进外资，而且应注重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推行有利于新技术引进的税收及贸易政策，扩大对外技术交流和合作，刺激外国企业以专利等无形资产的形式同我国企业合作办厂等。同时要建立吸收、使用新技术的制度体系。技术引进不是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新技术必须经过调整达到与本国情况相适应，进而在整个经济中实现扩散和使用，直至最后被新的更好的技术所替代。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新技术引进的激励制度，形成一个吸收、使用、消化与创新的制度框架。

(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发展依靠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性转变

习近平指出，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更强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模式已不可持续，转换动力、转变方式、调整结构，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由之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学技术内生动力的作用，在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变革创新，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实现根本性转变。积极参与牵头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深入研究和解决经济和产业发展急需的科技问题，围绕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需求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产业和产品向产业链中高端跃升，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民营性企业。抓住当前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充分依靠科技创新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实现产业跨越式的升级。

四 结语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增长理论奠基人保罗·罗默，在他创建的内生化增长模型中，论证了依靠内生变量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促使经济收益规模递增，从根本上解决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外生化”和“收益递减”这两大缺陷的问题，揭示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各国(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迈入新时代，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依据罗默新增长理论建模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把科技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五个主要因素，构建了“主因素分析模型”，从五个主要因素的视角，揭开了“科技进步”的黑箱，全面阐释了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各因素对我国及各省区市经济增长贡献份额进行了测算，通过对更深刻把握经济发展机制和现状，制定政策方略，为促进我国及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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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绍森，胡德龙.现代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论[J].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11]周绍森,胡德龙.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0(2).

[12]周绍森.经济社会视域下科技与教育文集(第四卷):科技创新驱动与社会人文变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Paul Romer ’s New Growth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Analyze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Factors

ZHOU Shao-sen¹,HU De-long²

(1.Central China Economy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7,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Paul Romer introduced knowledge,human capital and other factors into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l,solved the two defects (exogenous technological and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of the neoclassical economic growth model,and formed the new growth theory (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growth theory,Chinese economy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mainly due to the progress of human capital,scientific research,industrial restructuring,marketization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Drawing on the new growth theory model,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uided by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we have established five main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economic structure,ecological efficiency,openness and human capital,thus constructed the “main factor analysis model”.Using the main factor analysis model,the contribution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divided into the five main factors.The new growth theory has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Key words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economic growth；main factor analysis model

收稿日期： 2019-06-10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统计专项基金项目“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度测算方法研究(NSTS-2015-15)。

作者简介： 周绍森(1941-)，男，江西萍乡人，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荣誉科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江西发展升级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从事教育、科技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胡德龙(1981-)，男，江西南昌人，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从事教育、科技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9)04-0071-11

(责任编辑刘雪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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