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刘白羽、秦牧散文创作个性异源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个性论文,杨朔论文,刘白羽论文,秦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七年散文史上这三大家创作个性的区别显而易见又尽人皆知。但同在十七年所提供的生活旷野上耕作，又都谨遵时代所给定的原则操作，为什么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异？这本是“含金量”颇丰的论题，却因研究的简化而被轻易地忽略。本文试着把三大散文作家同时从“史”的背景深处凸突出来，于比较中做些粗略的探讨。
一、不同的生活经历形成不同的“角色意识”，并导致其间参与生活的身份和把握生活的方式的差异
社会就象舞台，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某种角色，并在“角色意识”支配下行事。“角色意识”不是生来就有的，是由个体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分工所决定的。因此，探讨三散文作家创作个性差异的根源，首先要结合生活经历探讨他们各自的角色意识，看他们各自在什么样的角色意识支配下感受和把握生活，进行散文艺术操作。
杨朔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在血与火的战斗中，他和战士们“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经历着共同的痛苦和欢乐。”人民战士崇高的精神境界给他深刻教育。他变文人的思想感情为战士的思想感情，愿做一名普通战士。他说：“摇摇笔杆子写点东西，比起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斗争，渺小得连肉眼都看不见，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自己的劳作微不足道，个人只是沧海一粟。他以“一粟”即平凡人的身份参与社会，以平凡人的眼光看取现实，以平凡人的心态感受生活。因此，他执着地表现平凡，竭力发掘平凡中的伟大。他的散文是写给平凡而伟大者的歌。
刘白羽虽然也“亲身”经历了杨朔所经历的诸种战争，但他很少象杨朔那样与普通战士生活和战斗在一起，无论在延安、在重庆，还是在东北抑或朝鲜战场上，作为新华社记者，他大都工作在跟战士和战斗有距离的指挥机关，工作在统领和影响全局的决策机关。他自然也接触战事和战士，但多属“采访”，而不象杨朔那样，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参与战事。他习惯于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生活和人事做全景式地鸟瞰。他自然也涉及具体人事，但对个体的理解感受却与杨朔不同。他往往把具体人事与大时代、大变动联系起来，并赋予具体人事以非凡的意义——几个战士赴朝作战，其战斗经历和思想感情都无惊人之举，若杨朔写来，是平常人的品格，而刘白羽却赋于他们意想不到的意义：我们代表人类的正义审判侵略。比较杨朔的《平常的人》和刘白羽的《我们在审判》，由作者的社会角色及其意识所造成的对人事认识的差异就一目了然，同样的战士，相似的操行，创作者的发掘和赋予却迥然不同！
与杨朔、刘白羽相比，秦牧比较特别。他既没有“从军”的经历，也不曾接受革命战争炮火的洗礼。他虽然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走过来，但无论参加抗战救亡，还是大后方的民主运动，都是通过编辑和写作参与战争与和平、光明与黑暗的交锋。他奔忙于文化战线，始终保持着文人心态，以文人学者的身份参与生活，也以文人学者的眼光和心态观察和体验生活。这决定了：他不可能象杨朔那样置身于生活基层，设身处地地感受和表现平凡，也不能象刘白羽那样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鸟瞰全局；他自然也要按照时代提出的要求表现新生活、新人物，但他走不进工农兵生活深处，也走不进工农兵心灵深处。他更多地用自然和社会知识作为构建散文艺术大厦的材料，即使笔涉工农兵生活，也与之保持距离——不是刘白心那种上与下的距离，是里与外的距离，即他以“局外人”的身份和心态叙写“局内人”。这顺便也决定了：他不象杨朔那样与之交流，也不象刘白羽那样与之交谈。他用旁观者的口吻冷静超然地叙谈所见所闻。
