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是一个战略性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一个论文,战略性论文,资本主义论文,课题论文,发展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我们对外开放的
直接目的。这不但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着我们能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大力提高社
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从而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对于我们更快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深远意义。
一、在经济领域利用资本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直接步骤，不在经
济上加紧利用资本主义，要想大力发展生产力，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
的优势，无异于痴人说梦。
（一）对资金、技术、人才的利用 社会主义诞生后，对资本主义
国家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方法、经营方式的利用的好坏，与社会主义
的发展关系重大。仅就前苏联而言，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
列宁在经济上利用资本主义的战略方针，紧紧抓住了20—30年代西方国
家遭遇严重经济危机的历史性机遇，大规模地从西方引进了本国急需的
资金、技术和人才。在资本利用方面，1926年3 月苏联第一次获得了由
德国政府担保的中期贷款，数量为3亿马克， 主要用于购买德国的机器
设备，继德之后，意大利、英国等西方国家也与苏联鉴订了类似的贷款
协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利用了美国的租借法案， 获得108
亿美元的贷款和物资，加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在对西方技术
人才利用方面，苏联增加了从西方国家招募技术专家的数量，1930年达
到千人，1932年增至2万人， 这些外国专家有的担任了苏联大型企业的
厂长或总工程师，有职有权地进行了管理，有的还因工作成绩突出，被
吸收加入联共（布），甚至获得了列宁勋章。除专家外，苏联还吸收了
大批西方国家的熟练工人。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利用方面，1929年5月，
苏联政府专门设立外国咨询局，以统一领导外国技术力量的引进和利用
业务。 一是利用贸易途径大规模从西方国家输入成套机器设备。 如
1931年，进口的机器设备已占苏联进出口总额的54％，1932 年升至55
.7％，成为当时世界上机器设备的最大买主。藉此，苏在30年代建立起
了许多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构成了苏联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二是
通过鉴订技术援助协定，直接把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转移到苏联国内。
斯大林在1944年6月与美国官员的一次谈话中， 对战前和战争期间美国
对苏联工业的援助表示赞许。他说苏联约有2/3 的大型企业是由美国的
帮助或技术援助建成的，至于其余的1/3，斯大林没讲， 而美国学者则
提出，它们也是由其它西方国家帮助和技术援助建成的。三是采取请进
来派出去的办法，大量派遣干部和技术人员到国外学习和考察。据统计
，在1929──1931年间，仅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就派出2000多人，这些
技术人员回国后，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国自开放以来，通过积极吸收外资，弥补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
面临的资金不足，使一些企业能够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和更新技术装备，
一些新兴产业能够迅速上马，同时又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引
进国外先进技术，使一些部门和行业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跳跃式的提高，
外贸企业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后迅速提高了产品质量从而促进了出口的
发展。国内企业还广泛地学习和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 如TQC
（全面质量管理）、成本分析等方法已在国内普遍采用，它们都大大提
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外劳务合
作，充分发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增加外汇收入，同时有利于提高
劳动者素质，学习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从总体上讲，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大力利用资
本主义，确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快本国现代化进程。然而，
真正在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困扰我们时间最久、对我们影
响最大的是对经济的运行机制能否借鉴和利用的问题。看不到这一点，
就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二）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利用 通观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资产
阶级经济学说经历了重商主义阶段，古典、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阶段，
凯恩斯、后凯恩斯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阶段。贯穿于各经济学
说发展阶段的一对主要矛盾是经济的自由放任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剖
析市场竞争机制与国家的宏观调控这一对矛盾是我们洞察资产阶级经济
学说及其实践的关键所在，我们要从中吸取营养，以期达到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之功效。
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大概轮廓我们得到以下启发：
第一、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市场经济阶段，没有哪一个国家
不运用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并都是以市场机制的运行为基础，以市场
为本位，实际上是经济上的两手抓或是修补的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在
这一点上是无分歧的，只是在政府调控的程度、方式和范围方面观点不
尽一致。各国基本上是以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混合经济”。
第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不能认为宏观调控是市场
经济之外的手段或措施。一提市场经济，就包含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上升到哲学高度讲，在重商主义阶段，原始国家干
预主义占主导；在自由竞争阶段，经济自由主义（包括古典、新古典经
济自由主义）占主导；在国家垄断阶段，现代国家干预主义与新自由主
义共存，都比较重要。
第三、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都不是万能的。表现为：
市场失灵：
1、首先，市场竞争是经济繁荣的源泉，在规模经济敏感部门， 生
产规模越大，效益就越高，这种趋势导致积聚和集中，导致垄断，从而
抑制竞争，妨碍效率的提高。其次，存在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即某
些经济活动导致外部其他人受益或受损，而没有计入有关产品的价格或
成本之中。只要存在上面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就不能导致资源配置的
帕累托效率和最大的社会福利，也即说，这样的经济是缺乏效率的。2、
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即使资源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效率，
市场机制并不能导致社会集团之间分配的公平，因为根据“福利经济学
第二定理”，收入在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分配同通过市场提高整个社会的
效率，是并不互相统属的两个问题。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
，维护社会公正和实现共同富裕，是政府的基本政策目标，是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3、市场机制本身尚不能解决经济稳定问题。 资本主义自
从诞生以来，就不时受到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周期性困扰。可见，市场在
面临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的公平及经济的稳定方面存在失灵，必须有
