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拉美发展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拉美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自由主义改革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国际因素的影响较大，其发展模式经历过几次重大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国家普遍采取由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强调政府计划与国家干预。这一模式虽有其局限性，但却为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债权国在与拉美国家进行债务问题的谈判时，坚持双边谈判要有条件地逐个举行，条件是债务国必须实行债权国所要求的“结构改革”。它们以所谓“华盛顿共识”为基础，抛出了一套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
“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森提出的。1989年威廉姆森出席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支持“布雷迪计划”。两三周后他在参加发展研究学会苏塞克斯研讨会时，阐述了其在国会委员会提出的支持“布雷迪计划”的观点，并将其命名为“华盛顿共识”。同年11月国际经济学会会议讨论威廉姆森的10项改革，得到世界银行总裁斯坦利·费舍尔的支持。这份共识的主要内容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实行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消除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等。（注：J.Williomson,LowestCommon Denominator or Neoliberal Manifesto?Richard M.Auty & John Toye eds,Challengingthe Orthodoxies,Development StudiesAssociation 1996,pp.13-21.）
威廉姆森声称这是“华盛顿的发展精英在涉及1980年代拉美的发展政策时，左派和右派思想为确定最低共性限度而进行的一次努力”，并强调这种共识“不应被定为一份新自由主义的宣言书”。（注：J.Williomson,LowestCommon Denominator or Neoliberal Manifesto?Richard M.Auty & John Toye eds,Challengingthe Orthodoxies,Development StudiesAssociation 1996,pp.13-21.）拉美公众舆论却认为这种改革是为了回应来自华盛顿的压力而进行的，并非因为当地认识到改革的可取性。美洲开发银行总裁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说更应称之为“拉美共识”。巴西报界将威廉姆森称为“华盛顿共识之父”。尽管存在种种反对声音和争论，美国决策者们却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有利工具。拉美国家则首当其冲，这有其历史原因和国际背景。1970年代美国经济在西欧和日本的强烈冲击下力不从心，拉美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于是，美国开始以“华盛顿共识”为招牌，把新自由主义作为突破拉美市场的缺口，最终为自己的国际战略服务。
事实上，“华盛顿共识”并非一个新生事物，其主要精神最早体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发展中国家贷款所附加的“备用协议”中，在1990年代初西方为东欧和俄罗斯转型经济所设计的“休克疗法”政策中得以延续，最终发展成为后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IMF的“备用协议”的内容包括：实行货币贬值以降低进口鼓励出口，积极寻求外国投资，减少政府公共开支，取消食物和原料补贴，限制增加工资和取消价格控制，向私人部门出售国有企业，等等。（注：Ted C.Lewellen,Dependency andDevelopment: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irdWorld,Westport,Connecticut.London 1995,pp.119-121.）也就是说，只有当一国符合这些条件时IMF才给予援助。在苏联、东欧的转轨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以同样的政策建议设计了所谓的“休克疗法”，主要政策有4条：立即放开物价，使其摆脱政府的控制；削减政府开支，保持预算平衡；迅速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开放边界，以吸引外国投资等。（注：卢明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第12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这就导致俄罗斯在转型的十几年中经济大幅度衰退。从上述具体政策对比中可以看出，从“备用协议”到“休克疗法”及至后来的“华盛顿共识”，其政策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而西方国家政策的目的也昭然若揭。
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拉美国家已经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而当时拉美新一代领导人，如墨西哥的萨利纳斯、巴西的科洛尔、阿根廷的梅内姆、智利的艾尔文等，大多都有接受美国高等教育的背景，深受芝加哥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因此，他们在上台后无一例外地都在本国加快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步伐和力度。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重要实验场，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等国曾一度被西方国家称为这一改革的典型样板。然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1994年12月墨西哥爆发了金融危机，1999年1月巴西发生了金融动荡，2001年12月阿根廷爆发了经济危机。可以说，199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经济危机不断，不少国家的经济在改革之后都陷入了动荡与混乱之中。关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产生的后果，下面一些数据或许更具说服力。据美国学者研究，1990年代，拉美经济年均增长不到3%，还不到新自由主义改革前的六七十年代年均增长率6%的一半，也低于世界银行估计的为减少贫困所必需的3.4%的最低增长率。1990年代拉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人均增长率不到1.5%，大多数拉美人2000年同1980年一样穷。（注：Peter Hakim,Is Latin American Doomed to Failure?Foreign Policy,No.117 Winter1999～2000 pp.104-106.）拉美占世界贸易的份额1970年为8%，1980年降为5%，1990年只有3%。（注：Kenneth A.Oye,Robert J.Lieber &Donald Rothehild,Eagle in a New World: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post-ColdWar Era,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2,p.363.）2000年1月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学家协会与古巴经济学家协会在哈瓦那召开的第二次全球化与发展大会，讨论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与会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在于它没有能力避免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金融泡沫带来的危机。”（注：江时学、白凤森、宋晓平：《拉美人看新自由主义》，载《拉丁美洲研究》2001年第4期。）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不仅没有促进拉美地区经济的发展，反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其他的替代模式