自然，角色及其意识不能决定一切。创作个性的致因机制是复杂的。下面我将隐去已述内容，从“人”的个性气质的角度分析三作家创作个性的致因单位——
二、不同的个性气质决定了他们感受生活的心态不同，从而导致创作个性的差异
杨朔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散文作家。他心地纯真善良，多情善感，常常以感情——美好的感情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新中国成立及成立后的巨大变革，激发着他的政治热情和创作热情，他将全部诗情用于表现和歌颂美好的生活以及建设美好生活的人们。因系诗人气质，故对诗意特别敏感。大海是诗，采访日记是诗，惊心动魄的斗争是诗，平凡的生活是诗，园丁的菜畦、桃子也是诗！他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诗的境界之中，每时每刻都在找诗，他不仅从刘四大爷、普之仁、老梁、君子姑娘……身上找到了诗，甚至从平凡粗糙乃至微不足道的事物中也找到了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世间许多事物往往因感受者而着色。杨朔以善良美好的心态感受生活，生活自然多是美好善良的事物；即使有丑恶的事物，也引不起他的注意；即使引起注意，也激不起写作的兴趣。有些人不理解这点，责怪杨朔美化、粉饰生活，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固然有理，但却不宜深责。这不仅因为他在作品中抒发了真实美好的情感，而且也因为在这个对社会、对人生倾注了美好愿望的好心人眼中，现实中确实满目生辉，连园丁老赵的劳动都充满音乐感、艺术美，就不要说工农兵确实在创造伟大的新生活、谱写美好生活的乐章了。就此而言，即使当时理论导向不限制表现阴暗，杨朔也要画山绣水，就不要说当时还有若干限制，不要说善良单纯的诗人凭着感情判断，真诚地相信，表现消极事物等于散布消极情绪，确会产生不良影响了！
刘白羽具有战士的品格。他从投身革命斗争开始为文，就象战士拿枪战斗一样，把笔当作战斗武器，适应革命斗争需要掌握和使用这个武器。他说他从事写作，“是参加战斗的方式”。战士品格在深层的表现则是，他不仅具有战士的胸怀，感情，抱负，品格，而且始终具有战士的自觉，战士的自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表现什么事物，都赋予被表现对象战斗色彩、战士风骨。在其作品中，战争、战斗、战火、战线以及与此相邻的斗争、英雄、牺牲等频频出现，足以说明战士意识的浓烈，至于他在理论文章如《论报告文学》中从“战斗性”出发界定这一体裁的诸特点，就更典型地说明：战士意识是他的主导意识。如果说杨朔以诗人之心态感受生活，钟情于雪浪花荔枝蜜，那么刘白羽则以战士胸怀拥抱生活，向往金戈铁马的搏斗，雄伟壮丽的事业；正象茶花红叶之于杨朔一样，下面的事物对于刘白羽具有重要意义：黎明，破晓，晨光，朝霞，胜利，凯歌，火炬，火焰，太阳，日出……他用这些材料以及修饰这些材料的词语如沸腾，灿烂，磅礴，奔腾，壮烈，庄严，闪耀，崇高……建构他散文艺术的大厦，因而他的散文，气势磅礴，色彩瑰丽，充满战斗气息和战士的豪气！
秦牧区别于杨、刘并与之构成鼎足而立之势的，是他的学者风度。他依此思考生活，说明生活。作为一个学者，他具有很强健的理智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某种逻辑程序有条不紊地操作。他不是不动情，但不感情用事；动情后常常冷处理，对触动情感的事物进行认真观察，深入思考，联想取类，提炼升华，尔后才动笔为文。这是他学者风度的第一点。学者风度的第二点是他的清静超脱。他既不象杨朔那样“投入”生活，也不象刘白羽那样“采访”生活，他更多的时间是泡在书房里，徜徉在知识的海滩上。他自然不隔绝现实，但他之介入，恰似在书房里挖一窗口，向外了望；他思想的触角或许深入到生活的“闹市”，但整个人却在清静的书斋。钱钟书先生曾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需再到外面去找。”秦牧也因有窗而不外出。这就决定了他的创作在下列方面区别于杨、刘：
其一，他不象杨朔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品世界。他认为，创作不动情不行，太动情也不行，蘸着泪水写作是他所不为的。他笔下的人物事态，只是他艺术棋盘上的棋子，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似乎与刘白羽相同，却又不一；刘白羽笔下的人物事态受着感情的驱使，而秦牧笔下的人物事态则受着理智的支配；刘白羽要他笔下的人物事态负载他澎湃的政治激情，秦牧则通过人物事态说明某个道理。