政府的宏观调控。
政府失灵：
在早些时候，人们经常把政府设想为没有偏颇、没有自己的特殊利
益的社会代表机关，它们既掌握了充分的信息，又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
弥补“失灵的市场”的缺陷。而事实上，政府并非这样完美无缺。
第四、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邓小平指出：“计
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
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 〕小平同志这段
话为我们正确处理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扫除了思想障碍，是对马克
思主义的新贡献。在一般情况下，处理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关系时应遵
循的基本原则为：市场调节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调节必须在充分发挥
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进行，反映市场、促进市场、服务市场、引导市
场。应该注意，这只是大的原则，具体处理二者关系时，尚需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法无定法，不能拘泥于条条框框。
例如，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有正负效应，都不是万能的，它们能否在
调节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发挥正效应，要注意分析它们作用的方式及其发
挥作用的社会经济条件。若市场机制比较完善，市场信号反映资源的稀
缺性，市场竞争比较充分，那么，在更多的场合市场调节可能比政府干
预更有效；若市场机制扭曲，或市场调节所引起的波动和支付的代价超
过了社会承受能力，那么，只要选择合适的方式，政府干预可能比市场
调节更有效。即在“软市场”的条件下，配以“硬政府”与之相结合，
更能促进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五、中国在市场经济运行上需要借鉴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所谓
的“混合经济”都是从比较成熟的市场机制发展而来，而中国现在处于
从命令经济向成熟的市场发展的过渡地带，先有命令经济。中国的现代
经济体制可称作是不成熟的、或不合格的、或过渡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中国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两方面都应加大力度，并且在两者
力量的动用上要更富有灵活性。
首先，我们必须借鉴、利用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机制方面的经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是所有制不同，市场
机制并无原则不同。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机制，其
优越性归结为一点，就是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具有较高（不是最高）的效
率。价值决定机制，强有力地刺激着生产经营者不断改进技术，加强管
理，降低成本；价格导向机制使价格成为市场运转的指挥棒，市场的信
号系统，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协调社会生产比例的平衡关系；动力机制
旨在解决经济系统和积极性问题。其主要手段是充分利用人们的利己心
，将人们的努力与他们所追求的“名”、“利”等挂钩。这同我们所说
的“物质利益原则”有些相似；以盈利为诱力和亏损、破产的压力约束
着生产经营者的全部经济活动，迫使每一个生产经营者不断努力来增加
自身的盈利，避免亏损和破产，从而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政府应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的建立。纵观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
发展过程，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然进程的市场经济，另一种是非
自然进程的市场经济。前者以英、美、法等西方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为典型，其特点是市场自身逐步地自发形成，当市场的功能性缺陷和紊
乱充分展露之后，国家的宏观调控才逐渐定型。非自然进程的市场经济
，一种典型是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前联邦德国，另一种典型是以韩国等
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其特点一是市场经济从发育到成熟时
间较短；二是市场经济在发育过程中，政府的推动和宏观调控起了积极
的巨大的能动作用。中国现阶段的市场发展过程，也属于非自然进程的
市场经济类型。如果走一些主要工业国过去的路子，全靠市场自发发育
，那么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也许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此外，我国要建立
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再搞完全的自由竞争；作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搞资本主义式的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国
家垄断。我们深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能够在政府调控下，
自觉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过程
中的一些问题，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实现社会主义
二、在政治领域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吸收和借鉴、利用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对待之。当年列宁
为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政府机关工作效率，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作法，其
中一项就是吸收资本主义在组织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毛泽东也说过：
“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
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2 〕小
平同志也认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应当“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
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
（一）政治思想、原则方面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反对封建专制
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提出的“主权在民”、“自由权利”、“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思想，是值得我们进行合理借鉴的。他们认为，
主权在民是至高无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和政府必须保证主权在
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受人民委托，受人民监督，政府工作人
员只是人民的公仆；人们要争取信仰自由，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婚姻
、家庭生活自由，否则，就无法愉快地生活下去。他们提出的“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原则，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摧毁封建制度过程中
曾起过重要作用。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未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
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封建残余较多，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某些进
步的政治思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权力制衡”机制 权力，是把双刃剑。西方认为人一半是
天使，一半是野兽。恩格斯也曾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
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的多些或少
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4 〕也正是基于人难以避免
的认识与道德发展的局限性，列宁指出：“各政党、各阶级的任何代表
，做为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5 〕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实践已经证实