拉美各国新自由主义改革陆续失败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模式，提出了针对拉美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这一模式不同于当今西方国家为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矛盾而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它的理论渊源是原来的依附理论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最初是试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现代化道路，后来演变为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弊端的反应，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拉美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这一模式的主要支持者包括秘鲁前总统藤森、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巴西前总统卡多佐等。藤森执政时就曾提出“新自由民众主义”，强调改革必须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1999年2月，查韦斯上台后猛烈抨击新自由主义模式，推出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宣布进行一场重新分配财富、把委内瑞拉变成更人道更公正国家的“和平与民主的革命”，改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的生活，改革教育和医疗补助。1999年卡多佐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三条道路”首脑会议上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公正相结合，发达国家的特权必须取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应当受到保护。1994年，他以渐进和透明的方式实施“雷亚尔计划”，加强和重新规制全国银行体制以稳定经济。然而，由于该模式自身的局限性，它在实施过程中引起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反对。美国是这一模式的主要外部反对势力。美国由于各种原因反对藤森连任总统。查韦斯也因其独立的内外政策遭到美国敌视。卡多佐政府的大国目标及其自主发展战略也决定了它无法得到美国的认同。在国内，这一模式因触动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也遭到强烈反对。因此，“第三条道路”在拉美面临着强大阻力，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另一支由拉美知识分子和左翼政治家组成的团体，早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在寻找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即所谓“第四条道路”。该团体的领导人物是墨西哥政治家豪尔赫·卡斯塔内达和巴西人、哈佛法学院教授罗伯托·曼卡贝伊拉·翁赫尔。他们断言，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已经失败，因为它不仅无法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且使拉美人口的绝大多数陷入悲惨的困境。他们试图寻求一种替代性的新模式。经过18个月的讨论，他们于1997年11月发表了一个称为“拉丁美洲替代模式”的政纲。这一模式声称“接受市场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贸易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等华盛顿共识的所有核心教条”，内容主要包括：增加税收，消除社会不平等，控制短期资本流动，鼓励储蓄和投资，消除先进产业与落后产业的差距，反对垄断，改进公司管理，等等。（注：Lucy Conger,AFourth Way?The Latin American Alternativeto Neo-liberalism,Current History,November1998.）该团体的政治家渴望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左联盟，以击败目前占优势的中右联盟，然后通过这一替代性的经济方案。然而，就这一模式的实质来看，它仍未摆脱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基本政策框架，虽然主张采取激进的新政策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却无法为拉美指明一条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道路。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模式对拉美政治和经济的深刻影响。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拉美的经济改革仍然不够彻底，需要进行“第二阶段的改革”，即“改革的制度化”，指出拉美经济“缺乏强有力的现代机制以赋予国家必要的立法和规划机制”。（注：Frank O.Mora & Karl Kaltenthaler,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n:'Triumph'andInstitutional Deficiencies,in Nana Poku ed.Redefining the Third World,St.Martin'sPress,inc.1998pp.147-171.）1998年世界银行一些经济学家在其发表的题为《长征：拉美、加勒比下个10年的改革日程》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所谓“第二代改革”的计划，然而并未提出任何具体的可行性改革措施。2000年11月，拉美经委会发表的《拉美和加勒比经济改革的影响、增长、就业和公平》的研究报告，在对拉美国家前期经济改革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对拉美第二代经济改革也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建议。有的学者认为，这两份研究报告的共同之处在于“拉美经济学界和一些对拉美国家经济决策具有影响力的国际与地区机构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共识有所增加。”（注：苏振兴：《拉丁美洲经济前景预测》，载《拉丁美洲研究》2001年第2期。）实际上，这种第二代改革计划也因拉美各国情况的巨大差异而难以真正落实。
结语
以上观点虽然反映了决策者和学者们的不同立场和出发点，但至少从总体上说明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后果的反思及对该模式的质疑。
从上世纪中叶以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到后来完全排斥政府作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拉美国家政府作用的变迁既是其社会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要求，也是国际政治形势和经济思潮变化的结果。
经过1990年代拉美地区一系列经济危机之后，人们开始认真总结过去十几年改革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如何发挥政府在新形势下的作用，把握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改革的渐进性与改革措施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认识到原来的改革过程对收入不公、失业和两极分化等很多社会问题的关注不够。这些必将成为今后拉美国家选择经济政策时无法忽视的问题和思考的新起点。
然而，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其自身传统。由于过去和现在拉美都严重依赖于对外贸易和国外投资，该地区一些大国的发展只有在国外经常补充投资的条件下才能取得相对成功。1990年代初，拉美外债总额约为4000亿美元，90年代末则飚升到7500多亿美元。而且从国外输入的资金常常不是用于生产方面，而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世界金融中心国家。现在拉美像过去一样极其需要投资，可是它仍然是独特的金融供血者和畸形的资本输出国。过去实行的国家主义模式无法保障本国生产在新条件下具有必不可少的效率和竞争力，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放任自主方针已经暴露出严重弊端，尤其从经济和社会安全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此外，拉美长期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干预，不仅其经济决策受到美国影响，而且其货币也严重依赖美元，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美元化的趋势，如何定位与美国的关系也是拉美今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拉美国家想要找到一条真正自主的发展道路仍非易事。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拉美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持续增长仍需要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的参与和协调。近来发生在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再次警示了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味幻想依赖外部力量是不可能获得经济的长久和独立发展的，重新界定政府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下应发挥的作用与充当的角色，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