其二，他不象杨朔那样用文学的笔法描景写意，也不象刘白羽那样用抒情的笔触尽情地宣泄，他常常采取谈天说地的叙述方式和口吻，叙谈某些事实，说明某些事理——如授课然。在他的讲授中，也时有描述，或情感挥洒，但大都与谈论连混在一起，他似乎只是要告之人们某时某地有某人某事，根本不想引人入胜，也不过分地煽动记者的感情。这种“谈话风”，让人在超脱中清醒，在清醒后思索生活的真谛。
其三，学者风度最明显的表现是作品的知识性。他的散文缺乏杨朔式的人物刻划、花草点缀，也罕见刘白羽式的场面描绘，气氛渲染，有的只是知识，知识，知识！他用娓娓动听的叙述语言，将读者领进知识的海滩，捡拾知识的贝壳。亲知闻知切知，不一而足；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双管齐下。众多知识串连在一起，说明某个道理。因而，读秦牧的散文，你会联想到周作人、林语堂，虽然难免“掉书袋”之嫌，也没有杨朔散文美的享受娱悦，得不到刘白羽的激情感染，但却时时获得哲理性的启示，而这，也正是秦牧散文创作的个性所在。
三、不同的艺术渊源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指向，进而导致散文创作个性的差异
作为追求美、创造美的活动，散文创作不仅受制于角色意识、个性特质，而且直接受制于作家的美学思想。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接受美，创造美，接受和创造自己认为美的事物。三大散文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正根源于不同的美学思想。美学思想由许多因素衍生构成。文学艺术的熏染和理论灌输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为深刻地认识三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我还将探究他们各自的艺术渊源。艺术探源是篇大文章。我不可能、也无须梳理影响与被影响关系的全部。下面删繁就简，只就其显著者做些粗略勾勒。
刘白羽有浓厚的国学底子，也博识西方文学。广泛涉猎自然导致广泛接受，但就散文创作而言，他主要是接受了俄国文学，尤其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在俄国文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屠格涅夫。关于其间的关系，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此不赘述。这里要说的是，《猎人笔记》对刘白羽的影响。在《笔记》中，屠氏对俄罗斯自然风光给予酣畅淋漓出神入化的描绘，并且寄情于景，在诗一般的描绘中，抒发他对祖国深沉的爱，这是《笔记》最显著的艺术特色。对此，刘白羽推崇倍至，他把《笔记》随身带在身边，一有空闲就翻来欣赏，“入而与之俱化”，他也象屠氏那样，用饱蘸激情的文字，色彩强烈的笔墨，描绘山水自然。无论歌颂惊心动魄的战争还是描写沸腾的建设事业，都杂有大段大段的风景描写，这成为他的散文，特别是游记散文的重要内容。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中，他主要接受了高尔基的影响。在其论文中，他引《一月九日》作为艺术典范，以高尔基的理论作为理论根据，从“战斗性”的角度界定散文特写的特质，功能，即见一斑。正是在高尔基及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影响下，形成了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追求。其核心内容是强调散文的战斗性。刘白羽对此做过详尽地阐述，其思想指向就是要以追风般的速度反映时代生活，使之成为时代生活的记录。他固然不轻视艺术技巧，但目的是加强战斗性，因为在他看来，艺术性愈强，政治作用也就愈大，愈有战斗力。他也十分看重作品的情感性，但情感基调和灌注方式都应着眼于战斗——战斗性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刘白羽散文创作的个性正源于此。