，没有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没有权力的制约是无效的制约，两者
都容易导致专制和腐败，而专制和腐败正是诱发社会动乱的祸患。因此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6 〕“权力制衡”
理论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首先创立的。洛克把国家权力分
为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三权必须分立和互相制约，但地位并不相
等。立法权最高，行政权和联盟权次之。洛克的三权分立学说实际上为
近代资本主义“权力制衡”学说奠定了基础。后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
德斯鸠进一步阐述了“权力制衡”的思想，使“权力制衡”理论趋于完
备。他主张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为国会、国
王和法院行使，但它们不能绝对分立，而应相互制约。“权力制衡”理
论由于正好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因而很快在政治实践中得到了
推行。迄今为止，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的设置都遵循了“权力
制衡”的原则，并通过宪法把三权分立具体化、条文化、制度化、法律
资产阶级“权力制衡”的致命弱点是它没有触及国家的阶级本质。
“三权分立”强调的是权力内部的相互制约，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统
治地位的工具。“三权分立”是通过不可避免的权力摩擦来消极地防止
滥用权力的，因此，它不是积极增进效率的原则。“三权分立”更不适
合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讲民主，不
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
乱不可”。〔7〕
“权力制衡”的理论及其在实践中所形成的符合权力运行规律的制
约协调机制，是人类认识权力现象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人类驾驭政治
生活的有效手段。例如政府机关进行适当的分工，以宪法和法律规定不
同国家机关的制约关系和沟通方式，规定不同国家机关的各自权限和运
行轨道，以及各自的责任和内部关系；以法律防止国家机关滥用权力，
超越权限，侵犯另一权力的行为，以法律授予每个机关都有抵制另一机
关侵权行为的权力，这些思想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都是可以谨慎借鉴
（三）“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是指对在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机
构中担任文职的工作人员的考试录用、考核、奖惩、待遇、培训、晋升
、调动、解职、退休、保障以及分类管理等作系统规定的规章制度和体
制。西方的公务员制度从宏观上讲具有以下共同特征。第一、公开考试
，择优录用，造成人人机会均等的竞争条件，通过考试选贤举能，为政
府网罗人才。在美国“联邦公务员”中，9/10是通过考试方式录用的。
高级官员不必从最低升任，政府职工以外的各业人员只要考试合格，都
可以从“侧面进入”机关，充当各级官员。第二、严格考核、奖优罚劣
。制定严格的考核制度和具体的考核标准，对公务员的实绩进行考核，
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公务员的任用、留用、加薪、晋级、降职、免职等等
。第三、“职业保险”。公务员“无过失不受免职处分”以保证其不成
为（至少表面上）某一政党营私的工具，或不因触犯某一政党利益而受
到报复。第四、政治中立。公务员不得参加某些政治活动，如不得兼任
议员，要任议员须先辞去公职，不准参加营利性经济活动，不能接受政
治捐款等。第五、成套的管理体系。西方各国分别建立了符合本国特点
的公务员管理体系，如统一的文官机构，严格的考试录用制度，培训晋
升方式和一整套详尽的纪律、规章和行为准则。第六、强调职业道德。
公务员由于承担公务员的特殊性，就必须维持高标准的个人行为准则和
执行公务时的高度正直。
由于国家权力主要掌握在代表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务官手中，他们是
行政方针的决策者，而文官只是依照决定了的方针、政策去办事的执行
者，因此他们只能为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这就是西方国家公务员
制度的阶级性质。但是，从考试、考核、奖惩、培训、职务分类、知识
化和专业化等具体环节和做法来看，确实能提高工作效率，有其科学合
理的因素，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和利用。邓小平曾说：“我们说资本主义
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
，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就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
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一种落
后的习惯势力。”〔8〕其实，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公务员制度
的试点及有计划地推开，就是我们吸收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的明证。
（四）代议制度 代议制度，就是指公民选派代表组成议会以及决
策国家大事、行使国家立法权力和监督权等其他一些权力的一种政治制
度。资本主义代议制形式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它是按照资产阶级“三权
分立”原则建立起来的。一般都拥有立法权、财政权、监督权和其它一
些重要权力。
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有其阶级局限性，从阶级本质上来说，议会制
度已经成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列宁指出：
“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
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部、官厅和司令部
来执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9〕
我们批判资本主义议会的阶级实质并不是要废除代议制形式，而是
要充分利用这一形式。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适应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它打破了君主集国
家最高权力于一身的专制政体，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第一个模式
，开创了由集权走向分权的新格局。列宁说：“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
然不在于废除代议机构和选举制”，“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
难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10〕周恩来1956年在《专
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一文中就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
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
是可以学的”〔11〕诸如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素质和选举制度，代
表与选民的联系制度，人代会工作机构的设置和人代会的工作制度，人
代会活动的公开报道制度，都应当吸取资本主义议会中的合理因素和成
功的经验。
三、在文化领域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时曾经指出，随着
近代大工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不仅在物质生产方面互相
往来和互相依赖，而且在精神生产方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
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
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2〕。这就告诉我们，随
着经济发展的超国界，要求科学技术、大众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各国、
各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处在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世界体系
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不可能脱离世界文明大道而弧立发展，都离
不开其他国家文化成果的补充和交流，都需要不断吸收人类的最新文明
成果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以增加本民族文化系统的负熵。列宁曾指
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
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3〕。以波格丹诺夫为
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是和过去的文化完全独立的文
化，吸收资本主义文化就是不可救药的倒退。列宁对此尖锐指出：“在