杨朔散文艺术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沃土。古典诗文中所表现的思想观念、情感取向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的人格意识，使他成为传统型的知识分子。如他那僧侣般的生活，洁身自好的修养，“献身不惜作尘泥”的精神，都与古代仁人志士根连枝接。这种修养佐以工农化的思想改造，蓬勃发展，进而形成以抑制自我，弱化个性为特征的“沧海一粟”意识，而他受辱后的以死洗冤，以死明志，以死抗争，突出地显示出他文化心理的传统性。他的艺术思维始终与传统诗文保持密切联系。譬如，在那避谈风花雪月、鄙视花草虫鱼、强调贴近生活的理论语境中，他却象古代文人那样，酷爱山水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在那强调为工农兵服务、普及第一的理论语境中，他却追求“阳春白雪”，把散文当作诗来写！杨朔说得很明白：“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动笔写时，……总要象写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这种自觉导致了散文创作的个性追求：一是诗的意境；二是诗的结构；三是诗的语言；四是诗的抒情方法，如托物言志，借景抒情；……
秦牧既不象刘白羽那样明确地表示要用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观念主导思想理论建构，也不象杨朔那样拚接传统观念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图案，作为一个学者，他的思想终始浸泡在世界文学的大海里。对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他自然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也曾热切地关注，但艺术根源却主要是西方文学。一部《艺海拾贝》，标示着他在西方文学艺海里遨游拾贝的同时，也深刻说明，他的艺术之根深深地扎在西方文学的厚土里，且因为根深土沃，难以确指。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追求与刘、杨最突出的差别是：宽泛性。首先，他认为散文的概念应当宽泛，他说，散文是海阔天空的领域，除了记叙抒情状物写景之外，还应有谈天说地谈得远一点的，如三言两语的偶感录，知识小品，私人日记、书简之类；其次，功利思想的宽泛性，他既不象刘白羽那样以战斗性强弱论得失，强调时代性、政治性；也不象杨朔那样调和诗学与政治学的统一，他所重视的是思想性，这是一个远比政治思想宽泛得多的概念；其三，对艺术风格的宽泛性理解，刘白羽和杨朔，一个按照战斗武器的规范写作，刻意求善，一个象写诗那样苦心经营，刻意求美；都颇拘谨。秦牧则自由地驰骋在美与善的无限空间。他重视创造，执意要突破题材的限界，开拓新的表现领域；突破体裁的规范，尝试新的形式。他还提出强化散文的趣味性，“给人以愉快和休息”，不要一味地“庄严”，他甚至提出，不要回避自我，要由着自己的心性创作，表现出自己的个性来！
根植不同文学思想和创作个性也迥然不同。其间差异的最突出的表现和最粗略的表述是：刘白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俯视生活，根据时代斗争的需要选择那些最能表现时代精神的大事物作为表现对象，他将政治热情全部倾注到对象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品的战斗作用；杨朔善于从生活的激流里攫取具有诗意的生活片断，提炼加工，在精心发掘其中诗意美的同时，努力将某些政治色彩灌注其中，在美化过程中发挥社会教育作用；秦牧立足思想启蒙，他勤于思考，努力捕捉闪光的思想，旁证博引，铺陈成章，通过思想哲理的阐述开发民智，以促进社会进步。且以《日出》、《雪浪花》、《赌塞》为例。《日出》系写景状物之作，作者显然受毛泽东关于“早晨八九点钟太阳”的启示，而赋予新中国以相同的意义，这足以显示出作品的时代性和政治性，而那瑰丽的画面，豪放的风格，则出色地传达出社会主义气魄；《雪浪花》在题材上、意境上都显示出杨朔的个性，而老泰山的生活经历与思想觉悟，则表现出作者求美求善的良苦用心；《赌塞》并不是秦牧的代表作，但艺术结穴的倾斜却反映出秦牧散文的追求，也颇能说明上述差异：作品选择农民与少爷打赌，似乎是要表现阶级对立——这是那时代作品的基本内容和构成模式，但实际上却在于说明“力气的事情，深深无底的。练久也就行了”这样一个道理。正是这该浓却淡，该淡却浓，似是却非的内容意向，显示出秦牧异于他者的创作个性。
这是一个来路和去路都很复杂很深远的三叉路式的差异。
四、不同的文化心理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思维方式，导致了创作个性的差异
创作个性根连着思维方式。无论是写什么还是怎么写，也无论“反映”还是“表现”，都与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紧密相关。思维方式受制于文化积淀，“积淀”不同，思考与运作的方式方法也就不同。三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正源于此。
秦牧的文化心理在东西文化杂存的土地上生成。他童年、少年在马来西亚度过。那里固然有浓郁的思乡怀土以及由此所喧闹起的传统文化尘屑，但更弥漫着西方文化的空气。其间的东西文化大交流绝非百年前大陆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是在怀乡情绪作用下的有意制造；而“西学”则本于自然居于主导，因而对生活于彼的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更大。虽然那时秦牧的思维方式远不定型，但心理学的研究和大量的事实表明，秦种秋收，早期影响对一个人心理和思维的成型举足轻重。据说，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基本区别是封闭性与开放性。东方重因袭重秩序重统一重目的，而西方则重开拓重创造重自由重过程。这在政治经济、家庭体制、日常生活、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表现的非常明显。秦牧的思维方式便带有明显的外向型发展的特点。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大散文观念，他的宽泛的功利意识，他把题材看作海阔天空的领域，他对创造性的强调，而且表现在创作过程中。他的思路不囿于某事某地某人，而是在无限广阔的时空中展开：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复杂的人类社会，神奇的自然界，浩瀚的书海，沸腾的生活，都是他思想驰骋的天地，正象《社稷坛抒情》中所说，他凭着思想和感情的羽翼，拜会“古代的诗人、农民、思想家、志士，看他们的举动，听他们的声音，然后又穿过历史的隧道，回到阳光灿烂的现实”，抒发做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子孙的自豪。正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散文在立意，题材、结构、布局……等方面表现出开放性特点。
作为传统型知识分子，杨朔与秦牧刚好相反：思维方式是封闭性的，即聚焦式的。这种思维方式在散文创作中的突出表现，一是确定和强化焦点。杨朔的创作，也象画家作画，大都在画面上选择一个固定的艺术视点（即焦点），以此透视和构思画面上下、左右、远近的层次和轮廓，制造整体性的思想意境。“焦点”一旦确定，便删削芜丛，排除杂念，运用一切优质材料，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强化焦点。二是结构而已的封闭性特征。杨朔散文的结构艺术，有口皆碑。结构布局的封闭性也很突出。其一，结构布局的模式化，他苦心营造的名篇，大都落入抑扬顿挫、锋回路转、曲径通幽、卒章显志的套式之中；其二，这种结构套式，颇符合古代诗人启承转合的结构法式，如《荔枝蜜》，对蜜蜂“感情上疙疙瘩瘩”（启）→喝荔枝蜜动了情想看蜜蜂（承）→看到蜜蜂，热爱蜜蜂（转）→赞美蜜蜂变成蜜蜂（合）。无论怎样启、承、转，杨朔最后都落实到“合”上，艺术的妙处就是要合得自然，合得艺术，合得完整。且不说，求“合”本身就是封闭性思维的典型表现，而思路伸延的规范性和模式化更见封闭得结实。
与前二者相比，刘白羽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其文化心理意识主要受制于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影响。无产阶级文化是十九世纪出现的新的文化派别，还处在发展过程之中。它短暂的历史和发展的现实决定了它还不能作为深厚的文化积淀左右人们的思维方式，而它的先进性却赋予它的信仰者和建设者以高度的自觉，他们自觉地按照它的发展需要调整个人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为促进其发展而尽力。