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能够抛掉资本主义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
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14〕中外历史经验也证明，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要摆脱落后，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就必须广泛地吸收其他民族以
至全人类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积极开放，社会就会前进；闭关锁国，
必然停滞落后。在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大重大改革
，即公元645年开始的大化革新和1846年开始的明治维新， 都是以敞开
国门吸收外国文化为其突出特点的，前者是学习、吸收汉文化的成果，
后者则是有选择地吸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现在日本式的企业管
理是美国绝对利润原则与中国儒家哲学的“合金文化”。中国的文化，
包括中国的一些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方式、方法和美国的管理技术传到
日本被改造成“日式文化”，从而促进了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中
国，在汉唐封建帝国，曾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文明之邦，其强盛与当时
积极开展同西亚、中亚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很大关系。到了清朝，统治阶
级对蓬勃发展的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基本采取轻视和排斥态度，“竭力以
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结果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之邦逐渐
落后于世界潮流。面对当今开放的世界，我们必须博采众国之长弥补本
国之短，汇集五洲之精华，促进华夏之发展，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的，批判断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
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一）利用产生和存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进步的观念、思想
西方各国人民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建立现代商品生产交换关系过程中形成
的否定专制主义、特权观念和宪法观念的民主、自由精神，对于我们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有值得批判吸取的积极内容。此外，西
方各国人民在反对封建蒙昧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和发展现代生产过程中
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精神，也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
建设也要利用西方道德中的一些规范、范畴和思想资料。自我国开放以
来，西方国家一些文明进步的道德观念对我国残存的封建遗毒和陈腐观
念就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例如：“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
等观念就来自西方。人们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树立
了务实和创新的科学精神；在同外国的交往中，人们学会了讲信息、讲
时间、讲效益、讲竞争，冲击着封建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墨守陈规和平
均主义等观念。
（二）利用资本主义在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果和作法。
自近代以来，总的来说，西方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一直是遥遥领
先的，落后民族和国家包括中国只能望其项背，我们必须加快吸收其先
进的科学成果，以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在文学艺术方面，要看到艺术
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
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5〕希
腊人创造的艺术，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对我们产生魅力，甚至
在某些方面“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恩格斯称赞生活在13—
14世纪的意大利诗人但丁是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
的标志。他的作品反映了中世纪后期意大利社会的矛盾，具有人文主义
思想的萌芽。恩格斯希望有新的但丁来宣告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马
克思、恩格斯也曾高度评价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文学作品和达·芬奇
的绘画；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也给予了充分肯定，称它是俄国
革命的一面镜子。还有像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天才的优
美动人乐曲，都是人类艺术的精品，欣赏这种高层次高品味的音乐，可
陶冶人的情操。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演些外国音
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
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
，我们的音乐在继续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
对我们有益”。〔16〕邓小平同志也曾说：“西方如今仍有不少正直进
步的学者、作者、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造，他们
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17〕他还要求文艺工作者认真钻研、
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
特色的艺术形式。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利用，从必要性上看，已到了非利用不可的
地步，对此，思想上不能再有丝毫含糊，不能再存任何侥幸；从可能性
与现实性上看，已经实现了或正在由现实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从利
用紧迫性上看，可谓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从利用的范围与层次上看，
涉及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是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简言之，
在对待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利用的问题上要把握“五个利用”即必须利
用、可以利用、正在利用、加紧利用、全面利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生部）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2〕薄一波《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886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22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0页。
〔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331页。
〔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54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195页、375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225页。
〔9〕《列宁选集》第3卷，第210页。
〔10〕《列宁选集》第3卷，第210页、211页。
〔1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1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99页。
〔1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2—113页。
〔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2—75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195页、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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