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要受到强大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严重挑战，这就决定了发展的艰难性。为求发展，它不仅要借助现实政治的力量，而且也要借助自己历史的力量的作用。所谓“历史的力量”就是通过反思和回顾自己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历史，展示自己的辉煌成就，以形成动力——过去流行的“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以及借“四史”回顾艰苦卓绝的历程对人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即是典型。由此形成了“流线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普及推广，几乎成为那时代人们思维的共性。刘白羽作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具有高度的革命自觉。这不仅因为他有高度的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而且因为他有过辉煌的革命生涯。血与火的战争给他脱胎换骨般地改造，以致于在任何时候都铭刻在心。“辉煌的过去”在他意识深处蓬勃闪耀，似强有力的巨手扭转着他的思维“向后转”。因此我们看到，在他的创作中，在选材立意、谋篇布局时，他都习惯于把现在与过去进行对比：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反映现实，在逆境与顺境的对比中歌颂在废墟上建起的社会主义大厦，在苦难中站起来的人民。由此所显示出来的创作个性自然异于开放的秦牧，封闭的杨朔。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艺术思维方式只是取其大概，比较差异，目的在于揭示创作个性之源，并非判定优劣。实际上他们都以一种为主，兼及其他，此其一；其二，对创作来说，各种思维方式都有优劣：开放性的思路开阔，但欠精密严整；封闭性的思路虽不开阔却结构谨严造型精致；流线型的则色彩艳丽，对比显明。其三，创作是由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即使优良的思维方式，如果其他因素不精良，也写不出好的作品。艺术思维方式可以影响个性，但不决定优劣。
五、不同的创作道路形成不同的创作定势，并导致散文创作个性的差异
三作家虽然都以散文而著名，但都不只写散文。在从事散文创作之前，他们各自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创作定势——所谓定势，即主体状态的心理模式对以后心理活动趋向的制约性，准备性。定势不同，制约性不同，即使并排走在同一道路上，也会走出若干不同。
刘白羽从事散文写作前，主要写通讯报道；小说创作颇有成就，但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写通讯报道则是他的任务，职业。他是忠诚的战士，因而常常牺牲自己的爱好而服从斗争的需要。“急凭战火草捷报，静听鼓角下敌营”。多年的写作实践形成创作定势，作用着散文写作。首先，他用通讯报道的尺度界定散文，说明散文，强调散文的新闻性，时代性，认为散文是轻骑兵，要迅速及时地反映时代前进的脚步。其次，他总是选择那些能充分反映时代发展的事物做为描写对象，这就决定了构建他散文世界的多是具有显明时代特点的大事物，大场面，对此，无须论述，只看看他散文作品的某些题目，其创作个性便一目了然：《人民与战争》、《新社会的光芒》、《光明照耀着沈阳》、《北京的春天》、《横断中原》、《火炬映红了长江》、《我们在审判》、《举国欢呼的时刻》……
杨朔由小说改行创作散文。从事散文创作前，他已是蜚声文坛的小说家。小说创作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长期的艺术实践使他在塑造人物、组织情节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形成了写作定势。即使改写散文，其思路仍向小说的轨道滑过来，由此形成异于刘白羽的创作个性：其一，注意人物。他虽然不象写小说那样精心刻划人物性格，但仍然通过人物的行动，评议刻划出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如刘四大爷，老泰山，普之仁，君子……其二，情节性强，有些情节贯串到底，成为艺术画面伸展的主线；有些情节始终围绕一个人物展开，如《雪浪花》、《海市》等，颇似小说。即使小说性不明显者，人物和情节也是他散文作品的基本构成，抽去这些内容，正象抽去秦牧散文的知识集成，将不成其散文！
秦牧由杂文改写散文。杂文写作所形成的创作定势制约着他的散文写作，因而，其散文大都带有杂文性。杂文是用文艺的方法进行论证。秦牧的散文大都有一个明确的论点，即他所说的思想，这是他散文作品的灵魂。论点（思想）一经确定，他便用若干知识——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说明这个思想，行文过程实际上就是论证的过程。众多的知识也就是论据。《艺术拾贝》固然如是，即使叙事散文也常在叙述中说明中心论点，如《赞渔猎能手》。在抒情散文如《土地》中，他写了十余个关于土地的故事，实际上是用这些材料证明一个论点：土地是伟大的，地母是神圣的，要珍惜土地，美化土地。因为他的作品文笔优美，叙述描写杂揉且伴以激情挥洒，故不给人论证感。但从整体构成看，他的散文是用众多的知识论述某个论点。
六、九九归一：诸多不同，决定了散文创作的不同，产显示出创作个性的差异
长途跋涉终于接近目标。我们从隐潜和玄奥的个性意识深处走出来，接通因果的路轨，看上述诸种不同所导致的个性差异及其表现形态。
三作家不同首先表现在结构体式上。
杨朔——普通人的思想意识决定了他的创作着眼于那些普通人物及其平凡生活，但他不止于平凡。诗人的气质使他用善良美好的情思理解人物，感受他们的作为，因而，即使平凡的人事经过创作者主观的点化也满溢了诗情。对古典诗词的爱好搅动起深层次的意识积淀，知识分子情趣作用着，他走向山水自然，于是便有了散文构成了第二部分材料。但他仍不忙于建构。他是严谨的艺术家，是一个追求美的诗人，他不肯随意拚贴，组接。他要按照美的原则组织材料。什么是美的原则？古典诗歌是美的浓缩，短短几行，变化万端，小巧玲珑却又波澜起伏，何等精致！他要象古代诗人写诗那样结构散文——当然，“象”并不是模仿，启发的是艺术追求，不是启发者本身。他匠心独运，精心安排，山水人物，花草虫鱼，应有尽有，舞榭歌台，长廊短廓，布局巧妙，篇幅固然小，但由于精心布局，令人流连往返，赞叹不已！从结构体式上看，属“苏州园林式”。
刘白羽——在战士意识和记者写作定势的支配下，他总是选择充分反映时代特征的事物作为描写对象，战争、火炬、日出……构成他散文世界的主要元素。为更充分地显示事物的时代特色和战斗气息，他常常把事物放到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坐标上突出“定格”。他饱蘸激情，重笔涂抹；使历史的更历史，现实的更现实，废墟更废，大厦更美。历史的断片与现实的场景随着作者感情意识的激流交替出现，对比组拉，连缀成体，是为“图片连缀式”。
秦牧——在人类知识的海滩上徜徉，聆听着时代激流的涛声浪语，却又遵从着理智的驱使不停地捡拾知识的贝壳。拾得愉快，雕琢得勤奋。生活的浪涛召唤着他，他也时或感到现实的压迫，但他只是向那呼唤投去一瞥，随后又端坐书桌，自由地思想，勤奋地雕琢。每有收获，便用思想的红线串连起来，分送给那些精神贫困的人们。是为“串珠式”。
美学风格是创作个性的综合表现。创作个性和结构体式不同，必然要在，也必须要借美学风格表现出来。三作家散文的美学风格，简而言之——
杨朔散文主要表现为诗意美。他用清新凝炼的文字画山绣水，配以美好品格的人物，绘制出一幅幅优美的图画；作者那纯真的感情的注入，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足以引人入胜；而那曲径通幽，变化多姿的结构艺术，则在意境美之外又增加了曲幽美，更是诗意盎然。杨朔给人诗美的感受，享受。
刘白羽散文主要呈现绘画美。文章主要由若干图片连缀而成，这图片并非黑白照片或生活写真，他用强烈的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着色，如比例失调的水墨画，彩色浓烈，瑰丽多姿，给人以鲜活感，甚至感官刺激。
秦牧无意创造诗的意境，也不绘制美的图画，他只用众多的知识作论据，阐明和表达作品的思想内涵，使读者获得深刻的启迪。他的散文主要表现为理性美。
散文是最需要个性，也是最能表现个性的艺术。有什么作家便有什么样的散文。上述分析固然粗略浅显，但却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作家创作个性的不同，根源于“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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